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將近十年，吳汝綸從一個十四歲的翩翩少年，長成了一個二十四歲的大小伙子。在松脂的熏照中，早就喫透了古文章法，摩拳擦掌，就等著正式考試這一天了。

大哥吳汝經因為戰亂，錯過了人生好的應試時光，但有機會仍然不會放棄。咸豐八年（1858年），江南處在戰亂之中，大哥吳汝經通過父親朋友的幫助，曾經在京城“異地”考了一次，隻不過運氣不佳，落第而歸。“吾伯兄肫甫徒步入京就試”，“不中第”。

清代的科舉制度，讀書人在未取得“秀纔”身份之前稱“童生”。“童生”成為“秀纔”須經過縣試、府試、院試三級考試。

吳汝綸兄弟倆大清早就出了門，到了五裡拐，哥哥說：“歇一會吧。”弟弟應聲道：“好。”二人放下背囊，歇息了一刻，趕忙起身趕路。到了孔城，兄弟倆知道距離縣城不遠了，坐在路邊的樹蔭下，拿出母親準備的干糧，打了一個尖。趕到桐城縣城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了。

縣試在縣衙門的“考棚”舉行。場考試對於“童生”們來說重要，四點鐘，天還沒亮，一聲炮響震耳欲聾，這是對住在縣城各處的童生發出的起床信號。一小時後，炮聲第二次響起，於是童生們手拎竹籃奔赴考場。籃子裡是考試用具，硯臺、墨、筆、盒飯等物品。

吳汝綸和哥哥吳汝經早就洗漱完畢收拾停當，安靜地喫完早餐，沒有說一句話。哥哥神情有點緊張，弟弟則顯得相當輕松，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

不久，隨著第三聲炮響，考點大門打開，童生和陪伴他們的父兄、朋友一起蜂擁進入考場，對號入座。吳汝綸兄弟倆在考場內相互對望了一眼，弟弟對哥哥點了一下頭，似乎給大哥鼓勁，然後各自尋找座位，就分開了。

童生就座，陪同人員離場。考場內鴉雀無聲，一瞬間沉悶的空氣籠罩全場。

作為考官的知縣穿著禮服，率領縣學的教官和學校的生員們徐徐走出。負責人員對考生逐一點名，被點名者來到知縣面前行禮，由作擔保人的前輩生員確認其身份後，考生再領取答題紙退回座位。答題紙也稱為試卷，是用厚白紙做成的折本，紙上有用紅色顏料印制的方格。待答題紙分發完畢，縣學的生員們全部退場，隻有作為主考官的知縣和其下屬的負責人員留下來。知縣親自到入口將門上鎖，並加上封印，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公布考題。轉眼之間已經過了七點。

道考題出自“四書”。考題用一張大紙寫好，貼在布告板上，於考場中緩緩行進。在公布考題後大約一小時，負責人員會來巡視考生寫到了哪裡，然後在作答的末尾處蓋上印章。

從九點到十點的這段時間裡公布第二道考題。它可以細分為兩道問題，道還是出自“四書”，另一道則是要求寫一首五言詩，並指定了韻腳。加上之前的道題，考生到傍晚為止需要對三道問題作答。

縣試一共要考五場。在首次公布成績的翌日舉行第二場考試，這一場共有三道題，一道出自“四書”，一道出自“五經”，另外還有一道詩題。在第二場成績公布的翌日舉行第三場考試，這一場除了一道“四書”題、一道詩題外，還有一道古風韻文形式的賦題。這一場成績公布後的第二天舉行第四場考試，所出的題目除了一道“四書”題和一道詩題以外，還要求做一道論題，需要對歷史事件作出評論。第五場考試被稱為“終場”，為形式化，考題雖然有一道“四書”題，但成績並不受重視，隻要寫下自己想寫的開頭幾句就行。而重要的是後面的那道默寫題，考生要準確無誤地默寫出雍正皇帝《聖諭廣訓》十六條中被指定的一條。

這樣的考試拼的不僅僅是智力，書讀得好，文章作得好，還要有過人的體力，沒有好的體力是堅持不下來的。

吳汝綸兄弟倆先後走出考場，面帶微笑，顯得相當輕松，哥哥隻是略顯疲憊。

同治二年（1863年）對於吳汝綸兄弟來說是幸運的一年。考秀纔的關，兄弟倆考了個一二名。“應有司之試，與兄肫甫同案入學，縣試公，肫甫第二。”

