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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徽因集 精典套裝(全4冊)
    該商品所屬分類:文學 -> 文學
    【市場價】
    1044-1515
    【優惠價】
    653-947
    【作者】 林徽因 等著,梁從誡 等編 
    【所屬類別】 圖書  文學  文集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23646948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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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精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23646948
    作者:林徽因等著,梁從誡等編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12月 

        
        
    "

    編輯推薦
    這部《林徽因集》是迄今*為權威、完備、嚴謹、精致的林徽因作品全編,相當數量文稿、書信、照片首度曝光;分“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翻譯書信”“建築美術”三卷四冊精裝,全方位展現了林徽因先生在文學、建築、美術領域的卓越成就。這部《林徽因集》具有極高的閱讀價值、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是喜愛林徽因,喜愛文學、建築的讀者不可多得的好讀本。《林徽因集》的出版耗時多年,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家屬及許多單位、個人的大力支持;它的出版,是對國內林徽因作品出版亂像的一次正本清源,也是對廣大讀者、研究者的一個莊重、嚴肅的交代。


     

     
    內容簡介
    《林徽因集詩歌散文》
    本卷繫《林徽因集》之一種,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詩歌、散文領域的全部作品,注釋詳盡,校勘嚴謹。部分詩歌、散文繫首度結集載入。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數百幅高畫質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跡均高清印制,整書布脊精裝,集閱讀價值、研究價值、收藏價值於一體。(書中附贈林徽因詩歌手跡復制件一份。)
    《林徽因集小說戲劇翻譯書信》
    本卷繫《林徽因集》之一種,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小說、戲劇、翻譯領域的全部及迄今可以發表的林徽因書信全部,注釋詳盡,校勘嚴謹。書信部分更有大批內容曝光,其中英文書信均載入英文原文與譯文對照,林長民致林徽因書信及林徽因批注、徐志摩致林徽因書信手跡等也將次面世。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數百幅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跡均高清印制,整書布脊精裝,集閱讀價值、研究價值、收藏價值於一體。(書中附贈林徽因書信手跡復制件一份。)
    《林徽因集建築美術》《林徽因集詩歌散文》

    本卷繫《林徽因集》之一種,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詩歌、散文領域的全部作品,注釋詳盡,校勘嚴謹。部分詩歌、散文繫首度結集載入。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數百幅高畫質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跡均高清印制,整書布脊精裝,集閱讀價值、研究價值、收藏價值於一體。(書中附贈林徽因詩歌手跡復制件一份。)

    《林徽因集小說戲劇翻譯書信》

    本卷繫《林徽因集》之一種,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小說、戲劇、翻譯領域的全部及迄今可以發表的林徽因書信全部,注釋詳盡,校勘嚴謹。書信部分更有大批內容曝光,其中英文書信均載入英文原文與譯文對照,林長民致林徽因書信及林徽因批注、徐志摩致林徽因書信手跡等也將次面世。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數百幅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跡均高清印制,整書布脊精裝,集閱讀價值、研究價值、收藏價值於一體。(書中附贈林徽因書信手跡復制件一份。)

    《林徽因集建築美術》

    本卷繫《林徽因集》之一種,分上下兩冊。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建築、美術領域的全部作品,注釋詳盡,校勘嚴謹。為反映林徽因作品原貌,本卷載入大量林徽因美術作品原件照片;為便於讀者研究、閱讀,本卷依據原稿,特輔以大量出自梁林之手的古建、雕塑照片及繪圖。本卷有相當內容繫首次與讀者見面。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數百幅高畫質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跡均高清印制,整書布脊精裝,集閱讀價值、研究價值、收藏價值於一體。(隨書附贈林徽因美術手稿復制件一份。)
    作者簡介
    林徽因,(1904—1955),女,漢族,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出生於浙江杭州。中國著名建築師、詩人、作家。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深化方案的設計者。建築師梁思成的任妻子。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後來在這方面獲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為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文學上,著有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蓮燈》,《九十九度中》等。

    梁從誡,(1932—2010),男,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北京市。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母親林徽因。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中國文化書院·綠色文化分院)創辦人、會長。1999年,獲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和香港地球之友頒發的“地球獎”,以及國家林業局頒發的“*獎”。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目錄
    林徽因集詩歌散文 目
    詩 歌
    “誰愛這不息的變幻”
    那一晚

    深夜裡聽到樂聲
    情願
    仍然
    激昂
    一首桃花
    蓮燈
    中夜鐘聲
    山中一個夏夜
    微光林徽因集詩歌散文 目

    詩 歌

    “誰愛這不息的變幻”

    那一晚



    深夜裡聽到樂聲

    情願

    仍然

    激昂

    一首桃花

    蓮燈

    中夜鐘聲

    山中一個夏夜

    微光

    秋天,這秋天

    年關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一句愛的贊頌



    弔瑋德

    靈感

    城樓上

    深笑

    風箏

    別丟掉

    雨後天

    記憶

    靜院

    無題

    題剔空菩提葉

    黃昏過泰山

    晝夢

    八月的憂愁

    過楊柳

    冥思

    空想

    你來了

    “九一八”閑走

    籐花前

    ——獨過靜心齋

    旅途中

    紅葉裡的信念

    山中

    靜坐

    十月獨行

    時間

    古城春景

    前後

    去春

    除夕看花

    春天田裡漫步

    孤島

    死是安慰

    給秋天

    人生

    展緩

    六點鐘在下午

    破曉

    昆明即景

    一串瘋話



    古城黃昏

    小詩(一)

    小詩(二)

    惡劣的心緒

    寫給我的大姊

    一天

    對殘枝

    對北門街園子

    十一月的小村

    憂郁

    哭三弟恆

    ——三十年空戰陣亡

    我們的雄雞



    ——自然的贈與

    散 文

    希望不因《軟體動物》的公演

    引出硬體的筆墨官司

    悼志摩

    惟其是脆嫩



    山西通信

    窗子以外

    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蛛絲和梅花

    《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

    究竟怎麼一回事

    彼此

    一片陽光

    跋·方晶

    林徽因集 小說戲劇翻譯書信

    小 說



    九十九度中

    鐘綠

    ——模影零篇之一

    吉公

    ——模影零篇之二

    文珍

    ——模影零篇之三

    繡繡

    ——模影零篇之四

    戲 劇

    梅真同他們

    [四幕劇]

    翻 譯

    夜鶯與玫瑰

    ——奧司克魏爾德神話

    書 信

    致胡適·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

    致胡適·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致胡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致胡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致胡適·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致胡適·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致胡適·一九三二年春

    致胡適·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

    致瀋從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

    致瀋從文·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致瀋從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

    致瀋從文·一九三七年十月

    致瀋從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

    致瀋從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致瀋從文·一九三八年春

    致張兆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張兆和致林徽因、梁思成·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致梁思莊·一九三六年夏

