那片若隱若現的藍色山脈有多遙遠？延伸到明媚的春日陽光下的那片平原有多廣闊？如果是徒步的話，一天便可到了吧。如果騎著馬一路小跑的話，一個小時也可到了吧。可對我們來說，它很遠，非常遙遠，遙遠得看不到盡頭。那片山不屬於這個世界，不屬於我們的世界。因為在我們和它們之間，橫著電網。

我們內心的渴望，我們狂野的心跳，衝向我們頭腦的血液，一切都顯得無力。畢竟，我們和那片平原之間隔著電網。電網有兩排，上方的燈閃著柔和的紅光，照在兩排高壓電網和高高的白牆之間的一方天地，照在被困於此的所有人身上，就像是死亡在我們身上留下的記號。

總是同樣的畫面，總是同樣的感覺。我們站在營區的窗前，眺望著誘人的遠方，胸中充溢著緊張和無力感。

我和她之間隔了十米的距離。每當我眺望遠方的自由大地的時候，便會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因為等級較低，還能自由活動，可弗裡德爾連這點自由都沒有，因為她是更高等級的囚犯。我住在9號樓，一個普通的病人區。弗裡德爾住在10號樓，那裡也有病人，但和我們樓的不一樣。我們這兒躺著的多是因為暴行、饑餓和過度勞動而生病的人。這些仍算是自然病因，在診斷書上也被算作可以確定的自然疾病。

10號樓是“實驗樓”。那裡住著被自稱為“教授”的虐待狂侵犯的女性，她們所擁有的美好的東西：作為女人，以及未來能夠成為母親的能力，被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殘忍方式玷污了。

女孩們不得不放任那隻瘋狂的野獸將蠻橫的激情發洩在自己身上，她們遭受著這樣的痛苦，並違背意志忍受被玷污這件事，都是出於由生命中自然萌生出來的、活著的本能。在10號樓，湧動著的並不是爆發的欲望——而是政治妄想、經濟利益。

這些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眺望這片波蘭南部平原，想要穿越這片把我們和視線盡頭的藍色貝斯基德山分開的草地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但我們還知道更多。

我們知道，我們的結局隻有一個，但這個結局會將我們從這座鐵絲網的地獄中解放出來，那就是死亡。

我們還知道，在這裡，死亡會以不同形式在我們身上降臨。

它可以像一個坦率的戰士般衝來，醫生會迎上去和它生死一搏。雖然這種死亡還有些下三爛的盟友——饑餓、寒冷和害蟲，但在官方死亡原因裡，它仍然被歸類為自然死亡。

但它不會就那樣找上我們。它會像找上之前在這裡的幾百萬人一樣，悄無聲息，無蹤無影，幾乎沒有氣味。

不過我們知道，那隻是死亡為了避開我們的視線而披上的隱形衣罷了。我們知道，死亡是穿著制服的，因為看守毒氣室的那個人身上就穿著制服，上面寫著：黨衛隊。

正因如此，我們在眺望那若隱若現的藍色山脈時纔會如此充滿渴望。它離我們隻有50公裡遠，對我們來說卻永遠觸不可及。

正因如此，我纔用力將身體探向10號樓，探向她所在的地方。

正因如此，她纔會將手深深地插進糊住窗子的紗網裡。

正因如此，她纔把頭靠在木頭上，因為她對我的渴望不能被人打擾，就像我們對那高高的、若隱若現的藍色山脈的渴望不願被打擾一樣。

嫩嫩的青草，熟得快要爆開的棕色栗子芽，還有那一天比一天明媚的春日陽光，似乎在預示著新生的到來。然而，死亡的寒意籠罩著大地。那是1943年的春天。

德國人依然在俄羅斯深處作戰，戰局還沒有逆轉。

西方的同盟國軍隊還沒有踏足這片大陸。

肆虐歐洲的恐怖活動，仍在以越發激烈的方式上演著。

猶太人是這些掠奪者的玩具， 陪他們玩著貓捉老鼠的比賽。摩托車轟鳴著從阿姆斯特丹的街道間穿過，原本和平的運河邊，充斥著皮靴跟跺在路上的聲音和咆哮的命令，一夜連著一夜。

然後，這些“老鼠”經常在被帶到韋斯特博克後再被放出來。人們可以在營地內自由活動，有包裹會寄過來，一家人也會待在一起。每個人給阿姆斯特丹的家人朋友寫信時都會乖乖加一句“我挺好的”，這樣，其他人便可不必抵抗，老實地向“綠色警察”束手就擒。