如果要問縣試的通過率如何，由於地區的不同，情況會完全不一樣。各縣學的入學限額是參照所在地區的文化程度和人口數決定的，“多的地方為二十五名，以下遞減至四名、三名。”在桐城這樣文化發達的地區，報考者不光人數眾多，而且能力也很強，競爭極其激烈，尤其又是歷經九年戰亂的次開考，能夠脫穎而出者，可以想見是多麼的幸運。

2.吳家出了兩個秀纔

府試在安慶舉行。

吳汝綸兄弟倆縣試考出一二名後，周圍都是羨慕驚訝的目光，聽到的都是頌揚的話語，不過他們嘴裡應承著人們的恭維，心裡清楚得很，競爭纔剛剛開始，一切都還是未知。到了府城安慶，住下來後，兄弟倆就開始溫習帶來的書籍，一刻也不敢放松，父親在安慶的朋友更是一個也不能去拜訪。兄弟倆攥緊拳頭，暗下決心，考出好成績再去見他們。

作為縣試中式者的童生，彙集到府城來，考試會淘汰掉大約一半的人。考試當天，童生們一早便蜂擁到試院門前，以縣為單位分組，在縣學教官的帶領下入場。考試的方法全部參照縣試。但考試隻進行三場便宣告結束。在第三場考試也就是終場，要默寫《聖諭廣訓》中的一條。

府試的成績公布後不久就到了院試的日期，但這個日期並不是固定的。因為它取決於作為院試負責人的學政什麼時候能巡歷到府。

院試要進行四場考試。“府試肫甫，公第二。院試公仍”。

榜單貼出來了，他們一眼就看出寫在前面的名字。兄弟倆緊緊地抱在一起，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望著大紅榜單上自己的姓名，哥哥偷偷地抹了一下眼睛，笑著對弟弟說：“大大這回該滿意了。”

經過縣、府、院三級考試，吳汝綸兄弟二人同時成為秀纔。

這在桐城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本來桐城作為文風鼎盛之地，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就多，還有這些年戰亂，積累了大批學子，嗷嗷待考，競爭的激烈程度遠非尋常，一家居然一下子考中了兩人，更讓人驚嘆不已。

正是秋高氣爽時節，晴空一碧萬裡。吳家門前大楓香樹上的喜鵲，一大早就叫個不停。鄰居下田走過吳家門口，有人打趣地說：“喜鵲喜鵲叫喳喳，老吳家有喜事啰。”

果不其然。

縣學的聽差拿到考試的捷報後，便快馬加鞭來到吳牛莊報喜。吳汝綸兄弟二人考試的捷報被裝裱成掛軸，掛在門口，五裡八鄉的親朋都來賀喜。兄弟二人在安慶還沒有返回，家裡已經人來客往，鄉情鼎沸，喜成一片。

“童試”也稱“郡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中者為“生員”，通稱“秀纔”。如一考生縣試、府試、院試均名列，稱為&ldquo”。吳汝綸被他大哥占了&ldqu”。

考中秀纔即可免除差徭，官府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不僅如此，秀纔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之一，他們可成為普通百姓與官府之間溝通的代言人，受到百姓的尊敬，人稱“相公”。他們雖然還不是官吏，但被授予了準官吏的待遇。生員有規定的制服，他們身穿藍地黑邊的衣服，頭戴雀頂，相當於官階末位的九品官帽。

3.人生個貴人：方宗誠

吳汝綸兄弟二人在安慶參加府試，遇到他人生個貴人。

吳家老二的纔氣在桐城父輩文人中早就傳開了。方宗誠此時正在曾國藩幕府安慶忠義局纂修《兩江忠義錄》。“九月，應試皖城，始從方存之先生遊其地，先生說，必有記。”吳汝綸隨方宗誠遊覽安慶大觀亭遺址，作《遊大觀亭故址記》。同遊的人還有“吾邑蕭君敬甫，程君曦之”。

方宗誠修髯洪聲，儀表堂堂。雖然已經五十六歲，依然神采飛揚。采寫《兩江忠義錄》之暇，站立滔滔長江北岸，吟風弄月，談古敘今，隨行的青年纔俊們莫不欽其風采。

大觀亭，不單單指一座亭子，它是一處規模宏大的歷史建築群，同時也是安慶歷史文化精髓的所在地。清朝一位叫吳名鳳的文士曾這樣介紹：“不盡長江滾滾東去。其能登高而攬大江之勝者，在武昌為黃鶴樓，在江州為庚樓，在安慶則為大觀亭。亭據山巔，在餘忠宣公墓側，為皖江名勝之區。”

