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華特·迪士尼的傳記已經出版了至少十幾本，有鋻於此，任何人想要再寫一本，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解釋。隻是說那些書大多不怎麼好是不夠的。問題在於新傳記能否避開之前那些作品落入的陷阱。
大部分迪士尼傳記所塑造的形像，要麼跟完人的差距隻在於一些小毛病（他抽煙太多且好說髒話），要麼人格可憎（反猶主義是罪惡之一），連他的作品也是美國文化的污點。
我自己研究他的生平之後發現，支持這兩種描述的跡像都堪稱寥寥。我的研究始於1969年。那年，我次去加利福尼亞州采訪沃德·金博爾和卡爾·斯托林。他們分別是迪士尼好的動畫師之一和迪士尼的位有聲動畫編曲。我估計，迪士尼是一位不完美卻迷人的藝術家，也是一位讓人欽佩卻不那麼有趣的企業家。若要盡量完整地塑造這個人物，我想竅門就是掌握他的生平事跡，連帶尋得一些他私人生活的線索；這正是我在本書中嘗試的做法。
我集中關注了他的工作，特別是他的動畫電影，因為我覺得那是他的生平事跡中迷人的地方。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不過在這兩方面及其他方面，他和眾多同輩的男人並無不同。迪士尼樂園目前仍是一個創業奇跡，不過它主要是時代的產物，而非迪士尼電影的結果。至於它對美國文化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都言過其實了。托馬斯·愛迪生和亨利·福特也許改變了國家，而華特·迪士尼隻是參與塑造了那種離開他照樣會發生的經濟和人口改變。他特別引人關注的地方，則是他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動畫電影。
我寫作本書的巨大優勢是，我已經寫過好萊塢動畫片的歷史（《好萊塢動畫：黃金時代的美國動畫片》，以下簡稱《好萊塢動畫》），其中就有華特·迪士尼公司那些年的歷史。寫作本書時，我有幸可以利用我和彌爾頓·格雷做的采訪（收錄於《好萊塢動畫》的部門研究中）。我們采訪的人中，有些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就認識華特·迪士尼了，而且大部分人以前很少接受采訪，現在差不多都辭世了。現在來做迪士尼的傳記，所能利用的關於迪士尼及其公司的回憶中，儲量豐富的莫過於《好萊塢動畫》裡的采訪。當然，那些回憶並非都具有同等價值。不過，迪士尼是一個情緒反復無常的苛刻老板，他的員工完全有理由去密切觀察他，並且記住所見所聞。
為了這本書，我還采訪了一些與華特·迪士尼的真人電影有關的人。遺憾的是，那些與迪士尼一起經營迪士尼樂園的人，現在大多不在了。我和彌爾頓·格雷采訪了樂園重要的幾位設計者，比如馬克·戴維斯、肯·安德森、克勞德·科茨、赫布·萊曼。不過他們先做的是動畫工作，而且我們為《好萊塢動畫》做的采訪幾乎完全圍繞著他們的動畫工作。萬幸的是，這方面的檔案材料並不缺乏，偶爾有回憶錄談到迪士尼樂園等話題，還有些書籍精心研究了有關話題，比如有關華特·迪士尼對鐵路的熱情的，就有邁克爾·布勞吉的傑作《華特·迪士尼的鐵路故事》。傑克·E.詹森和他已故的兄弟利昂·J.詹森創辦的《E等票》（P.O.Box
8597, Mission Hills CA 91346-8597; www.the e ticket.com）雜志專門研究迪士尼樂園的歷史，基本上每期都收錄了一篇有價值的采訪，采訪對像是迪士尼樂園的老員工，而且經常是獨家專訪。
