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師 父/005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父親記/042

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從北大到南大/074

在這裡讀書，是為了蓄養一種“詩書寬大之氣”

君子不器/129

一個白胖子！一個黑胖子！

藝術家的脾氣/145

何妨做解衣盤礡一裸君？

前度佳公子/150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豈止讀書，交往也當如此

光頭大哥/161

人家騎馬我騎驢，人家忙官我忙戲

人達四諦/180

不懂以雅量馭人心者，再宏大的事業也行之不遠

王大嘴/189

真正的生活，是多一些不一樣的生活

何時，何時，何時纔是盡頭？/199

晚上急行軍，胸前掛著鬧鐘，雙目緊閉，小聲地唱著《國際歌》

一場愛情考古發現/209

愛情永不再澎湃的那種灰燼感

下

有致有節的古風/217

遠非一場刺殺未遂事件那麼簡單

清官崇拜與酒後開車/223

不露聲色，一切搞定，這種境界叫“垂拱”

寂滅與功德/229

死是清涼的夏夜，曹孟德說過

恩重如仇/239

當年卿卿我我的“恩義”哪裡去了？

妓女椒樹/251

我這人放蕩得很，根本做不了良家婦女

喝漢酒/256

仿佛一千隻螞蟻急行軍去偷襲賁門

鴨子聽雷/264

歪著頭聽雷，卻是鴨子的權利

我愛重組，我愛弗朗敘美學/279

想到漂亮姑娘，痛感人生卑瑣，舉起菜刀，咔嚓一聲，將虎掌齊根斬斷。

我認出風暴/283

赴死的光榮，比死亡更強大

大江大河大酒/339

等有錢了，就把我喜歡的人統統養起來，讓他們想干嘛就干嘛！

序“仁慈江湖”亂彈

朱又可

張玞女士編輯了《駱一禾情書》，她轉來幾篇相關的文章，我從幾位名家之外，唯獨挑出來一個名字陌生的樊國賓的《一場愛情考古發現》。

張玞約略地說樊國賓是山西人，從事藝術出版，但從那時起我就惦念著這一位在寫作圈外頗有實力的隱者。

於是約他在《南方周末》開起了專欄，專欄名他想了一大堆，我從中選了“仁慈江湖”。這四個字，莊重內斂，又有不露聲色的對立的張力，仁慈與江湖，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李白式的“十步殺一人”，一個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後來，樊國賓纔告訴我，“仁慈江湖”，是他的導師丁帆教授極少示人的一枚閑章。從江湖裡面發現仁慈，或將仁慈注入江湖，這可不得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別開生面，人生大義存焉，一下子將某種久遠失衡的價值，平衡過來了。

國賓其實就是這麼一個人，半是廟堂半是江湖。

他從山西到瀋陽，再從南京到北京，一路秉承的讀書理想乃“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他從未自我框限過專業或職業，而是以“君子深造自得”為準則，篤定踐行知行合一的“士”的修為。

在東北，他結識了夜班編輯、搖滾青年和裡爾克譯者陳寧。相識的場面很有戲劇性，崔健演唱會人山人海，陳寧像費裡尼的電影《阿瑪柯德》裡的叔叔在橡樹上怒吼“我要女人”那樣，也從一棵樹上吼道：“老藍老黃老綠！”從此之後，那些在瀋陽街頭的夜晚，在國賓的回憶裡，有說不出的粗糲的青春的魅力，而隨著陳寧的英年早逝，他自己的青春期也結束了。

他又從江湖回歸廟堂，告別胡天胡地風流，考入了南京大學丁帆教授門下讀博士。北大與南大的旨趣有所不同，如果說學府也是小江湖的話，那麼這一江湖“轉會”，讓他進入了學術的新天地。

博士畢業的時候，他令人驚訝地決定離開學術道路而投身出版業。對於他的選擇，丁帆教授不無惋惜，倒並不是擔心徒弟會挨餓。可見，這師徒對於廟堂和江湖的分野之類，看法並不拘泥。

國賓跳進的出版業，原來是一個他自嘲的“火坑”。他現在同時肩負兩家國字號文藝機構的管理重任，那又是不同的江湖，各種忙碌自不待言。拿他自己的話說，告別學術的二十年來，在世上磨煉，數度與流氓土匪蛇鼠小業主慘烈過招，不知荒蕪了多少學術個性。心中難以釋然的，是不曾改掉那些膠柱鼓瑟散漫放曠的毛病。

