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時代長河的文學倒影

章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發展分期、基本特征與歷史定位

節何謂“新時期”的文學與文論？

一、從“新時期”到“新時期文學”

二、從“後新時期文學”到“新世紀文學”

三、“新世紀文論”與“文學理論三十年”

四、關於“時期”問題的辨析

第二節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三個階段

一、撥亂與反正（１９７６—１９８９年）：重釋文學的特性

二、受困與固本（１９９０年代）：文論話題的重建

三、分途與堅守（２０００年後）：再詢文學的意義

第三節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範式轉型

節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三種範式

一、社會政治範式

二、審美範式

三、文化研究範式

第二節從社會政治範式到審美範式的轉型

一、文學理論與批評中的範式轉型

二、社會政治範式的危機

三、審美範式的建立

第三節從審美範式到文化研究範式的轉型

一、審美範式的危機

二、文化研究範式的建立

第四節範式轉型的原因

一、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背景：審美範式興起的原因

二、１９９０年代的知識狀況：文化研究範式興起的原因

第三章文學性質的多維認知

節反思階段：文學性質論爭

一、“寫本質”與“寫真實”之爭

二、《論文學的主體性》與文學性質問題

三、《歷史無可避諱》和文學性質論爭

第二節建構階段：多維度嘗試

一、“繫統論”與文學的基本性質

二、“向內轉”同文學性質的認知

三、新時期教材中的文學基本性質

第三節調適階段：關繫主義與文化研究

一、觀念的調適

二、關繫主義的提出

三、文學本質的多維認知

小結

第四章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

節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再出發

一、簡單的歷史回顧

二、譯介與研究情況綜述

三、教學與教材情況概觀

第二節從“階級論”到“人性論”的文學觀

一、階級性與人性

二、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

三、人學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文論

第三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

一、意識形態

二、文學與意識形態關繫論爭

三、文學審美意識形

第四節文學生

一、發生與創構

二、深化與細化

三、成績與問題

第五節實踐存在論

一、實踐及實踐美學

二、實踐存在論美學

三、對文學觀念的啟示

第六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繫的建構

二、中國化路徑的探索

三、現實主義問題的深化

四、與中國古代文論的結合

五、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繫

六、與形式主義文論的結合

第五章古代文論之現代轉換

節古代文論之現代轉換的意義

一、古代文論之現代價值

二、西方理論的意義

三、從比較到“打通”

四、內容與形式

第二節古代文論之現代轉換的定位

一、主體性的崛起

二、承載意義之“舟”

三、文化研究

第三節古代文論之現代轉換的出路

一、從建構到解構

、跨學科與對話

第六章新時期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節跨學科研究的內涵和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範疇

一、跨學科與跨學科研究的內涵

二、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範疇

三、新時期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動力分析

第二節新時期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發展進程和主要形態

一、文藝心理學：“人學”旗幟下的文藝學跨界

二、文藝學的科學主義探索：科學新方法論的借鋻與拓展

三、文學人類學：文學研究的人類學視野

四、生態批評：全球生態危機的文藝學思考

第三節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爭議與辨析

一、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問題

二、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範式與文學本位問題

三、中國文學跨學科研究過程中的困難及其修正方略

第七章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實踐

節文學批評主體的自覺

一、方法論與主體意識的覺醒

二、關注藝術形式的意味

三、開掘批評理論的資源

第二節大眾傳播對批評空間的重構

一、傳媒力量楔入批評空間

二、批評空間的多層結構

三、傳媒規則制導批評實踐

四、批評功能的轉換與迷失

第三節大眾文化的批評話語

一、新聞對批評的僭越

二、面對大眾文化的兩難

三、文化研究的興起

第四節女性主義批評

一、女性主義浮出地表

二、對女性批評的批評

三、女性主義批評的理性趨向

第五節１９９０年代文學現像批評

一、王朔現像折射的批評主體情境

二、圍繞“現實主義衝擊波”的爭議

三、“另類”寫作對批評的挑戰

第八章大眾文化的興起與文藝批評領域拓展

節大眾文化的興起

一、眾說紛纭的“大眾文化”

二、“範式”轉型與重編“文化地圖”

