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辭職驚動總理 
股民致信寧高寧 
與萬科結梁子 
北京的水比海深 
密謀賣公司 
華遠、華潤分手 

第二章 摸著石頭過馬路 
我曾是一個皮貨商人 
小商店的創始人 
我和我的小伙伴們 
還沒來得及從華遠領工資，就為華遠賺了大錢 
個租軍用飛機的人 
城市的機會為什麼一次次喪失 
那個年代的有罪推定 
無神論的我愛上了天主教的你 

第三章 出沒風波裡 
在西單動土 
什麼纔是不可抗力？ 
“九二派”下海 
要有野心，更要優雅 

第四章 驚險時刻
隻流通了一天的股票 
官與商 錯誤！未定義書簽。
相信自己，相信命：我哥哥的一次車禍 
艱難一步，成立國內家中外合資企業 

第五章 我和華遠之間 
華遠借橋上市 
激怒中國證監會 
王石一直想要實現的夢 
華潤與華遠、萬科之間的不解之謎 
金融危機，香港出現批“房奴” 
我的批評惹惱了高層 
700萬年薪事件 
我成了一個“不聽話”的國企干部 
一場特殊的高層家宴 

第六章 十年爭議 
我走之後，市長把火撒給了潘石屹 
煙盒紙背面簽下的幾個億合同 
絕不要與沒有契約精神的人打交道 
“總理，您受騙了！” 
拒絕為高級座談會“梳妝打扮” 
我的業績是陽光下掙來的 錯誤！
“取消房地產預售制度”風波 
被安排的“資本戰爭” 
明知打不贏的官司，我也要堅持 
逃離北京，去二、三線城市拿地！ 

第七章退與不退
當“菜農”遇見“二道販子” 
我也曾享有“總統待遇” 
轉眼六十秋

第八章 市場裡的上帝之手 
2008房價拐點真相 
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 
我在哈佛堂課 

第九章華遠的管理哲學 
好制度都是由我這個“罪人”制定的 
寧當雞頭，不做鳳尾 
不招清華畢業生 
道治、儒治、法治 
富民優先還是富企優先？ 
企業的文化就是樹立一個“神”
員工裡先後湧現“百萬富翁” 
我給每個員工的孩子發紅包 

第十章 我的父親母親 
慶幸有個好父親 
父母讀馬列，我讀巴爾扎克 
我不是所謂的“高干子弟” 
父輩的旗幟 
十一章 紅色年代的中學時光 。
“紅色”往事 
我在延安插隊 
苦難未必是財富 
一個人闖關東 
我的村裡沒有“小芳” 
第十二章  戎馬生涯 
動亂年代的後門兵 
榮譽和責任的星空 
從炊事班到特務連 
紅色年代的小兵生活 
拼爹不如“拼自己” 
入黨坎坷路 
我的1976 
打倒四人幫之前，談戀愛是奢侈品 

第十三章  吾家有女 
我的次失敗婚姻
後悔隻生一個女兒 
她永遠是大事 
愛是恆久忍耐 

第十四章 為公益而共和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成立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的讀書會 
不是所有的公益事業都能被認可

第十五章：逆襲者：從人民公敵到大眾情人 
一不小心成了“人民公敵” 
“姑娘們想嫁的人”
我是“仁心炮彈”

序言之一（寧高寧）
像任志強這樣的人，不太識時務，也不知道顧全大局，而且有時候不知趣，還老是自以為是，他在中國的社會習俗下，想謀生混碗飯喫都不易，能混出個樣來就更難了。可任志強這幾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越混粉絲越多，不僅名氣大了，而且時常還被認為代表著真理了。有人說微博時代造就了任志強，也有人說房地產經濟的時代造就了任志強，還有人說中國進入了一個言論容忍度高的時代，給了任志強放炮的空間從而造就了他。如果說今天任志強是個人物，是個現像，這可能真是一個時代產物。不過到底是時勢造人物還是人物造時勢，這件事在歷史上就沒有說清楚過。
任志強當然生活在了一個五彩繽紛、思想交融的時代，他的身上帶著明顯的時代痕跡，但任志強與我們大部分人比起來還是有他自身的明顯不同特點的。我覺得任志強可能90%與我們大家是一樣的，有10%的大腦構造是與大部分人不一樣的。比如說他的較勁，較真，打破砂鍋問到底，愛鑽研還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態度。比如說他的我行我素，無懼真言，任人評說，不怕挨板磚，不怕扔臭鞋的勇氣。
態度和勇氣好像讓任志強站到了河的對岸，一直不停地向河的另一邊的眾人大喊。今天任志強又要寫回憶錄了，雖然我覺得任志強現在干這事早了點，但這就是任志強啊，他不管別人怎麼說，想干就干，而且我也相信許多人想看任志強的回憶錄，因為這個世界上有態度的人不少，但沒有勇氣，有勇氣的人也不少，但沒有態度，既有勇氣又有態度纔造就了任志強的今天。
任志強可算應了一句話，性格決定命運。所以任志強的回憶錄你不能當成故事書看，因為大部分的回憶錄都是說年輕時多艱苦，奮鬥多不易，自己如何堅持到了成功，任志強的回憶錄恐怕也逃不出這樣的俗套，但這不是任志強的真正價值。同時，你也別想從任志強回憶錄裡得到做生意賺錢的真經，因為任志強嚴格來講並不是個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為了爭取他不斷說話的權利，買地賣樓好像對他沒有那麼重要。所以，任志強回憶錄的價值一定是在他真誠性格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勇氣，以及由此而生的許多觀點和行為。
從任志強的回憶錄中你一定能看到社會的進步，經歷過這段時期的人，回頭看時都會心潮難平、眼睛濕潤。我還記得與任志強合資時股東會差點沒通過，也記得發股票路演時任志強在巴黎市政廳給瞪大眼睛的法國人講他如何改造北京明朝留下來的下水道，在紐約世貿中心給美國人講北京的拆遷政策。我還記得任志強在北京接待上百位國際投資者，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中國未來也會有住房貸款，想讓他們相信中國的住宅市場會有很大發展。那時的北京房價是現在房價的大約不到5%，那時還沒有人知道可以從銀行借錢買房子。
回想起來，還有許多事今天都歷歷在目，讓人浮想聯翩。記得在與任志強合資的後期，大家出現了一些爭議，任志強想辭職、分家。用他的話說，就是他不玩了。但就這樣他也不服軟，他說：“算了，我辭職吧，前幾天俄羅斯的葉利欽總統也辭職了，我也辭職吧！”我當時覺得他辭職還找了個這樣的借口，是口出狂言。多年後我聽說任志強在演講時被別人扔鞋，他鎮定自若地說：“你是給我了總統待遇啊！”他這次好像是與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比的。看來任志強的心氣一直是總統的心氣，這是他骨子裡的東西。
現在看來雖然任志強不是總統，但還會在某個階段某個方面的歷史上留下一點點印記。過了60歲的任志強就像樹上的一隻果子，這時熟了，熟得豐富多彩、滋味無窮了。  2013年8月4日     於北京