華特·迪士尼從來沒有寫過自傳，不過他在1956年接受了皮特·馬丁的一繫列采訪，按理說離寫也不遠了。馬丁當時在給《星期六晚郵報》采訪名人，而且已經給阿瑟·戈弗雷和賓·克羅斯比代寫過書。據迪士尼的女兒黛安·米勒在2001年解釋，原來的想法是該報連載迪士尼找人代寫的自傳，可是迪士尼不感興趣。迪士尼反而建議“他們改變想法，由我，他的長女，來講述他的故事。我和妹妹可以得到報酬，雖然報酬隻有他們提供給他的一半，但也仍是一大筆錢”。那是迪士尼幫助女兒女婿，還有他們的兩個孩子獲得經濟獨立的方法。就像黛安·米勒所寫的：“我從來不敢妄稱擁有這本書（《華特·迪士尼的故事》，黛安·米勒口述，皮特·馬丁記錄，紐約，1957年）的著作權，因為除了滿心歡喜地參與皮特對爸爸的全部采訪外，我的貢獻非常少……後的成果是數小時的錄音采訪，這對於後續研究者是一份極好的資料。”
錄音當中提到了瓊·赫肖爾特的逝世和一檔即將開播的迪士尼電視節目，這表明采訪是在1956年5月和6月錄制的（據黛安·米勒回憶，不是在7月）。從采訪中摘錄的大量內容已經發表在華特·迪士尼家族博物館網站上和迪士尼授權的許多書裡，有時候形式上有所改動。完整的文字記錄，還有1961年馬丁采訪迪士尼的文字記錄收藏在伯班克的華特·迪士尼檔案館，波士頓大學的霍華德·戈特利布檔案研究中心的理查德·G.哈布勒藏品中也有收錄。我引用的不是已經整理發表的文章，而是文字記錄，隻改正了拼寫錯誤等明顯的訛誤。
哈布勒是自由撰稿人，他給很多雜志寫過文章，還代寫過羅納德·裡根口述的自傳《我的其餘部分在哪裡》。迪士尼去世不到一年，他是位受華特·迪士尼制作公司和迪士尼家族委托撰寫華特·迪士尼傳記的作者。1967年年底和1968年，哈布勒采訪了許多迪士尼員工和迪士尼家族成員，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永遠采訪不到了。他的書從未出版。“交稿以供校正，事實上沒有履約——接著毫無進展，”他在1969年告訴我，“沒有意見，沒有理由，總之什麼都沒有……他們付了一大筆違約金，然後讓它暴斃了。”哈布勒保留了原稿草稿、幾十次采訪的完整或部分文字記錄，還有很多別的材料。他將這些全都捐贈給了波士頓大學，我在寫作本書過程中也多有查閱。哈布勒有些采訪的文字記錄也收藏在華特·迪士尼檔案館，迪士尼後續授權的書籍對此多有引用，比如鮑勃·托馬斯關於華特·迪士尼和他哥哥羅伊的傳記。
無論是我自己的采訪、馬丁對迪士尼的采訪、哈布勒對迪士尼的采訪，還是其他人對迪士尼的朋友和員工的采訪，在事實上都沒有巨大分歧，對立意見也少之又少。（我在研究中，所遇到的版本截然不同的事件，隻有《海角樂園》在多巴哥島的拍攝一例。在拍攝期間，迪士尼從沒有去過該島，所以那些分歧對本書並不那麼重要。）迪士尼本人的話也相當一致。他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開始對采訪者回顧他的個人歷史，而且允許媒體發表。當他故意模糊或者忽略他的生活經歷時，理由通常也很明顯，比如他對於所謂的前員工對自己的背叛，始終憤恨不已。
要寫一部準確的迪士尼傳記，的障礙不是故意說的謊話，而是以前作者們的失誤。沒有作者希望重復別人已經完成得很好的研究，可是關於華特·迪士尼生平的出版物，大多包含一些可以避免的小錯誤。從本書尾注可以看出，我已經在盡力避免這種錯誤，所以盡可能地依靠一手資料。不過錯誤在所難免，一經發現，我就會在我的個人網站www.michaelbarrier.com上放上更正內容。
有些一手資料比較容易得到。在我為《好萊塢動畫》做研究的時候，我幾乎看遍了華特·迪士尼制作的戲劇性的有聲動畫，也幾乎看遍了留存下來的無聲動畫，還有大量贊助的電影，比如給軍隊制作的電影。多虧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藏，我看遍了迪士尼生前制作的真人長片，也幾乎看遍了所有真人短片，還有幾十檔迪士尼電視節目。（然而，樣片我隻看了《米老鼠俱樂部》。人總歸要適可而止。）
