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隻為佳人難再得

節 張幼儀：說不定我愛他

第二節 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

第三節 林徽因：這以後許多思念你的日子

第四節 “八寶箱”風波

第五節 他不曾白來了一世 

徐志摩的一生短暫卻精彩紛呈。他是一位偉大而傳奇的詩人，生前既結交過泰戈爾、蔓殊菲兒、羅素、胡適、梁啟超等師友，也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劍橋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求過學。歸國以後，他更是在北京大學、東吳大學、光華大學等高校任過教，還從事過報刊的編輯工作。他著名的事跡，就是參與和創辦了新月詩派，為我國乃至世界新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人們提起徐志摩，一定繞不開他與張幼儀、林徽因和陸小曼的故事。徐志摩去世以後，他的這些愛人、朋友、知己，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懷緬他。徐志摩去世後，因為有朋友、愛人、知己、親人等的不斷追憶，從而給了我們更多了解他的窗口。

從張幼儀“說不定我愛他”，到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再到林徽因“這以後許多思念你的日子”……他不曾白來了一世。

節   張幼儀：說不定我愛他

徐志摩罹難的前一天，張幼儀曾見過他後一面。張幼儀回憶，那天徐志摩到她的店裡跟張嘉鑄打過招呼，並告訴張幼儀，希望裁縫師為他做幾件襯衫。

這天下午，徐志摩非常焦急，稱要馬上趕回北京。張幼儀很不理解，就問他為何不等第二天再回去。因為擔心徐志摩的安全，張幼儀還提醒他，好不要搭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就算免費也不要坐，徐志摩揚了揚手，大笑著說他不會有事。

第二天夜裡，張幼儀在一個朋友家裡打了幾圈麻將，很晚纔回家。深夜一兩點鐘，她還在半睡半醒中，一個傭人過來說，一位中國銀行來的先生在門口等著她，說是有一封電報要親手交給她。張幼儀看了電報纔知道，徐志摩遇難了。得知這個消息，她穿著長袍，獃獃地站在玄關，良久不敢置信。

徐志摩的遺體安放在濟南時，中國銀行曾在當地為他舉行了公祭和喪禮。看到兒子的尸骸，年邁的徐申如極為哀慟，親自為愛子作了一副挽聯：

考史詩所載，沉湘捉月，文人橫死，各有傷心，爾本超然，豈期邂逅罡風，亦遭慘劫；

自襁褓以來，求學從師，夫婦保持，憐獨子，母今逝矣，忍使淒涼老父，重賦招魂。

上聯中，“沉湘”是指楚國詩人屈原因為君王不信任自己而沉入湘江支流汩羅江自盡一事；“捉月”是指唐代詩人李白醉酒後想抓住水中的月亮的倒影，不幸跌入水裡淹死一事。屈原和李白都是纔華橫溢的詩人，都死於非命。徐申如將這兩個典故用於兒子的挽聯，哀痛之情溢於言表。

下聯，徐申如從徐志摩襁褓時起筆，言及求學從師、娶妻生子、母親亡故、死於非命諸事，幾乎濃縮了徐志摩的一生。

張幼儀本想在喪禮上說些話，可由於自己身份特殊，再加上也不知怎樣起頭，所以遲遲不知如何表達。張君劢的朋友以張幼儀的名義，為徐志摩作了一首挽聯：

萬裡快鵬飛，獨撼翳雲遂失路；

一朝驚鶴化，我憐弱息去招魂。

張幼儀後來回憶：“其中（上述挽聯）提到濟南地區的候鳥大鵬，這種鳥的背非常寬大，每年都會遷徙到天池。”也許，張幼儀希望借大鵬之名來傳達對徐志摩的深深緬懷吧。

張邦梅在《小腳與西服》一書中記述了上海公祭那日發生的一件事：

雖然我連去參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沒有，不過還是準備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備不時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裡電話鈴響了。

