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民國六年（1917年） / 001
陳獨秀、胡適應北京大學培之邀，分別出任該校文科學長和教授。二人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刍議》、《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一個嶄新的《新青年》時代呼之欲出。暮氣沉沉的北大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識精英，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創了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 民國七年（1918年） /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艱難之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卻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瀋尹默、高一涵六人輪流編輯，請撰稿人周氏兄弟、劉半農等人協助辦刊。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等小說，我們民族文學的面貌、氣像、精神、靈魂，煥然一新。胡適、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並峙的雙峰。
創辦《湘江評論》，寫《民眾大聯合》，胡適高度評價雲：“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重要文字。”
李大釗與胡適開展“問題與主義”的學術討論，陳獨秀、、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胡適一邊。
陳獨秀、李大釗辦《每周評論》，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報人章士釗、邵飄萍等辦《京報》、《時報》等，掀起輿論波瀾，給中國言論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
第三章 民國八年（1919年） / 095
民國八年，中國依然是獨裁者橫行的屠場和煉獄。新文化運動合乎邏輯地催生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那些從黑暗中突圍出來的知識分子，集體亮相，以啟蒙者和革命家的膽魄，繼續奮力開啟新時代的閘門，一路高歌猛進，為20世紀的中國歷史譜寫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國九年（1920年） / 141
民國九年，比起波瀾壯闊的民國八年，少了些紅火，但並不沉寂，“五四”餘波仍在蕩漾。各種政治派別博弈的同時，知識分子關於新舊之爭，也日趨激烈。陳獨秀、李大釗等傾向政治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秘密醞釀成立共產黨。胡適出版新詩《嘗試集》，成為“新詩老祖宗”，他還與高一涵等人發起《爭自由的宣言》，為爭自由而戰。魯迅進北大當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對盲目引進“俄國思潮”，有振聾發聵的回答：“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的思潮，甚難移殖（《致宋崇義》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思想革命》，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贏得遠遠超過魯迅的聲譽。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時代接近尾聲。
第五章 民國十年（1921年） / 171
民國十年，是中國社會劇烈震動的一年，也是民國清流激蕩分化的歲月。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而部分人放棄“五四”個性主義，走向無產階級戰鬥集體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民國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歷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國十一年（1922年） / 191
民國十一年，是個天災兵禍頻仍的年頭。1月19日，武漢酷寒，天降大雪，凍死很多人。4月直奉戰爭爆發，在這場血戰中，百姓生命慘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局勢動蕩混亂。同時，文化界和輿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卻是這一年的主題。一個以歐美派留學生為主的文人集體，在他們的精神領袖群體的帶領下，繼續向武人的專制統治，莊嚴地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
第七章 民國十二年（1923年） / 223
民國十二年的天，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發國民黨改組之先聲。二十六天後，蘇俄表示傾力支持孫中山。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聯合會發表聲明表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雙方認為，“中國要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共決定與國民黨合作。10月28日，孫中山任命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張繼、戴季陶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著手籌備改組國民黨。
北洋政府的反動統治更加黑暗且風雨飄搖。其通過“取締新思想”議案，控制輿論。2月7日，吳佩孚武力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殺害共產黨人施洋等五十餘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慘案。慘案發生第二天，吳佩孚就以“鼓動罷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查封了漢口《真報》。2月16日，中共的《向導》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會日報》揭露曹錕賄選總統丑聞，該報被封，林被監禁三個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因反對曹錕賄選，被禁止在租界外發行。10月，上海的《時報》因發表反對直繫軍閥的新聞被禁郵……1923年，知識分子與當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國十三年（1924年） / 257
民國十三年（1924年），大小軍閥為繼續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煙四起——齊盧之戰，直奉火拼……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經歷了漫長痛苦的奮鬥和摸索之後，局勢出現了新的轉機。他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終於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年初順利地召開了國民黨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國清流，除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有明確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懷著希冀，以文學為武器，繼續尋求各自的改造社會之路。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可悲的是，因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價值選擇，他們卻陷入了無休止的混戰。
第九章 民國十四年（1925年） / 279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十萬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其入京後發表《入京宣言》，稱“乃為救國”，但並沒給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帶來變化，如遭到國民黨反對的“善後會議”如期舉行。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國民黨成立治喪委員會，李大釗擔任秘書股中文主稿。
巨星隕落，舉國哀慟。反動軍閥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師警廳發布新制定的《管理新聞營業規則》控制言論，遭到胡適、陳西滢、錢玄同等十八位知識分子抵制。他們聯名致函司法總長章士釗，提出閣議撤銷這一規則，以維護言論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發“五卅慘案”，激發了洶湧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鄭振鐸、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面世，邵飄萍也從6月起在《京報》推出清華學子王造時主編的《京報副刊》，連續報道了“五卅慘案”，進行反帝宣傳。
知識分子反專制，爭自由，仍是該年思想文化戰線的主流。而5月11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驅逐校長楊蔭榆出校運動和該年底的11月29日，“認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務中的急務”的《晨報》，被暴徒縱火焚毀疑案，讓知識界變得撲朔迷離。
當我們悵望民國十四年的紛亂的文化星空，你會悲哀地發現，透過曾經同是新文化的主將，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圍繞著上述兩案的紛爭及其關於政治、思想、文化的紛爭，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識分子內部分裂已愈來愈嚴重。
第十章 民國十五年（1926年） / 309
民國十五年依然是北洋軍閥橫行肆虐、充滿肅殺之氣的一年。慘案繼續不斷發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槍殺47名、傷200多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邵飄萍、成舍我主辦的《京報》《世界日報》等紛紛報道事件真相，嚴厲譴責這場殺戮。
朱自清、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作家也紛紛發表文章抨擊反動政權；王世傑、高一涵、許士康、陳翰生等在《現代評論》周刊發出抗議聲討之聲。上海的葉聖陶、鄭振鐸等以文學形式發出怒吼。
張作霖、張宗昌等在段祺瑞垮臺後，殺氣騰騰入京，先後殺死民初新聞史上熠熠閃光的邵飄萍和林白水。《京報》、《社會日報》隨之被查封。魯迅、蔣夢麟、李大釗等都上了黑名單。共產黨人李大釗面對黑暗和殺戮，勇敢地率領民眾衝鋒陷陣，無私無畏。知識分子站在民眾一邊，表達道義立場。梁啟超、胡適、徐志摩、陳寅恪等於春秋更替、風雨晨昏中，繼續追逐新文化之夢……
第十一章 民國十六年（1927年） / 339
1927年，從北京到南方，中華大地彌漫著血腥猙獰和死亡的氣息。
義士喋血，大師殞命。
在軍閥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被推上絞刑架，英勇就義；白發書生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國之魂消；戊戌變法首領康有為病死青島。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殺，鮮血成河。
北伐軍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寶山路再次被鮮血染紅。國民黨軍隊悍然向徒手民眾開槍，“傷斃至百餘人”。鄭振鐸、胡愈之、章錫琛等聯名致培、吳稚暉等，發出抗議之聲，並於4月15日在《商報》發表。
廣州的共產黨人蕭楚女4月被殺獄中，趙世炎、陳延年被殺於上海，共產黨人李漢俊、《大江報》創始者詹大悲遇難於武漢。
作家郭沫若、郁達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筆為武器，批評時政，激濁揚清。4月26日，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禍，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國政局發生巨變，“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國共兩黨分裂也成事實，國民黨通過軍事手段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卻依然是紛紛亂像，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魯迅與其他學者、作家的爭鬥也從未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