序言之二（鬥智，鬥勇；亦敵，亦友潘石屹）
我進北京從事房地產開發的歷史，就是與任志強鬥智鬥勇、亦敵亦友的歷史。
任總要出自己的自傳，讓我給他寫一段話。我與他的故事很多，這些故事也很典型，正是中國過去20年房地產發展、中國逐步城市化、中國社會在一年一年進步的縮影。但我不能寫的太多，因為寫的太多的話就成了我的自傳，就會喧賓奪主。
寫兩、三個與任總相關的故事吧！
那一年，我正在艱苦創業，遇到了很多困難，缺錢、缺資源，主要的是還沒有建立起客戶對我們的信任。那年，我們剛做好SOHO現代城的樣板間，就請來任總參觀，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認可，借他在北京城裡房地產老大的地位給自己充充門面。之前，已經與他有過一些合作，雙方合作的很愉快，他們也賺了不少錢。
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劈頭蓋臉的把我批評了一頓。其實用“批評”這樣的詞都算溫柔了。隨後，他又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他寫完沒有直接發給我，而是發給了記者。我次是在記者那裡看到這封信的，當時我有點慌了神，心想這可是我遇到的一次大的危機。冷靜下來後，我沒有發動公關公司去刪帖，也沒有去到處打點北京的房地產媒體，而是給任志強寫了一封回信，標題是《創新是需要勇氣的》，副標題是一個二道販子給菜農的回信。北京的媒體一下子熱鬧起來了，客戶也因好奇來看房了，我們的生意大好。我們進而以任總給我的信、以及我給他的回信為主，請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書名叫《投訴潘石屹，批判現代城》。新書剛出來的那天，正好上海在舉辦一場房地產展覽，開發商紛紛在搬沙盤、掛各種漂亮的效果圖。我們的展臺上，沒有沙盤，也沒有效果圖，而是把剛出爐的新書《投訴潘石屹，批判現代城》撕成碎片，貼到了牆上。這吸引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開發商來參觀，據說也吸引到任總來參觀。
午飯時，我與任總相遇了。在餐廳裡，我們相對而坐，無數媒體等著看後面的好戲。沉默半天，我們兩個人互相在心裡較勁，不知如何開口。後，任總說：“穿著戲服來演戲了？！”我當時穿一身中式衣服。我回答說：“演出開始了！”
我想從這件事之後，任總心裡會認為，我是他在商場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對手。
後來又發生了許多商業上的故事，亦是鬥智鬥勇。有了成交金額的合作。後來在網上有人造謠說我與任總聯手侵吞國有資產人民幣。我勸任總：“寧可與明白人打場架，也不能與糊塗人說句話。”不要搭理。他不聽，非要在網上搭理，結果遭到了無數板磚的襲擊，這幫人還給我們起了一個名號叫“潘任美”。
我與任志強做了好幾年的生意，居然沒有請過任志強喫過一次飯。
這是他常在嘴上抱怨的。
我一直懷疑在今天網絡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寫書的價值到底有多少？任志強出自傳對社會的價值到底有多大？許多很重要的人物傳記銷售得並不好。
但有一次，他對我講，他寫自傳一直寫到深夜，後是淚流滿面。任志強還有哭的時候，我看到的都是他把別人氣哭。從此，我開始相信這本自傳的價值。它的價值一定是真誠、說真話、不裝。一個人縱然他有無數的纔華、知識，但如果他不真誠，一切都將會化為烏有。“誠實是一切美德的基礎”，一個講真話的人、誠實的人終會贏得所有人的尊重，包括他的對手、敵人。近，他把大量的時間放在公益事業和環保上來，他已經過了六十歲，但勁頭十足，真正的生命似乎剛剛開始。
如果有人問我，任總身上的哪一點特質讓他成為了成功人士？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誠實、講真話。隻有在誠實這種價值觀的護佑下，一個人纔能越走越遠，他的境界纔能越來越高。
我為有任志強這樣坦誠的朋友而自豪，讀了他的自傳，真正了解他的人，也會成為他的朋友。                                     
序言之三（真人任志強馮侖）
一眨眼,老任告訴我都寫完《回憶錄》了,去年他纔說退休,剛一年就寫完了,這恐怕是從退休到寫完《回憶錄》時間短的牛人。一般老人家退休之後會先琢磨琢磨，反復掂量幾年纔開始著手,直到臨終前纔把《回憶錄》寫完，比如許多老干部,即便喬布斯也是在臨終前纔把這事兒辦了。
老任還在旺盛的年紀、猛的時候，退休一年就把《回憶錄》寫了，我覺得這個《回憶錄》恐怕隻是一個上冊，終在有生之年，我估計以老任的速度，70、80歲的時候還會有個中冊，100歲的時候可能還會有個下冊。