    致梁再冰·一九三七年七月

    致梁再冰·一九四一年六月

    致朱光潛·一九三七年

    致費正清、費慰梅·一九三五年八月

    致費慰梅·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致費慰梅·一九三五年十月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致費慰梅·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

    致費慰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致費慰梅·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致費慰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四○年十一月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

    致費正清·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致費正清·一九四六年一月

    致費慰梅·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致費正清·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致費慰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致費慰梅·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致費慰梅·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費慰梅、費正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八日

    致傅斯年·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附:傅斯年致朱家驊·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

    致金嶽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

    致梁思成·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致梁思成·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三年(約)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六年四月八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六年五月五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八年四月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二○年三月三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林長民致林徽因·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徐志摩致林徽因·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

    跋·方晶

    林徽因集建築美術

    建 築

    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征

    平郊建築雜錄

    閑談關於古代建築的一點消息

    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

    《清式營造則例》章緒論

    由天寧寺談到建築年代之鋻別問題

    平郊建築雜錄(續·節選)

    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

    《中國建築史》第六章宋、遼、金部分

    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第二期編輯後語

    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

    對王其明、茹競華畢業論文所作的評語

    談北京的幾個文物建築

    《城市計劃大綱》序

    《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譯者的體會(附譯文)

    對戴念慈《歷史遺產》等的批注

    達·芬奇——具有偉大遠見的建築工程師

    我們的首都

    中山堂

    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

    故宮三大殿

    北海公園

    天壇

    頤和園

    天寧寺塔

    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剛寶座塔”

    ——西直門外五塔寺塔、德勝門外西黃寺塔和香山碧雲寺塔

    鼓樓、鐘樓和什剎海

    雍和宮

    故宮

    祖國的建築傳統與當前的建設問題

    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

    美 術

    林徽因為《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號》設計的封面

    林徽因為《晨報五周年增刊》設計的封面

    林徽因設計的聖誕節卡片

    林徽因設計的舞臺布景

    林徽因設計的舞臺布景

    林徽因水彩畫作

    林徽因水彩畫作

    設計和幕後困難問題

    林徽因為《學文》月刊設計的封面

    關於《大公報》“小公園”副刊報頭圖案的說明

    林徽因、梁思成為《大公報》“小公園”副刊設計的報頭

    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林徽因等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方案

    景泰藍新圖樣設計工作一年總結

    林徽因設計和參與設計的景泰藍作品

    和平禮物

    林徽因參與設計的絲頭巾

    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雕刻裝飾

    關於《中國建築彩畫圖案》的意見

    《中國建築彩畫圖案》序

    敦煌邊飾初步研究

    跋·方晶
    前言
    建築家的眼睛詩人的心靈(代序)
    梁從誡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墓碑上的姓名,在那連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毀去了,隻留下一方已經黯淡缺損,但總算幸存下來了的漢白玉,上面鐫刻著一簇有著濃厚的民族韻味,豐滿而又秀麗的花圈。偶來的憑弔者很少會知道,這花圈原是為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是那碑座上雕飾的一個刻樣。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這座墓前,作為一篇無言的墓志,紀念著它的創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築學家和詩人林徽因。
    林徽因(早年寫作徽音)一九○四年生於福建閩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家庭。童年時全家遷居北京。當還是一位少女的時候,她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隨父親去英國。一年後回國時,這個中國女中學生典雅的英語和對英國文學的修養曾使她的英國教師們稱贊不已,而她那熱情的性格和長於審美的氣質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長的新文學界朋友。在英國期間,由於一位同窗英國姑娘的影響,她開始對建築藝術發生興趣。建築家的眼睛詩人的心靈(代序)

    梁從誡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墓碑上的姓名,在那連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毀去了,隻留下一方已經黯淡缺損,但總算幸存下來了的漢白玉,上面鐫刻著一簇有著濃厚的民族韻味,豐滿而又秀麗的花圈。偶來的憑弔者很少會知道,這花圈原是為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是那碑座上雕飾的一個刻樣。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這座墓前,作為一篇無言的墓志,紀念著它的創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築學家和詩人林徽因。

    林徽因(早年寫作徽音)一九○四年生於福建閩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家庭。童年時全家遷居北京。當還是一位少女的時候,她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隨父親去英國。一年後回國時,這個中國女中學生典雅的英語和對英國文學的修養曾使她的英國教師們稱贊不已,而她那熱情的性格和長於審美的氣質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長的新文學界朋友。在英國期間,由於一位同窗英國姑娘的影響,她開始對建築藝術發生興趣。

    二十年代初,林徽因結識了著名的維新派政論家、學者梁啟超先生的長子,當時的清華學生梁思成。在這兩個年輕的藝術愛好者之間,很快就建立起了親密的友情。不久,他們先後來到美國,就讀於賓州大學,並共同決定要以建築學為終生事業。由於當時這所大學的建築繫不收女生,林徽因隻得入該校美術學院,但選修的主要卻是建築繫的課程。一九二七年,她以學士學位畢業於美術學院;同年,梁思成獲得建築繫碩士學位。此後,她又轉入著名的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在G.P.貝克教授的工作室中學習舞臺美術設計,成為我國位在國外學習舞美的學生。一九二八年,這一對新婚的同行回到了祖國。

    雖然人們常常把林徽因說成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但實際上,從整個一生來說,文學創作並不是她的主要事業。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為一個年輕、熱情的建築學家所進行的對中國古代建築的開創性的科學研究活動中,林徽因始終是他密切、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僅陪同梁思成多次參加了對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築的野外調查旅行,而且還同梁思成合作或單獨撰寫了調查報告多篇,發表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它們至今仍被這個行業的專家們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她為我國古代建築技術的重要工具書《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可以說已成為這個領域中所有研究者的文獻了。

    然而,嚴肅而又十分專門的科學研究工作並沒有限制林徽因文學家的氣質。相反,這兩個方面在她身上總是自然結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寫的學術報告獨具一格,不僅有著嚴謹的科學性和技術性內容,而且總是以奔放的熱情,把她對祖國古代匠師在建築技術和藝術方面精湛的創造的敬佩和贊美,用詩一般的語言表達出來,使這些報告的許多段落讀起來竟像是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散文作品。

    也是在三十年代,林徽因在學術研究活動之外,開始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說,劇本,散文和詩。數量雖然不多,卻引起了讀者相當的反響。