“你一定要來一趟。”一個朋友說。

我問為什麼。

“你來就是了。”他說。於是我去了公祭禮堂一趟。徐志摩的靈柩已經打開，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臉被黑絲袍襯得十分慘白浮腫，一點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個躬，向他致敬。他纔三十五歲，這麼年輕，又這麼有纔氣。

我從靈柩旁走開以後，打電話給我的那個朋友出現在我身邊。他強調說：“你一定要幫忙，陸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壽衣換成西裝，她也不喜歡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國銀行的協助下，幫徐志摩用傳統的壽板訂制了一口棺材。這種棺材有一面是圓的，形狀很像樹干，而不是長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遺體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這種想法，教我覺得惡心；把他的壽衣換掉也是。他的身體怎麼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說：“就算他是因為自然原因死亡，現在也一切難改了，何況他是在這種意外狀況下死的……”

我不想見陸小曼，也不想跟她說話，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個結語說：“你隻要告訴陸小曼，我說不行就好了。”

說完我就離開了，以防萬一陸小曼出現。後來我聽說他們還是讓徐志摩穿著中國壽衣躺在中國棺材裡。我搞不懂陸小曼，難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時候穿西服嗎？我可不這麼想。

在張幼儀看來，無論徐志摩的思想多麼西化和進步，他都是中國人。既然是中國人，就該遵循中國人的傳統和禮俗。說到底，張幼儀還是深愛著徐志摩的。她有些怨憤地說過，徐志摩所追求的西式愛情，後並沒有救他一命。

多年後，張幼儀讀到徐志摩死前寫給陸小曼的信，心裡也酸痛無比。她發現徐志摩從未跟陸小曼一起過過家庭生活，陸小曼拒絕搬回北京，因為住在上海比較容易買到鴉片。

為了供養陸小曼，徐志摩總是在北京與上海之間來回穿梭。尤其讀到徐志摩後的生活困境時，張幼儀自覺十分難過，她如是評價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愛情：

人家說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陸小曼愛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後的作為（拒絕認領他的遺體），我不認為那叫愛。一個人怎麼可以拒絕照顧另一半？愛意味著善盡責任，履行義務。

而且，他們兩人沒有一起過過家庭生活。陸小曼的鴉片癮把徐志摩弄得一窮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貸。他也會跟我借錢。可是如果我從自己的腰包掏錢給他，我就會說：“這是你爹的錢。”

徐志摩本人並沒有惡習。他不喝酒，也不吸鴉片，甚至一直到死前一年左右纔開始抽香煙。他有一種極好的個性，在任何社交場合都受人喜愛。

相比陸小曼的不負責，張幼儀覺得自己盡到了一切該盡的責任。即便是跟徐志摩離了婚，她依然選擇照顧徐志摩的父母、家人和兒子。

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也是一個責任感極強的人。徐志摩在世時，徐申如每個月都會給生活費。後來徐志摩去世了，他便把每月給了陸小曼。因為在他看來，照顧陸小曼是自己應盡的責任。當然，徐申如不想看到陸小曼，就把錢存入陸小曼的銀行賬戶，這樣便能避免雙方相見。

徐志摩死後，徐申如又活了十三年。這十三年裡，他一直跟張幼儀生活在一起。每個月，徐申如都會幫陸小曼的忙，即便得知陸小曼與翁瑞午同居，也從未轉變過。

回想起陸小曼與翁瑞午不可言說的事，即便時隔多年，張幼儀依然十分慨嘆：“翁先生與陸小曼無名無分地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於1961年去世為止。他比陸小曼早死六年。而這期間，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為他太太和女兒難過。”

雖說張幼儀對陸小曼深惡痛絕，可每當想到身上的責任，她還是會義無反顧地去幫助她。1944年徐申如去世以後，張幼儀繼續每個月錢彙入陸小曼的戶頭。這時候的張幼儀認為，供養陸小曼是她兒子的責任。身為人母，她願意為自己的兒子負責。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四五年，直到有一天，翁瑞午過來說，他賣了好幾噸茶葉，現在的財產足以供養陸小曼和他自己了。自那而後，張幼儀不再給陸小曼寄錢。張幼儀與陸小曼的恩恩怨怨，至此也算告一段落。

