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羅衛東）

芝加哥時間2013年9月2日下午2點30分，羅納德·科斯在芝加哥聖約瑟（St.Joseph）醫院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102歲。聽聞噩耗，我非常震驚，非常沉痛。科斯教授是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大師，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法經濟學等領域的創始人，是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包括我在內的大批經濟學者非常愛戴和崇敬的學術導師。他的離世，在我看來不僅是經濟學的巨大損失，也是社會科學的重大損失。科斯的逝世還帶給我無盡的惆悵，因為此前幾個月，我一直在與張五常教授、王寧教授以及剛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人們一起，籌備原計劃的科斯先生10月份訪華事宜，滿懷希望和激動地期待著科斯先生在期頤之年踏上他夢牽魂繞的中國土地那一刻的到來。但是，這一希望突然間就徹底破滅了！

科斯先生是地道的英國人，後移居美國，而他終生卻對中國這個東方國度滿懷強烈的好奇和深深的善意，晚年更是對中國的崛起以及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和期待，並在2008年、2010年兩度利用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在芝加哥大學舉辦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國際研討會。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希冀能到中國訪問。在戰火頻仍、社會動蕩的時代，這個願望自然是奢望；而等到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敞開時，他年事已高，行動不再自如。張五常、王寧等科斯先生的中國朋友一直在策劃協助他們夫婦倆訪問中國的事情，科斯本人也制訂了相當仔細的中國行計劃，但總有一些因素使他的這個計劃一拖再拖。2012年10月，科斯夫人撒手人寰，無兒無女的他在極度悲傷之餘再無牽掛，毅然決定再度揚帆啟程去尋找中國。我們這些科斯的仰慕者，無不為他的決定感到歡欣鼓舞，雖然難免隱隱擔憂他如此高齡是否能夠承受長途勞累。然而，科斯先生的熱情和醫院體檢的數據打消了我們的擔心，而且正如張五常先生所說，萬一科斯先生在中國仙逝，這或許正是成就了經濟學發展上的一樁美談，更是科斯先生本人的完美結局。就在我們為迎接科斯先生的到來做好了後的準備，王寧博士卻帶來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消息：老人家在2013年8月份因肺部感染住進醫院。大家的心情頓時都像浸入冰水之中，變得十分沉重。我當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隱隱覺得老人家這次病倒會兇多吉少，因為很多高齡老人都是因肺部功能衰竭而不治。隨後不久，我們的擔憂被不幸驗證：老先生在住進醫院不到一個月即與世長辭。

科斯先生的這個未圓的中國之行夢，可以說是他幾乎完美一生的缺憾，更是我們這些幾乎要看到他在中國愉快生活圖景的晚輩心中的深深遺憾和無限惆悵。我有時候忍不住揣摩他的臨終瞬間，總覺得他心願未了，他的靈魂會在終於擺脫肉體羈絆之後，所要旅行的站就是魂牽夢繞的中國，然後纔是回到故鄉英國。

2013年9月8日，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學玉泉校區舉行了小型而莊重的“羅納德·科斯教授追思會”，參會的是對科斯先生有深厚感情的學術同道和聞訊趕來的許多經濟學和其他專業的學生。在會上，我們一起追憶了科斯先生的道德文章，研討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給經濟學未來和中國改革發展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同時也對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所肩負的繼承和發揚科斯思想遺產的重大歷史使命寄予厚望。追思會上，浙江大學出版社袁亞春總編表示為紀念科斯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有關科斯先生的傳記。研究科斯思想多年的羅君麗就推薦了這本由斯蒂文·G.米德瑪（Steven G.Medema）教授寫於1994年的《羅納德· 科斯傳》（Ronald Coase）。

斯蒂文·G.米德瑪教授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經濟學繫的經濟學思想史學家，同時也是《經濟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的編輯。他長期致力於科斯思想研究和法經濟學研究，就科斯定理、法與經濟學以及科斯經濟學方法論等主題發表過重要論文，並先後編著出版了《羅納德·科斯傳》（Ronald Coase，1994）、《羅納德·科斯的經濟學分析遺產》（The Legacy of Ronald Coasein Economic
Analysis, 1995）和《科斯經濟學：法與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Coasean Economics: 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997）等一繫列科斯研究專題文獻，是西方世界當之無愧的一流科斯問題研究專家。