在韋斯特博克，猶太人還抱有幻想。他們現在雖然脫離了社會，但是一切應該會好的，他們後會離開這被隔離的處境，重返家園。

“戰爭一旦打完，我們就返家園。”有一首流行歌曲是這樣開頭的。

他們不僅沒有預見到自己未來的命運，甚至還有勇氣——也許是盲目自信？——在這裡開始新的生活，組建新的家庭。

每天，莫豪森博士都會代表韋斯特博克的市長來營地視察，在一個美麗的早晨——四月裡天氣好的九天之一，漢斯和弗裡德爾出現在他面前。

他們是兩個理想主義者，他27歲，是著名的營地醫生之一，而她剛滿18歲。在大廳裡，他是醫生，她是護士，他們就是在那裡認識的。

“獨自一人，我們隻是虛無；攜手並肩，我們便成一體。”他曾在給她的詩中那樣寫過，如此描述他們的感情恰當不過了。在一起，他們會渡過難關。也許直到戰爭結束前他們都會留在韋斯特博克，要不然，就在波蘭繼續戰鬥。反正戰爭一定會結束的，沒人相信德國能夠獲勝。

就這樣，他們在一起半年多，住在“醫生房間”，那是一個用紙箱子與住了130個女人的大營房隔離開來的空間。住在那裡的不隻有他們，還有另一位醫生，再後來，他們不得不與兩對夫婦共用這個房間。這裡真不是年輕人經營婚姻生活的地方。不過要是沒有那些運送火車的話，其實也不礙事：每周二早上，都有1000人被送上火車。

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嗷嗷待哺的嬰兒，甚至還有病人。隻有極少數人，漢斯和其他醫生可以證明他們病得太重，無法在火車裡躺上三天，纔被允許留下來。此外，還有些特權人士：受過洗禮的、跨族通婚的、自1938年以來一直在營地的“營地舊居民”，以及漢斯和弗裡德爾這樣的長期工作人員。

有一份工作人員名單，上面有上千個名字。但是每一次都會有些城裡過來的人需要被保護，他們要麼是受到城市裡居民的愛戴，要麼是受德國人的命令，要麼是因為他們曾經是光榮公民，不過更多的時候，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理事會成員的舊相識，或者是在韋斯特博克曾經有關鍵地位的“營地舊居民”。於是這份名單就要被重新修訂。

1943年9月13號的晚上，猶太人理事會的一名員工過來叫漢斯和弗裡德爾收拾收拾，準備被送走。漢斯迅速穿好衣服，把為了每周的運送而在夜間高強度工作的部門全都巡視了一遍。斯巴尼爾醫生，也就是醫院的院長，對這個通知怒不可遏。漢斯在營裡已經待了一年了，他工作非常努力，而很多後來纔進來的人卻不怎麼干活。但是漢斯是在猶太人理事會的工作人員名單上的，要是他們都幫不了他，醫護部門就更束手無策了。

八點鐘，他們帶著自己的全部家當，站到了穿營而過的火車前。站臺上人山人海。治安局和機動兵團的人將行李搬上火車，還有兩節車廂載滿了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醫院的護士們攙著病人蹣跚而來，這些病人大多已經年邁，沒法走路。但他們依然不能留下，因為下個星期他們也不會比現在行動便利。然後是留下的人，他們站在距離火車幾十米的警戒線後面，哭得比要走的人更傷心。火車前後兩端各有一輛帶著納粹黨衛隊的“SS”標志的卡車在進行監視，不過他們倒也算溫和，甚至會鼓勵這些人，因為他們不能讓荷蘭人知道“他們的”猶太人實際上受到的是什麼待遇。

十點半，出發時間到了。貨車的車廂門從外面被鎖上。後再道一聲珍重，後一次從車廂上方的小窗裡眨眼示意，然後他們就踏上了被運往波蘭的路途，沒人知道下一個目的地是哪裡。

漢斯和弗裡德爾運氣還不錯。他們這節車廂裡坐著的全都是年輕人，他們是弗裡德爾以前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裡的朋友。他們人很友好，也很隨和。車廂裡一共擠下了38個人，狹小的車廂無比擁擠，大家左挪右挪，再把行李掛在天花板上，這樣每個人能勉強有一塊坐的地方。

“美滿的”生活在路上開始了。到站的時候，上來了幾個黨衛隊隊員。他們先是索要了香煙，然後是手表，緊接著是鋼筆和珠寶。小青年們對此一笑置之，遞上去幾根散煙，發誓說身上再也沒有了。他們很多人的祖籍都在德國，也經常不得不和黨衛隊打交道。曾經他們也活著出來了，這次自然也不會輕易讓人擺布。

喫的就別想了。這三天，誰也沒看見之前裝上車的那些補給的影子。不過沒關繫！他們自己從韋斯特博克帶出來的也還夠。偶爾可以有幾個人下車把滿當當的馬桶倒掉。當他們看到城市被轟炸的痕跡的時候，會雀躍一下，除此之外，整個旅程就沒有其他節目了。

第三天，他們終於知道了目的地：奧斯維辛。這不過是一個詞，沒有什麼特殊含義，不好，但也不壞。

夜裡，他們抵達了奧斯維辛的大院。

火車停下來很久了，久到人們開始不耐煩，隻希望現在能給他們一個準信兒就好， 能看看奧斯維辛到底是什麼樣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