所以這個《回憶錄》且得看了，而且越看越好看，不斷地演，不斷地在做事，不斷地把當下當回憶，把回憶變成當下。老任的《回憶錄》的特點是當下，不是在過去。
這部《回憶錄》，活脫脫展現了任志強這個特別典型的大時代中的奮鬥者，他始終是一個時代前沿的符號。老任的經歷有足夠大的時代背景，出身紅色家庭，隨父母戰爭、建設、輾轉各地，家裡兄弟姊妹好幾個，上共產黨進城後辦的好的子弟學校，做了共產黨子弟應該做的革命的事——聽黨的話，參加“文革“、紅衛兵、插隊、當兵、改革開放，然後被周圍環境錯怪，受委屈被拘押坐牢，又平反，再出來創辦國有民營企業——西城區的華遠，從拉板車吆喝到開餐館，再到做房地產、做金融，整個一路過來，每個時代都在他身上刻了一道印，但是由於當時他還不夠偉大、不夠牛逼，他沒有給時代刻上印。到了臨退休這幾年，的確，任志強定義了一個時代，定義了他所在的一個大時代。
在任志強身上我們集中看到一個大時代典型的人物面貌：個特點是使命大、責任大，年輕的時候叫“革命“，現在叫”改革“——沒事找事，把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當事；第二個特點是口氣大，說的都是大詞，操著總理的心，滿口大話語、大概念、大理論、大道理，批評的都是大人物；第三個特點是大胸懷、大氣魄、大哥大，老任胸懷大，能裝下天下很多男人和婦女的謾罵，這胸懷非等閑之輩可比，大氣魄也體現在他回敬這些謾罵的時候語言之直率、目光之犀利、口纔之善辯、立場之堅定。這個大時代已經過去，給我們剩下了大年紀。大時代的人都有這麼幾個特點：大使命、大責任、大口氣、大話語、大詞彙、大氣魄、大年紀。在這個大時代裡有很多人像任志強一樣，也有很多人不一樣,但任志強表現得有個性、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一個字——“真”，“真實“的”真“，真心、真話、真實、真性情、真好玩。這個“真”也表現在對朋友、對社會、對政府、對自己，總之每個方面都表現出他特別的“真”。
從對朋友來看，我和他認識有二十多年，交往也二十多年，有很多事情在一起度過，我覺得他的“真”表現在他跟朋友相處的標準，按古人講是“畏友”。所謂畏友就是道義相砥，真正把和朋友的關繫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上，不是蠅營狗苟、酒肉朋友、猥瑣、低俗，不是建立在這樣一種非道義的、純利益基礎上的朋友。在這種基礎上就特別符合我們中國傳統講的好朋友的標準“友直，友諒，友多聞“，即直率、寬容，從交往中受益。
萬通的個項目萬通新世界廣場是我從任總手上買過來的項目，當時他隻留了百分之五的股份，然後我們一起開董事會，當時我是次知道開董事會，而且是跟別人一起開，結果在那個董事會上我和小潘（潘石屹），經常頭疼就是任志強瞪著眼睛挑我們毛病，我們那會兒也真不懂，而當時老任已經做房地產很多年，他非常懂，他就拿著我們的會議文件，一邊拍打著這些紙，一邊指著鼻子教訓我們，我們當時想這個百分之五的股東可真厲害，這就是他“友直”的一面。回過頭我想他說得還挺對，後來就發現從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叫”友諒，友多聞“。
他的直率一直沒有改變過。萬科王石和老任也是相交了有將近二十年的朋友，但是大家近看到任志強在公開場合直接批評萬科做地王，這個作為同行、作為朋友、作為哥們的確是非常之出位，而且非常之個性鮮明，這就是老任的“真”，真是建立在道義基礎上，所以這種朋友都是值得的朋友，而且是長久的朋友。
 第二個就是對政府的“真”。大家都看到老任經常對政府的政策指手劃腳，操著總理的心，對一些政策該批評就批評，同時該表揚也表揚。其實老任他不光是批評，他表揚也很多，隻不過大家記著的都是批評，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批評，他也表現出了真誠的一面，他是基於希望政府好，給以建設性的批評，希望能夠通過改革、改進政策、改進方法，讓政府的工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的規律，更能夠平衡穩定市場的言論，也同時使房地產市場健康持續發展，意圖非常鮮明。
 正因如此他纔不遺餘力地去批評、表揚、建議，不僅如此他還積數十年之功力組織社會上秀的人對這些政策進行研究，所以老任的表揚、批評和建議是有一個特別扎實的研究作為背景，這個研究團隊叫REICO工作室，每年由各方面商會、中城聯盟還有企業，給REICO工作室提供數百萬的研究經費。
