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寧波之書

“書藏古今，港通天下”，是寧波城市形像口號。這個口號時空勾連，虛實結合，確立了以天一閣為代表的精神文明坐標和以寧波舟山港為代表的物質文明坐標，道出了寧波城市的突出特性，令人蕩氣回腸。

“書藏古今，港通天下”，是寧波8000年歷史文化的提煉結晶，突顯了寧波人民的精神創造力和物質創造力。寧波人民在8000年的生活中，依靠地理地形的優勢，勇敢無畏，不斷地走向大海，開拓生存的空間，開拓與世界的交流，終於使得寧波不再是一個僻於海隅的封閉之地，而成為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天下的寧波。寧波人民在不斷地改造著自然、提高著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又不斷地改造著自身的精神世界，從先古的蠻荒中不斷地向著人類文明的高處前進，終於使得寧波人耕讀傳家，名士輩出，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具備了書香濃郁的精神氣質。書與港，是寧波屹立的兩塊厚重的基石；站在這兩塊基石之上，寧波的精神與物質的發展，將活力無窮。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先說“書藏古今”。

寧波人的第一本“書”，大概出現在東漢。出土於餘姚的《漢三老諱字忌日碑》，碑文作於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這是出現在四明最早的文章，是四明散體文的淵源所在。而四明本境正式誕生自己的作家是在漢末吳初，開寧波文學風氣之先的是虞歆。東漢末年日南太守餘姚人虞歆擅長碑銘。《會稽會典》記載：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前有三十多方碑，碑銘內容多虛誕不實，曹植都將之毀壞移除，隻有虞歆的碑銘不虛，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可惜虞歆的碑銘今已失傳。更可惜的是，東漢初年的高士嚴子陵，未有文章流傳下來。而東漢大孝子董黯，挑水砍柴孝養慈母。嚴子陵與董黯，他們為寧波留下的，是一縷最早的人文精神的氣息。

繼虞歆後出現在寧波文壇的，是句章人任奕。任奕為三國吳的御史中丞，善作文章，“立言燦盛，華若春榮”。所作《任子》10卷，今僅存寥寥380字。民國時編寫《四明叢書》的學者張壽鏞論其文：“發揮隱征，翼贊風教，憫人之切，悲世之深，純乎純者也”。於是他“爰錄《意林》所采《任子》為一卷，冠於《四明叢書》之首，以見吾鄉學問淵源之所自，寓亂極思治之意願，願吾鄉人士水不奪濕，火不奪熱，金不奪重，石不奪堅，以守先生之教，推而治己治人焉，庶乎其可也” 。張壽鏞將《任子》放在《四明叢書》第一篇，把它當作寧波文學與學術的淵源，就是推崇任奕身處亂世所表現出的治世與憫民之心，贊揚家鄉這種水火不懼、比金石更堅的人格精神。而這種人格精神，正是寧波歷史文化發展不竭的源泉。

與任奕同時的虞翻，即虞歆之子，是一位大學者，文采斐然。有《文集》5卷，今已失傳。虞翻是第一位具有強烈的“載光郡國”意識的學者。他贊美家鄉“海嶽精液，善生俊異”。他濃郁的鄉土情結，為後世寧波文人代代相傳，如南宋王應麟的《四明七觀》，清代全祖望的《湖語》。他的文集失傳，隻留下吉光片羽，如奏《易注》文雲：“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投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青蠅弔客”，成為後世一個著名的典故。

這之後，以餘姚虞氏家族一枝獨秀，幾乎壟斷了寧波的文壇和學壇。如晉代虞喜有集11卷，虞預有《虞氏家傳》《會稽會典》《晉書》等著作，虞潭“親友會集，作詩言志”，為四明境內詩詠活動的濫觴；南齊虞炎以文學與瀋約齊名，詩入《玉臺新詠》，虞願有《會稽記》等，虞通之、虞玩之、虞炎皆有文纔；梁朝虞騫有文集，虞羲也富有纔藻，為竟陵王蕭子良西邸文學集團的重要成員；陳朝虞荔、虞寄也以“善屬文”見諸史籍；隋朝虞綽博學有俊纔，善詩賦，為世所重，虞世基亦博學高纔，兩人為隋時四明詩人的優秀代表。

