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1888-1941）名熾章，陝西榆林人。中國新聞家和政論家。1908年，在於右任主辦的上海《民立報》任記者。辛亥革命後，擔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負責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並且發出了中國近代報業史上份新聞專電。1926年與胡政之合作，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1941年9月6日病逝於重慶。

《張季鸞：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百年中國記憶·報人繫列》：
接著又寫道：“夫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而中國今日統一之底定及領袖之形成，豈易事哉！十年來國家以無量犧牲，無量代價，僅換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將至自亡。艱難困苦之中國，今纔見彼岸，而又遭逆風之打擊，主其事者，撫躬自省，果為何來乎？故吾人以為公私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倘其有濟，則勸政府必須寬大處理，一概不咎，國家問題，從長計議……”
以後長期支持張季鸞一切言論的“國家中心說”，這時在他的思想裡已經形成。當時以何應欽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已下令對張、楊進行討伐，官方各報一片辱罵聲。《大公報》這篇社評，主張以救蔣為義，其他，則建議“政府寬大處理，一概不咎”，態度有明顯的區別。
翌日，張季鸞發第二篇社評《再論西安事變》，詳細分析國家所處地位與形勢，勸西安當局早日“回頭”。他後沉痛地說：“夫畢竟願作破碎之西班牙，自殘以盡，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公意俱在，不問可知。”他說：“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的。”可見他對事變的內幕，即蔣介石拒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並逼張學良“剿共”而激起事變，是了然於胸的。他與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平時並無多少來往，此時宋氏兄妹很同意張的看法，主張“救人”為，不主張討伐。
張季鸞於18日繼續寫一篇社評，題為《給西安軍界的一封公開信》，顯然是事前與宋氏兄妹商量過的。文中說：“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為祥和。”果然宋美齡所主持的航空委員會，當天即派出飛機，帶了這張報40萬份，飛臨西安上空散發，這也是我國自有新聞紙以來未見過的事。
與此同時，《大公報》派記者範長江秘密去西安和延安采訪。範長江在延安訪問了、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和西安事變真相。範回上海後，在編輯部談了幾個晚上，《大公報》連續發表了範長江陝北之行的通信，像衝破迷霧的幾道閃光，使全國人民看到了中華民族即將團結奮起應戰的希望。
12月25日蔣介石獲釋。那一晚張季鸞特別興奮，露出了多天不見的笑容。當晚，他寫的社評是《國民良知的大勝利》。開頭就說：“昨晚從六時半以後，全國各大小都市歡聲雷動，爆竹齊鳴，實現了狂歡之夜。昨天又恰是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紀念日，我們與國民同慶之餘，願先簡單的貢獻幾句祝詞。西安事變發生，我們於憂慮、憤慨中實在抱著一種信念，以為一定能達到逢兇化吉。我們十八日給西安軍人的公開信中，說明期待三天以內能給全國同胞道喜。現在，雖然時期遲了三天，但果然能達到給全國報喜的願望。我們的欣喜不問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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