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說不盡的童年——在紹興（1885.1-1901.8）
一、最初的記憶
二、臺門之內
三、十字街頭（上）
四、十字街頭（下）
五、家庭變故中的記憶
六、變革時代的最初選擇
第二章  發現新大陸——在南京（1901.8-1906.6）
一、“不過如此”
二、一把“火”燒起來
三、徘徊中的追求
第三章  第二故鄉——在日本（1906.6-1911.秋）
一、第一瞥的印像
二、買書、讀書與譯書
三、初試鋒芒
四、師友之間
五、婚後
六、赤羽橋邊
第四章  “臥治”時期——在紹興（1911.秋-1917.4）
一、大風暴裡的孤獨者
二、寂寞中的默默耕耘
三、《異域文談》及其他
四、“起懷舊之思”
第五章  大時代的弄潮兒——在北京（一）（1917.4-1920.12）
一、從紹興到北京
二、親歷復闢事件
三、卯字號的名人
四、“”的工作
五、《貞操論》及其他
六、新的信仰
七、“小河”的憂慮
八、“六三”事件
九、“新村”運動
十、兒童的發現與歌謠的征集
 
第六章  歷史的進退之間——在北京（二）（1921.1-1928.10）
一、病中的彷徨
二、“自己的園地”
三、“主張信教自由宣言”的風波
四、新與舊之爭
五、“勝業”——人的研究
六、愛羅先珂
七、情感的波瀾
八、兄弟失和
九、“教訓之無用”
十、“又回到民族主義”
十一、《語絲》的工作
十二、若子的病
十三、卷入時代旋渦中
十四、《國語文學談》裡的反思
十五、“兩個鬼”
十六、“謝本師”與“何必”
十七、在血的屠戮中
第七章  苦雨齋裡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一、凡人的悲哀
二、若子之死
三、《駱駝草》
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五、五十自壽詩
六、東京之行
七、風雨故人來
八、“雜糅中見調和”
九、“藹理斯的時代”及其他
十、“日本店”的開張與關門
第八章  走向深淵——在北平（1937.7.-1945.12.）
一、又一個“蘇武”？
二、終於“下水”
三、“中國的思想問題”
四、江南之行
五、“反動老作家”
六、“道義事功化”
七、無生老母的信息
 
第九章  老虎橋邊——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一、入獄與審判
      二、《老虎橋雜詩及其他》
第十章  人生最後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一、橫濱橋邊
二、《亦報》隨筆
三、“腰斬”以後
四、“出土文物”
五、“壽則多辱”
六、“忘卻斜陽”
七、最後歲月
參考書（篇）目

錢理群先生是以詩人的方式,把周作人這個特殊的中國現代作家,放在二十世紀這個大背景下來展現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看著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人生。 這部傳記的重要之處在於,周作人各個時期的重要文章,在傳記中大部分得到了好的體現。尤其是童年時期的寫作最是別致,作者有意略寫或一筆帶過那些與魯迅相同的、廣為人知的史實,而巧妙地大量插入《兒童雜事詩》的分析,既體現了研究特色,又增加了周作人這一特定的人物那說不盡的童年的氣氛。這是作者的聰明之處,讀來確實令人感到與眾不同。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文繫教授——張鐵榮
他（周作人）有一種超然不群的氣度——是冷酷呢，還是有禮貌的輕視？——把人放在適當的距離之外，津津然以旁觀者態度去看他們。他在應對儀節上的那份謙和，正是攔阻人跟他過分親熱的一道屏障……”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溫源寧
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裡，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雜，是想了解“人”。他讀書的訣竅有三：勤，實是謙詞，不妨說是“上癮”；快，由勤而來，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記，說到某書某處，仿佛剛剛讀過。
——張中行