想到寧波大地8000年前已有人類活動，而7000年前就創造了燦爛的河姆渡文化，成為中華文明在長江流域的一個源頭。8000年的第一本書，比想像中來得更晚一些。

書為精神之結晶，為文化之形像，為進步之階梯，為文明之高峰。書有產地，更有作者。

寧波之地，舊泛稱四明，簡稱甬。夏之前稱於越，禹第五代孫少康封庶子於越，號無餘，為越國始祖。夏商周都屬越國。自秦統一實行郡縣制後，置鄞、、句章三縣，屬會稽郡。到了隋代，鄞、、餘姚並入句章縣。唐朝初年，廢句章縣，析為姚州和鄞州。不久廢鄞州，改置縣，隸越州二十六年（738），將縣從越州分出設置明州；明州下屬四縣：、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不久劃入像山。吳越時又設定海縣，清初改為鎮海縣。五代後梁時改為鄞。南宋中期代路。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州改寧波府。新中國成立後，原屬紹興的餘姚和原屬臺州的寧海劃入寧波，而屬寧波的定海縣劃出，為今天的舟山市。

寧波之人，8000年前的井頭山人會制槳，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田螺山人會種稻，到文身斷發的於越先民，尚鬼好祀，樂拳鬥力。秦漢以降，君子尚禮，風俗淳樸，民喜遊販。但是直到西晉，寧波人還未擺脫“遠廢之疇，方剪荊棘”的生存環境。大文學家陸雲有一位朋友叫車茂安，車茂安的外甥石季甫要到縣來當縣令。車母憂心如焚，姐姐哭哭啼啼，“上下愁勞，舉家慘戚”。陸雲就寫信勸導車茂安，說縣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大海，泛船並驅，一舉千裡，北接青徐，東洞交廣，物種多樣，海產豐富，“官無逋滯之谷，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秦始皇曾御六軍南巡，登稽山刻石，“身在縣三十餘日”。就是說秦始皇都來了，季甫還怕什麼？何況當地“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撲不施，聲教風靡”，你們全家應該喜慶，歌舞相送。這是歷史上第一篇描寫、贊美寧波的文章，顯然有些文學性的修飾，尤其是說秦始皇在縣待了三十多天。這更像是一個傳說。

寧波地區的開發活動，大致經歷了從井頭山、河姆渡到商周、秦漢、兩晉六朝時期的原始性開發，以及年間明州建立、兩宋經濟繁盛，到今天現代化濱海大都市建設的實質性開發。與之對應，寧波之書也有著一個從東漢末經唐至北宋前期的步履蹣跚的創闢時期，以及北宋後期和南宋以後的寧波文學的漲潮至奇峰突起的勃興時期。

節甚備”，秦始皇曾御六軍南巡，登稽山刻石，“身在縣三十餘日”。就是說秦始皇都來了，季甫還怕什麼？何況當地“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撲不施，聲教風靡”，你們全家應該喜慶，歌舞相送。這是歷史上第一篇描寫、贊美寧波的文章，顯然有些文學性的修飾，尤其是說秦始皇在縣待了三十多天。這更像是一個傳說。

寧波地區的開發活動，大致經歷了從井頭山、河姆渡到商周、秦漢、兩晉六朝時期的原始性開發，以及年間明州建立、兩宋經濟繁盛，到今天現代化濱海大都市建設的實質性開發。與之對應，寧波之書也有著一個從東漢末經唐至北宋前期的步履蹣跚的創闢時期，以及北宋後期和南宋以後的寧波文學的漲潮至奇峰突起的勃興時期。

秦漢年間（713—741）明州建州之前，寧波與紹興地域同屬會稽郡。彼時，寧紹地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西部的山陰一帶，東部的寧波隻是地曠人稀的邊緣地區，開發遲緩，文化相對落後二十六年（738）明州建州後，優良的港口成為年輕的明州城最大和最寶貴的資源。唐、五代時期，明州憑借港口優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始發港，步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以明州為中心的新的經濟亞區。明州建州之後，經濟快速發展，文化並沒有迅速興起，仍然如王應麟所說“文風寥寥”。隻有虞氏家族一枝獨秀。虞世南是唐太宗最寵信的文人，他的文學作品受到高度評價，太宗贊其“德行淳備，文為辭宗”，時人稱其“雕文絕世”。虞世南的詩歌立意不俗，剛健質樸，力圖振起大雅之音，可謂陳子昂之先驅。他又是初唐的散文名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

