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全面地認識王禮錫

十多年前，一般人還不知道王禮錫，就連大學中文繫個別現代文學教授竟然也不知道他。這種情況說它怪，其實也不怪，它是由於過去長期“左”的政治路線造成的。現在，隨著《王禮錫文集》《王禮錫詩文集》的先後出版，知道他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知道他不等於全面地認識了他。我們如果僅僅將他看作愛國詩人，那還是遠遠不夠的。王禮錫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因此，我們應當全面地認識王禮錫。

的確，王禮錫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詩人。三十年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奔走呼號，力主抗日。“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他就與胡秋原、彭芳草、梅龔彬等人一起創辦了《抗日戰爭號外》，熱情地宣傳抗日。淞滬戰爭期間，他與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愛國志士，於二月七日召開了中國著作者抗日會籌委會，並被推選為執行委員，與丁玲、戈公振、巴金等一百多人一起在這次籌委會通過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上簽了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在流亡英國期間，雖然遠離祖國，但仍繼續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間，他先後撰寫了《論準備》《再論準備》，痛斥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熱誠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出席了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亦稱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他在致辭中提出了停止內戰與建立全民戰線的主張，反映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英國積極投入國際反侵略援華運動。

我們不必一一細述他在流亡海外的五年多時間裡對國際反侵略援華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隻要吟誦一下他一九三八年十月間與夫人陸晶清先生回國前夕，在全英援華會秘書長伍德門女士、英國《新政治家》周刊編者馬丁先生為他們夫婦倆舉辦的送別宴會上他所即席朗誦的詩作《再會，英國的朋友們！》：“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顆火熱的心。／不是長城缺不了我，／是我與長城相依為命。／沒有我，無礙中華的新生，／沒有中華，世界就塌了一座長城。／我要歸去了，／歸去趕上中國的春。”就從這裡節引的寥寥幾行詩句，我們也足以體會他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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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覃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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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時期，我和子豪同住了有半年，因為討厭這個姓白山的居停主人那雙警察式的眼睛，我們先後離開了白山寄宿舍，他搬到近郊的中野區，我搬到了澱橋區。這時，我早已成為日本大學社會科的學生，但並不放棄自己從小喜愛的文學創作，並通過投稿，和國內的進步文藝界保持著思想上的接觸和聯繫。在這裡住了不到半年，我也搬到中野區一家和洋料理店的樓下，和子豪又成了近鄰。子豪在東京時，經濟上比我拮據，相對說來，我卻比較寬裕些，但我們的錢袋彼此是公開的，我們過“共產”生活。在白山居住時期，我們每個禮拜天都結伴出遊，或到銀座、日比谷一帶繁華街區坐在有歌星演唱的咖啡館聽音樂，或逛神田一帶的新舊書肆，幾乎逢門就進；多中飯或晚飯就在這一帶找一個門面大點的中國餐館，改善一下生活。因為我們平日一日三餐，都喫日本式“定食”，這比喫中國館的中式“定食”省錢，但又缺少油水，清淡乏味。按現在的語言說，我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雖然大多出身富有階級，但在那種時代氣氛中，絕不講究衣食，消費觀念很低微，這也似乎是一種民族文化傳統。我們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家裡每月給我八十，那時日幣貶值，一百中國法幣可以換一百，而當時日本一個普通職工的工資纔隻有二十&mdash。就這樣，因為同學們之間過“共產”生活，我常常弄得青黃不接，不時得求助於當鋪（日本稱“質屋”）。日本大學生進“質屋”，是一種普通的風尚，幾乎是一種“生活習慣”。質屋不僅可以當衣物，當文憑，也可以當書籍。質屋的當期很短，利率很高，實際上是高利貸式的剝削，直到我執筆的現在，我還有一些書物當在中野區一帶的質屋裡沒有贖出來。我們住白山期間，更多的是晚間深夜，於讀書寫作之餘，我們三個同住的朋友——子豪、春潮和我，到附近街頭賣“燒鳥”的小酒店，喝啤酒或日本清酒，作為清除疲勞，談天說地的場所。因為這些燒鳥店的布局近似西方酒吧格式，隻有不到十個座位，當垆的都是些妙齡少女，別有一番東洋風趣。那個暑假，我和子豪又結伴到伊東半島度夏，白天下海遊泳，晚上讀書寫作之餘再去溫泉入浴，閑中就坐在喫茶店閑聊。我們去了沒幾天，春潮也後腳趕來了，他仍然住在白山宿舍，因為那個白山老頭子一再迫他付欠下的房飯賬，他跑來避債了。因為帶來的錢三個人開銷，所以住了不到一個月，我們就隻剩回東京的車票錢，因此隻好打道回來了。

這當中還鬧了一出喜劇，那天我們已到山窮水盡境地，隻好按照在東京的老例，把我帶來的一套秋天西裝、毛毯、留聲機和音樂唱片運進這個小鎮上的那家質屋。質屋主人看了這些當件後，卻拒絕收當。他說，他的鋪子小，這些高貴的東西如果收進來，萬一你們不來贖當，他就無法處理，而你們又是來這裡度假的學生，雲雲。我們失望又氣憤地跑回了宿處，真是“一文錢逼倒英雄漢”，不僅回東京的路費無著，眼下就有斷炊之虞，給東京的朋友寫信求援，又遠水不救近火。我們在昏黃的燈光下，正一籌莫展時，我無意間抖那套秋天的藍色西裝，竟然從口袋裡掉出的票子。我們兩個喜出望外，好像窮兒暴富一樣（春潮前幾天已轉到別的來這裡避暑的同學處打秋風去了，而我與子豪都不好意思向他們張口借錢，因為大家都是來這裡過夏，帶在身邊的錢都有限），馬上跑到街上的小飯鋪喝啤酒，又一人來了一客五角錢一份的日式牛肉雞蛋洋蔥蓋澆飯，算是喫一頓豐盛的夜餐，第二天上午，我們就起程回到了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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