在撰寫《好萊塢動畫》那幾年，我有幸進入迪士尼檔案館，不過從那以後，規定收緊了。撰寫本書，我沒有在檔案館做任何現場調研，因為稍有不便，所幸我已經做過研究了，而且還有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有些一手資料依舊無法使用，即便研究者獲得公司準許。羅伊·迪士尼提供給鮑勃·托馬斯寫傳記的文件，仍然不對大多數作者開放。那些有持續法律意義的資料（所謂的“主要文件”）也是如此。如果“權威的”華特·迪士尼傳記還有可能的話，那也要到幾十年後纔能夠動筆。我雖對本書沒有這種要求，但是我知道它比大部分華特·迪士尼的傳記都更準確，我還希望它能讓人清楚地認識到迪士尼是何人，以及他今天依然值得我們關注的原因。如果我成功實現了上述目標，由他人立志在本世紀更晚的時候寫出權威傳記，會讓我更加高興。
阿肯色州，小石城
2006年8月1日
引 言
“全是我的意思”
華特·迪士尼憤怒了，非常憤怒。幾年之後，談到當時的情形，他不禁落淚。但在1941年2月10日，他眼中沒有淚水，聲音異常冰冷。
周一下午，他在華特·迪士尼制作公司的劇院發表演講。新工作室富麗堂皇，位於洛杉磯市正北聖費爾南多峽谷的伯班克。那家工作室耗資三百，一位資深的好萊塢記者參觀後報道說，此處與其他電影制片廠相比，“簡直是標準化乳品加工廠與老式奶牛棚的差別”。迪士尼站在數百名員工面前。他們大多數是各類藝術家，有動畫電影導演、編劇，更有迪士尼工作室真正的貴族——動畫師，正是他們把栩栩如生的動畫人物搬上了銀幕。
過去十年裡，華特·迪士尼培養的年輕動畫師成績斐然。1941年，迪士尼本人仍然能夠以年輕人自居。他還不到四十，身材瘦削，一頭黑發，留著胡子，鼻梁高挺，面容平靜的時候，尤其像演員威廉·鮑威爾。不過，他已經從事電影制作近二十年。他早的動畫平淡無奇，與別的無聲動畫幾乎無異。然而在1928年，迪士尼開始制作有聲動畫，進而脫穎而出。之後的幾年裡，他帶領觀眾進入一個又一個新領域，直到成功制作出動畫長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以下簡稱《白雪公主》），獲得影評界與觀眾的一致好評。到1939年春，該片發行僅一年多，便已經為迪士尼和發行商雷電華影業帶來將近70的回報，遠超任何一部有聲電影，可能也超過了史上任何一部電影。這一紀錄保持時間不長，第二年就被《亂世佳人》打破，但是《白雪公主》的觀眾人數可能更多，因為大量的票是賣給兒童的。
迪士尼沒有把《白雪公主》的大部分收益用在自己身上，而是拿去建設新的工作室。與洛杉磯亥伯龍大道上隨意搭建的舊迪士尼工作室不同，新工作室在經過精心設計之後纔動工。北向采光窗戶、娛樂設施、空調等一切都考慮到了藝術家的舒適度。有些藝術家發現新廠完美得不近人情，反而更喜歡舊工作室的隨性凌亂，但是沒人懷疑迪士尼想為員工營造一個理想環境。
新廠輝煌壯觀，展現了迪士尼的自信和一種對難對付的媒體的掌控力，但是到1941年年初，就在他的員工搬入新址後不到一年，一切都灰飛煙滅了。那時，《木偶奇遇記》和《幻想曲》緊隨《白雪公主》於1940年上映，兩部動畫長片耗資巨大，卻遭遇票房慘敗，血本無歸。再加上新工作室的支出，迪士尼從《白雪公主》中賺的錢消耗殆盡。歐洲戰事正緊，海外票房收入也受到重創，此時迪士尼面臨三重壓力——變幻莫測的觀眾、焦慮的銀行家，重要的是自己的雄心出現矛盾。
迪士尼從一開始從事電影制作，便完全懷著商人的目的——他想要擁有一家動畫工作室，每周出品一部動畫片。他實現巨大的商業成功，靠的不是對藝術抱負的妥協，而是拓展。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藝術品質與大眾接受度超乎尋常的高度契合。艾靈頓公爵等爵士音樂家也許一邊與毫不關心藝術的舞女玩一夜情，一邊還有作品受到眾多有品位的人推崇。那些呈現約翰·福特、霍華德·霍克斯等人獨特風格的影片，也收獲了眾多擁躉。在這個環境下，受益者是華特·迪士尼，《白雪公主》也極具個人色彩。
迪士尼將很多商業決定權推給了堅忍的哥哥羅伊。兄弟倆（及各自的夫人）共同擁有公司產業，不過華特和他夫人擁有60%。羅伊的任務是給華特找錢花。但是有1
200多名員工等著發薪水，多部長片、短片動畫正在制作中，華特·迪士尼別無選擇，開始好好考慮之前不太關心的問題。他必須比過去更加靈活地平衡藝術和商業的需求。