他的隨身文件包裡總是放著書，好整以暇，看上幾頁。酒後夜半回到家裡，若有所思，則寫下來，有時發到朋友圈。這些不急於出手的抽屜裡的文章，有一種民間的色彩和況味。對於他這個文學博士來說，思接千載是“吾家事”，又勾兌了江湖，文字就有了力道，也就與同時代的文風拉開了審美的距離。

發在《讀庫》頭條的長篇隨筆《從北大到南大》，是少數幾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寫這篇文章，他查閱了十年求學時期的日記，一筆一畫不敢輕信記憶，那正是他承繼下來的翔實謹嚴的學風的表現。

《師父》這篇，他傾注深情地寫了頗有林下風、倡導與血腥江湖對立的仁慈江湖的導師丁帆先生。國賓說，丁帆教授現在稱他“吾徒，亦吾友吾弟也”，甚或“吾當以弟子為師也”。他感謝北大和南大這十年讀書給予他的兩樣重要的東西：一是“人能篤實，自有輝光”的道理；一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基於個人尊嚴的精神自由。特別是後者——“自由”在中國古文中的意思是“由於自己”“不由於外力”，夭壽不貳，此刻自在。

國賓的文字裡能讀出“骨”來，骨鯁在喉的骨，這能看出他從師讀書所建構的知識“道統”的源泉來。這種“骨鯁”，是古道熱腸的“夫子自道”，有一種不合時宜的“迂闊”，以及“刻舟求劍”的執拗。這種大言炎炎，散發出知識的輝光；這種知識美學，見證“知識就是力量”，可是知識不等於就是美學，它們不過踫巧地在他身上融合起來了。它們在他手裡簡直是野性的，狼奔豕突的，不是一種裝飾，而是一種性格。

《大江大河大酒》，哎呀，國賓是善飲者，每到大江大河大湖大海邊，輒邀一二同好，浮幾大白，似乎要把大江大河點化成佳釀，鯨吞虹吸了去，一樽還酹江月。“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我一直不太明白，建功立業的聖賢們寂寂無名，而無事豪飲者卻流芳百世，憑什麼？可是轉而一想，也對呀，飲者乃具有豪賭風範的舍棄者，遺世而獨立，纔為世所重，歷代不汲汲於功名的放誕任俠之士，倒是頗合於“反者道之動”的“絕聖棄智”的真義。

喝酒之外，國賓兄還打過架，有一次在京城某飯局上，他將一個“藝術家”一腳踢飛起來，這種“名士”之風，令人不禁莞爾。

關於為什麼會形成他的這種“知識美學”的風格，我想還有一個源頭：國賓在大學時期也是一位校園詩社的活躍分子，所以，他的文學或學術之路是開始於詩的。“詩到語言為止。”也就是說，所有寫作者都到“語言”為止，不然“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寫那些勞什子有什麼意思呢？

在一個語言比行為過剩的時代，在一個以取消人文氣質為大趨勢的世界裡，在一個物質化的、財富拜物教的時代，知識顯得特別沒有力量，寫作又何為？

我想，在一個“比”的語境裡，寫作就是沒有意義的、可憐的、“無足觀”的。可是，假如你不去比，而是為了自我拯救，進入精神甚至“精神勝利”的世界，進入外人難以理解的自我搏鬥的場域，那麼，寫作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在別人眼中歲月靜好，可是在像魯迅那樣“精神界的鬥士”那裡，卻總有與不可見的惡作戰的緊迫感，“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關於這一點，保羅在《羅馬書》中也證實了人的自我糾纏太厲害：“我願意為善的時候，總有邪惡依附著我。”看，在朗朗白日下，與思想上的豺狼搏鬥卻具有危險性。