不過，一直讓張幼儀耿耿於懷的不隻陸小曼，還有徐志摩深深愛過的林徽因。張幼儀曾這樣說道：“你曉得徐志摩為什麼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飛機走嗎？他要趕回北京，參加一場由林徽因主講的建築藝術演講會。他當年就是為了這個女朋友跟我離婚的，到頭來又是為了林徽因——從住沙士頓的時候起，經過他們與泰戈爾同遊，甚至在她嫁給梁思成以後，都是這樣。她、徐志摩，還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飛機在山東撞毀的時候，梁思成正巧到山東，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隊裡的批人員。”過去的一些事，一直讓張幼儀非常記掛。原因無他，在張幼儀的心中，徐志摩愛的女人恐怕就是林徽因了。

因為林徽因，徐志摩跟她離婚；又因為林徽因，徐志摩意外死亡。這種種的命中注定，早已讓張幼儀無法釋懷。1947年林徽因在住院期間，曾經見過一次張幼儀。那幅特殊的畫面，張幼儀記憶猶新：

我1947年的時候見過林徽因一次。當時我到北京參加一場婚禮，有個朋友過來跟我說，林徽因住在醫院，不久以前纔因為肺結核動了一次大手術，可能不久於人世；連她丈夫都從他任教的耶魯大學被召回。我心裡雖然嘀咕著林徽因干嗎要見我，可還是跟著阿歡和孫子去了。見面的時候，她虛弱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隻是望著我們，頭轉到這邊，又轉到那邊。她也仔細地瞧了瞧我，我不曉得她想看什麼。也許是我人長得丑又不會笑。

後來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纔死於肺結核。我想她當初之所以想見我，是因為她愛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盡管她嫁給了梁思成，她還是愛著徐志摩。但如果她愛徐志摩的話，為什麼她在他離婚以後，還任由他晃來晃去？那是愛嗎？

在張幼儀看來，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間必定有過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誰也不知道，林徽因患病之際為何要見張幼儀。也許真如張幼儀所揣測的那般，她是因為想到了徐志摩。

1953年，張幼儀決定嫁給一位蘇醫生。這位蘇醫生有四個十來歲的小孩，就住在張幼儀香港家裡的樓下，他們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

蘇醫生求婚那日，張幼儀猶豫不決，先給哥哥們寫了一封信，後又給兒子也寫了一封信，詢問他們的意見。兄長們對張幼儀再嫁的問題想法不一，張幼儀也一時拿不定主意。直到她拿到阿歡的回信時，心裡纔有一個堅定的答案。阿歡在信上寫道：

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今幸粗有樹立，且能自瞻。諸孫長成，全出母訓……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

張幼儀曾說，阿歡遷居美國後從事土木工程師的工作。雖是遠居海外，但他寫下的這封文言書信，無論拿給誰看，都說能看出來是徐志摩的兒子的手筆。

有了兒子的支持，張幼儀答應了與蘇醫生結婚。隻不過，有一個問題總是橫亙在張幼儀的心裡，久久揮散不去。她不停地問自己，究竟愛不愛蘇醫生。多年後，她心裡終於有了一個聲音：“那我愛不愛他呢？這我沒辦法講。我嫁他的時候，心裡這麼想：我能不能為這個人做什麼？我有沒有能力幫助他成功？”