虞世南之後，四明文學歷經長達130餘年的荒涼期。從中唐至五代，雖開始出現一批本地詩人，如荒蕪的文學園地裡的拓荒者。這些詩人中，有士大夫，有僧道。如果析出當時尚不屬明州的餘姚，本土的文學雖已破土而出，但是仍然處於一種發育不良的狀態。倒是一些詩僧，如大梅法常和奉化契此的禪詩，頗為亮眼。

直至兩宋時期，寧波文學迎來重要的發展階段。北宋時，寧波文化正式形成，走向良性發展的軌道。如果說北宋早期，在寧波的文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還是雪竇重顯等一批僧侶詩人，文人詩家影響極小；到北宋中期，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隨著儒學地域化進程影響明州，明州出現了名聞遐邇的“慶歷五先生”。楊、杜等五子從事教育，倡導實學，以培育英纔、開闢浙東儒林草昧為己任，率先開闢了浙東學術，並培養了一批寧波學者，寧波的作家群體也隨之形成。從王安石、柳永、曾鞏等來寧波任職的官員詩人、散文家，到羅適、豐稷、舒亶等本土詩人、作家，四明文學的主力，從外來官員轉變至以慶歷五先生的弟子為主。這些弟子的文學創造力遠勝其師，達到了北宋明州文學的最高水平，其中以舒亶的成就最為突出，他以宏大的魄力投身文壇，成為大力贊美明州山水的第一人。這一時期寧波文人的創作成果眾多，有舒亶《文集》100卷、周鍔《文集》20卷、羅適《赤城集》10卷、袁轂《文集》70卷等，還有後人輯錄的豐稷《豐清敏公遺集》、舒亶《舒懶堂詩文存》3卷。自此以後，寧波文壇開始煥發出青春活力，作家輩出，作品日豐，聲譽漸起，為南宋時期寧波文學的勃興奠定了基礎。

而南宋則是寧波文化發展的第一次高潮。宋室南遷，帶動了寧波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昌盛。南宋定都臨安，昔日海隅僻地的寧波頓然成為近畿之地，發展日新月異，“禮俗日盛，家詩戶書，科第取數既多……衣冠文物，甲於東南”。南宋月湖史氏家族的史彌遠任宰相時，竟有“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之說。這說明寧波地區的人文素質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而為四明文化的興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南宋時期寧波學術崛起，楊簡、袁燮、舒璘、瀋煥，人們尊稱為“淳熙四先生”“甬上四先生”。四先生創立了以傳陸九淵心學為宗旨、以尊德性為目的的四明學派，影響巨大。四明文學勃興，人纔濟濟，作品繁多，文學社團綿延不絕。南宋僅鄞縣一縣可考的詩文集就超過百部，作者不下80人，編出了四明第一部鄉土文學選集《鄞人詩》9卷。無論文人及作品的量還是質，南宋四明文壇比起北宋已不可同日而語，煥發著勃勃生機。甚至出現了史浩、樓鑰、鄭清之、吳潛等宰相級詩人、作家。“淳熙四先生”的陸學、黃震等人的朱學，王應麟的歷史地理學，胡三省的通鋻考，吳文英的夢窗詞，張即之的書法，樓璹的《耕織圖》等，使寧波人終於有了自己一流的學術思想與文學藝術，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座座高峰。

寧波在唐朝就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越窯青瓷等傳至海外，日本遣唐使在這裡上岸。兩宋時期，寧波寫下一部佛教文化交流的大書。宋代寧波的佛教文化高度發達，天童、育王、雪竇，名剎林立，高僧輩出，著述豐富。寧波不僅是登陸地，也是參學的聖地。不斷有日本僧人渡海問道於此，後來也不斷有寧波的高僧東渡日本。佛典等書籍從寧波大量出口，形成了一條古代海上書籍之路。