可惜，此時的大觀亭被太平軍燒毀，已經“廢為軍壘”。來到大觀亭遺址，方宗誠給末安慶守城官餘闕的事跡。餘闕率軍守安慶，與紅巾軍激戰，身先士卒，安慶城池失守，遂撥刀自刎，自沉於安慶西門外清水塘中，時年五十六歲。講到此處，方宗誠動情地說：“老夫今年也是五十有六，我為忠宣公一哭。”方宗誠洪亮的嗓音，莊重的神情，向圍在他身旁的五個年輕人傳達著中國人凌風傲霜、向死而生的美、宏壯的生之弘毅及精神信仰。

長江邊上觀怒濤，大觀亭上思幽古。方宗誠講述著他撰寫《兩江忠義錄》的見聞和思考，講述著屬於中國士人崇高精神氣質的君子之風與錚錚鐵骨。這是士紳傳統教育的活教材。

方宗誠不由自主吟誦起了鄉賢臺灣兵備道姚瑩《大觀亭懷古》的詩句，並給他們講了姚瑩參加府試，太守以大觀亭為題的故事。

姚瑩少貧，不能應試，其祖父的親兄弟惜抱老人（姚鼐）資助，使入場考試。當時，童生中惟劉開（孟途）有名，在縣試中奪得了名。府試日，太守命詩題為：《大觀亭懷古》。姚瑩作五言律詩百韻，太守大驚：“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之為榜首，錄取入府學。姚瑩二十一歲參加府試，此後認識同裡劉開，二人後來同為姚惜抱先生的高足。他們年少時常聚處一室，嘯歌暢詠，意氣奮發。

吳汝綸聽到父親談論過方宗誠的《俟命錄》，就問起先生寫作此書的緣由。方宗誠靜默了片刻，回答道：“《禮記·中庸》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俟命，聽天任命也。《孟子·盡心下》雲：‘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俟命，也可謂待天命也。”

咸豐三年（1853年）後，方宗誠於祖居地魯谼山中避亂五載，《俟命錄》即撰於此時。避亂祖居，是方宗誠一生中重要時期之一，在此期間，奠定了他治學、治世、治軍，心懷天下，內聖外王的思想基礎。

方宗誠的《俟命錄》研究天時、人事及致亂之源，認為士大夫修身、處事、為政之道，在於本綱常，明正學，選撥人纔，效用當世。共有十卷，每卷首記世所以致亂之由，中籌撥亂之道，後記處亂之策。卷末引古人之言，則所以策勵自守之道。凡卷皆有論學之語。

吳汝綸回到住處，從背囊裡拿出《俟命錄》，翻看到這樣的文字，不由放聲誦讀：

病夫（方宗誠自稱——筆者注）性迂拙不能俯仰諧俗，又以家世清貧，數百年來，本無一命之榮祿，故亦不急求功名富貴，然頗關心世道，於君上之安危，社稷之禍福，生民之治亂，人心之邪正，學術之明晦，士氣之盛衰，蓋無一刻不繫於心。安民之略，善世之方，災禍之幾，彌變之策，亦無一時不深心研究其極。而時人或笑其無疾而呻吟，故常隱忍不敢以告人。

迺者（猶曩者，往日——筆者注），粵賊猖披，蔓延大江南北，病夫於身家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惟自恨食毛踐土（喫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國君所有。封建官吏用以表示感戴君主的恩德——筆者注）二百餘年，既不能荷戈從戎，效死疆場，又不能抒謀獻策，殄（消滅——筆者注）茲丑類，上以報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下以展吾人民胞物與之懷而親。僨事（敗事——筆者注）諸人洩洩沓沓之狀，及生民死亡流漓之慘，言之心痛，不言愈痛不可支，於是病夫之病乃益革（危急——筆者注）矣。

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安慶不守。千餘裡之內，人人驚慌失措。病夫處城市中，聞之安居不動，寂然如無事者，人益笑病夫。不知病夫之病，在國而不在身也。國事如此，尚忍為此身計乎？閉戶窮居，略以平日所見，天時人事致變之由，行己立身處變之道，書之於策。倘賊至被執，不辱以死，後嗣庶有考焉。十九日，江北病夫識時年三十有六。

與方宗誠遊，舉手投足和隻言片語，家國大義的豐富痛苦與掙扎靜默，讓吳汝綸終於明白，父輩們心中神聖的是什麼。

從餘闕到姚瑩，再到身邊侃侃而談的方宗誠，這些前輩們是“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的一群人。既充滿著令人感動的魅力，也值得後來者追慕。