人近半百，大抵是要尋一個相扶餘生的伴兒吧。伴兒之所以是伴兒，也許暗含著陪伴和長相廝守之意。可這裡面有沒有愛呢？誰也說不清楚。

慶幸的是，張幼儀與蘇醫生的相處還算溫和。他們幾無大的爭吵，互相之間扶持和幫助，走過了種種風雨。然而，在張幼儀的心裡，徐志摩這個名字，永遠也割舍不掉。

1967年的時候，我甚至和蘇醫生一起回到康橋、柏林所有我住過的地方。他大半生都在日本度過，從不曾到西方旅行，我就帶他去看看。他和我坐在康河河畔，欣賞這條繞著康橋大學而行的河流。這時我纔發覺康橋有多美，以前我從不知道這點。我們還從康橋坐公共汽車到沙士頓。我隻是站在我住過的那間小屋外面凝視，沒辦法相信我住在那兒的時候是那麼年輕。

我們到柏林以後，看到整座城市都不一樣了，很多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炸毀，我連要走去布蘭登堡大門或者菩提樹下大街都沒辦法，因為那兒正好在柏林牆後面。不過，我還是想辦法站在一兩棟建築外頭看到了我以前和彼得、朵拉住過的家。

走訪過這些地方以後，我決定要讓我的孫子們知道徐志摩。這很重要。所以，我請一位學者，也是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同事梁實秋先生，把徐志摩全部的著作編成一套文集。我提供了一些我的信件，由阿歡帶去臺灣見梁實秋。我希望留一些紀念徐志摩的東西給我兒子和孫子。

張幼儀對徐志摩有著非常深刻的情感，這種復雜的情感被大時代裹挾著，一點點成為她心中久久的惦念。1972年，蘇醫生因患腸癌去世後，張幼儀開始了漫長的獨居生活。後來張邦梅去采訪張幼儀，問起她是否深愛過徐志摩，她如此回答：

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稱為“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愛他。

1988年，張幼儀以八十八歲高齡逝世於紐約。

第二節  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

徐志摩去世以後，陸小曼悲痛欲絕，從此素服不出，寫下許多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尤其是她為徐志摩寫下的那副挽聯，叫人不忍品讀：

多少前塵成巫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母老。

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

那段時間裡，陸小曼的生活跌入無盡的黑暗，經濟上也遇到了困難，不得不求助於朋友們。她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我，生前無以對他，隻得死後來振一振我這一口將死的氣，做一些他在時盼我做的事吧。希望天可憐我，給我些精力，不要再叫病魔成天地纏我……我這種終日因在病魔中的人本無多日偷生，我隻盼你能將我一二年內的生活費好好與我安排一下，讓我在這個時間將志摩與我的未了心願做就，留下些不死的東西，不負他愛我之情與朋友盼我之意，我即去天邊尋我的摩，永遠地相親相愛，那時想像朋輩一定不能再有怨我之處了，隻是這二年內我再不能受經濟的痛苦了。”

通過這封信不難看出，陸小曼當時的生活應該十分困難，不然也不會寫下如此情真意切的字句，並希望胡適能管她一兩年的生活費用。原信中還提到，那兩年間，胡適與陸小曼之間有些意見相左，也許是鬧得不甚愉快。陸小曼害怕胡適因此不管自己，於是便說“你我之情豈能因細小的誤會而有兩樣麼？”這些話已有懇求之意。

不過，陸小曼始終沒有忘記要為徐志摩編纂文集的事。她在信中這樣提道：“志摩還有不少信、日記在京，請你帶下，不要隨便與人家看，等我看過再發表，我想他的信、日記，以後由我自己編，三個月內一定可以有二本出版，可是亦望你好好地幫我一下，洵美之意也願意他的東西一起由我自編，好你能早來海上多等些日子，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地做一下，我還想通知各好友處，如他的信願意發表的，也寄給我，他的詩和散文如有，我看請你同他編一下，因為我一人怕來不及，我還想寫一本我所知道的志摩，不過我近年於學識是荒廢得可怕，我日內即好好地用一下死功……我昨天尋了一天也不見志摩上次在外國給我的那一百封信，真氣得我半死……他信雖不少，可是英文的多，美的還是英文，不知可以發表否？”

這個時候的陸小曼一心撲在為徐志摩編文集的事業上，當然她也知道，徐志摩的文存體量龐大，隻她一人難以勝任。所以她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希望胡適可以承擔編寫她與徐志摩的日記和信件的任務。

