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王安石傳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王安石是一位執拗的君子，更是一位孤獨的改革家。

2. 國學大師梁啟超力作，呈現了改革家眼中的改革家，變法者眼中的變法者，見解獨到。

3.本書既是了解王安石的經典讀本，也是了解北宋歷史的一把鑰匙。

內容簡介

王安石是北宋名臣，一位孤獨的改革家，但他的變法飽受爭議，尤其是《宋史》對他極力歪曲。本書糾正了歷史上對王安石的一貫偏見，還原了改革家王安石的雄纔偉略和卓越人格，中肯地指出中華帝國的積弊。梁啟超本身就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此書呈現了改革家眼中的改革家，變法者眼中的變法者，見解尤為獨到。讀此書，有助於理解中國歷史，思索中國走向。

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學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以史學研究成績顯著。

前言

例言——本書以發揮荊公政術為義，故於其所創諸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詳，而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於新舊知識咸得融會。——宋史記熙豐事實者成於南渡以後史官之人因而襲之，皆反對黨之言，不可征信。今於其污蔑荊公處皆一一詳辯之，別為考異若干條。——荊公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中國大文學家，故於其詩文采錄頗多。其散見於前各章者，皆與政治有關繫者也，其僅足為文章模範者亦擷十數首錄入末二章，使讀者得緣此以窺全豹。——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富者為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先生名上翔，乾嘉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為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已八十有八，蓋畢生精力瘁於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於並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耶?爰志數語，以諗史官。——本書行文信筆而成，不復復視，蕪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內方聞之士有以教之。著者識

媒體評論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政治家詩人黃遵憲

他*個向西方學習，革故鼎新，撰寫了數十萬言的人物傳記和傳記理論，從而使古老僵化的中國傳記文學，在20世紀初期呈示出現代化的轉機。 ——當代學者戴光中

在線試讀

章敘論國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易也。以餘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祀，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泰西鄉原之史家，其論克林威爾也，曰亂臣、曰賊子、曰奸險、曰兇殘、曰迷信、曰發狂、曰專制者、曰偽善者，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顧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國國會先哲畫像數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則克林威爾也。而我國民之於荊公則何如?吠影吠聲以丑詆之，舉無祐紹興之時。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而於其事業之宏遠而偉大，莫或見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霾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曾文正謂宋儒寬於責小人而嚴於責君子，嗚呼!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於社會，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惡求全之毀。求全雲者，於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雲爾，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蔑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之教，其於荊公之赫然設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原相勸勉。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吾今欲為荊公作傳，而有窘餘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數君子焉。數君子者，其於荊公可謂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於天下，又孟子所謂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錄之以志竊比之誠。陸像山先生（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曰：（前略）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嘩，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鋻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中略）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廷，又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不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後略）顏習齋）《宋史評》曰：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祐間，範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宋何以為國?求其容我為君，宋何以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為此，豈得已哉?譬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聞北風而戰栗，於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為難，極詬之曰奸曰邪，並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仇，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有七：一抬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為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範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柱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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