三、“典範”轉移與大眾審美文化崛起

第二節文化消費的流行

一、“文化”商品化及其價值偏向

二、經典在“延異”中解構

三、知識傳媒化與“趣味性”講評

四、“媚俗化”：知識意義的消解

第三節日常生活的審美化

一、後現代議程與審美文化轉向

二、審美日常化的話語困境及人文批判

第四節大眾文化崛起與文藝批評的維度拓展

一、文藝發展的多樣性

二、文藝批評領域的維度拓展

第五節大眾文化的價值重估與重建

一、描摹大眾文化價值的實然圖景

二、規劃大眾文化價值的應然願景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

外國（文）參考文獻

緒論   時代長河的文學倒影

由２０ 世紀７０ 年代末開啟的中國社會的新時期，不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六十餘年的歷史中擁有重大轉折意義與開拓意義，即使在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社會變革中也應是富成效的歷史階段。而文學藝術則又是這個歷史階段中一個異常活躍、異常敏感而又復雜多變的領域。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對於中國民眾的思想解放、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對於中國新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與拓展以及對於中國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加強，均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僅就新時期的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批評實踐來說，無論從文化史還是思想史，學術史還是心態史的哪一方面講，都擁有與“五四時期”同樣重要的地位與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時期的影響必將持續下去。

如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種思想的交流、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更加凸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需求更加緊迫，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豐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在這一宏大戰略布局中，文學藝術作為時代精神與民族情感的像征，其重要意義不容忽視。而文藝理論建設、文藝批評研究作為哲學社會科學戰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疑也應當深入貫徹落實“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文化戰略方針，認真梳理新時期四十年來積澱下的實踐與文獻，深入總結其經驗與不足，從而為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歷史參照。

關於新時期文學理論建設與文學批評研究，已經有許多成果發表出版，這無疑為我們的課題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同時，至少就目前的態勢而言，留給我們深化與創新的空間也就不是很多。況且，新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由於處在的時代，新論層出、新潮迭起，各種觀點錯綜交織，充滿復雜性，許多問題至今仍未塵埃落定，如何總結這段當代文論史，難免見仁見智。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盡量站在我們自己的觀察視角，立足自己的學術立場，發揮我們自身的某些優勢，對這個非常時代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走過的道路做些清理，對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做出評價。

章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發展分期、基本特征與歷史定位

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發展，雖然隻有短短的近四十年，但由於這個近四十年在中國當代史上的重要轉型作用，因而變得十分重要。關於它的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在２０世紀末，展開了關於百年中國文論的研究，其中涉及了對於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藝批評的評價；一個是２００７年前後，正值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發展三十年，在紀念改革開放的整體思路下專門討論了它的得與失。這兩種研究雖然提出了諸多有益的評價意見，但起因都源於時間意義上的紀念性質而難免不夠深入。今天，我們再接著來評價這段文論史，意在借助於它的轉型特性，探討其生成、轉型與發展的規律，深化對於文論與批評自身的認識。鋻於此，本文將對這一文論史現像做出整體的評估。

節何謂“新時期”的文學與文論？

人們為什麼要將近四十年來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發展命名為“新時期”的文論與批評？原因在於肯定“新時期”所代表的正面價值，否定“舊時期”所代表的負面價值。這仍然延續了“五四”以來討論中國文化變遷時的一個基本思維框架，即通過“新舊對立”來達到“除舊布新”的目的。同時，這也是一種政治思維方式的產物，與“新中國”與“舊中國”的社會對立相對應，體現了對於新的政治格局的向往，對於舊的政治格局的拋棄。所以，認識新時期文論與批評的發展，離不開認識新時期以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整體發展。

一、從“新時期”到“新時期文學”