 據我了解這個研究經費是迄今為止國內包括中央政府部門在內，數量多、時間持久、方向集中、人員精干、水平的一個研究團隊和研究經費。中央政府在過去十四年裡，出過幾十份關於房地產政策的文件，而這些文件事先做研究花的錢加起來，遠遠沒有任志強用於研究上花得錢多，所以可見我們的這些政策出臺是比較低成本的，正因為成本低所以也比較輕率，以至於把大家都逼“離婚”了。如果我們在政策出臺之前願意花個幾千萬、花時間來研究，相信絕不會出一個讓大家不得不“離婚”來應對的政策。
 當然任志強對政府政策，特別是房地產政策的一種“真”，有時候並不能得到理解，也招致很多批評，也包括來自於政府方面的批評。比如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在一起開會，討論REICO報告，正說著他給我看手機短信，就是有一個部長級的干部給他發的一個短信，直接針對他的一些言論給他的批評——“沒了張屠夫還不喫黑毛豬了嗎？”意思說，沒你中國這事還不辦了嗎？老任一笑，但我知道接著下來有關部門就查華遠的一個項目，所以為了堅持他所認為的“真”，結果不僅招致直接的斥責而且公司被查、被修理，但即使是被查、被修理，任志強仍然堅持了他的“真”，他不動搖。因為他的“真”還表現在他對公司和對自己的“真”，也就是說公司是規範、專業、透明、誠信、沒毛病，這就叫“真”，他能夠在社會上說真話，包括批評一些政府政策，主要的基點和硬氣的地方是自己企業的規範、合規。
對企業的“真”這很重要，隻有自己企業踏實然後纔能說話有底氣，這在老任身上表現得非常鮮明。
老任還對社會真誠，他面對購房者、面對投資者、面對當下的年輕人對於社會的一些疑慮還有眾多的社會公共話題、公共問題，老任這兩年利用微博表達了他自己很多真實的看法，這些看法在一個時期之內常常被誤解，以至於他在全國人民想揍的人員中排名前三位，然而，由於長期堅持對社會的真，現在老任擁有幾千萬的微博粉絲，大家對真性情的老任慢慢不僅理解而且開始喜愛，開始追捧，讓他來了個大轉身，由想揍的人變成了中年女性想嫁的人，當然也還有很多小美眉想嫁。所以老任對社會的“真”使他自己毫無保留和全身心地交給了大家，大家每個人從他身上都找了一點喜歡的地方，於是大家跟著老任喜怒哀樂，在這個變幻莫測和豐富多彩的社會中，都找到了自己一點點藉慰，現在老任已成為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味道。如果我們失去老任，社會將會怎樣？這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其實，老任對自己更“真”。這個“真”就是想抽煙就抽煙，想說話就說話，想不喝酒就不喝酒，老任是堅決不喝酒，而且好像他從來不喝酒，滴酒不沾，但是抽煙，任何時候想抽就抽，這也很“真”。“真”的是老任講，在他痛苦的時候，他也不委屈自己，當時被誤抓進監獄和看守所時，同監舍的幾個人實在無聊，關在一起也找樂子，也不委屈自己，一定要活得像個真人一樣有快樂。他們就想出了一個遊戲，就是假定說今天有一個人病了，來一個護士，大家猜猜夏天的時候護士穿的底褲是什麼顏色，大家就為這件事打賭，打賭以後居然就有人裝肚子疼躺地下，然後賴在地下往上看，來驗證這個看守女（護士）底褲的顏色，以此來娛樂自己，可見老任在任何時候都不委屈自己，都是要快樂的。
 總之，我們看見在大時代下的一個真的人，這和小時代下的一個真的人表現得不同，小時代下的“真”都是對自己好，而大時代下的“真”是對別人好。
 比如郭敬明的《小時代》，電影裡我們看到《小時代》鏡像中的人和個性，無非是欲望的宣洩和美好、快樂生活的自我滿足，以及個性的張揚。小時代下的“真”不承擔道義責任，不承擔天下為己任這樣一些大的使命，也不用管社會道德走向，也不用考慮中國向何處去，房地產價多高多低，隻要考慮自己有香車寶馬、錦衣玉食、美女和華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樂和自由自在的生活，這就是小時代下的“真”和大時代下的“真”的差異。
 在老任的《回憶錄》中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地窺視大時代鏡像中的任志強的特殊的人生和特別的性格以及特別的業績，這實在是我們一大幸事，也是可以用來和郭敬明《小時代》進行對照的一個很好的樣版，通過這個《回憶錄》我們能夠真正知道社會真地變了，我們真地已經進入到小時代，我們今後到底還需不需要任志強式的大時代的思考模式、人生經歷、語言風格和個性，這都是一個問題。
但無論怎樣我相信大時代和小時代都需要真誠，都需要真實地面對人生，真實地迎接變化和真實地改變我們現實中不合理的部分，也都需要我們真實地生活在當下，真實地對別人表達美好祝福，關照自己生活的當下。這就是我想對任志強《回憶錄》說的，我希望能夠讓自己透過這個《回憶錄》想明白很多事情。這是一個開端，這件事還沒停止，所以我還在期待《回憶錄》的中冊和下冊能夠繼續下去，這樣我們就對任志強有更多期待，對我們自己也更多期待，同時對大家也充滿了美好的期待。
是為序。