    雖然出身於舊式的上層家庭並生活於優裕的環境,但可貴的是,林徽因確實表現出某種突破自身局限的傾向。她早期的幾篇文學作品,如小說《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吉公》和未完成的多幕劇《梅真同他們》等,從一個側面分明地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分野以及由此而來的各個領域中的矛盾和鬥爭。盡管她所表現的主題和人物同當時真正嚴酷的社會現實和矛盾的焦點還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從中卻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窗子”以外的生活的探索和追求。她的感情也是分明的:一切同情都在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的一邊,而對那些權勢者,不論是“舊派”的還是“洋派”的,即或是以“文化人”面目出現的也罷,都投之以直率的敵意和鄙薄。她個人的生活背景,使她對後者的揭露和批判,雖然還談不上有革命的含義,卻表現了一種特有的深刻性和說服力。而且,也許正因為她不是出自對某種政治倫理的概念化的追求,反而使她所表達的愛和憎顯得格外真誠而自然。這一切,使她的這一部分作品完全不能同被有些人譏為“客廳文學”的那類東西相提並論。

    同樣難得的是,以林徽因那樣的社會處境,卻能夠相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隔膜,孕育著一種要走向人民的願望。多次在華北農村地區進行的古建築野外調查,使她有機會親眼看到當時那些偏僻農村中困苦的生活,多少體會到勞動者的艱辛、質樸和憨厚。她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但又發覺自己同他們之間有著一道她在當時還不能理解也無法逾越的無形的牆,於是寫下了以這種矛盾心情為基調的散文《窗子以外》。

    林徽因曾以詩聞名於當時的文學界。但她的詩卻和上面談到的其它作品有所不同。如果說,她通過自己的小說、劇本和散文,是有意識地要對當時她所觀察到的社會現實有所反映的話,那麼,她的早期詩作,除少數幾首曾表露了對民族命運所懷的憂患感和深沉的愛國心之外,更多地卻是以個人情緒的起伏和波瀾為主題的,探索著生活和愛的哲理;是一種恬靜生活中內向的精神發掘,因而其社會意義不如前一類作品那樣顯著,題材也顯得比較狹窄。她的詩之所以受到一些讀者的贊賞,主要是因為詩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摯、細密和純淨,以及在表現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詩中所用的語言,明快而雋永,常能準確、生動地捕捉和描繪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動和思緒的微妙變化,並有著鮮明的韻律性。特別是在她自己朗讀的時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隱去了曲譜的動聽的歌。她的詩,又長於用寫景的手法來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對中國古代建築的了解、熱愛和她在美術方面的修養,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現對建築形像和色彩的描繪,或以之作為文學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詩《深笑》中,人們就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個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檐邊

    搖上

    雲天?

    在寫於抗日戰爭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當地民居底樓高八尺、二層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納入了自己的詩句:

    那上七下八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

    這一切,使她的詩別具一格,在我國白話詩的園地裡,走了一條旁人沒有走過的路。

    同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林徽因雖然在國外留學多年,卻有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國攻讀建築學期間,讀到的是歐洲建築史:古希臘、羅馬建築的遺跡,西歐哥特式、羅柯柯式的宮宇、教堂,幾乎每一處拱門、每一根石柱,都有著詳盡的記載和分析;而中國建築,那無數古樸的寺廟、輝煌的宮殿,在西方建築界眼中,卻像是不存在一樣。對中國古建築稍微認真一點的論述,甚至要到日本學者的著作中去尋找!這種情況,正是激勵他們立志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念來繫統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一個基本的推動力。然而,當這項事業剛剛開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就踏遍了我國華北的大片土地,他們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了。一九三七年七月,當日寇的炮火在盧溝橋畔響起的時候,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臺山地區進行野外調查。當他們由於在深山裡發現了國內古老的一座木結構建築——建於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萬分的時候,卻傳來了戰爭爆發的可怕消息。由於正太鐵路已不通,他們歷盡艱辛纔輾轉回到日軍已兵臨城下的北平。這時,林徽因曾用大而整齊的字體給正隨親戚在外地過暑假的八歲的女兒寫信說:“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方好。”

    此後不久,林徽因、梁思成便全家離開了已經淪陷的北平,跋涉數千裡,遷到了昆明。在途經長沙時,日寇的飛機曾把他們的住處炸成一片瓦礫,全家人僅以身免。一九四一年鼕,他們又從昆明遷到了四川宜賓附近一個偏遠的江村。

    八年抗戰,艱難的生活、飛騰的物價、日寇的空襲、不斷的“逃難”、越來越差的生活條件,使林徽因肺病復發。從一九四一年起,她就經常發燒臥床,從此再沒有享受過健康人的歡樂。然而這一切,都沒有能遏止住她在精神上的創造活動。這個時期,她基本上已經無暇從事認真的文學創作了。在這方面,除了若干詩稿之外,已沒有什麼重要的作品。但是,戰時“大後方”知識分子艱苦的生活,同社會現實更多的接觸和更深的了解,對戰局的憂慮以及個人的病痛,已使林徽因的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反映在她的詩稿中,三十年代那種安逸、婉約的格調已不多見,而開始發出某種悲愴、沉郁,甚至是苦澀的音響;詩中也不再限於捉摸個人心緒的沉浮變幻,而漸漸出現了更多尖銳的社會乃至政治主題。為哀悼在與日寇空戰中捐軀的弟弟而寫的詩稿《哭三弟恆》和鞭籉惡劣的社會風氣對年輕知識分子心靈的侵蝕的長詩《刺耳的悲歌》(已佚),表現了她創作思想的這種轉變。

    這個時期,學術上的研究和創作活動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有著更加重要的地位。她在疾病的折磨下,在那窮鄉僻壤幾乎不蔽風雨的幾間農舍裡,常常是伴著如豆的菜籽油燈光,用了幾年時間,幫助梁思成反復修改並後完成了《中國建築史》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建築史圖錄》稿,初步實現了他們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懷有的學術宿願。除了她身邊的親人和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許沒有人會知道,林徽因為了這兩部著作曾貢獻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做出了多大的犧牲。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應聘到清華大學主持建築繫的創建工作,林徽因終於回到了她在八年戰亂中所日夜思念的北平。然而,她卻無可奈何地發現,曾經成為她創作基調的那種戰前閑逸的生活,同她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一道,都已成為往日的回憶而不能再現了。這時,她同中國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仍是隔膜的,但對於舊政權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卻已有了切身的感受。多年憂患的生活和長期臥病,曾使她產生過相當灰暗的情緒,並寫了一些調子低沉的短詩。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她一再謝絕了外國朋友的邀請,不肯到美國去長期療養,而寧願留國內,同自己的同胞共命運。解放前夕,她曾在朋友們面前激動地表示過:深信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會也不該選擇這樣的時機離開祖國的。也許多少有點偏激吧,她對於不信奉這個原則的人,始終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諒的。