為了把信件標記清楚，陸小曼還在每封信的後面加了小注，以期不至有紕漏。遇到一些編輯上的難題，陸小曼還時常與胡適探討，兩人合力推進文集的出版任務。

不過，陸小曼也有自己的要求。她希望文集編輯完成後，一定要先拿給她看完，再付印。尤其是她和徐志摩的日記，甚至用了“更盼不要隨便給人家看，千萬別忘”這樣的字眼。

那一段時間裡，陸小曼也在想方設法地籌錢用於生活。一方面，她需要家人和朋友們的接濟，另一方面又向曾向徐志摩借過錢的人要賬。

徐志摩在世時，她一切的喫穿用度全由徐志摩掌管。徐志摩離世後，她終於體會到一個人生活的難處，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慨：“咳，金錢太可惡了，他要不是為經濟，許還不至於死，我真恨，恨一切，從此再沒有我喜歡的東西了。”身體上的苦難和精神上的苦難，一重一重地打擊著陸小曼，幾乎讓她艱於呼吸。

1933年清明時節，陸小曼回到了硤石。看到長滿荒草的徐志摩的墓地，一時百感交集，寫下一首掃墓詩：

腸斷人琴感未消，

此心久已寄雲嶠。

年來更識荒寒味，

寫到湖山總寂寥。

這首詩的末尾，陸小曼還寫有一段小言：“癸酉清明回硤石為志摩掃墓，心有所感，因提此博伯父大人一笑，姪媳敬贈”。這裡的伯父大人是指徐志摩的大伯徐蓉初。由此可見，當時陸小曼是與徐蓉初一起去掃墓。一家人說起徐志摩生前的舊事，必是一番慨嘆。

1940年4月出版的《良友》畫報第157期刊登了一篇陸小曼的文章，名字叫《泰戈爾在我家》，這篇文章生動地敘述了她、徐志摩和泰戈爾的交往逸事。

陸小曼寫道：“本來我同泰戈爾是很生疏的，他次來中國的時候，我還未曾遇見志摩；雖然後來志摩同我認識之後，次出國的時候，就同我說此去見著泰戈爾一定要介紹給你，還叫我送一張照片給他，可是我腦子裡一點感想也沒有。”

徐志摩出國拜訪了泰戈爾，並把他和陸小曼的照片拿給泰戈爾看過以後，泰戈爾竟然對陸小曼的為人、脾氣、性情等全都說了個遍，甚至清清楚楚，仿佛親眼看到她的真人一般。這些事，後來被徐志摩寫成信件告知陸小曼，她那時纔得知了泰戈爾的為人。

讓陸小曼記憶猶新的，當是她和徐志摩新婚不久，泰戈爾發來電報稱要在他們家下榻。這下可忙壞了這對新婚夫妻。他們的房子不大，也沒有富麗堂皇的裝修，更無稱心如意的家具。一共三間半的屋子，如果泰戈爾帶來的人太多，隻怕是住不下。

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倆人一起去碼頭迎接泰戈爾，陸小曼回憶道：“一到碼頭，船已經到了。我們隻見碼頭上站滿了人，五顏六色的人頭，在陽光下耀得我眼睛都覺得發花！我奇怪得直叫起來：‘怎麼今天這兒盡是印度人呀！他們來開會麼？’志摩說：‘你真糊塗，這不是來接老人家的麼？’我這纔明白過來，心裡不由地暗中發笑，志摩怎麼喜歡同印度人交朋友。”看到泰戈爾時，陸小曼發現這位老詩人跟自己設想的完全不一樣。泰戈爾的目光並不兇狠，臉色也不黑，說話自帶一種不可言喻的美，就像是出谷的黃鶯在婉轉嬌啼。他笑瞇瞇地盯著陸小曼看，陸小曼就像失去知覺一樣，獃立在原地良久。