自序

六十歲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道人生中的坎，到了退休的年齡時，大多數人同時也就退出了工作的崗位，大多數也同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因此許多人都想將自己的經歷留給下一代，讓他們了解這個社會的同時也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家庭和父輩的一生。不管他們留下什麼，那都是一種思考、一種無奈、一種心情的陳述。
我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六十歲退出了國企的工作崗位，但並沒有徹底的退出在社會中的活動，也沒有退休而盡享天倫之樂的機會。更不同的是我在社會上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爭議，成了一個社會輿論的焦點，成了許多人愛與恨的靶子，各種各樣的媒體報道將一個人像揉面團一樣按媒體吸引眼球的需要塑造成了不同的形像。
有人會把這種被塑造的形像當成神話，有人將這種形像當成小鬼，也有人更想了解真實的面貌，而無論這個真實是否讓自己失望。
歷史的舞臺就像演出的舞臺一樣，通常讓人們看到的隻是舞臺的正面，而大幕之後的化妝之前的原貌卻是大多數人無法觀察到的真實。有話語權的媒體就像演出中的導演，會選擇性的告訴演員們如何在舞臺和燈光下告訴觀眾一些什麼，和不能告訴觀眾一些什麼。他們隻是在將自己想表達的意願表現給社會，而不管這是否是真實的。
但網絡時代讓這個隔離前臺與後臺的大幕千瘡百孔了，於是臺前的人們常常可以透過這些窗孔發現許多背後的東西與幕前不同，繼而就開始好奇、開始挖掘、開始懷疑，很想撕開這張大幕，看看後臺發生了什麼。
因此也開始有了各種各樣的故事，甚至是各種各樣的謠言，也因此更加吸引了人們的關注。與其讓這種猜測長期存在，還不如干脆撕掉這個大幕，讓世界恢復其本來面目。其實所有的人都同時站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隻是有時你在扮演著觀眾的角色，有時你站在了臺上，有時你在幫助演員們化妝、有的在導演、有的在指揮、有的在寫劇本。
前幾天看了《又見平遙》的演出，讓人震撼的恰恰是印像藝術原來是將大自然作為舞臺和背景，讓觀眾參與到大自然無邊界的生活中去體驗現實。而這次王潮歌則創造或說還原了生活，讓所有的觀眾都融入於舞臺之中、融入於故事的情節之中、融入於劇情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用主人翁的眼睛和心靈共同觀察和思考，以讓觀眾身歷其境而產生共鳴。
沒有了大幕將演員與觀眾隔離，這種感覺改變了觀眾的位置，不再是局外人，這樣纔能讓那個場景、音樂都恢復到平常的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感受衝擊。
我寫這部回憶錄也恰恰是想撕開這張大幕，告訴大家那些並不被人知的故事，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故事，也是這一代人的許多共同經歷，盡管每個人走過的路各有不同，但思想的認識與變化、對社會的認識與探索中卻有著許多的共同點。與其讓社會充滿著好奇，不如打開這扇窗、打開這道門，讓人的心靈回歸於自然、回歸於腳踏實地、回歸於真實生活。
我力爭還原於自己真實的想法，讓社會去重新判斷。
這一代人經歷了許多至今尚無法解密的事情，盡管我像是在自言自語的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卻可以用自己的事情讓更多人知道社會變革的過程，知道今天是在昨天的基礎上建立的，知道明天會跨越那個曾經的時代。
這個社會需要的是責任感，是每個人都不再將自己當做旁觀者，而共同投身於爭取社會進步的潮流之中的時代。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富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想有所收獲必須努力的耕耘，從播下理想的種子開始，辛勤的澆水施肥，這個社會纔會在共同的奮鬥之中有所變化。
幼兒時的教育讓我們隻知道有國而不知道有家。文革與插隊讓我們真的失去了家時，纔知道家比國更重要。如果沒有了家，又哪裡會有國呢？國隻有在對外抵抗侵略時纔是位的。於是從國家到社會到家到個人，形成了一種人性的回歸。當有了個人、家的初步安定之後，又發現如果要爭取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權利時，僅僅有個人和家的安定是不夠的，還要從家中走出來融入到社會之中，推動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輪回，而是這個小家的暫時安定卻沒有一個終的權利保護，必須讓整個國家的制度發生根本的改變。
前者小家的安定追求的也許更多是利益，而後者社會的進步更多追求的權利。
原以為人民當家作主人的社會，我已經是主人了，後來發現當主人要有當主人的權利，要有說話的權利、有決定納稅的權利、決定委托管理國家的權利等等。更要有強大的法律來保護公民的這些權利，更加關注與國家的命運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方向。
也許我們並未做出什麼，但至少我們在這條向前的路上努力的留下了一些痕跡，因此要將這些記錄下了，讓更多的人都記錄下過去的努力，就是一種努力。