到1941年年初，由於資金困難加劇，迪士尼終於越來越像商人一樣思考了。不過，這個轉變讓員工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習慣了他的藝術家角色。不拿他仍然希望實現的藝術目標開刀，就沒法大批量裁員，以緊缺的資金。如果裁員，他就會拆散一支緊密合作的制作團隊，無法再創作出想要制作的那種電影。
戰時繁榮在全國催生了一股工會熱和罷工潮。在迪士尼工作室，工會組織者幾年前還不受待見，現在又得到了同情。1941年1月，迪士尼發表演講幾周之前，屏幕漫畫家工會要求聯邦政府國家勞工關繫委員會指定工會為工作室藝術家的談判代理人。
很多員工仍然特別體諒老板，但又被迪士尼和他們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所困擾。2月4日，一位名為喬治·戈珀的員工給迪士尼寫了一篇備忘錄，探討工作室的困境。戈珀是一位有經驗的助理動畫師，負責協助動畫師完成畫作，增補新圖畫來充實人物的動作。他同時是一名備受尊敬的管理者。1941年年初，他正率領其他助理制作新長片《小鹿斑比》。戈珀在給迪士尼的備忘錄中寫道：士氣低落，尤其是動畫師及其助理團隊，制作因此受到影響。他說如果迪士尼本人“親自跟處在這種狀況的人員講話”，將大有幫助。他指出，這種演講“會讓大家對‘工會這檔事兒’有一種不同的認識”。
2月6日，星期四，戈珀還沒送出備忘錄，迪士尼本人就在全工作室發了一篇備忘錄。因為生產下降了50%，他抱怨道：“顯然討論工會事務消耗了大量寶貴的工作時間，這些事務本應該在業餘時間處理。”他的備忘錄言辭犀利簡潔：“受世界形勢影響，工作室正在面臨一場危機，而很多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你若對生產盡職盡責，這場危機便能化解。”
第二天，戈珀把原先的備忘錄提交給迪士尼，不過他又加了一篇，指出生產嚴重下降肯定是“士氣低落造成的，某些團體因而開始討論成立工會”。多年之後戈珀說，他沒有指望迪士尼回話，“不過他把我叫了過去，他看起來很沮喪。那是4點鐘左右，我到了6點左右纔離開［迪士尼的辦公室］，我們兩個一直在聊。他說：‘我不知道跟這些人說什麼，他們總是曲解事實……’我說：‘……您是老板，把您的問題講清楚，也許會有效果，能打消一部分人的念頭’”。
戈珀記憶猶新：“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們都被叫到劇院，華特站在臺上讀演講稿。他的話算得上語重心長，但是我覺得已經太遲了。”
1941年年初，華特·迪士尼與手下藝術家的摩擦升級，這開始了那段困擾他十多年的鬥爭。2月那個下午，當迪士尼與他的藝術家談話時，他站在了自己人生的分界線上。
演講一開始，他便堅稱自己要解決的隻是工作室的財務危機，盡管每個人都知道真正讓他擔憂的是工會問題。他說講話稿是他自己寫的，“全是我的意思”。也許是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添加了一些常用的粗話。（在後來下發到員工手裡的油印版講話稿中，粗話被刪除了。）演講被現場錄制在醋酸酯唱片上，以防任何法律問題。
迪士尼濃墨重彩地描繪了自己的過去：
我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年，飽經風雨，一路顛簸。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長期的鬥爭，需要堅定的決心、信心、信念，尤其是無私的精神。也許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我們對待工作無私的態度。
我對動畫媒體懷著固執、盲目的信心，執意想向懷疑者證明動畫片值得擁有一席之地，證明它不隻是一檔節目的“點綴”，它也不隻是曇花一現。它可以成為業已發展的虛構藝術和娛樂行業重要的媒體之一。這種信念、信心、決心和無私的態度為動畫片在娛樂世界開闢了現在所占據的疆域。
