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民國六年(1917年) / 001
陳獨秀、胡適應北京大學培之邀,分別出任該校文科學長和教授。二人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刍議》、《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一個嶄新的《新青年》時代呼之欲出。暮氣沉沉的北大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識精英,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創了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 民國七年(1918年) /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艱難之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卻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瀋尹默、高一涵六人輪流編輯,請撰稿人周氏兄弟、劉半農等人協助辦刊。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等小說,我們民族文學的面貌、氣像、精神、靈魂,煥然一新。胡適、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並峙的雙峰。
創辦《湘江評論》,寫《民眾大聯合》,胡適高度評價雲:“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重要文字。”
李大釗與胡適開展“問題與主義”的學術討論,陳獨秀、、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胡適一邊。
陳獨秀、李大釗辦《每周評論》,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報人章士釗、邵飄萍等辦《京報》、《時報》等,掀起輿論波瀾,給中國言論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
第三章 民國八年(1919年) / 095
民國八年,中國依然是獨裁者橫行的屠場和煉獄。新文化運動合乎邏輯地催生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那些從黑暗中突圍出來的知識分子,集體亮相,以啟蒙者和革命家的膽魄,繼續奮力開啟新時代的閘門,一路高歌猛進,為20世紀的中國歷史譜寫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國九年(1920年) / 141
民國九年,比起波瀾壯闊的民國八年,少了些紅火,但並不沉寂,“五四”餘波仍在蕩漾。各種政治派別博弈的同時,知識分子關於新舊之爭,也日趨激烈。陳獨秀、李大釗等傾向政治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秘密醞釀成立共產黨。胡適出版新詩《嘗試集》,成為“新詩老祖宗”,他還與高一涵等人發起《爭自由的宣言》,為爭自由而戰。魯迅進北大當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對盲目引進“俄國思潮”,有振聾發聵的回答:“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的思潮,甚難移殖(《致宋崇義》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思想革命》,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贏得遠遠超過魯迅的聲譽。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時代接近尾聲。
第五章 民國十年(1921年) / 171
民國十年,是中國社會劇烈震動的一年,也是民國清流激蕩分化的歲月。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而部分人放棄“五四”個性主義,走向無產階級戰鬥集體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民國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歷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國十一年(1922年) / 191
民國十一年,是個天災兵禍頻仍的年頭。1月19日,武漢酷寒,天降大雪,凍死很多人。4月直奉戰爭爆發,在這場血戰中,百姓生命慘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局勢動蕩混亂。同時,文化界和輿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卻是這一年的主題。一個以歐美派留學生為主的文人集體,在他們的精神領袖群體的帶領下,繼續向武人的專制統治,莊嚴地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
第七章 民國十二年(1923年) / 223
民國十二年的天,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發國民黨改組之先聲。二十六天後,蘇俄表示傾力支持孫中山。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聯合會發表聲明表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雙方認為,“中國要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共決定與國民黨合作。10月28日,孫中山任命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張繼、戴季陶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著手籌備改組國民黨。
北洋政府的反動統治更加黑暗且風雨飄搖。其通過“取締新思想”議案,控制輿論。2月7日,吳佩孚武力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殺害共產黨人施洋等五十餘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慘案。慘案發生第二天,吳佩孚就以“鼓動罷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查封了漢口《真報》。2月16日,中共的《向導》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會日報》揭露曹錕賄選總統丑聞,該報被封,林被監禁三個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因反對曹錕賄選,被禁止在租界外發行。10月,上海的《時報》因發表反對直繫軍閥的新聞被禁郵……1923年,知識分子與當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國十三年(1924年) / 257
民國十三年(1924年),大小軍閥為繼續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煙四起——齊盧之戰,直奉火拼……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經歷了漫長痛苦的奮鬥和摸索之後,局勢出現了新的轉機。他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終於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年初順利地召開了國民黨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國清流,除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有明確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懷著希冀,以文學為武器,繼續尋求各自的改造社會之路。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可悲的是,因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價值選擇,他們卻陷入了無休止的混戰。
第九章 民國十四年(1925年) / 279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十萬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其入京後發表《入京宣言》,稱“乃為救國”,但並沒給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帶來變化,如遭到國民黨反對的“善後會議”如期舉行。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國民黨成立治喪委員會,李大釗擔任秘書股中文主稿。
巨星隕落,舉國哀慟。反動軍閥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師警廳發布新制定的《管理新聞營業規則》控制言論,遭到胡適、陳西滢、錢玄同等十八位知識分子抵制。他們聯名致函司法總長章士釗,提出閣議撤銷這一規則,以維護言論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發“五卅慘案”,激發了洶湧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鄭振鐸、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面世,邵飄萍也從6月起在《京報》推出清華學子王造時主編的《京報副刊》,連續報道了“五卅慘案”,進行反帝宣傳。
知識分子反專制,爭自由,仍是該年思想文化戰線的主流。而5月11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驅逐校長楊蔭榆出校運動和該年底的11月29日,“認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務中的急務”的《晨報》,被暴徒縱火焚毀疑案,讓知識界變得撲朔迷離。
當我們悵望民國十四年的紛亂的文化星空,你會悲哀地發現,透過曾經同是新文化的主將,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圍繞著上述兩案的紛爭及其關於政治、思想、文化的紛爭,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識分子內部分裂已愈來愈嚴重。
第十章 民國十五年(1926年) / 309
民國十五年依然是北洋軍閥橫行肆虐、充滿肅殺之氣的一年。慘案繼續不斷發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槍殺47名、傷200多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邵飄萍、成舍我主辦的《京報》《世界日報》等紛紛報道事件真相,嚴厲譴責這場殺戮。
朱自清、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作家也紛紛發表文章抨擊反動政權;王世傑、高一涵、許士康、陳翰生等在《現代評論》周刊發出抗議聲討之聲。上海的葉聖陶、鄭振鐸等以文學形式發出怒吼。
張作霖、張宗昌等在段祺瑞垮臺後,殺氣騰騰入京,先後殺死民初新聞史上熠熠閃光的邵飄萍和林白水。《京報》、《社會日報》隨之被查封。魯迅、蔣夢麟、李大釗等都上了黑名單。共產黨人李大釗面對黑暗和殺戮,勇敢地率領民眾衝鋒陷陣,無私無畏。知識分子站在民眾一邊,表達道義立場。梁啟超、胡適、徐志摩、陳寅恪等於春秋更替、風雨晨昏中,繼續追逐新文化之夢……
第十一章 民國十六年(1927年) / 339
1927年,從北京到南方,中華大地彌漫著血腥猙獰和死亡的氣息。
義士喋血,大師殞命。
在軍閥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被推上絞刑架,英勇就義;白發書生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國之魂消;戊戌變法首領康有為病死青島。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殺,鮮血成河。
北伐軍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寶山路再次被鮮血染紅。國民黨軍隊悍然向徒手民眾開槍,“傷斃至百餘人”。鄭振鐸、胡愈之、章錫琛等聯名致培、吳稚暉等,發出抗議之聲,並於4月15日在《商報》發表。
廣州的共產黨人蕭楚女4月被殺獄中,趙世炎、陳延年被殺於上海,共產黨人李漢俊、《大江報》創始者詹大悲遇難於武漢。
作家郭沫若、郁達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筆為武器,批評時政,激濁揚清。4月26日,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禍,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國政局發生巨變,“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國共兩黨分裂也成事實,國民黨通過軍事手段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卻依然是紛紛亂像,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魯迅與其他學者、作家的爭鬥也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