章 我的辭職驚動了總理


那年的北京下了一場沒有絲毫預兆的早雪，並且出奇得大。恰在這個周一的大雪天中，我在公司內部正式宣布了辭去總經理職務的決定，並公布了小股東的來信，介紹了我與寧總（寧高寧，時任華潤集團董事長，後任中糧集團董事長）會談的情況。整個會場一片沉靜，有許多部門經理始終低著頭，我知道他們心中的滋味，就像這場大雪一樣，壓著整個天都陰沉沉的。他們在追悔自己沒有完成任務指標，但事實已經擺在桌面上，這是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不想接受也必須接受的現實。
很快這個消息就被媒體知道，隨之而來的是接不完的電話，探尋辭職背後的秘密。
為了維護企業的形像，我選擇用正面的回答解釋辭職的行為，以避免在股市和市場中給企業的經營造成不利影響。但媒體的八卦勁頭十足，擋是擋不住的。撲天蓋地的報道像大山要倒了一樣，遠比那場大雪來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寒氣逼人。
“年薪700萬的總經理宣布辭職”的巨大的標題大大提高了宣傳效果和放大作用，也驚動了時任總理。
三天後趙康（北京建設開發總公司的董事長）轉告我，總理有個批示，但不知道什麼內容。幾天後，通過朋友我從市政府拿到了朱總理親筆批示的復印件，上面還有通過正式收發渠道轉件的各級政府的收發章。
批件是在阿裡巴巴網上轉載的報道消息的打印紙上批示的，分別轉批給了建設部部長和北京市市長劉琦。也許朱總理認為這是件應該引起重視的大事吧。
連續一個多星期幾乎沒有消停，前前後後都是有關我辭職的各種猜測，也許更多人不是關注華遠公司的發展，而是關注我曾領取700萬的年薪。
連續幾年的風口浪尖的爭議，終以我的辭職宣告結束了。
那些對我有著強烈不滿的領導們大約可以松了一口氣了。

股民的憤怒

亞洲97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的股市跌得一塌糊塗，華遠的業績也出現了下滑，雙重壓力之下，香港的股票跌得更劇烈。其實當時市場的股票下跌與公司的經營情況並無直接的聯繫，但我很清楚，當公司業績出現下滑時，股民是不會同意的。
年初下達工作任務的會議上，各部門經理都充滿信心地簽訂了任務書，但我心裡知道，面對無數的矛盾和大量單位的違約行為，要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簽約之後大家習慣性地舉起酒杯，預祝任務的完成。干了這杯紅酒之後，我將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告訴大家，如果今年的任務完不成，公司將無法向股民們交待。那清脆的響聲，也許並沒有引起這些部門經理的注意，我卻至今無法忘記。
不久前，華潤（北京）置地香港公司的一個小股東專門給華潤集團總經理寧高寧寫了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本人一直繫華潤創業忠實支持者，也持有一定數量華潤創業股，但自1996年11月華潤創業分拆華潤（北京）置地上市之後，我又在市場以3購入北京置地，本人深信華創是優質股之一，分拆上市的北置也有一定素質，可長線投資，故一直不離不棄。1997年金融風暴後其股價一直堅挺，令人感慰，對北置信心更足。故1998年4月北置以每股4售249000000股後，本人左右繼續增購北置。但自此以來北置股價卻一落千丈，至今隻剩下1（1999年11月5日）。本人不明白何緣此股如今會如此低殘。
更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北置管理層置小股東利益於不顧，任由股價低落，亦束手無策，無動於衷。隻被動等候上天恩賜，袖手觀望等國家經濟好轉而受惠，不以積極態度面對形勢改變，根本無所作為，令人極為失望。我們強烈要求北置管理層徹底改變無所作為的作風和態度，振作精神，靈活應變，如參與科技項目投資，與北京中關村硅谷合作開發科技項目，且如一些國企趁低回購股份。以對小股東有所交待。”
寧高寧將這封信轉給了我，並在信上批示：“這些小股東終於開始忍不住了，如何改善公司的確是迫在眉睫了。”
我很清楚公司的現狀，經過此前的過度擴張，自1998年香港再次融資未將資金打入國內，沒有了這筆資金之後，很難繼續保持擴張的速度和業績的快速增長。前6年連續業績的增長和迅速的擴張都來自於市場中的成功融資，每年都有大量的資金注入，支撐著土地、項目和業績的增長。如果沒有再融資的能力，也許企業會適度地放慢擴張的速度，但當有再融資的可能，並按照再融資的條件安排了企業的發展戰略，當土地大量購入、大面積開工之後，新的融資資金並沒有進入公司內循環時，就會造成現金流的緊張，因而無法完成預定的任務。
1998年開始出現現金流的緊張時，我就預知1999年的日子會很難過，加上大量的企業、政府的違約，讓本應到位的資金不能按時償還，許多隻能打官司解決，而這種訴訟大多要拖個好幾年，但公司的現金流無法拖上兩三年！於是被動的局面自然產生了。
連續數年公司平均利潤增長都超過33%，但缺了現金流這一口氣之後，就出現了增長中斷。公司2000年的銷售再一次打破歷史紀錄，高達近，可惜中間差的這一口氣讓股東們（包括華潤的大股東和買了股票的小股東）沉不住氣了。
遺憾的是，香港的小股東們並不知道連國土資源部這種國家部委都會欠賬不還錢，連司法和政府都不情願保護契約精神，也不知道為中國的50周年大慶華遠必須承擔西單文化廣場這種公共事業任務。那一年，除了前面說的政府部門的欠款外，高登公司尚欠的土地款未付；中實公司尚的土地款未付；市計委京通土地的轉讓項目因原定的土地地下是個巨大的軍火庫而無法向我公司交地，等於政府違約，但政府已經預收華遠的土地款，應退回的近兩個億的資金並未退還；西單文化廣場應退補的土地出讓金也未退還。
這些欠款影響了公的利潤的現金流，終於集中在同一個年份對公司形成巨大的壓力，公司業績自然出現下滑。