中國古人有所提醒，“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軟弱如我們，都可能是“病人”。所以，這種精神上的“行”，往往頗有“阻力”，有時候到了“寸步難行”的地步。因此，寫作作為一種存在方式，“我寫作故我存在”，你說它脆弱也好，你說它堅強也好，不停地寫作，不停“行”所學所信之“道”，就如西西弗斯不停地滾石上山。關於這種情形，裡爾克告訴後來者：“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國賓在丁帆導師之外，還推崇顧隨。顧隨卻是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身如入定僧，心似隨風草。”我想，“隨風草似的心”，這纔是人的普遍真相或窘相，而說出人的“軟弱”“不堪”的真相是需要大勇氣的。

仁慈構成一個江湖，它就具有一種力量。作為“軟弱”的寫作，瞥見自我的“虛無”和“荒誕”景況的思考或寫作，不用說就是一種大解放的力量。

在一個像國賓這樣的做事者那裡，他自然知道，言之有物，要言不煩，少少許勝多多許。

轉了一大圈，國賓以江湖的方式回到了學術，回到了仁慈的江湖。

至於他自己算不算“仁慈”，我也不知道。這是套用孔子回答季康子關於冉求和子路是否“仁”的問題：他老先生隻知道兩人治理千室之邑、千乘之國還行，“仁則吾不知也”。

師 父

小時候認為唐僧不配做師父：他沒教過徒弟們半點功夫，反而動不動就念咒責罰，甚至斷絕關繫驅逐出門。寡恩刻薄至此，孫悟空竟然還能“夜思師父淚滂沱，報恩如此疚心多”，實在匪夷所思。

徐浩峰的電影《師父》則有點日式審美裡“物哀”的餘味，廖凡扮演的那個既潦倒又灰心的師父，在大激變時代裡命運之式微，留與觀眾的惻隱之痛、累茵之悲，幾近於不可承受之重。

那麼，我們拜念的意義究竟又何在呢？

長大後漸漸懂了。“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師父之所以為師父，因為他是山上那個度眾生者。世間之大，茫茫萬劫，可能我們很多人終都會省悟到——一生隻享受了“內觸妙樂”是殘缺的，因為這是羅漢和菩薩、小乘與大乘、享清福還是享洪福、蒼生跟淵藪之間的區別。

一

20世紀90年代，正如崔健在同名歌曲《九十年代》裡所唱：“生活中有各種感覺/其實心中早就明白/卻隻能再等待等待/一天從夢中徹底醒來……”那時我正在東北一家出版社的文學室做圖書編輯，與翻譯《裡爾克全集》後來又轟然死去的搖滾歌手陳寧日夜酗酒。我年少輕狂，像一隻好鬥的小公雞，文藝批評文章頻繁發表於幾家行業雜志的頭條，名字赫然排列在謝冕等大佬前面，心裡不免會疑惑地想：屬於我的時代是不是快到來了？！

但，我卻並不快樂。我對自己不滿，對我的單位，我的城市，我周圍的方言，我的交往半徑，我淤積已久無法蓬勃炸裂的情感……統統不滿！論纔量，我該做大事業、負大責任、受大痛苦、逢大絕望。目前這個小道場，輕風拂面而已，牛刀宰雞而已，遊戲而已。

按照存在主義的觀點，“被拋”之生和“預判決”之死，都是人生的大規定性，是生存論前提。一生倏忽幾十年，人既可變枯草，亦可成喬木；既可若蜉蝣，亦可類王虎，但終千乘萬騎上北邙，統統逃不脫凋零、滅亡和消失。

那還怕什麼！想做什麼事，就應該立即去做。

作為一個草根loser，想改變現狀，除了考博士還能有別的出路嗎？1999年初春搜羅信息，發現北大已經考完了，南大還來得及報名——南大那幾年在各類排行榜上正如日中天。

好吧，南大。

我是怎樣坐著蜿蜒的綠皮火車，穿越遼東走廊華北平原江淮大地去南京赴考的？細節已完全想不起來了，隻留下一些影影綽綽的記憶碎片：鼓樓校區濕漉漉的葳蕤大葉子植物，復試間內閱人無數的葉子銘先生面無表情的謎樣目光……離寧前，心情迷惘，想不通自己踉踉蹌蹌到江南跑這一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猶豫半晌，在漢口路郵局把一本陋著郵寄給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名家丁帆，裡面夾入一張寫滿驕縱字句的問候便箋，大意類似唐代朱慶餘“畫眉深淺入時無”那首詩。