    一九四九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華園已經解放了,而解放大軍對北平的包圍正緊。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樣,不僅為城內親友、百姓的安危而日夜擔心,而且一想到這座舉世無雙的文化古都,城內那無數輝煌的古代宮殿廟宇,可能即將毀於攻城的戰火時,就憂心如焚,幾乎夜不能寐了。就在這時,一天,突然有兩位解放軍來到家中求見,在大喫一驚的梁思成面前攤開了一幅大比例的北平軍用地圖,請他用紅筆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跡的位置,以便在大軍萬一被迫攻城時盡一切可能予以保護……這生平次同解放軍的直接接觸,使這一對以中國古建築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動得熱淚盈眶,而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除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一切疑慮,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新中國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後,林徽因的病勢雖更加沉重,但她卻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極大的熱忱,忘我地投入到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文化建設事業。她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繫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不久,又被選為北京市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認真地參加了首都的城市規劃工作,和清華大學建築繫的同志們一道,提出了很有遠見的總體規劃草案;她還以極大的科學勇氣和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抵制了當時來自各方面,包括來自“外國專家”的許多武斷的、錯誤的意見,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對拆毀城牆、城樓和某些重要古建築物,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的新穎設想;她十分關心供普通勞動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設計問題,為建築繫研究生開了專題課,親自做出了多種設計方案;她熱心於北京傳統手工藝的復興,應工藝美術界一些同志的邀請,扶病來到當時瀕臨停業的景泰藍、燒瓷等工藝工場調查研究,熟悉生產程序,為這些工藝品設計了一批具有民族風格而又便於制作的新式圖案並親自參與試制,同時還熱情地為工藝美術學院培養研究生。她還熱心於文化普及工作,在百忙中曾為《新觀察》等刊物寫了一繫列介紹我國古建築的通俗性文章。常常為此在病榻上就著一塊小畫板寫作到深夜。

    建國後不久,林徽因和清華大學建築繫的幾位教師一道,接受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圖案的光榮任務。連續幾個月,她把自己的全部熱情都傾入了這件工作,嘔心瀝血,一次次地參與修改設計,又一次次帶病親自和同事們一起把圖紙送到中南海,請周總理等領導同志審查、提意見,直到方案後確定。在討論國徽圖案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當她親眼看到在的提議下,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過了她所參與設計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國徽圖案時,禁不住流下了激動的熱淚。而這時,她已經病弱到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了。

    這以後,林徽因又參加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修建工作,並承擔了為碑座設計飾紋和花圈浮雕圖案的任務。她憑自己對中國古代雕刻紋飾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藝美術方面的素養,十分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創作。同時,她也耗盡了自己的後一分精力,以致沒有能親眼看到這座歷史性建築物的落成。

    熟悉林徽因的人還不會忘記,在從事上述這些工作的同時,她又是一個多麼熱心於培養、引導青年的人。常常一連幾個小時為他們講課,同他們交換意見、談話,全然不顧自己已是一個多麼衰弱的病人。為了啟發後學者,她不僅貢獻著自己的學識,也貢獻了那僅有的一點健康。

    一九五五年四月,林徽因教授終因久病醫治無效而與世長辭了,終年隻有五十一歲。雖然她參加人民的革命工作隻有短短的五年時間,但由於她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人民給了她以很高的榮譽,遺體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

    作為一個文學、藝術家,林徽因是勇於探索和創新的。由於她對中國和西方傳統文化、藝術的廣博知識和深厚的修養,她總是孜孜不倦地探求怎樣吸取其中秀的成分以表現現代的、民族的題材與風格。她的作品,無論是文學方面的,還是建築或造型藝術方面的,都明顯地表現出她在這種探索中所做出的可貴努力。民族的形式已成為她在藝術風格上的一個鮮明特色。她發表過的文學作品雖然不多,但它們在一個時期中,對於我國白話散文和詩歌,在形式、韻律、風格和技巧方面是有一定影響的。可惜的是,現在所能收集到的,僅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她思想和藝術上更為成熟時期的許多詩稿、文稿,卻再也沒有可能同讀者見面了。在那災難性的十年中,它們也遭到了和她墓碑上的名字相同的噩運,毀失殆盡了。

    林徽因的一生,也可以說是不幸的。這樣一位具有多方面纔能、被譽為“一代纔女”的女性,在舊社會,潛力卻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充分的發揮;而她好的年華,又大半被消磨在動亂的生活和疾病之中了。直到解放後,她的知識和纔干纔次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時代的需要、對新中國的摯愛,在她身上激發出了令人感佩的創造熱情。然而,她心中那曾經是熾烈的生命之火,卻過早地燃到了盡頭,“蠟炬成灰”,無可奈何地熄滅了。這使一切熟悉她、愛慕她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哀。

    盡管如此,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道路上,林徽因畢竟還是留下了自己那明晰、輕盈的足跡;在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中,她也以開創者之一的身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解放以後,她在建築教育和美術創作中播出的種子和灑下的心血已開花結果,有的更已凝於歷史的豐碑,獲得了與人民共和國共存的殊榮。對於死者來說,這也應是具有深意的安慰了。



    方晶

    二○一四年是詩人、建築學家林徽因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一些單位、團體和個人紛紛借此機會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纔女。雖然在文學、建築等領域多有建樹,但她曾長期被世間遺忘;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纔出版了本林徽因的作品集——《林徽因詩集》。自此,與她相關的圖書逐漸面世,她又回到了熱愛她的讀者中間,她的纔華和美麗又被眾人所關注。

    我的丈夫梁從誡一直深深懷念他的母親林徽因。我們的國家結束了多年動蕩之後,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人們有了回憶、反思的可能。也就是在此時,從誡開始回顧母親對他一生的關愛和影響。百忙之中,他深情寫下了三篇從不同角度回憶、介紹林徽因的文章。在幾乎全力投入環境保護事業的一九九九年,他又擠出時間,整理出版了兩卷本《林徽因文集》,初步實現了長期埋藏在心底的夙願。

    從誡一定會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母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對他所編的《林徽因文集》進行修訂、增補。這也是他生前期盼已久但卻未能完成的事情。

    此次新版文集更名為《林徽因集》。嚴格說來,這部文集的面世是多方努力的結果;但它在編輯原則和體例上,依然遵循從誡的原意,書中使用的主要資料是從誡生前編理好的,一些新增篇目也是從誡生前曾經擬定的;因此,我們仍說這部文集是梁從誡所編。


    ……

    在線試讀
    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藍的天上托著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牽著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鎖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兩人各認取個生活的模樣。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飄,
    細弱的桅杆常在風濤裡搖。
    到如今太陽隻在我背後徘徊,
    層層的陰影留守在我周圍。
    到如今我還記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淚、白茫茫的江邊!
    到如今我還想念你岸上的耕種:
    紅花兒黃花兒朵朵的生動。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頂層,
    蜜一般釀出那記憶的滋潤。
    那一天我要挎上帶羽翼的箭,
    望著你花園裡射一個滿弦。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藍的天上托著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牽著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鎖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兩人各認取個生活的模樣。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飄,

    細弱的桅杆常在風濤裡搖。

    到如今太陽隻在我背後徘徊,

    層層的陰影留守在我周圍。

    到如今我還記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淚、白茫茫的江邊!