    第十章  人生最後一程——在上海、北京
在周作人八十前後作小品隨筆裡，那詼諧幽默之中正是浸透著對於人間萬事萬物，對於生命的老年人的溫和的愛，流瀉著秋天太陽的柔美的光輝……
正是周作人在為人類作最後的奉獻時，人們重又注意到這位對中國新文化的發展作過重要貢獻，而又走過曲折道路的作家。當周作人從香港友人的來信得知海外對他的種種評價時，他是感動的，他在回信中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不論是稱贊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並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報紙上而其倘有理解……則願意一讀”。於是，在與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談到了自己的歷史。曾經有人回憶，在從獄中出來以後，周作人即回避談論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時談到也表現得“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的”，據說，“有一次，他談到了１９２７年奉繫軍閥張作霖殺害了李大釗同志，談到他如何掩護大釗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釗同志遺文的事，他也並不激動，好像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繫的往事。有一次，他偶爾談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輕輕地說了一句：‘糟了’，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情一樣。”現在，周作人既寫了《知堂回想錄》，自然對“兄弟失和”“出任偽職”這類敏感問題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時，也隻是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去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他始終以平靜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歷史，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與中國歷史上的投敵變節者，晚年懺悔不迭的態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時談到歷史與當代人物，偶爾也有幾句評論。在這方面，周作人是相當固執己見的。例如，他始終堅持對魯迅的某些批評意見即是如此。 而他對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夠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義與個性主義的立場。 這都可以說是本性難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寬容的地方，如在談到當年的論敵陳西滢時，他表示“陳西滢亦是頗有纔氣的人，惟以鄉誼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參加‘女師大’一役，妄費許多纔氣，亦深可惜矣”。 也許對胡適的態度最能說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則；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胡適）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惟如為了投機而罵之，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曾熱烈地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地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那麼，周作人是至老對人對事也是堅持自我獨立判斷的。在知識分子紛紛異化，失去了自我的６０年代，經過了種種曲折之後，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
……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於邢臺地震，又繼之狂風不止，人們驚懼不已，用轆轤體作諧詩一首：“春風狂似虎，似虎不喫人；喫人亦無法，無法管風神”———這幾乎已是不祥的讖語。
接著，他又開始玩骨牌過五關之戲，不則僵臥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線，徹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譯《平家物語》第六卷脫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後地結束了。
5月17日，夜發現尿中有血，至6月25日醫院確診為前列腺腫瘤。
7月2日，他開始閱讀《魯迅全集》中的雜文——是因為無書可讀，還是出於對魯迅的懷念？據周建人回憶，魯迅病危之時，也是在讀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記裡突然出現“聞蟬鳴”三個字——他仍然掙扎著，緊緊抓住大自然的生機，頑強追求著生命的趣味與歡樂。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區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愛“雨”的意像，在他的筆下，寫過“隻是蜘蛛似的一縷縷地灑下來”，“細得望去都看不見”的，使人“既氣悶”又閑適的鼕天的雨，寫過想像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進行”的雨中豪情……但從未見過如此的狂雨，並夾帶著地震似的悶雷——莫非這真是一種預兆？
現實的種種征兆確實不妙：7月10日，《集郵》停刊；7月20日，《北京晚報》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記在日記裡。他顯然預感著政治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７月31日，他在日記裡寫下了極為沉重的一頁：“此一個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實甚往日，惟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後，可以平靜而安寧地離開這個世界，並從此銷聲匿跡；卻不料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要再遭一次磨難——莫非這真的是在劫難逃？
周作人於急難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釗，他是毛澤東的座上客，能否求助於他呢？於是匆匆寫了一信。卻又在當日日記中寫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試耳。”一星期後，章士釗派了他的秘書王益和前來致意，並未說什麼實質性問題，卻允再次來訪，周作人於是“隨時期計其到來，作種種妄想……”——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釗是“三·一八&rdquo兇之一，周作人曾與他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而現在，周作人卻如此急切地把他當作“救命稻草”——歷史開了怎樣一個殘酷的玩笑。
８月４日，收購舊物的小販前來報告：因搞運動停止收購中外書籍。
８月12日，定期給周作人看病的蘇大夫在量完血壓後又告知：從此暫時停止定時來診……仿佛大難臨頭，一切都亂了套了。
８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錄一遍，訂為一冊，寄給生平最可信賴的學生俞平伯，借此表達最後的囑托。
８月20日，“上午閱《毛主席語錄》，此書不能買到，今日從吉仲借來”——周作人這位五四新文化的開拓者之一，這位形形色色的現代迷信的死敵，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現在竟然與中學生一起爭讀“小紅書”，這是多麼辛辣的嘲弄與像征———無論對周作人，還是歷史自身。
８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寫信給章士釗的秘書：“且看答復如何。”
８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學生俞平伯的來信。
８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幾十年形成的習慣，在燈下寫日記：“晴。二十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又件，內春信等三冊。”
他當然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的“絕筆”：從1898年２月18日開始，記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記，現在寫完了最後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