此前，方宗誠未睹吳汝綸之文，這一次“必有記”後，他暗暗為同邑這個青年高興。

這次見面，方宗誠對吳汝綸欣賞有加，也有心栽培。次年五月，方宗誠將吳汝綸的文章推薦給曾國藩，曾國藩閱後很是賞識。曾國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記載：“中飯後，閱桐城吳汝綸所為古文，方存之薦來，以為義理、考證、詞章三者皆可成就，餘觀之信然，不獨為桐城後起之英也。”曾國藩此時就預言吳汝綸之纔，非桐城宗派所能限，必有更大的發展。如果說，在吳汝綸的人生中，是曾國藩成就了他，而方宗誠則是當之無愧的引路人。

見識一下桐城派古文大師“雛聲初啼”的“少作”。

遊大觀亭故址記

餘幼即知大觀亭為皖城名勝之區，長而聞名賢登是亭者多弔忠宣之墓，又意亭之所以名附餘公而名也，獨恨未得一睹其勝。今年應試皖城，始從方先生存之遊。其地四山回旋，長江接天，覽其風景，慨然想見當時之盛。

而亭址廢為軍壘，思求勝跡蕩然盡矣。惟餘公之墓為前中丞彭公重修，豐碑高塚一如曩昔。相與低徊憑弔，久之乃歸。夫亭之廢久矣，今日之遊非震於其昔日之名耶？然求其勝跡，已無一存，更閱異時，誰復知有是亭者。若餘公之墓，則雖無彭公之修治，吾知千百年後必有憑其墟而弔者矣，而中丞理墓時曾不及是亭。意者園林臺榭之勝，固不如忠義之氣之感人深歟？抑有所附而名者無不亡，惟其所以名者為可久耶？然則非有不朽之實，雖盛名震耀，未有不終歸泯滅者也，獨是亭也歟？茲遊也，先生曰：“必有記”，故記之。同遊者：長州朱君仲峨，績溪章君琴生，吾邑蕭君敬浮、程君曦之也。

吾知千百年後必有憑其墟而弔者矣——吳汝綸。

譯文：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大觀亭是安慶的一處名勝，長大了聽說登這個亭子的名人賢達大多是去祭拜英雄餘闕的，又想大觀亭是因為依附餘闕的名聲而聞名，唯獨遺憾沒有一睹它的勝景。今年我去安慶考試，纔跟隨方先生去遊覽大觀亭遺址。大觀亭四周山地回旋，長江接天，看著周邊優美的風景，很是感慨，可以想像到當時的大觀亭是多麼的雄偉壯闊。

大觀亭在戰火中毀掉成為軍事營壘，想探求勝跡已經蕩然無存了。隻有餘闕的墓塚被之前的彭中丞重新修葺，豐碑高塚如同往昔一樣。我們幾個人一起在墓旁徘徊流連憑弔，很久纔回去。大觀亭毀棄已經很久了。今天來遊覽難道不是震撼於它昔日的名聲嗎？然而探求它的勝跡，已經一點都看不到了，再過一段時日，哪裡還有誰知道有這個亭子。餘闕的墓，雖然沒有彭公的修治，我知道千百年後一定還是有人憑弔其丘墟，而彭中丞修墓時不曾顧及這個亭子。意思是園林臺榭的勝景，固然不如忠義之氣感人之深呢？還是有所依附而成名的沒有不消亡的，隻有其自身能夠聞名的纔可以永久呢？然則沒有不朽的內在，雖然盛名震耀，沒有不終歸於泯滅的，難道隻是這個亭子嗎？這次遊覽大觀亭，方先生說：“一定要寫一篇遊記。”所以記錄下這些感想。同遊的人：長州朱仲峨，績溪章琴生，桐城蕭敬浮、程曦之。

我知道千百年後一定還是有人憑弔其丘墟——吳汝綸。

大觀亭因其所富含的深厚歷史文化，來此憑弔觀光者眾。其時，大觀亭建築群，被太平軍所毀，昔日盛景，已不復見。吳汝綸遊覽大觀亭遺址後，思緒飛躍，不斷地詰問追析，所論深邃。桐城古文簡潔之中，凸顯持論的厚重。

4.行看黃榜點朱衣

同治三年（1864年），吳汝綸二十五歲，這一年喜事接踵而至。

農歷八月，吉日良辰，他迎來自己大喜的日子，與桐城南鄉官埠橋汪家淑貞姑娘喜結良緣。大紅燈籠高高掛起，婚宴喜席屋內擺不下，門前楓香樹下，也擺滿桌椅。賀喜的鄉鄰、親朋好友，絡繹不絕。

這門親事，在考秀纔之前，雙方父母就已經交換了八字庚帖，男方家送聘禮，下了定。考中秀纔之後，吳汝綸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心不旁騖，潛心攻讀，他曾發誓要中了舉人纔結婚成家。但父母親和女方已經催促多次，作為一個大孝子，他遵從父母之命，先把家成了。