    到如今我還想念你岸上的耕種:

    紅花兒黃花兒朵朵的生動。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頂層,

    蜜一般釀出那記憶的滋潤。

    那一天我要挎上帶羽翼的箭,

    望著你花園裡射一個滿弦。

    那一天你要聽到鳥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靜候著你的贊賞。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亂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闖入當年的邊境!

    死是安慰

    個個連環,永打不開,

    生是個結,又是個結!

    死的實在,

    一朵雲彩。

    一根繩索,永遠牽住,

    生是張風箏,難得飄遠,

    死是江霧,

    迷茫飛去!

    長條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腳步,泥般沉重,——

    死是盡處,

    不再辛苦。

    一曲溪澗,日夜流水,

    生是種奔逝,永在離別!

    死隻一回,

    它是安慰。

    Feb, 28th 1946

    Kunming

    staying with Chang Shiro to Mar, 2

    Dearest Wilma,

    ...[1]此處有刪節。I am at last again in Kunming, of the three things I came here for, one at least has been thoroughly realized, as you know, I came here to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to become well, then I came to see the uniquely glorious lights and colors of this sun-soaked wind-teased and flower-filled city and lastly, and not least , I came not only to see again but to communicate with my old friends, the first two objectives were not yet realized, since I am still as sick as, and even less well than when I was in Chongqing, and have been confined to bed ever since my arrival. But of the last, I do now enjoy more than ever, when I had hoped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enjoy, but even the most extravagant hopes I had entertained when I was alone in Lichuang and he compared with the real and over-whelming delightful experience of these days.

    It took 11 days to get all sorts of odd information of both the lives progressing along under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Kunming and the lives lived in their inevitable pattern in Li-chuang community straightened out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conversing friends now at last meet and gather here, the old bridge of deep mutual love and understanding set up and expanded in less time than any of us has expected it to take. In two days or so, we know very perfectly where each of us has been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ively.

    Views on 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s, family economics, persons and societies, in and out of wars in general, were freely discussed and none of us has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how each of us come to feel and think that way. Even when the conversations were most ramble, there is always between the several of us that soothing flow of limpid current of mutual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not to say the added new gratification and fresh stimulation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this sudden coming together at an eventful time.

    ...[1]此處有刪節。Not until this time was I aware of the delights of ancient (say TANG or Sung,)poets who had lacked means to travel suddenly encountered their friends en route to their meager official poets here and there in a little inn, or on the same river in boats, or in a temple with monks as their hosts. How they had poured out their souls to each other in their long talks!

    Our age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irs, but our meeting this time has many similar points, we have all aged greatly, gone through peculiar form of poverty and sicknesses endured long war and poor communications and are now apprehending great national stifles, and a difficult future.

    Besides, we meet at a place distanct from our home and where we were compelled to live by circumstances and not by choice, the longing for going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we spent are happiest times are somewhat like the Tang people for their 長安[1]此處原文繫中文。, and Sung people for their 汴京[2]此處原文繫中文。, we are torn and shattered, we emerged through various trials with new integrity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we have not only tasted life, but have been tested by its grimness and hardship; We loose much of our health though none of our faith, we know now certain enjoyment of life and suffering are one.

    ...[3]此處有刪節。How am I to describe it all!!! Everything that is most beautiful standing sentry all around the garden, up in the clear blue sky and down below the cliffs and beyond to where the hills are. ...[4]此處有刪節。This is my tenth day in this new house. I have already grown so used to this place that now I have lost the urge to describe to you the variety of furniture, the ingeniousness furnishing in this room, the room is so spacious and the window so large that is has the effect of early Gordon Greig stage design. Even the sun light in the afternoon seemed to have obeyed his instruction by coming through the window in a certain illusive manner with splashes of fraint morning shadows thrown on the ceiling by the swaying branches outside. [5]本部分文字繫林徽因對張奚若為她安排居住的唐家花園的描述。

    If only Lao-chin and I would invent dialogue to suit, it could have been a part of a masterpiece of a drama. I am sure. But he sat at present at a little round table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light and myself (hat on as usual), and intent on his writing.

    ...The height and whatever it is that is so trying to me, made me so short breathed that often I felt like one who had just run for many miles. I had to be ever so much more quiet than when I was down inSichuan, In order to give myself the rest I need. Since I am not allowed to talk at all, then I manage to have a little more than allowed my ration. This so called “conversation” is often slack and broken and really not doing justice to this setting, but then such is life.

    Kunming is still beingKunming, and this garden knows its own charms. The only questions remained be myself which is unfortunately still too cock-eyed in health and spirit. ...[1]此處有刪節。I am mostly alone, very quiet and getting a good deal of rest...[2]此處有刪節。

    All my love to you and J.

    Phyllis

    [譯文]

    親愛的慰梅: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件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氣晴朗、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後但並非不關重要的,是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後一件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想。這次重逢所帶給我的由衷的喜悅,甚至超過了我一個人在李莊時的奢望。我們用了十一天纔把在昆明和在李莊這種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種瑣碎的情況弄清楚,以便現在在我這裡相聚的朋友的談話能進行下去。但是那種使我們得以相互溝通的深切的愛和理解卻比所有的人所預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來。兩天左右,我們就完全知道了每個人的感情和學術近況。我們自由地討論著對國家的政治形勢、家庭經濟、戰爭中沉浮的人物和團體,很容易理解彼此對那些事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感覺和想法。即使談話漫無邊際,幾個人之間也情投意合,充溢著相互信任的暖流,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滿懷感激和興奮……

    直到此時我纔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的詩人們在遭貶謫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朋友不期而遇時的那種歡樂,他們又會怎樣地在長談中推心置腹!