我明白寧高寧轉給我這封信背後的意思，但我必須尊重華遠集團股東背後的政府的意見。
我不但要召開集團公司的黨委會說明情況，還要向區長和區委書記彙報上述情況。
寧高寧專程飛往北京，在華潤飯店和我進行了會談，並征求我的意見。通常股民們提出這種想法之後公司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理睬股東的意見，繼續執行公司原有的政策；另一種是用總經理辭職、變更管理層的辦法來滿足小股東的意見，實現公司的結構改善。
其實華潤早就做好了更換我的準備，黃鐵鷹在此之前就開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選，而且這個人不是華遠原有隊伍中的人員。
早在華遠與華潤合資時，華遠為了保護這支隊伍，就在合同中約定，屆的四年合作期間外方做為大股東，但不得更換管理團隊，如果四年中管理團隊無法完成董事會預計的工作任務，大股東纔有權力更換管理團隊。
1994年合資期開始，按一屆計算應在1998年更換，但1996年為了上市，要穩定管理團隊，於是上市前重新簽訂聘任合同，將我的任職期限從1996年重新計算為4年一屆，到2000年終止，其他管理團隊同樣延期到2000年底。
但經濟形勢的變化讓寧總不得不重新考慮這一決定，背後大約是黃鐵鷹在出主意，讓寧總下定了決心。
第二天晚上在華潤酒店，我、王長連書記和寧總三個人一起喫了頓晚飯，雙方達成了協議。我仍擔任華遠地產董事長，但辭去華遠地產總經理職務，我在華潤（北京）置地的上市公司的職務不變，而新任總經理的人選經雙方同意之後另行聘任。
雖然雙方都用微笑結束了這頓晚餐，但雙方的心情並不相同。寧總也許沒想到我會輕松地接受他提出的更換總經理的建議（我可以堅持不許其調換），也絕不會想到我能輕松地做通區裡領導的工作，沒講任何的條件。但我的心情並沒有寧總那麼輕松，我確實在這一兩年中感覺到累了。
從建設部的領導到市政府的領導，從國土部到相關單位，我幾乎給得罪光了，這些主管房地產的相關部門手中都握有決定企業生死的大權，這些領導對我的意見不但在北京市也在香港流傳著。當然也影響著華潤的領導們。
即使沒有小股東的這封信，大約大股東也認為該換個總經理了，如果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並能由他們直接指揮的總經理，當然更有利於他們對企業的控制。
與萬科“結下梁子”