桐城素為文化發達之鄉，舊時男婚女嫁，盛行轎聯。轎聯一般由男方出上聯，發轎時貼於轎門，女方對下聯。按時俗要求，男方出上聯，下聯，以防女方對不出時取用。轎聯的制作頗為講究，眾多文人常借此顯示纔學，使桐城的花轎門聯不僅在內容上爭奇鬥巧，佳作迭出，而且在形式上也花樣翻新，妙趣天成。

在與同裡汪姑娘成婚的大喜日子，吳汝綸親撰上聯為“十三經，廿四史，十載寒窗，未脫得那領藍衫，愧把白身偕綠鬢。”在此用“藍衫”喻秀纔，用白身喻自己功名未得，用“綠鬢”喻美貌的新婚妻子。據說汪家集思覓對，終難得佳句，也有說，眼看已經日落西山，沮喪的丈人隻有發轎。出人意料的是，由哥哥背到堂上的新娘子汪淑貞一見花轎上的上聯，竟然與新婚夫君心有靈犀，隨口即對出了下聯：“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牽著這條紅線，行看黃榜點朱衣。”“朱衣”指大紅色的官服，即入仕、升官。

上聯訴說寒窗苦讀，博覽群書，功名未就，實在愧對伉儷佳人的隱隱衷情，下聯點明佳期良辰，定能實現蟾宮折桂的青雲之志，是對夫君成就功名的期盼。

汪淑貞對夫君的期盼很快成為現實。

這年農歷十一月初八日，在南京舉行江南鄉試。

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清軍攻克南京，標志著太平天國之亂的平定。大亂之後，百廢待興，但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恢復鄉試，一方面可以借此“鳩集流亡”，穩定社會局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收拾人心，尤其是江南讀書人之心，重新振作江南士氣。可是時間倉促，來不及在八月舉行鄉試，於是，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就奏請將會試改在仲鼕十一月舉行。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親自入闈監臨，對此試鄭重至極。這是史無前例的：一般的江南鄉試都是秋闈，隻有這一年的江南鄉試是鼕闈。

停了三科，相隔十一年之後，終於有了一科鄉試，對於飽受兵燹之苦的江南士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大好消息，堪稱喜出望外。劫後餘生，還能參加這一科鄉試，已是僥幸；能夠考中，更是不幸中之大幸；至於名列前茅的人，是幸運中之幸運。

這一次考試，吳汝綸克服種種困難，殺出重圍，憑借深厚的桐城古文功底，發揮得非常得意，“中式第九名舉人”。桐城纔子乘新婚喜氣，再次閃耀科舉考場。“黎明，入貢院寫榜，闈墨極佳，無一卷為庸手所能者。”

考試結束，吳汝綸在南京參加了規模盛大的新科舉人“鹿鳴宴”。大家首先朝向北京的方位，向天子謝恩，然後宴會在音樂的吹奏聲中開始。這時的音樂是《詩經》中的“呦呦鹿鳴”一章，這是歌頌天子招待群臣和賓客情形的詩篇。士子們意氣風發，一掃考試前的焦慮、忐忑、疲憊。觥籌交錯之中，大家都儒雅、謙恭，一副讀書人的派頭。再也沒有誰會去回想，面對秦淮河的江南貢院裡，那仄逼的號舍，飽受煎熬的九天。

對於大多數沒有經歷慘況的讀書人而言，要熬過三場九天的考試也殊非易事。按清朝制度，鄉試從八月初九開始，每場考三天兩夜，共九天六夜。這期間，考生的喫喝拉撒全都在一個高六尺、深四尺、寬三尺的號舍裡（面積勉強超過一平方米）。

鄉試本應在農歷八月舉行，但江南貢院整修使這個考試延遲到十一月，正趕上大雪紛飛的惡劣天氣，數十位體弱的讀書人竟被活活凍死。晚清官員張集馨在日記中寫道：“接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京信，南闈大雪，凍死士子及號軍五十餘人。”

吳汝綸在科舉與婚姻上的傳奇故事，真是應了古語所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中國古代士子的理想可以通過一次次考試來實現，正是科舉制度的長久魅力所在。

5.差點兒

同治四年（1865年），吳汝綸二十六歲。北京城的春天，今年格外來得早。吳汝綸懷揣家鄉父老的期盼，風塵僕僕趕到京城，來不及多看一眼京城三月的景色，考試的日子就到了。

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進行了三天會試，吳汝綸輕松過關。入京參加會試，仍然是“一試輒中”。