三人談了半天，陸小曼說起，他們家太小不能見人。泰戈爾反而說，房間愈小他愈喜歡。到達家中時，陸小曼和徐志摩原本希望泰戈爾住在兩個人為他精心準備的一間小印度房間裡。誰知泰戈爾並不要，反倒選中了他們睡的一張破床。

泰戈爾一行人在徐志摩家中住了一個星期，也算是讓陸小曼見識了印度人的生活習慣和起居情況。陸小曼這樣回憶道：“那時情況真是說不出的愉快，志摩是更樂得忘乎所以，一天到夜跟著老頭子轉。雖然住的時間不長，可是我們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親熱了。這個時候志摩纔答應他到八十歲的那年一定親去祝壽。誰知道志摩就在去的第二年遭難。老頭子這時候聽到這種霹靂似的惡信，一定不知怎樣的痛惜的吧。本來也難怪志摩對他老人家特別地敬愛，他對志摩的親摯也是異乎平常，不用說別的，一年到頭的信是不斷的。隻可惜那許多難以得著的信，都叫我在摩故後全部遺失了，現在想起來也還痛惜！因為自得噩耗後，我是一直在迷霧中過日子，一切身外之物連問都不問，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紀念品來。現在所存的，就是附印在這裡泰戈爾為我們兩人所作的一首小詩和那幅名貴的自畫像而已。”

一些往事，一點點在陸小曼的世界裡翻湧。尤其在徐志摩去世以後，她的懷念一刻也未停息過。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志摩日記》中，陸小曼寫過一段序文，而今讀來仍叫人黯然神傷：

飛一般的日子又帶走了整整的十個年頭兒，志摩也變了五十歲的人了。若是他還在的話，我敢說十年決老不了他——他還是會一樣的孩子氣，一樣的天真，就是樣子也不會變。可是再我們，這十年中所經歷的，實在是混亂殘酷得使人難以忘懷，一切都邊得太兩樣了，活的受到苦難損失，卻不去說它，連死的都連帶著遭到了不幸。《志摩全集》的出版計劃，也因此擱到今天還不見影蹤。

十年前當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準備編印“全集”時，有一次我在夢中好像見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興，“全集”絕不是像你想像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絕不會實現。我醒後，真不信他的話，我屈指算來，“全集”一定會在幾個月內出書，誰知後來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一年一年地過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還是沒有影兒，叫我說什麼？怪誰，怨誰？

陸小曼的餘生都在為編輯《徐志摩全集》而活，盡管幾次重病在身，甚至到了病死的險地，可她仍在心裡不停地告誡自己“我要活，我隻是希望未死前能再看到他的作品出版，可以永遠地在世界上流傳下去。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的靈魂，決不能讓它永遠泯滅！我懷著這個願望活著，每天在盼望它的復活。”

《徐志摩全集》的出版歷經了二十六年的風風雨雨，這中間波折不斷，也讓陸小曼費心。徐志摩遇難後，陸小曼傷心過度，加之身染頑疾，臥床一年之久。那段時間裡，她幾無心力去編輯書稿。病好以後，趙家璧找到她商量出版《徐志摩全集》事宜，陸小曼非常高興，兩人展開了搜尋徐志摩稿件的工作。

他們除了收集已出版的單行本書籍，還去收集了散留在各大刊物上的文章。經各方搜集，兩人編出了十本書。陸小曼把這些稿件打包，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並且簽訂了出版合同。商務印書館把書籍編排好後，曾去信詢問陸小曼要不要自己校對。由於那時處在抗戰期間，陸小曼又臥病在床，於是提出等病好後再去看排樣。誰知幾日後，炮彈便從她的頭頂飛來飛去，淞滬會戰爆發。