本書的英文版是早的、或許也是截至目前全面客觀地研究科斯生平和思想的傳記。它不僅重點分析了科斯廣為人知的重要貢獻，如關於企業、交易成本、社會成本、邊際成本定價、燈塔等，更廣泛涉獵科斯在其漫長學術生涯中的很多生活和工作細節，以及其他重要卻鮮為人知的學術著作的深層含義，如科斯早年與其他學者一起進行的蘊含理性預期思想萌芽的生豬周期研究，以機會成本思想展開的會計實務研究，還有他長期跟蹤考察的廣播業壟斷問題及政府與市場關繫的重大命題，等等。事實上，由於科斯低調謙虛的處世態度，以及他所堅持的經濟學研究理念並非主流，因此，即使是在經濟學界，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科斯也都隻是與被過度演繹的“科斯定理”有關，好像他一生隻寫過兩篇半文章—《企業的性質》、《社會成本問題》和《聯邦通訊委員會》。但是，科斯思想的內涵遠非如此。對一個想要真正了解科斯和科斯思想的學者來說，隻能通過全面研讀科斯先生的著作—包括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品，並了解他與經濟學研究相關的生活和工作細節，纔可能獲得對科斯思想的全面把握，並終超越“科斯定理”造成的思維定勢，真正認識他所堅持的經濟學研究立場及其價值之所在。米德瑪教授努力在這方面進行嘗試，並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先生活過了漫長的一生，誠然，他留下來的手稿和檔案資料還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深入研究。但，米德瑪教授的這本書，不僅是早的，也是比較全面和深入的科斯傳記作品。難能可貴的是，在科斯先生去世之後，米德瑪教授得知我們有意出版本書的中文版，還特意寫來了中文版序言和後記，進一步詳述了科斯先生在1994—2012年之間的學術活動和寫作情況，從而使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科斯形像更為全面和客觀。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科斯先生的離世，並不意味著科斯現像的結束，相反很可能是新時代的開始。而從經濟思想史角度對科斯進行研究，或許纔剛剛起步。科斯是20世紀經濟學發展上的一個裡程碑式的人物，他所作貢獻的一部分得到了廣泛認同，以至於經濟學領域形成了可稱為“科斯主義經濟學”的思潮甚至是流派。問題是，學術界對科斯的評價與科斯本人的自我評價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是否存在著重大的差異？近30多年以來，經濟學界關於科斯的討論，可以說是眾說紛纭、亂像叢生，即使是科斯主義學派內部，爭論也十分激烈。科斯生前曾在多個場合表示過對這種狀態的強烈不滿和深深的無奈。記得以前曾經看過一則笑話，說的是黑白時代的電影藝術大師卓別林，有一次對參加“卓別林模仿秀”比賽的冠軍得主說：“你比我自己更像我。”馬克思晚年也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或許是名人所要面對的共同悲哀。試想，這些偉大人物在世之時都無法阻止社會對他們的誤解，更遑論死後。

出於對科斯這位偉大學者的尊重，也是對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未來健康發展的責任感，我們這些後來者應該靜下心來，好好閱讀、討論、深化科斯理論的各個面向，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比較統一和內部一致的理解，盡可能還原科斯思想的真實內涵。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認真閱讀科斯本人創作的學術文本，還要返回到經濟思想史的語境中尋找進一步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說，前者迄今為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盡管還很不夠，那麼後者簡直幾近空白。事實上，從科斯本人晚年的學術興趣和一些他花費了很多功夫但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學術文獻中，我們是可以找到深入理解他的學術貢獻的核心及其特點的門徑的。如果仔細研究科斯論斯密、論馬歇爾以及回憶自己思想發展路徑的那些文章，我們就可以發現他與古典時代經濟學思想的內在聯繫，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科斯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學術思想的真正貢獻以及為何這麼看，也有助於我們準確認識其原創性的根據，以及對未來經濟學進步的重大意義。

我本人早期做過一些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出於對“黑板經濟學”的不滿，後來逐步把注意力轉向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從亞當·斯密開始經由約翰·穆勒到達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學術發展路徑。我有一個基本判斷：科斯是這個傳統在20世紀的偉大傳承者。雖然凱恩斯也部分地具有這個資格，但他太過復雜，很難簡單歸類。斯密、穆勒、馬歇爾，是18、19世紀經濟學綜合的大師，《國富論》、《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原理》都是體大思精、集前人創見於一體的綜合性經濟學巨著，是經濟學發展的裡程碑式的偉大作品。與他們相比，科斯的一生雖然漫長，卻沒有寫出具有類似性質的巨著，也沒有開創主流經濟學的新時代。就此而言，科斯無法與這些前輩相提並論。但是，科斯的創見，就其深刻程度而言，絕不輸於穆勒、馬歇爾，甚至斯密。尤其是他理解經濟世界的方式，與三位偉大的前輩—特別是馬歇爾，可以說一脈相承；他對經濟運行與人類社會其他部分活動之間關繫的理解，也明顯表現出與這些前輩之間的內在傳承關繫。在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上，斯密–穆勒–馬歇爾的這一可稱為經驗主義的傳統與另外一個偉大而重要的傳統—唯理主義，一直處在某種具有內在緊張感的互動關繫之中。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論它們彼此的爭論和緊張達到多麼嚴重的地步，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對話的空間，共同塑造著經濟學的整體氣質。