    我們的時代也許和他們不同,可這次相聚卻很相似。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歷,忍受了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著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

    此外,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們曾度過一生中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我們遍體鱗傷,經過慘痛的煎熬,使我們身上出現了或好或壞或別的什麼新品質。我們不僅體驗了生活,也受到了艱辛生活的考驗。我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一回事。

    ……我該如何描述啊!所有美麗的東西都在守護著這個花園,如洗的碧空、近處的岩石和遠處的山巒……這是我在這所新房子裡的第十天。我已經適宜待在這裡,以致我失去了向你描述房間裡各樣家具和精巧陳設的衝動。這房間寬敞、窗戶很大,使它有一種如戈登·克雷早期舞臺設計的效果。甚至午後的陽光也像是聽從他的安排,幻覺般地讓窗外搖曳的桉樹枝丫把它們緩緩移動的影子映灑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創作出合適的臺詞,我敢說這真能成為一出精彩戲劇的布景。但是此刻他正背著光線和我,像往常一樣戴著他的遮陽帽,坐在一個小圓桌旁專心寫作。

    這裡的海撥或是什麼別的對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過氣來,常覺得好像剛剛跑了幾英裡。所以我隻能比在李莊時還更多地靜養。他們不讓我多說話,盡管我還有不少話要說。可是這樣的“談話”真有點辜負了那布景。

    昆明永遠那樣美,不論是晴天還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後顯得特別動人。在雨中,房間裡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浪漫氛圍——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來,一個人在一個外面有個寂靜的大花園的冷清的屋子裡。這是一個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愛你和正清。

    菲麗絲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敦煌邊飾初步研究

    中國佛教初期的藝術是劃時代的產品,分了在此以前的,和在此以後的中國藝術作風,它顯然是吸收了許多外來的所謂西域的種種藝術上新鮮因素,卻又更顯然地是承前啟後一脈貫通,表現著中國素來所獨有的,出類撥萃的藝術特質。所以研究中國藝術史裡一個重要關鍵就在了解外來的佛教傳入後的作品。(中國的無名英雄的匠師們為了這宗教的活動,所努力的各種藝術創造,在題材,技術,和風格的幾個方面掌握著什麼基本的民族的傳統;融合了什麼樣嶄新的因素;引起了什麼樣的變革和發展了什麼樣藝術程度的新創造。)

    佛教既是經由西域許多繁雜民族的傳播而輸入的原發源於印度的宗教思想,它所帶來的宗教藝術的題材大部都不是中國原有所曾有的。但是表現這宗教的藝術形式,風格,工具與手法,使在傳達內容的任務中可達到激動情感的效果的,在來到中國以後必不可能同在印度或在西域時完全相同。佛教初入之時中國的佛教信徒在藝術表現上都倚賴什麼呢?是完全靠異國許多不同民族的僧侶藝匠,依了他們的民族生活狀況,工具條件和情調所創出的佛教的雕塑,繪畫,建築,文字經典和附屬於這一切藝術的裝飾圖案,輸入到中國來替中國人民表現傳播宗教熱誠和思想嗎?一定不是的。那麼是由中國人民匠工們接受各種民族傳播進來的異國藝術的一切表現和作風,無條件的或盲目獃板的來摹仿嗎?還是由教義內容到表現方法,到藝術型類與作風,都是通過了自己民族的情感和理解,物質條件,習慣要求和傳統的技術基礎來吸收溶化許多種類的外來養料,逐步的創造出自己宗教熱誠所要求的藝術呢?這問題的答案便是中國藝術史中重要的一頁。

    國內在敦煌之外在雕刻方面和在建築方面,我們已能證實,為了佛教,中國創造出自己的佛教藝術。以雕刻為例,佛教初期的創造,見於各個著名的摩崖石窟和造像上,如雲岡,龍門,天龍山,南北響堂山,濟南千佛山,神通寺以及許多南北朝造像,都充分證明了,為了佛教熱誠,我們在石刻方面的手藝匠工確實都經過奇刻的考驗,通過自己所能掌握的技巧手法,和作風來處理各種嶄新的宗教題材,而創造出無比可愛、天真、純樸、灑脫雄勁的摩崖大像,佛龕,窟寺,浮雕,各種大小的造像雕刻和許多傑出的邊飾圖案,無論是在主體風格,細部花紋,陽刻雕形和陰紋線條方面手法的掌握,變化與創造,都確確實實的保存了在漢石刻上已充分發達的舊有優良傳統,配合了佛教題材的新情況,吸收到由西域進來的許多新鮮影響,而豐富了自己。南北朝與隋唐之初的作品每一件都有力地證明我們在適應新的要求和吸取新的養料的過程中主要的是沒有失掉主動立場而能迅速發展起來,且發展得非常璨爛,智慧地運用舊基礎,從沒有作不加變革的模仿;一方面創造性極強,另一方面豐富而更鞏固了中國原有優良的傳統。

    但在有色彩的繪畫藝術方面,一向總為了缺乏實物資料,不能確鑿的研討許多技術上問題。無論是關於處理寫實人物或幻想神像,組織畫面,背景或圖案花紋,或是著色渲染,勾描輪廓的技術,我們都沒有足夠研究的資料可以分合較比進行詳盡的討論過。我們知道隻有從敦煌豐富的畫壁中纔能有這條件。它們是那樣的豐富,有那樣多不同年代的作品,敦煌在地理上又是那樣的接近輸入佛教的西域,同許多不同民族有過長期密切的交流,所以隻有分析理解敦煌畫壁的手法作風,在畫題,布局,配色和筆觸諸方面的表現,觀察它們不自覺的和自覺的變化和異同,纔真能幫助我們認識中國繪畫源流中一個大時代。確實明白當時中國畫匠怎樣運用民族傳統的畫像繪色描線等的技術,來處理新輸入的佛教母題,尤其重要的是因為佛教藝術為中國藝術老樹上所發出的新枝。因為相信宗教可以解救苦難,所以佛教藝術曾是無數被壓迫的勞苦人民和辛勤的匠人們所熱烈參加的群眾活動,因此它曾發展得特別蓬勃而普遍,不是宮廷藝術而是深深在人民中間的,逐漸形成一支藝術的主干。了解當它在萌芽時期和發展成長階段對於今天的我們更是重要知識。

    中國畫匠怎樣融會貫通各種民族傑出的各自不同的題材手法加以種種變革來發展自己,而不是亦步亦趨,一味的模仿或被任何異國情調所兼並吞沒,如過去四五十年裡中國工藝美術所遭受的破壞與迫害,正是我們今天應該學習而作為我們的借鋻的。

    在敦煌這批極豐富且罕貴的藝術資料裡,以繪畫技術為對像來研究時就牽涉很多方面。首先就有題材的處理,畫面的整個布局,和每個畫面在色彩上的主要格調。其次如關於佛像菩薩,和飛仙的體裁服飾和畫法作風。再次還有各種畫中的景物襯托,如雲、山、水、石、樹木、花草和各種動物,尤其是人的動作,馬的馳騁等表現方法。再次還有畫的背景裡所附帶的建築,舟車,和器物。末後纔是圍繞著畫幅或佛像背光,裝飾在人物衣緣或沿著洞窟本身各部分的圖案花紋的問題。但這新萌芽的圖案花紋和老干的關繫,同其它許多問題一樣的有著重大價值。尤其是這新枝,由南北朝到隋唐,迅速的生長繁殖充滿活力而流行全國,豐富了我國千餘年來的工藝美術。並且它們還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變化發展得非常茂盛,一直影響到歐洲十八世紀早期和近代的工藝。

