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24年5月17日,來意明確的一群人聚集在倫敦梅菲爾區阿爾伯馬爾街50號(50 Albemarle Street,Mayfair)。出版商約翰·默裡雅致的住所見證了一繫列歷史事件,尤其是11年前卡羅琳·蘭姆夫人的來訪。她當時憑一封偽造的信件帶走了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所繪的珍貴的拜倫像。默裡是成功而謹慎的商人,拜倫給他起的綽號是“最膽小的上帝的書商",他的聲譽和金錢都來自創造,而不是破壞。然而,這一天聚集於此的人即將面臨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自從這年4月份拜倫去世,那些希望捍衛他名譽的人,都擔心其回憶錄將會不可避免地被眾多反對者所利用,成為抨擊他的武器。拜倫於1818年在意大利開始寫回憶錄,他寫信給默裡說:"我在考慮(為你準備中的全集)寫一些我的生活回憶……無意對活著的人作任何揭露或評論,這對他們來說是不愉快的。但我想回憶錄是可以寫的,而且能寫好。不過,此事還有待考慮。”如果寫得委婉得體是他的初衷,那麼這樣的考量並沒有延續下去。到了8月,拜倫表示自己的回憶“充滿激情和偏見,我無法撇清——我沒有這樣的耐心"。
至於這些“微情和偏見”的本質,是不難想見的,我們明確地知道,拜倫在回憶錄中談論了他與安娜貝拉·米爾班克的失敗婚姻。1820年年末,他寫信請前妻校閱回憶錄,關於其中不留情面的內容,他毫不避諱地警告:“你不會發現對你的恭維之詞,沒有任何文字能引發我們曾經或者現在仍然幸福相守的遐思。"拜倫也可能試圖在回憶錄中回應(或承認)一些針對他的公開指責。他或許談到了高調的風流韻事,尤其是與卡羅琳·蘭姆以及他當時的情人特蕾莎·圭喬利相關的內容。拜倫甚至還可能談到他與異母姐姐奧古絲達·利之間的“不正常關繫”,他一直隻在寫給最親近朋友的信中纔會用代號提及此事。
1820年,拜倫在回憶錄中增添了更多內容,並且請朋友托馬斯·摩爾在他死後操作出版事宜。摩爾在日記中寫道:
拜倫在續篇中說我建議他更全面地談一談戀愛細節。但如果沒記錯的話,我當時暗示的隻是他在東方冒險的細節,因為敘述這些事情對任何人造成的傷害都是微乎其微的。
摩爾沒有說實話。回憶錄的內容具有引爆輿論的潛力,他在7月27日記錄:“默裡願意為回憶錄出價2000幾尼,條件是由我擔任編輯。”拜倫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大感振奮,在默裡耐心勸阻他之前,甚至一度考慮過立刻將其出版。
拜倫的一些朋友在他生前就已讀過其回憶錄,金奈爾德就熱情地稱贊道:"寫得太棒了——第二部分有時會出現你的咒罵和毒誓。"回憶錄的抄寫工作在巴黎完成,以待出版,但其存在基本處於保密狀態,就內容而言,這或許是個明智的選擇。拜倫對摩爾說:"當一個人的生平傳記問世之後,他總是看上去已經死了,我當然也活不過自己的傳記。"拜倫允許摩爾自由刪減回憶錄第二部分的內容,但必須保證第一部分——涉及他與安娜貝拉的婚姻——的完整性。摩爾答應了,他相信這一承諾要幾十年後纔需兌現。到那時,回憶錄中描述的事件都已經是遙遠的陳年舊事。
所以,拜倫的早逝對摩爾來說既是文學界也是他個人的悲劇。他發現自己處境尷尬,不得不在這位已故詩人的朋友們面前,捍衛其本來意願。約翰·卡姆·霍布豪斯是拜倫最親近的好友之一,他的反應具有典型性:
我從最初的悲傷中走出來之後,決定即刻履行職責,保護朋友唯一留給我的東西——他的名聲。我想到了被他托付給托馬斯·摩爾,後出於某些考慮又存放在默裡先生處的回憶錄。