唯理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傾向於設想、假設和想像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世界，從一個抽像的、不存在於任何具體事物中的理論假設出發，去認識、分析現實中的各種社會實體和關繫。信奉唯理主義的學者對演繹方法更為推崇，而經驗主義者則強調個人的感覺繫統所帶來的印像、知覺及其所構成的經驗事實，並以此為出發點來考察各種社會實體和關繫，因此更傾向於使用歸納和描述的方法。從地域上看，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似乎更傾向於唯理論，如重農學派的魁奈、19世紀後半葉洛桑學派的瓦爾拉斯和帕累托等。這一繫統的經濟學家的特點就是非常重視運用數學工具來研究經濟問題。另一方面，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大多數持有經驗主義立場。首先，在亞當·斯密那裡，經驗主義方法一直居於支配地位。雖然之後的大衛·李嘉圖大大推動了唯理主義經濟學在英國的發展，但直到19世紀末，經驗主義仍然在英國學者的研究中居於更為重要的地位。而經濟學發展中的另一裡程碑式人物馬歇爾，長期糾結於究竟是走經典物理學式的經濟科學發展之路還是達爾文式的演化論經濟學發展之路，並終把經濟學科學化的夢想置於《經濟學原理》中，把演化論思想放在《工業與貿易》等著作中。隨著《經濟學原理》風靡世界以及大批追隨者的形式化改造，接近物理學範式的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占據上風，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後被定於一尊，而經驗主義研究方法則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成為經濟學的異端。由於主流的經濟學定義從學理上排斥了經驗主義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支柱後隻剩下演繹法一種，經濟學理論與實際的關繫逐漸嬗變為理論內部的關繫。

從根本上說，當前經濟學日益脫離真實世界的事實，正是唯理主義研究方法一枝獨秀的必然結果。20世紀初開始成長壯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突出特征就是假設清晰（不必真實）、邏輯嚴密和定量嚴格。一項研究隻有符合這些形式化特征，纔可能被認定為是“科學”的。得益於某種知識社會學的機制，這一唯理主義–形式主義傳統不僅在經濟學中獲得了主流地位，而且發起了對其他社會理論的殖民運動，正如這一傳統在當代的傑出代表加裡·貝克爾所宣稱的，（新古典）經濟學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的“語法”。雖然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做派，遭到了很多社會科學從業者的強烈質疑和反感，但這種殖民的勢頭似乎還在持續。

正是在這個唯理主義–形式主義經濟學獨霸天下的時代，羅納德·科斯頑強地堅守著自己對真實世界經濟學的信念，不斷發掘和發展斯密、穆勒、馬歇爾等前輩思想中被邊緣化甚至完全被忽視的經驗主義方法論，並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創性為經驗研究方法重新贏得了榮譽。他的研究工作已經建構起了一種可以有效拒斥社會理論自然科學化的新範式，從而給經濟學作為社會理論分支之一來發揮應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隨著對科斯的理解日益加深，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在20世紀經濟學理性主義–形式主義排山倒海般的潮流中，科斯一直是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他力圖復興古典時代政治經濟學的某種具有持久價值的部分，恢復其效力和尊嚴。科斯雖然勢單力薄，但他表現出來的拒絕妥協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創見，足以證明他的偉大。

我相信，經濟學未來的命運，取決於它的生命力，而它的生命力來自於理解、解釋和指導人類整體經濟運行的能力。從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發展歷史來看，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這兩個傳統都對經濟學的整體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說19世紀是經驗主義雄霸世界的時代，那麼20世紀就是唯理主義獨步天下的時代，兩種的形態與經濟學發展之間的關繫，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話題，這不是一篇小小的序言所能講清楚的。我個人傾向於相信，無論是通過何種機制，任何廢黜百家定於一尊的格局，都不利於經濟學自身的健康發展和發揮其健全效能。今天的經濟學家不應該在兩種重要的傳統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正如馬歇爾早就意識到並試圖做到的那樣，經濟學的方法不是某種獨門秘訣，而是兼容並包的武器庫，所有武器的存在價值都必須依據經濟學所面對並打算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來作出判斷。也就是說，評判經濟學方法好壞的正確做法，不應該是孤立地、地斷定某種方法的是非優劣，而是要聯繫我們所要解決的那一類問題的獨特需要來作出選擇。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中進步快的一部分，當然得益於其方法上的不斷創新，但是這種創新不同於自然科學中的“采新”和“惟新”。經濟學的力量是來自於它歷史性地累積著的、不斷豐富的分析武器庫給後來的研究者所提供的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大炮的威力比匕首大，但這並不等於在所有情況下大炮都比匕首更為管用。武裝到牙齒的現代戰士與赤手空拳的武士俠客，各有各的行為空間和用武之地。