我的辭職不僅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由誰來接任和企業將向何處去，也都還是個問號。我在代理此職務期間也同樣在問自己：新的總經理會是誰，雙方將如何合作？
我辭職的消息在社會上公開之後，個找我、希望競聘總經理職務的是已移民到澳大利亞的姚慕民。姚曾是萬科的常務副總，在過去的交往中，相互也都還有好感，但他當時提出了2年薪的條件，和每年必須保證數月在澳大利亞“坐移民監”的條件。盡管在當時他提的年薪已經很高了，我卻認為隻要能完成董事會的考核計劃，這不是問題，但每年數月的“移民監”則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了，也無法做出保證。
其間也還有數人前來尋求這個職位，但都沒有能說服董事會的明確理由。
實際上，在此之前，黃鐵鷹早就與萬科有過溝通，並與郭鈞有過密談。郭鈞是萬科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經理，中城聯盟到天津參觀時，我們曾有過接觸，他主要負責萬科在天津郊區的“美國小鎮”項目和早在天津城區的樓盤。郭鈞開出的年薪條件是。如果不計算獎勵，我當時與董事會簽訂的年薪是2（每月22），但獎勵遠遠超過這個數的許多倍。華潤在征求我的意見之前，已先同意了這個年薪。
當黃鐵鷹與我攤牌，要讓萬科的郭鈞來華遠地產公司當總經理時，給了我一個明確的選擇理由：“因為郭鈞曾經在萬科犯過許多錯誤，而當一個人把操作項目中的所有錯誤都犯過之後，就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從一般操作層面看，道理是這樣的，一個人犯錯誤的次數越多，經驗就越多，再犯錯誤的幾率就越小，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遺憾的是，郭鈞在這個崗位上面臨更多的是決策與管理問題，而不再僅僅是操作層面的問題，於是犯錯誤就成了必然會發生的大概率事件了。
郭鈞是個很希望做出優秀成績且十分自信的小伙子，也頗善於表達，隻是其嚴重的鼻炎影響了他的形像和演講的效果，而過於功利，則影響了他的判斷能力。
關鍵的問題其實是出在華潤，郭鈞不是直接和華遠房地產公司簽的勞動合同，而是與華潤置地簽的聘用合同，由大股東派進華遠房地產公司任外方董事和總經理。由於聘任方不同，這個總經理考慮更多的不是公司的整體利益，更是單方股東的利益，這就導致許多關繫無法正確處理。
尤其是當他單獨向外部股東或董事彙報及請示時，如何處理與我這個董事長之間的關繫呢？我寧願當甩手掌櫃不去管那些具體的事務，（我相信郭鈞也會這樣評價我——從不干涉他的權力），但我不能不保護公司和小股東的利益，尤其是必須保護“華遠”這個品牌。
2000年3月初郭鈞到公司時，尚未取得萬科董事會的批準，為此我專門要萬科出具董事會的決議。3月27日萬科召開了第十屆第七次會議，專門為郭鈞到華遠任職做出了決議，決議中明確認為“郭鈞在華遠公司任職不會影響本公司利益，並且可借此加強萬科與華遠兩個公司的業務合作，更好發揮各自優勢，有利於雙方的更大發展”。
隨後郭鈞先是任華遠的常務副總，一段時間後，正式轉任命為總經理。
但實際上，華遠與萬科之間的矛盾，已經在華潤（北京）置地對萬科股權的收購過程中發生了。
1999年7月，華潤指派許志明擔任華潤（北京）置地的董事和華遠地產的董事，負責中國區的地產業務，而其重點工作則是繼續華遠曾於1997年對萬科沒有成功的收購。
這次收購與以往不同的是，華潤（北京）置地作為主要的收購方，首先在香港的證券市場對萬科所發行的B股進行了大規模的收購，持有了萬科總股本2.71%的B股之後，又開始與萬科的大股東——深圳經濟特區發展（集團）公司洽談，希望收購其所持有的萬科8.11%的非流通法人股。
經過幾番周折，我第二次站在了深特發的辦公室，但這一次不是以華遠房地產董事長的身份，而是以華潤（北京）置地執行董事總經理的身份，代表華潤北京公司進行收購，而北京置地的大股東是華潤創業，而非華遠集團了。
2000年3月8日，萬科發布了提示性公告，公布了華潤（北京）置地對深特發的收購事宜。次日，各大媒體都熱炒了這一信息，許多報紙都開始關注“南萬科，北華遠”的走向問題：一是王石高調賣掉了大股東，二是華潤已有了華遠為什麼還要收購萬科，三是這兩家知名的企業又如何操作，競爭還是合作。
《北京青年報》則在3月9日的第25、26版專題解讀了這一熱門事件，也由此拉開了兩者利益爭奪的戰爭大幕。
萬科為什麼會出現管理層賣掉大股東的現像？用王石的話說就是“為萬科引進有實力的大股東”，並力爭通過這個有實力的大股東，打通市場融資的渠道。
王石為什麼有這種迫切希望更換大股東的衝動呢？正是來自華遠的榜樣。
1999年，萬科專門到華遠房地產來學習人力資源管理時，就發現在人力資源規劃與人力管理上，萬科已經處於劣勢了，兩個企業之間的優劣勢變化，成為萬科管理層尤為重視的問題。
再加上華遠這幾年的成功融資，讓王石充分認識到規模化發展和不斷擴大融資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而要想超越華遠，奪回地產老大的地位，就必須賣掉這個不爭氣的大股東，選擇一個有競爭力的大股東，來實現不斷融資和發展的計劃，這時，華潤這個靠山就成了優中之優的選擇。
華潤通過華遠於1997年實行了次收購，但並不成功，於是就有了第二次由華潤（北京）置地的直接收購，等於由香港上市公司同時持有萬科和華遠兩個公司的股權，同時成為股東。這樣萬科就可以像華遠前幾年的融資一樣，從境內外不斷獲取資金，全面發展企業了。
對企業的管理層而言，誰是股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控股股東是否能為管理層不斷擴大發展的平臺，如果大股東不能滿足這個條件，管理層就會試圖尋找一個更加值得信賴的大股東，王石成功地做到了。
由於這個交易涉及國有資產的境外收購，必須上報財務部，由中國證監會等主管部門審批，因此延長了交易時間，甚至後來變更了交易的價格和交易方，數月之後這個交易終完成了，華潤成為了萬科的股東。
成為萬科的大股東以後，華潤開始研究和考慮增持萬科的股權，希望成為可以合並報表的控股股東，或有控制力的股東。
在華潤的想法中，包括定向增發B股和定向增發A股，而定向增發的購股方式包括了用華潤所持有的華遠股權置換，用其所持有的華遠資產購買和現金購買等各種方式，還包括將華遠分立等等，華潤試圖將這兩個分別持股的房地產業務進行整合，以建立中國的“地產航母”。
此時萬科已經在公開的資本市場中上市，當然比華遠多了一條融資之路，如果能將兩者整合，就有了境內和境外的兩個融資平臺，更有利於企業的融資與發展，也減輕了華潤用境外融資分別對兩個企業注入資金的壓力。但是由於華遠地產境外資金的股東上市了，中方的股東卻未上市，在剝離與保護小股東利益上，另有多重法律的障礙，因此，多種方案的討論與比較之後，放棄了兩者的合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