殿試在保和殿舉行。四月二十一日早上，貢士們通過午門，在太和門前集合，然後分為兩組，座位號為奇數的在靠東的昭德門外，偶數者在靠西的貞度門外，接受禮部官員的點名。殿試考了一天，吳汝綸輕輕松松成為“進士”，授內閣中書。

會試取中者稱“貢士”，又稱為“中式進士”。“內閣中書”，這是一個掌管內廷秘書工作的職位，如果一切順利，可以在歷練幾年後外放地方州任政一方。但吳汝綸並未實際到任，因為曾國藩很快就將他請調外任兩江總督府幕吏。曾國藩日記中有記載，說這個纔二十六歲的新科進士，古文、經文、時文都卓然不群。一方面，幕府需要精通文事的文案專吏，曾國藩後來的奏疏大多經由吳汝綸草擬，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想造就他，尤其對出自桐城的青年纔俊似乎格外垂青。

吳汝綸本來是有機會進入前三名的，閱卷過程有個小插曲。

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撥置一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張之洞——筆者注），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為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為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主試某公雲：“前年已撥張之洞，今再撥此卷，則科場成例不能復維持矣。”遂抑置三甲。

“先生廷對策，典實充沛，非科場所有。今在徐世昌所纂《明清八大家文鈔》中所謂不用當時體者。舊例殿試策，字數、行款及抬寫頌揚處，皆繫預定格式，不能增減。公所為文則直抒己見，不依此例。”

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刻板，限制很多，士子們是“戴著鐐銬跳舞”。吳汝綸果然是枚“學霸”，居然還能“直抒己見”。一是得益於古文的嫻熟，二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幾場考下來如履平地，自信滿滿。敢在科場這樣的地方，劍走偏鋒，這個桐城青年不僅是纔氣很盛，而且也頗有膽識。當年如果不是閱卷者們有所顧忌，那就是“一甲&rdqu、榜眼、探花中的一員了。倭仁慧眼識英纔，讓吳汝綸很是感激，此是後話。

還有一種可能是吳汝綸受了“試卷”上“提示語”的“誘惑”，放膽“直抒己見”。

因為殿試是天子親任考官的考試，所以考題采用了敕語形式的策問。為了啟發士子們的“思維”，開頭處寫有大概這樣意思的話：爾等貢士能接連考中各場考試，都是天下的人纔。如今參加殿試，回答朕的問題，希望能聽到爾等平日的抱負。試卷結尾處的話語大概是：爾等在此良機，不要有任何顧慮，一定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若是客客氣氣、畏首畏尾，則無法充分表達出自己想說的話，或者用違心的諂媚之言來完成任務，反而是辜負了朕的厚意。

吳汝綸果然沒有辜負天子的“厚意”。這份“意見報告書”寫得洋洋灑灑，“典實充沛，非科場所有”。

下面摘錄一段他的《對制科策》：

後世人主，不尚實學，而一切使臣之道，臨民之方，治兵之策，亦皆苟且因循之，為張皇補苴之事。……臣竊以為當今為學之患，在好為高論而實行不敦。聽其言皆程朱復生，措之事則毫無實用。……蓋生乎宋儒之前，於道患不能知；生乎宋儒之後，則不患不能知，惟患不能行。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後代的人主，不崇尚實際的學問，而且駕馭臣子的辦法，管理老百姓的方法，治理軍隊的策略，也都隻顧眼前，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沿襲守舊，拖延誤事，做的是張大漏縫而行填補之事。……我認為現在做學問的問題，在於喜歡高談闊論而實際做起來卻不敦實。聽他說的都是猶如程顥程頤、朱熹活過來了，滿嘴程朱理學，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則一點用處都沒有。……大概生在宋儒之前，擔心對於程朱理學不能了解，生在宋儒之後，就不擔心不能了解，隻憂慮不能夠去實行。

翻譯成現代文，再去讀一下吳汝綸的“時文”，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桐城派的文風，本也講求經世致用。生於桐城，長於桐城的吳汝綸，對這種空疏無用學風的不滿及用世精神，已經掙脫了程式化文本的桎梏，發出了自己的吶喊。

6.桐城古文創造“一試輒中”的科場奇跡

吳汝綸研習桐城古文，應對科場“時文”，歷經十多年的潛心磨礪。桐城先賢早就有很多好的範例，甲也是桐城古文高手，桐城“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絕”。在這樣的文化場中，天資聰穎，悟性很高的吳汝綸，如魚得水。