受戰爭影響，《徐志摩全集》的出版陷入僵局。陸小曼除了要與病魔做鬥爭，還擔心徐志摩的全集毀於戰火。一年年過去了，陸小曼漸漸與商務印書館失去了聯繫。抗戰結束後，商務印書館遷回了上海。陸小曼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熟人，立即去詢問《徐志摩全集》的下落。那邊的人回應，由於戰亂的影響，他們先遷往了香港，隨後輾轉到了重慶，抗戰結束後纔遷回上海。這期間，他們一直在出抗戰類的刊物，從未想過出版徐志摩的書籍。現在雖然遷回來了，但並不知道徐志摩的全集稿件落在了何處。也許在香港，也許在重慶。聽到這個消息後，陸小曼隻覺渾身冰冷，幾乎連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了。她活著的意義，就是完成《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而今書稿弄丟了，她哪裡還有活下去的心力？

就在萬般無奈之際，陸小曼找到了徐志摩昔日的好友朱經農，剛好此人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經理。在朱經農的幫助之下，終於查到《徐志摩全集》的稿件並未遺失，還在香港。隻不過，這些稿件並未找回來。

時間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過去了，陸小曼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盼來書稿。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的上海處於混亂時期，陸小曼又被疾病纏身，面對無望的未來，她隻得對著蒼天苦笑。直到1954年的春天，陸小曼纔盼來一個確切的消息——《徐志摩全集》稿件已經尋到，因為不合時代性，所以暫時不能出版。雙方取消了合同，稿件也送還了陸小曼。

再度拿到徐志摩的心血，陸小曼感慨萬千。每當想起徐志摩的理想，陸小曼的心裡就如同點燃了一把火：“說起來，志摩真是一個不大幸運的青年，自從我認識他之後，我就沒有看到他真正地快樂過多少時候。那時他不滿現實，他也是一個愛國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圍種種黑暗的情況（在他許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性情），他就一切不問不聞，專心致志在愛情裡面，他想在戀愛中尋找真正的快樂。說起來也怪慘的，他所尋找了許多時候的‘理想的快樂’，也隻不過像曇花一現，在短短的一個時期中就消滅了。這是時代和環境所造成的，我同他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我們的理想快樂生活也隻是在婚後實現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其間的因素，他從來不談，我也從來不說，隻有我們二人互相了解，其餘是沒有人能明白的。我記得很清楚，有時他在十分煩悶的情況下，常常同我談起中外的成名詩人的遭遇。他認為詩人中間很少尋得出一個圓滿快樂的人，有的甚至於一生不得志。他平生崇拜英國的雪萊，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羨慕他覆舟的死況。他說：‘我希望我將來能得到他那樣剎那的解脫，讓後世人談起就寄予無限的同情與悲憫。’他的這種議論無形中給我一種對飛機的恐懼心，所以我一直不許他坐飛機，誰知道他終於還是瞞了我愉快地去坐飛機而喪失了生命。”陸小曼的這些話為我們描述出了一個不一樣的徐志摩。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輕松快樂，仿佛一切憂愁都與他無關，可隻有親近的人纔知道，徐志摩的內心深處，實際上郁結著復雜的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始終未實現，一直橫亙心間，久而久之成為一種奢望。

為了紓解理想主義尋而不得的精神困境，他隻好希望從愛情裡尋找到快樂。他一次又一次在情海裡跌跌撞撞，終成就了那個多情的詩人形像，但卻終究沒有完成自己的夙願。這種夙願，徐志摩沒有實現，許許多多的理想主義者也難以實現。也許正因為是理想主義，所以無數人纔在無限接近的路上匍匐前進，直到生命的盡頭。

如果說，徐志摩的三個女人中，誰清楚他的精神圍城，大概是陸小曼。1965年4月3日，陸小曼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臨終前，她把徐志摩文稿的全部清樣和紙型交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保藏。陸小曼去世時，礙於當時的時勢，隻能葬在蘇州的一處陵園，無法與徐志摩合葬。陸小曼的葬禮也極為簡單，她的靈堂上一副挽聯是由王亦令撰文、樂亶寫的：推心唯赤誠，人世常留遺惠在；出筆多高致，一生半累煙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