    現在為了要認識在圖案花紋方面本土的傳統的根底和新進來的養料如何結合,當時匠師們如何以自己嫻熟的優良的手法來處理新的方面而又將許多異國的新因素部分的吸收進來,我們就必須先能分別辨認各種單獨特征的來龍去脈,發現各種繫統與典型規律。有了把握分別辨認,我們纔有把握發現各種不同因素綜合交流的證例,找出新舊的關繫。分別辨認是研究各種民族藝術作風與型式的必要步驟,別的任何架空的理論都不能解決這認識的問題。

    因此我們要了解敦煌畫壁中的圖案花紋,我們除了需要殷周戰國秦漢三國兩晉一切金石漆陶器物上紋樣和在中國其它地區中的南北朝隋唐遺物來同敦煌的作較比。而同時還必需探討佛教藝術在印度時本身的特征和構成因素。如初大月氏種族占領的貴霜朝所興起的佛教藝術的特點,健馱羅地方藝術作風中的希臘因素與波斯影響,中印度和南方原有的表現,鞠多王朝全盛的早期和頹廢繁瑣的後期與末期等。更重要的是佛教傳入中國沿途所經過的各地方混居復雜民族的藝術作風以及他們同西方的波斯,遠方的希臘,南方的印度和我們之間的種族文化上的關繫。在庫車(龜茲)為中心與以哈拉和卓(高昌)吐魯蕃為中心的許多洞窟壁畫的題材色彩手法和情調的根源,和在和闐附近,及尼雅樓闌等遺址中所發現的古代藝術殘跡資料,便都要是我們重要的觀察對像。先做了一番所謂分別辨認的準備工作,然後觀察敦煌資料中典型的類型,尋出何者為中國原有的生命與性質,何者為西域僧侶藝匠所輸入的波斯,印度,希臘殖民地東羅馬,何者又是經過自己匠師將外族輸入的因素加以變革來適合自己民族的情調和風格,便比較地有把握了。

    在集中討論圖案之前對於敦煌繪畫的其它方面,我們可以說先引人注意的,就是有許多顯著地是當時中國民族傳統風格很奇異而大膽的同佛教題材結合在一起。如畫的布局,北魏洞窟中橫幅正類似漢石祠石刻畫壁,畫的處理亦很接近晉代石棺還是以二十四孝為題材的那種刻石。盛唐洞壁上淨土經變的布局組織都以一座殿堂(所謂寶樓)為主要背景,佛像菩薩則列坐其間或其前,前階臺上和兩旁對稱的廊廡之間則安置各種舞蹈作樂或聽法的菩薩,這種部署還依稀是漢石祠正中主題的布局。印度佛教畫如阿姜他洞窟壁畫的布局就同以上所舉,敦煌的兩種都不同,佛的坐處如小型建築物的很多,也有菩薩很大的頭肩由雲中飄忽出現俯瞰底下塵世王子後妃作樂,所謂王子觀舞等場面。佛經故事在畫幅中的組織,敦煌的也同印度西域等不同。庫車附近,洞中有一例將畫面用不同的兩三色,主要青和綠,畫成許多稜形葉子,分幾個排列,每個葉子中畫一故事。敦煌北魏窟中的經變將不同時間的題材組織在一個橫幅之中,如舍身飼虎圖等。唐窟則皆以主要淨土經變放在壁面當中,兩旁和下段分成若干方格或長方形畫框,每框一事一題。四川大足縣摩崖石刻布局也是如此。又如在敦煌所畫的北魏隋唐飛仙,正同雲岡龍門,天龍山石刻浮雕上所見到的一樣,是中國自己獨創的民族型式同西域的、印度的或蔥嶺西邊通印度的巴米安谷中的佛龕上,波斯印度希臘混合型的,都不一樣,在氣質上尤其不同。敦煌北魏的佛像菩薩塑像殘毀或重修之後不易見到在他處石刻上所有的流暢俊美的刀刻手法,但在繪畫上的局部衣紋都保持有漢晉意味,衣褶裙裾末端或折角處銳利勁瘦的筆法仍是那種灑脫豪放隨筆起落而產生的風格。尤其是飛仙的姿勢生動,披肩和飄帶迎風飛舞,能令人見到下筆時腕力和筆觸的練達遒勁,真是氣韻生動,痛快淋漓,無比可愛,無比可貴的民族作風。敦煌畫壁上許多襯托的景物,如樹木雲山,馬的動作和建築物的描寫也都富於傳統精神,或從漢畫脫胎而出,或同我們所僅有一些晉畫(包括石棺畫石)都極為神似,同時又開了後代鐵線細描繫統的基本作風。凡以種種顯而易見的都隻能說是筆者的大略印像,沒有專家的分析闡明之前當然不能據此作何結論,這裡隻是指出敦煌早期的畫壁上有一望而見到的民族作風雄厚的根底和在此上面所發展創造出來的佛教畫。

    但當我們轉到洞窟的裝飾圖案花紋這一方面時,可引起顯著的注意的恰恰相反。初見之時隻見到新的題材手法來得異常大量,也異常突兀,花紋繪飾的色彩既殊特,手法又混淆變化,簡直有點無法理喻它們的源流繫統。而同時凡是我們所熟識的認為是周秦漢晉的金石的刻紋,陶漆器物上的彩飾,秦磚漢瓦等的典型圖案,在這裡至少初步的印像下,都像是突然隱沒毫無蹤影。主要的如同秦銅器上的饕餮,夔龍,盤蛇走獸,雷紋波紋,戰國的銅器上,楚漆上,漢鏡上,各種約略如幾何形的許多花紋,和獸類人物,雲氣浪花,斜線如意鉤等,或是瓦當上,墓壁上,石闕上所見的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神武等形式,在敦煌都顯著地不見了!一切似乎都不再被采用,竟使我們疑問到這裡的圖案是否統統為異族所輸入的,但當我們再冷靜地一看,在繪飾方面除卻塑型的蓮座外,不但印度的圖案沒有,希臘波斯繫的也不見有多少,所謂西域的如和在庫車附近許多洞窟畫壁所見和它們同樣式的也是沒有的。那麼這許多璨爛動人的圖案都從那裡來的呢?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呢?