出身貧苦之家的吳汝綸，在讀書的路上從小就很自律，很勤苦。有一天，得到一個雞蛋，舍不得煮熟喫，拿著它到集市上換松脂，晚上讀書照明用。“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顏真卿的《勸學》詩，吳汝綸不僅背得滾瓜爛熟，而且還工工整整的用正楷寫好，貼在自己的書桌旁，時時警醒自己，要堅持不懈勤奮學習，不要虛度光陰，終生後悔。

在躲避太平天國戰亂期間，雖然東躲西藏，也是手不釋卷。有一次，跟堂兄吳康之一道上山打柴，兩個少年背著柴薪，邊走邊比畫著背誦古文。

八股文是一種命題作文，它是璋創制的一種科舉考試文體，它的題目必須從《四書》《五經》中摘取，且要模仿古人的語氣，根據程頤程顥、朱熹的傳注來闡發題旨。這就是一種有著特殊程式的心得體會，須先破題、承題，再起講。其標準的正文部分，必須用有聲律要求的四個有著邏輯關聯的對偶段落來層層深入地闡發題旨，寫出心得，要在規定的正、反、起、承、轉、合的邏輯程序中將自己所領悟到的心得體會闡發無遺。

作八股文有如床鋪底下掄板斧，螺螄殼裡做道場，要因難見巧，因難顯纔。也許是政治制度創制璋謀慮太過周密深遠，在構建八股文時配置了太多的文化要素，這些文化要素所包含的文化底蘊太過深厚。寫作這樣的心得體會，的確是在“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愚鈍者是難以入選的。

郭立志在《桐城吳先生年譜》中曾這樣記述：“公生平於制科，一試輒中，無再應者。”吳汝綸為什麼在科舉路上如此順利，個中有何緣由？

縱觀科舉考場，從秀纔、舉人、進士，“一試輒中”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曾國藩：考秀纔考了七次，進士考了三次；李鴻章：少有纔名，進士考了兩次纔中；張之洞：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舉，少年得志，但在科場磨了十一年，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

據《清桐時代》（公眾號）冰虹綠茶統計：明清五百年（1404—1903）間，桐城一共考出了二百四十三名進士，其中明朝八十八個，清朝一百五十五個。包括四個武進士。好名一人，榜眼三人。

清朝全國的讀書人有幾百萬，進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錄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說，全國平均每年不過纔出一百多個進士。據學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進士占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是百萬分之零點八，小數點後面有四個零，比我們說的“萬一”這個概率還小。

吳汝綸在科場“一試輒中”，的優勢是他所學的、朝夕浸淫的是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古文就是打開科舉大門的利器。

在科舉時代，一個寒士要步入社會政治上層，的捷徑就是科舉之途，而科舉路上的士子多如過江之鯽，若想成為幸運者，不僅要有過人之纔，還需要精於個中訣竅。顯而易見，古文與八股文的特殊關聯，使精於古文的桐城派人士更易於在科場得售。

桐城派古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嚴謹，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說理，輔以考證。

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制義，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鋻。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鋻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征來創作時文。

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的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的風行，很大程度上又促進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一派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桐城派以古文名於清代，桐城派中的許多人都是科舉場上的摘冠者。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曾以江南鄉試而聞名一時。方苞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仿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到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奉命編選的《古文約選》《四書文選》，成為官方指定的教材，廣為流播。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繫，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宋代汪洙《神童詩》告訴我們：王侯將相本來不是天生的富貴種，貧窮人家的孩子發憤努力，也可以成為棟梁之材，好男兒應當發憤圖強。

吳汝綸憑借精熟的滿腹桐城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廣闊的舞臺。

7.呼馬呼牛任自嘩

父親是個有趣的“老夫子”。

吳汝綸甲，雖然科舉功名止步於秀纔，但其實是個頗為清高的“老夫子”。

吳汝綸能夠“一試輒中”，得益於他甲的教授，“但稟庭訓，並無他師”。吳汝綸十二歲就踏上寫作“制義”文之途年（1851年），能“為論說之文”，其父教以制義之文。“自記制義文後雲：某生二十有二年矣，自束發受書，家君教以制義之文，學之今十年，未工也。”戰亂、貧苦的生活中，在父親的教導下，直到結束戰亂，科舉開考，整整磨礪了十二年。

少有纔氣，詩文的功底頗為扎實，或許是運氣差了那麼一點點，科舉功名止步於“秀纔”。“九歲能操筆為古文作《中正論》三篇，長老驚嘆，既長為六皖名諸生。”也曾“少遊京師”以求仕進，但未取得功名。“（1851年），應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試而亂作。或勸入京師，不應。”因而隻能客館授徒，成一介寒士。

