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楊絳以簡潔而沉重的語言，回憶先她而去的女兒錢媛、丈夫錢鐘書，回憶一家三口那些快樂而艱難、愛與痛的日子。家庭是一生的庇護所，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

天上人間，陰陽殊途，卻難斷摯情。楊女士獨伴青燈，用心靈向彼岸的親人無聲地傾訴著。作為老派知識分子，她的文字含蓄節制，那難以言表的親情和憂傷彌漫在字裡行間，令讀者無不動容。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那安定於無常世事之上的溫暖親情已經把他們仨永遠聯結在一起，家的意義也在先生的書中得到了盡情的闡釋。 

     《我們仨》分為兩部分。*部分中，楊絳以其一貫的慧心、獨特的筆法，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後幾年中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情感體驗。第二部分，以平實感人的文字記錄了自1935年伉儷二人赴英國留學，並在牛津喜得愛女，直至1998年錢先生逝世63年間這個家庭鮮為人知的坎坷歷程。他們的足跡跨過半個地球，穿越風雲多變的半個世紀：戰火、疾病、政治風暴，生離死別……不論暴風驟雨，他們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經成為這一家人生*安全的庇護所。天上人間，陰陽殊途，卻難斷摯情。楊絳獨伴青燈，用心靈向彼岸的親人無聲地傾訴著。作為老派知識分子，她的文字含蓄節制，那難以言表的親情和憂傷彌漫在字裡行間，令讀者無不動容。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那安定於無常世事之上的溫暖親情已經把他們仨永遠聯結在一起，家的意義也在此書中得到了盡情的闡釋。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1932年蘇州東吳大學畢業，同年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研習。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1935年留學英國、法國，1938年回國。先後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繫教授。1949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主要作品有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論文集《春泥集》、《關於小說》，散文集《干校六記》。長篇小說《洗澡》．短篇小說集《倒影集》等。主要譯著有《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等。

部

我們仨

我們倆老了(11)

第二部

我們仨失散了(15)

（一）走上古驛道(17)

（二）古驛道上相聚(28)

（三）古驛道上相失(38)

第三部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55)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媒體評論

      楊絳是錢鐘書先生的夫人，是錢瑗女士的母親，《我們仨》就是她寫的他們家的一些故事。在這些故事裡，每句話，每個字，都透著濃濃的親情氣息。 整本書的開始是一個“夢”，一個“長達萬年的夢”，夢的主要內容是作者與她的家人在一條古棧道上的離離合合、聚聚散散。一開始看的時候，我看不懂她的那個夢是要說明什麼，隻是看字面的意思，就當看一篇小說。但當我看到後面的內容時，我纔明白，這個夢是她們一家在一起走過的*後一段人生路的寫照。她欲揚先抑，開篇就抓住了我的心，激起了我閱讀的興趣。 楊絳的寫作風格和我以往見到的許多作家的風格不同，前一段時間我看餘秋雨的文章比較多，他的文章總是在表像中尋找內涵，尋找風景之後的文化，尋找大背景、大道理的。他追求的是“大”，還有許多作家群起效之，結果卻都丟了自己的風格，又學不到他的“大”，所以餘秋雨得以聞名。而楊絳不一樣，她注重細節，從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下筆，看似零散的點點滴滴，都可以成為她文章中的亮點。而這些點點滴滴，正是我們平時覺得不足掛齒的那些片斷，但楊絳卻可以把它們串在一起，就像把散落的珍珠串起來，就變成了一條項鏈。她不直接抒發感情，不直接議論人事、闡述道理，她隻是從容地敘述，將那些她家裡的小事娓娓道來，變成一篇篇的文章。但就是這樣細致的、不動聲色的講述，使讀者有了更多理解、想像的空間，她所要表達的主題也在這樣的講述中慢慢地浮上水面。