當前經濟學已經陷入某種窘境，在部分領域甚至出現了危機，這到底是經濟學作為一門成熟科學的整體性危機，還是掌握話語權的那一類經濟學在面對某些特殊問題時方法選擇不當所導致的任務失敗？就此問題，我們還不能武斷地下結論，而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唯理主義經濟學對經驗主義經濟學的粗暴拒斥，卻是目前為嚴重的不爭現實。我們看到，這種做法已經開始損害經濟學肌體自我恢復的能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斯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的經驗主義傳統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探索，開闢了經濟學思維方式和思想範式的新局面，也鍛造了經濟分析的新武器，這對於應對經濟學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是有效的進路之一。

科斯的工作，對於中國而言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義，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在此我不必贅述。我隻想指出另外一點，那就是科斯與中國的聯繫不能止於其學術與某些具體的現實經濟運行的解釋方面，還應該包括他的經濟學創新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面。我認為，關於後者，我們考慮得非常不夠。中國的經濟學在近30年裡，一直在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之後亦步亦趨，很少有自己主導的理論創新。而且按照目前這種趨勢，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太可能有重大的世界性的理論創新，這與中國這個巨大經濟體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嚴重不相稱的。錢穎一教授曾經發人深省地指出，經濟大國未必是經濟學大國，經濟強國也很可能不是經濟學強國。中國目前無疑是經濟大國，但算不上是經濟學大國，將來當中國成為公認的經濟強國時，它是否能夠成為經濟學大國或強國呢？決定兩者之間聯繫的內在機理到底是什麼呢？這是需要經濟學從業人員進行嚴肅思考的問題。經濟學的發展取決於學者自身的稟賦、素養以及特別的判斷力。我以為，科斯給中國經濟學家上了生動的一課，他的一生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答案。我希望，米德瑪教授的這本《科斯傳》就像羅斯的《斯密傳》、格羅尼維根的《馬歇爾傳》、斯基德爾斯基的《凱恩斯傳》那樣，能夠給讀者帶來有益的閱讀體驗，希望它為中國學者提供一個全面和深入認識科斯及其思想的有益途徑。

張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本書評介了科斯的學術思想，揭示了他的理論思考和學術創造過程，再現了他獨特、智慧的傳奇一生。拜讀本書，不僅對科斯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和了解，而且有助於堅持正確的經濟學之路。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很多經濟現像在哪裡都差不多，如人口湧入持續推高紐約、東京、香港和上海的房價。經濟學家知一說十，雖不中亦不遠。不過追下去，還會發現各有各的特別，說清一處已屬不易。再追，特殊當中有普遍，一葉能知天下秋，那是另一個層面的本領。你若好奇，為什麼從未來過中國的科斯，比頻頻亮相的其他諾獎得主有著更為靠譜的影響力，你就讀讀這本引入入勝的傳記吧。

盛洪（天則經濟研究所）

本書展現了一個令人羨慕的生平；鼓勵我們像科斯那樣，用思考貫穿生命。

史晉川（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科斯豐富和深邃的思想，一部分已經被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產生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同時，另一部分未被納入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思想，也是被科斯視為自己思想精髓的部分，卻至今仍舊存在著眾多的爭議。這正是科斯的思想對於經濟學家來說，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王寧（美國羅納德·科斯研究所）

科斯是經濟學中的異類。一方面，科斯是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他對主流經濟學的影響至深致遠。從新制度經濟學到法律經濟學，從企業理論到合約理論，科斯的思想彌久愈新。另一方面，科斯更是經濟學家中的諤諤之士，長期抨擊主流經濟學脫離現實中的經濟生活，片面追求理論化，而淪為“黑板經濟學”。科斯痛惜經濟學在二十世紀逐漸偏離了斯密－馬歇爾古典傳統，在本體論上放棄了財富和人性，轉而研究選擇，在方法論上逐步走向公理化、數學化和計量化。科斯堅信沒有堅實的經驗基礎，再漂亮的理論也不過是海市蜃樓。他數十年如一日，身體力行，腳踏實地，孜孜不倦，為我們保留了一份真實生活中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