又是一年的年關將甲客館歸來。水路走了換陸路，翻過幾座山，又走了一天山路，終於望見家鄉的炊煙。滿身疲憊，解下風餐露宿的行囊，客館微薄的收入，對於眾多家口，杯水車薪。在四壁蕭然的屋內，面對妻子兒女期待的目光，雖然是心懷愧疚又滿是驚喜，小子們又長高了不少，一家人終於可以圍坐在一起，說說笑笑，喫個團圓飯了。

過年的時候，喝了一點小酒，他在微醺之中，兒女們簇擁著，作了一首《歲盡》。詩裡詠嘆道：“解館歸來又一年，妻孥相對卻欣然。斷炊隻是尋常事，賺得團圞（luán，團聚）也值錢。”其家生活窘迫，也可見其生性達觀。

咸豐三年（1853年）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桐城的東鄉、南鄉基本為太平軍所控制，湘軍與太平軍多次在桐城境內交戰。咸豐三年（1853年），“桐城為賊所陷，育泉公避亂山中，公隨侍讀書，時官軍自桐城潰，育泉公以從軍之後，館於樅陽，主人懼禍，為變姓名”。有了幫助官軍的“從軍”經歷之後，設館的主家怕受牽連，不敢用他的真名字示人，可見當時的“從軍”還是有一定風險的。

咸豐十年（1860年），湘軍認識到桐城東鄉、南鄉在爭奪安慶之戰中的重要性，因此，自當年下半年，湘軍與太平軍在桐城東鄉、南鄉展開激戰。至次年初，戰事基本穩定。“庚申（1860年）、辛酉（1861年）兩年，桐城被寇甚。”吳汝綸與兄弟“奉母避亂東鄉，家貧，擷野茹為食，拾薪煮藥奉親”。此甲隨軍，負責“督運糗糧（干糧）”，“為鄉裡辦賊，以軍事留西鄉，數月不相聞問”。國難當前，家事棄後。此所謂“舍小家保大家”。

一天，甲要從家門口經過，家裡已經揭不開鍋了，家人就站在他經過的道路旁，告訴他家裡的困難境況，可是他竟然不發一言，顧自而去。此時，他手裡籌集有幾千兩銀子，是給軍隊辦糧草的經費。從軍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天天匆忙趕路，行無定所，晚上隻能席地而臥，喫的也是粗糲的干糧，鄉人抗賊而籌集的資金，都用在刀刃上，不虛糜一個小錢。

“老夫子”也要懂兵法，為鄉人御寇，親手編輯一本《守望要略》。“咸豐初，皖城被寇，輯《守望要略》。及縣東南鄉起義勇御賊，多本其法。”這本《守望要略》，就是當時御寇的行動指南，桐城縣的東鄉、南鄉為家鄉而起事的義勇們，憑借這部兵法，取得了非常好的御寇效果。

積極用世且甘於淡泊。交往的人有當地的鄉賢，和南鄉的破罡胡東潭先生為友善，胡氏家族有名揚鄉裡的大孝子胡其愛，還有明末守城有功的胡文燦。不喜歡與官人往來。“是時家君教授鄉裡，未嘗一造縣庭。”“家居不好詣城市，有問者，曰：‘吾不慣與官人往來。’”

馬其昶在甲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記載：“育泉征君，先君所嚴事，其昶猶及見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乃今不可復睹矣。”小時候，馬其昶看見父親甲的情形，猶在眼前，如今一切皆不可睹見。借用《詩經》的詩句表達自己的感慨，雖然身邊沒有年高德劭之人可以效法了，但還有成法可以依傍。這顯然甲極高的評價。

當時，很多桐城士紳都經歷了這場戰亂。將吳汝綸舉薦給曾國藩的桐城派後期名家方宗誠亦是舉家避亂桐城魯谼山中，後出入清軍大營。方宗誠此間著《俟命錄》，為對付太平天國出謀劃策，經時任山東布政使、安徽老鄉吳廷棟舉薦，為曾國藩、倭仁所知，從而進入曾國藩幕府，後出幕入仕任直隸棗強知縣。二人命運的不同，除機遇因素外甲的性格、人生追求也有很大關繫。

從軍而不要事功。清軍占領桐城後，“及事平，有欲白家君於大吏者，謝不受。”為家鄉人，辛勞可以有，敘功可以無。張裕釗《吳征君墓志銘》載：“當事敘籌餉之勞，君謝曰：吾邑人朘膏血剝肌髓以急國難，而吾乃以為利耶。”這裡就說得更為明白，為“急國難”，邑人犧牲更多，我不能從這件事中取利。淡泊名利，耿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