摘自網友的讀後感

     已經是晚飯以後，他們父女兩個玩得正酣。鍾書怪可憐地大聲求救：“娘，娘，阿圓欺我！” 阿圓理直氣壯地喊：“Mummy娘！爸爸做壞事！當場拿獲！”(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稱呼，隨口叫。)“做壞事”就是在她屋裡搗亂。我走進阿圓臥房一看究竟。隻見她床頭枕上壘著高高一疊大辭典，上面放一隻四腳朝天的小板凳，凳腳上端端正正站著一雙沾滿塵土的皮鞋—一顯然是阿圓回家後剛脫下的，一隻鞋裡塞一個筆筒，裡面有阿圓的毛筆、畫筆、鉛筆、圓珠筆等，另一隻鞋裡塞一個掃床的笤帚把。沿著枕頭是阿圓帶回家的大書包。接下是橫放著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書，後面拖著我給阿圓的長把“鞋撥”，大概算是尾巴。阿圓站在床和書桌間的夾道裡，把爸爸攔在書桌和鋼琴之間。阿圓得意地說：“當場拿獲！！”鍾書把自己縮得不能再小，緊閉著眼睛說：“我不在這裡！”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著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裡翻滾的笑浪。阿圓說：“有這種alibi嗎？”(注：alibi，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我忍不住也笑了。三個人都在笑。客廳裡電話鈴響了幾聲，我們纔聽到。接電話照例是我的事(寫回信是鍾書的事)。我趕忙去接。沒聽清是誰打來的，隻聽到對方找錢鍾書去開會。我忙說：“錢鍾書還病著呢，我是他的老伴兒，我代他請假吧。”對方不理，隻命令說：“明天報到，不帶包，不帶筆記本，上午九點有車來接。”我忙說：“請問在什麼地點報到？我可以讓司機同志來代他請假。”對方說：“地點在山上，司機找不到。明天上午九點有車來接。不帶包，不帶筆記本。上午九點。”電話就掛斷了。鍾書和阿圓都已聽到我的對答。錘書早一溜煙過來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阿圓也跟出來，挨著爸爸，坐在沙發的扶手上。她學得幾句安慰小孩子的順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請假”，小兒賴學似的心虛害怕，就用來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嚕胡嚕毛，我們的爸爸嚇不著。”(“爸爸”原作“孩子”。)我講明了電話那邊傳來的話，很抱歉沒敢問明開什麼會。按說，鍾書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後，而且他也不擔任什麼需他開會的職務。我對鍾書說：“明天車來，我代你去報到。”鍾書並不怪我不問問明白。他一聲不響地起身到臥房去，自己開了衣櫃的門，取出他出門穿的衣服，掛在衣架上，還挑了一條干淨手絹，放在衣袋裡。他是準備親自去報到，不需我代表——他也許知道我不能代表。我和阿圓還隻顧捉摸開什麼會。鍾書沒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換換)，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圓晚睡早起。第二天早上，阿圓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飯，喫完就到學校上課去。我們兩人的早飯總是鍾書做的。他燒開了水，泡上濃香的紅茶，熱了牛奶(我們喫牛奶紅茶)，煮好老嫩合適的雞蛋，用烤面包機烤好面包，從冰箱裡拿出黃油、果醬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喫早飯。然後我收拾飯桌，刷鍋洗碗，等他穿著整齊，就一同下樓散散步，等候汽車來接。將近九點，我們同站在樓門口等待。開來一輛大黑汽車，車裡出來一個穿制服的司機。他問明錢鍾書的身分，就開了車門，讓他上車。隨即關上車門，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樓門口，眼看著那輛車穩穩地開走了。我不識汽車是什麼牌子，也沒注意車牌的號碼。我一個人上樓回家。自從去春鍾書大病，我陪住醫院護理，等到他病愈回家，我腳軟頭暈，成了風吹能倒的人。近期我纔硬朗起來，能獨立行走，不再需扶牆摸壁。但是我常常覺得年紀不饒人，我已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