到明清時期，兩位頂級的大作者，將寧波之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他們是王陽明和黃宗羲。明代陽明心學的異軍突起，是宋代以來新儒學運動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成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陽明學說很快傳入日本，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陽明學，成為日本社會革新的主要力量，推動了明治維新。清初黃宗羲在寧波白雲莊甬上證人書院設席講學，創立浙東學派，寧波成為浙東學術高地。萬斯同、萬斯大、邵晉涵、全祖望等薪火相傳。黃宗羲對君主專制體制做出了繫統的批判，代表了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最高峰。他還駁斥了傳統的輕視工商的觀念，主張“工商皆本”。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更是我國最早最完備的一部學術思想史著作。

晚清五口通商，寧波開埠。國門打開，西風東漸，寧波的傳統文化在借鋻與融合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發生了明顯轉型，在醫學、教育、新聞出版等各個領域， 呈現出新氣像。

至民國，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寧波在詩歌、繪畫、書法、電影、史學等領域湧現出許多大師級的人物，如稱“浙東杜甫”的詩人與畫家姚燮，輯四明六志》的甬上著名藏書家徐時棟，有“近世之趙孟頫”之稱的趙叔孺，有拍出中國第一部故事片的張石川，有編纂刻印了最巨的鄉邦文獻《四明叢書》的史學家張壽鏞，有中國傳統繪畫的最後一位大師潘天壽，有20世紀書壇泰鬥沙孟海，有應修人、柔石、殷夫、徐吁、蘇青、魯彥、巴人等一代新詩人作家，有連環畫泰鬥賀友直，有著名油畫家陳逸飛……

寧波從巫風盛行的蠻荒之地，自宋以後一躍而為“文獻名邦”，寧波之書的輝煌，首先得益於教育事業的發達。自宋以來，以王安石創辦鄞縣縣學為代表，寧波構建起了比較完備的由官學、書院、私學構成的教育體繫，家詩戶書，弦歌不絕。寧波的學校，多有如樓郁這樣的名儒碩彥執教，王安石還多次請“慶歷五先生”中的杜醇到鄞縣縣學任教。良好的教育環境使寧波成為儒士輩出的科第之鄉。南宋時期，明府）的進士數位列全國第三。史浩一族“一門三宰相”。明代，寧波是浙江各府之中考取進士最多的府，共計882人，位居全國第一。

文教發達，文士荟萃，愛書藏書便成為寧波的一種綿延不絕的風氣，當地湧現了大量的藏書家，藏書名樓迭出。南宋樓鑰的東樓、史守之的碧沚；明代豐坊的萬卷樓、範欽的天一閣；清代鄭性的二老閣、全祖望的雙韮山房、黃澄量的五桂樓、徐時棟的煙嶼樓；民國秦潤卿的抹雲樓、朱鼎煦的別宥齋、馮貞群的伏跗室等，蔚為大觀。寧波從宋代到民國有名的私人藏書樓就有一百多家，成為中華藏書重地。藏書，讀書，著書，寧波籍人士多以博學著稱，著述如林。《四庫全書》著錄的浙人著作，寧波位居第一。

古往今來，鐘靈毓秀的寧波大地孕育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和科學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時至今日，寧波籍的兩院院士達到120名，居全國城市首位，寧波是名副其實的“院士之鄉”。童第周、貝時璋、談家楨、翁文波、路甬祥、韓啟德、朱高峰等一大批甬籍院士，在諸多科學領域做出了世界級的貢獻。從寧波走出的屠呦呦，因為發現了青蒿素，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第一位獲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人。這些處在人類文明最前沿的科學家，是寧波精神不斷發展的突出體現，是寧波人文不斷積澱的燦爛結晶。

8000年寧波，文化教育就這樣改變了這塊土地，培育了寧波儒雅睿智的精神氣質。寧波一個天大的幸運，就是一座從明代保存至今的天一閣藏書樓。這座奇跡般的藏書樓，來自寧波人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良知，來自寧波人健全而強盛的文化人格。它人文荟萃，歷經劫難，成為寧波文化一個突出的像征，昭示著寧波書香不絕。

書藏古今，是寧波風雅精神的美好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