二十年後，和崔健喝酒，他笑著說：有很多事你當時想不通，別著急，過段時間再想，就想不起來了。

據丁帆後來說，我的分數不算特別高，但他為一介白衣書生的來日可期而心念一動。

哪有什麼小概率逆襲。我們日後如何，那些可喜或乏善可陳的結局，其實都有跡可循。

1999年暮夏，蟬聲聒噪的酷暑中，抱定“聞道”的決心，我隻身南下，來到師父身邊。

二

幼弱齠年時，丁帆就在祖父膝下懸腕運筆，習書臨帖。

他的字風流蘊藉，自成一格，文意豐沛淋漓，在書法界十餘年已成料峭傳奇，雖千金而尺寸難求。

因為他定下的規矩異乎冷峻：一不賣，二不允許別人賣。

隻送。

他送起字來異常慷慨——前提當然是你這個人能入他眼——完全一派張伯駒、溥侗式的翩翩*氣。倘有機會與他同桌喫酒，便覺其聲光電火，庶幾可與那兩位同日而語。

前不久南大L教授專程來京，邀我在天橋看話劇《繁花》。散戲後去留學路的街邊攤子烤串喝酒。聊及丁帆，他沉默了一會兒，半認真半戲謔地感喟道：我們和他不一樣……人家是貴族。丁帆聽到這個說法後，不屑地說：屁貴族。

少年時便資性朗悟，博聞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但生性頑劣，常率領一干孩童攪得周遭雞犬不寧，人送外號“丁二爺”。

大學者陳樂素是史學大師陳垣的兒子，五歲即在家裡讀竹簡齋《二十四史》。家庭的代際濡染，某種程度說，真是後天努力不可比的。與陳樂素一樣，丁帆的童年經歷與他的同代人是不大一樣的。

優渥家境雖使他順遂度過了那個萬戶愁苦的短缺時代（他那本趣書《天下美食》中有活色生香的種種記憶），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卻讓他喫盡了各類苦頭。在蘇北農村他曾誤將點燈用的煤油當成地瓜干酒一飲而盡，差點見了閻王。 “知青文學”裡大量文藝作品所描述的“有馬好騎，有槍好背，有大森林”的浪漫神話，被充滿了“荊棘”和“血霧”的現實戳破了。說到浪漫主義，今天全球範圍內的很多現像——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泛民主、極權主義——其實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它們的共同表征是“精神狀態比結果更重要，進而成為一種道德態度”，但我更願意認為這態度作為個體生命價值觀很好，若成為人類社會激烈實驗的指針，結果大多是百罪莫贖之悲劇，比如丁帆成長的那個時代。

在好的年華裡，他那些自幼名門養成的文明舊規，被兇惡蠻鄙的荒誕現實砸破擊碎，直至徹底幻滅。他曾回憶自己的父親如何從一個豁達開朗、極富個性的輔仁大學畢業生，變成了一個唯唯諾諾、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

能走到今天，我想他會認為算是求仁得仁，並不覺委屈。

後來在盛年時，他也曾見過人世間冷的面孔，怨毒的攻訐，但仍八風不動，懋德穩重，氣定神閑。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得遇良師，境界闊達，祛除了心中的怨憤和執念；其二，立言立功，漸臻善果；其三，義結諸多耿介爽朗的知己朋友，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大慰平生。這些稟賦與獲得來之不易，足以使一個人睥睨五蘊日常；這些修養與修煉聚沙成塔，終會郁凝為一種貴重品格。再加上性本愛逍遙，所謂事功洪福，便不再構成束縛。

他後來秉持終生的“啟蒙”價值擔當，與這幾段經歷一定有著深刻關聯。

汪曾祺回憶起自己慘遭批鬥等經歷時，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記得有次聊起汪老這些沒心沒肺的話，丁帆突然扯高嗓門說：當然是這個道理。

人重要的不是年齡，而是經歷。有些人活到一百歲也沒經歷過什麼事。

《世說新語》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所謂“周旋”，我的理解是：“自己”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隻有跟很強的、水準很高的、可怕的東西狠狠踫撞，反彈回來，纔會恍然大悟“自己”是什麼。比如面對屈辱時，去和它干一仗，你就獲得了玩味它的資格，進而纔能成為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