    當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圖案同器物的體型和制造材料及功用是分不開的。第二個原因,則是它同所在地方的民族工藝的傳統也是分不開的。從立體器物方面講,敦煌洞窟原是一種建築物。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它的裝飾圖案,我們必需由了解建築裝飾的立場下手。從這個出發點來檢查敦煌圖案的繫統,我們就會很快發現一條很好的線索指出我們可以理解它們的途徑。在地方民族工藝傳統方面講,敦煌是中國的地方,洞窟也部分的是中國木構,大多數的畫匠又是漢族的人民。他們有著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而且是漢全盛時代的工藝方面的培養。

    因為敦煌洞窟原是一種建築物,在傳入中國及西域之前這種窟寺在印度是石造的佛教建築物,在建築結構細部上面的裝飾所以便是以石刻為主的花紋。早創始於印度佛教藝術的健馱羅地區的居民中是有過前,就隨亞力山大大帝經由波斯而進入印度的希臘的兵卒和殖民,稍南的西海岸上,則有從小亞細亞等地,在世紀以後經波斯灣沿海而來的各種商賈人民,所以藝術中帶著很顯著的直接或間接希臘的影響,尤其是在人像雕刻和建築細部圖案方面的發展為顯著。這種印度的佛教的“石窟寺”,在傳到敦煌之前先傳到塔裡木盆地中無數伊蘭語繫的西域民族的居留地,如天山南麓龜茲馬耆,吐魯蕃一帶造窟都極盛行。但它們同在敦煌一樣因為石質松軟洞壁不宜於石刻,所以一切裝飾都是用彩色繪畫的。因此也以彩畫代替窟內應有的結構部分和上面的雕刻裝飾的。所以西域就有多種彩繪的邊飾圖案都是模仿建築物上的藻井柱額石楣,椽頭,疊澀等雕刻部分與其上的浮雕花紋。在敦煌這種外來的以彩繪來摹擬建築雕刻的圖案也是很顯著的,典型的就有用“凹凸畫法”的椽頭,萬字紋,和以成列的忍鼕葉為母題的建築邊飾,用在洞頂下部牆壁上部的橫楣梁額等位置上,龕沿券門上和檻牆上端的橫帶上。

    但是敦煌的石窟寺仍然為中國本土的建築物,它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國建築的因素。在敦煌邊飾中有許多正畫在洞頂藻井方格的枝條上的,和人字坡下並列的椽子上的,和其它許多長條邊飾顯然不是由於摹擬雕刻的花紋而來,就因為中國建築是木構的繫統,屋頂以下許多構材上面自古就常有藻飾彩畫的點綴。《三輔黃圖》述漢未央宮前殿,就提到“華榱璧珰”,《西京雜記》則更清楚的說“椽榱皆繪龍蛇縈繞其間”又說“柱壁皆畫雲氣,花卉,山靈,鬼怪”。所以這就使我們必需注意到敦煌邊飾的兩個方面,一是起源於石造建築的雕刻部分的外來花紋主要的如忍鼕葉等;一是繼續自己木構上彩畫的傳統所謂“雲氣龍蛇縈繞的體繫”。我們在山東武氏石祠壁上,祁禰明書像石上,孝堂山石祠壁上,磁縣古墳的石門楣上都見到一種變化的雲紋,這種雲紋也常見於楚漆和漢代陶質加彩的器物上。在漢墓的磚柱上則確有“龍蛇縈繞”的圖案。這兩種圖案在敦煌邊飾中雖然少也都可找到原樣。如朱雀形類的祥鳥也有一些例子。唐以後的卷草氣勢極近似雲紋,卷草正如雲的波動,卷頭又留有雲狀的葉端的極多。和火焰紋混合似火而又似雲的也有,都可以從中追尋那發展的來蹤去跡。所謂“雲氣花卉山靈鬼怪”的作風則滲入壁畫的上部,龕以上或洞頂斜面中,組成壁畫的一部。

    當雕刻型與彩繪型兩種圖案體繫都是以粉彩顏料繪出成為邊飾時區別當然很少,但有一個本來基本上不同之處經過後來的滲合相混纔不顯著,我們必需加以注意。就是雕刻型的圖案在畫法上有模仿凹凸雕刻的傾向,要做成浮雕起伏的效果,組織上多獃板的排列,而繪畫型的圖案則是以線紋筆意為主的繪畫繫統,隨筆作豪放的自由處置。

    我們不知道《建康實錄》中所說南朝梁時的一乘寺的寺門上所畫“凹凸花稱張僧繇手跡者”是什麼,但如所說“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世咸異之”,則當時確有這種故意仿浮雕的畫法且是由印度傳入的。在敦煌邊飾中我們所見到的畫法在敷色方面確是以青綠及朱的繫統所成,主要是分成深淺的處理方法。底色多深赭,花紋色則鮮艷,青、綠、黃、紫都有,每色分兩道或三道逐層加深,一邊加重白粉幾乎成白色,並描一條白粉線,做成花或葉受光一面的效果;另一邊則加深顏色再用一道灰色或暗褐色,略如受影一面的效果。目的當然是為仿雕刻所產生的凹凸。在沿用中這個方法較機械的使用久了便迷失了目的,訛誤為純粹裝飾的色彩分配時大半沒有了凹凸效果而產生了後代彩畫所稱的“退暈”法,即每色都分成平行於其輪廓的等距離線,由深到淺或由淺到深,稱退暈。幾個顏色的退暈交織在一個圖案中,混合了對比與和諧的微妙的圖案上作用。這種彩畫和寫實有的距離,非常妍麗而能使彩色交互之間融洽安靜沒有唐突錯雜之感。

    以線紋為主的中國傳統的雖然有色的圖案仍然是老老實實著重於線條的縈繞的。如龍蛇紋或如漆器銅器上的飾紋等,但兩線間可有“面”,這種“面”上還加線可受不同顏色的支配,使主要圖案顯露在底色以上,但圖案仍以線和面相輔而成所謂紋。這個“紋”和“地”的關繫便做成裝飾效果。所以有力的是線紋的組織變化,縈繞或波動。作圖時也以此為重點,便養成畫工眼與手對連續線紋的控制所謂一筆到底,一氣呵成的成分,而喜歡縈迴盤繞。中國風圖案的高度成就重點也就在此。這裡還牽涉到技術方面工具的因素,中國傳統的筆的制法和用筆的方法,下文便還要討論到。其次是著色的面,所以對於明暗法的凹凸沒有興趣而將它改變成退暈法的裝飾效果。

    很顯然的這兩種圖案,至少在敦煌,起源雖不同,而在沿用中邊飾的處理方法和柱壁上飛仙雲氣草葉互相影響混而為一,很快的就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手法不易分出彼此,如忍鼕葉的變化。上文所說我們的匠師能將新因素加以變革納入自己繫統之中這裡就是一例。縈繞線條的氣勢再加以“退暈”著色的處理,雲氣山靈鬼怪龍蛇縈繞等主題上又增加了籐蔓卷草寶花枝條的豐富變化,就無比大膽而聰明的發展開來。

    敦煌邊飾中還有一個第三種因素,就是它受到編織物花紋影響的方面,乃至於可說是綾錦圖案的應用。除用在椽楣枋等部分外更多用在區隔牆上各畫幅的框格邊緣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上文已提到過敦煌洞窟是建築物,盡管它的來源是印度和西域,它同時還是在中國本土上的建築物,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國建築中許多構成因素。中國建築裝飾的傳統裡有同絲織物密切的關繫的一面,所以敦煌洞窟的裝飾圖案必然地也會有綾錦花紋這一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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