雖然未滿39歲的迪士尼沒比很多員工年長多少（員工的平均年齡是27歲），但他像一位老者一樣回憶起了過去，說當初他必須鬥智鬥勇，從自己動畫短片的發行商那裡多獲得。雖然很多聽眾應該聽說過這些陳年舊事，但它們確實證明了迪士尼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幾年前，無論是像《白雪公主》這樣的巨大成功，還是像《幻想曲》這樣的票房慘敗，都還不可想像。
不過，迪士尼沒有特地談及他為了做好電影而經歷的鬥爭。他反而回顧了許多其他小商人所經歷的艱難時刻，尤其是在大蕭條時期。他沒有說他與同樣心懷“動畫媒體”理想的藝術家並肩作戰的故事，而是說他堅信是自己孤身一人贏得的鬥爭（有時有羅伊幫助）。他越講聲音越激動，滿腔憤怒似要噴湧而出。
這二十年裡我兩次一貧如洗。一次是在1923年，我還沒來好萊塢。我身無分文，餓了三天肚子，在一個舊捕鼠籠般的工作室裡，枕著椅墊睡著舊帆布，欠著幾個月的房租。
另一次是在1928年，我和哥哥羅伊把所有財產抵押出去。雖不算多，卻是我們的全部家當。我們把車賣了支付工資，我們用個人保險借錢來限度地維持業務運行……
“米老鼠”成功後一年我們纔買了新車，還是一輛卡車，工作日作為公用，星期天纔作為家用。
談到早期奮鬥的成果，迪士尼那天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愉快的工作室，忠誠的員工照常拿到福利，對老板的犧牲感激不盡。這幅圖景很理想化，但也基本屬實。然而，讓許多員工滿足的，不隻是金錢，更是他們覺得一同踏上了一場大冒險，即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角色動畫。其他動畫工作室的藝術家來投奔迪士尼，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大幅降薪，工作內容也減少了。他們是來學習的。
然而，迪士尼沒有談到這種犧牲，隻是贊揚工作室經歷財務危機時自己的慷慨大度：“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我認為有一件事重要，那就是我不想在員工中散播恐慌。我隱瞞了真實情況，覺得如果他們不完全了解形勢，對我們也許會利大於弊。”
《白雪公主》成功之後沒幾年，迪士尼雄心萬丈，他對員工的關心逐漸演變成一種令人窒息的家長式作風。現在面對公司的困境，他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卻攬下了所有功勞。他慶幸自己沒有通過“顯而易見”的方法處理財務危機。大幅削減工資“可能會引起恐慌，打擊士氣”。限制生產，“隻生產盈利產品……將意味著裁減半數員工”，把他們放逐到一個無法吸納他們的動畫產業裡。
壞的辦法，迪士尼說，就是將“控制股權”賣給別的公司或財力雄厚的個人。
我堅決認為，這份事業若想有所成就，若想有所發展，就不能聽命於……某個隻會考慮，或者隻對利潤感興趣的人……因為我在方針上有一種盲目的信念，認為質量加上良好的判斷力和對觀眾的吸引力，將會戰勝一切困難。
在資金源源不斷的時候，像這樣漠視利潤和蔑視外部投資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在1940年，迪士尼兄弟已經被迫將公司的優先股賣給外部人員，他們也開始向員工發放優先股作為福利。在講話中，華特·迪士尼的用詞，“盲目的信念”和“加上良好的判斷力”，就說明了問題。《白雪公主》取得的成功，實際上已經影響了他的判斷力。他不是位誤判單次巨大成功之效力的企業家。
然而，就在他想“平息”各種抱怨和不滿的時候，他清楚地顯示出對員工的疏遠。他沒有理解一種像征地位的新制度所造成的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