霍布豪斯認為任何“有損他名聲的謠言”都不能外洩。絕大多數人包括奧古絲達都認同他的觀點,一致承諾將慎重處理相關的事物,回憶錄則是必須銷毀的,連面臨潛在巨額損失的默裡都表態贊成。霍布豪斯曾寫道:"我以為默裡可能會阻撓銷毀回憶錄的計劃,這樣的揣測確實有失公正。"作為一名商人,默裡曾計算過,對拜倫聲譽造成的損害以及隨之而來的銷售損失,可能會超過眼前的短期利潤。在這件事上,他聽取了文學評論家及《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編輯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的意見。吉福德應默裡的請求讀了回憶錄,嚴肅地告訴後者,此稿“隻適合在妓院裡流傳,一旦出版,必定會讓B勛爵永遠蒙羞”。
眾人的意見幾乎一致,除了摩爾,他希望摘錄回憶錄的部分內容,用到他醞釀中的拜倫傳記中。霍布豪斯還記錄了摩爾(或許不太誠實)的見解:“回憶錄的第一部分除了一則軼事外,沒有任何令人反感的內容……各式各樣的情色冒險都在第二部分。"大家建議摩爾把手稿交給奧古絲達,讓她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摩爾繼續爭辯道:“這是在給回憶錄冠上污名,這不是它應得的待遇。”要是摩爾有機會跟奧古絲達談一談,或許能爭取到暫緩銷毀回憶錄部分內容的機會,以此達成他的目的。不幸的是,霍布豪斯搶先一步,成功說服奧古絲達銷毀回憶錄,而且越快越好。
5月17日清晨,摩爾和霍布豪斯在拜倫曾居住過的奧爾巴尼公寓(The Albany)見面.霍布豪斯以"我確信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正人君子和拜倫勛爵的朋友,隻有一條路可選”為由,威逼摩爾同意銷毀回憶錄的決定。目的達到之後,霍布豪斯把摩爾、默裡以及他的朋友享利·勒特雷爾約到家中,在那裡摩爾和默裡發生了爭執。前者仍想出版回憶錄的節選,而後者因為擔心引發丑聞,“聲色俱厲地反對,稱應當立即燒毀手稿”,就像未來的傳記作家摩爾早先同意的那樣。摩爾無可奈何地說,拜倫把回憶錄托付給了他,所以應該由他來決定如何處置。然而,默裡給了他最後一擊,斷言“你的表現絕不像一個正人君子”。
此話有摩爾對金錢的興趣大於保護朋友名譽的意思,是強有力的也是嚴重的控訴,摩爾找不到合適的反駁之詞。他是唯一一個試圖保留哪怕一部分回憶錄並使之傳世的人,但這不能成為他的優勢。當天在場的人,加上奧古絲達的代表威爾莫特·霍頓和安娜貝拉的代表道爾上校,再次聚集到默裡的辦公室。摩爾最後一次試圖動之以情,提議將手稿封存,留待未來某日再做決斷。隻有摩爾反對銷毀回憶錄,他向霍布豪斯抗辯道"我告訴過你我不同意燒書”,但在人數和票數上都占劣勢。鐵了心的霍布豪斯回答:"不,你隻說不會出現在燒書現場。"隨後,摩爾無助地看著一群人將回憶錄撕成紙片丟進壁爐,付之一炬。除了摩爾,在場的人都是帶著成就感離開的,他和霍布豪斯的友誼自此破裂。
盡管仍存在一些引人聯想的線索,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再也無法一睹回憶錄的內容。也許拜倫或者摩爾曾在巴黎或者別的地方秘密地留下了復本,它或許仍藏在某大型圖書館或落滿灰塵的檔案館中,不為世人所知。至於裡面究竟寫了哪些毀人名譽的丑聞,我們隻能作出一些猜測。
寫這本書,目的並不是重現回憶錄的內容。我希望通過重新審視一些鮮為人知的信件和日記,另闢蹊徑,揭示拜倫的朋友和遺稿保管人急於銷毀其回憶錄的原因——那部作品本可以讓我們加深對一個神秘人物的理解,並認識在其生命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女性。阿爾伯馬爾街的一把火燒毀了拜倫的手稿,卻毀不了他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