“新時期”是相對於“舊時期”而言的。但何時啟用“新時期”呢？從知網搜尋可知，始於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１３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上強調“過去工作重點在鄉村的時期已經結束，從今以後開始了黨的工作重點在城市，而又兼顧鄉村的新時期。”此後“新時期”一詞開始流行起來，用關鍵詞“新時期”檢索“全文”，在１９５０年就多達２３篇，這些文章與中共會議精神一致，主要是談經濟工作重心的轉移。這是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後，欲將權力的中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實現由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再次較多地使用“新時期”一詞是在中共八大二中全會以後，這次會議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強調中國正進入以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此時的“新時期”一詞仍然偏向指稱經濟建設進入了新時期。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使用“新時期”的頻率較高，與此次會議精神相關。但開始有學者將其使用在電影批評上，出現了王闌西的《迎接電影事業的新時期》（１９５８）一文，該文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發展的形勢下，電影事業也應該相適應地發展，四個月來的事實也同樣地可以證明：鼓足干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辦電影事業是完全可能的，近的情況不是說明以同樣的人力、物力或者更少的人力、物力可以做出更多的事嗎？”該文預言：“實現這些措施，中國人民電影事業，就將要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已有的基礎上，更大規模地遍地開花地發展起來。”在此後的一個較長時期裡，卻較少使用“新時期”一詞。原因可能是這是一個偏重強調經濟建設的詞語，而此後的重點一直在強調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詞語的含義已經不再符合時代需要了。

到了１９７８年，“新時期”的使用呈現井噴狀態，這與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５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有關，在會上，華國鋒做了《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指出：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革”，“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並明確提出了“三年來的鬥爭和新時期的總任務”，強調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教育文化事業，加強政權建設，加強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等。報告所提到的核心問題是：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大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深入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在２１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可以說，此時提出的“新時期”，是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

歷經“文革”的中國人從報告中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所以“新時期”迅速成為人民群眾所向往的新生活，一時間，“新時期”成為流行詞語。查知網可知，是年涉及“新時期”的文章高達７００多篇，出現了諸如賀敬之的《戲劇創作要為新時期的總任務服務》（１９７８）等文，表明這一概念不僅指稱經濟建設，同時也指稱文化建設。賀敬之指出：“打倒了‘四人幫’，我們的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我們的文藝工作，也進入了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史的新時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任務服務，這就是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具體的體現。這是當前文藝工作的出發點，是方針問題，路線問題。”可見“新時期”作為政治術語，包含了對於“文革”的否定，對於過去極左的政治路線、經濟方針與文化政策的否定。由於“新時期”與實現“四個現代化”相關聯，預示著一個新的經濟建設時代的到來。但不可否認，剛剛使用“新時期”時，還與“舊時期”的話語相粘連，所以，既強調文學藝術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又繼續提出“專政”“文學為政治服務”等過去的口號，顯示這是一個交替的時代，人們的思想也處於交替之中。

那麼，何時開始使用“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呢？周揚在《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文藝報》１９７９年第１１期）就使用了“新時期的文藝”一詞，包括了文學，但不止於文學，還包括了各藝術門類。此外，據知網查尋，直接與文學相關的有浦伯良《正是山花爛漫時———學習新時期散文札記》（１９８０）、繆俊傑的《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的方向———對“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一點理解》（１９８０）、馬威《試論新時期戲劇文學中的人物塑造》（１９８１）等，涉及“新時期文學”的命名，但還不是正式命名。到了１９８２年，“新時期文學”纔正式成為一些重要論文的題名，其中有劉錫誠的《談新時期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問題》（１９８２）、劉偉林、謝中征《論新時期文學英雄人物的塑造問題》（１９８２）、馬畏安《文藝批評與新時期文藝的發展》（１９８２）、賀興安《新時期文學三題漫談》（１９８３）、劉夢溪《新時期文學存在著，發展著……》（１８８３）、張炯《新時期文學的歷史特色》（１９８３）等，可見“新時期文學”已經獲得批評界較為一致的認可。

劉錫誠是在“近幾年”的時間長度上使用“新時期”的，他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肯定了“新時期文學”的成就：“新時期文學對一切反人道的封建法西斯暴行的揭露與批判，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人道主義思想。新時期文學中人的主題的確立和形成，對人的尊嚴、人的人格、人的個性、人的價值等的探索，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活力得以恢復的一個標志。”該文認為恢復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人道觀的重新確認相一致是有事實根據的，但未及討論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道主義的思想傳統，顯然受制於當時的語境而有所不能言，這使文中的人道主義概念缺乏飽滿的內涵。合理的解釋應當是，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激活了整個西方及中國古代人道主義思想傳統，使得人道主義傳統成為創作的思想源泉，促成新時期文學能夠重新從人道主義出發來觀察人生，進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