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導論草地河的土地

部成為梭羅

章康科德的兒女

第二章從康科德到哈佛的學習之旅（1826—1837 年）

第三章超驗主義的學徒（1837—1841 年）

第四章“不要等到我們一無所有”（1842—1844 年）

第二部瓦爾登湖

第五章“是你嗎，瓦爾登湖？”（1845—1847 年）

第六章作家生涯（1847—1849 年）

第七章從康科德到宇宙 ：梭羅轉向科學（1849—1851 年）

第八章自然之美，人之卑賤（1851—1854 年）

第三部繼承

第九章緬因州的瓦爾登（1854—1857 年）

第十章野果（1857—1859 年）

第十一章永恆的新生（1860—1862 年）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我們都是多麼年輕的哲學家和實驗家啊！

在我的讀者中，還沒有一個人度過了整個人生。

 ——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

每個走近梭羅的人都有一個故事。我的故事始於街角的一家書店，我從書架上抽出這本書，完全是因為它小，有著綠封皮——很像我隨身帶著的那本綠色小書（從我爸的書房裡偷來的），那本書的作者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所有作為個體的人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心靈，”書開篇寫道，“歷史就是這個共同心靈的記錄。”對一個焦躁、理想主義的青少年來說，這就好比讓貓飄飄欲仙的貓薄荷。現在有了第二本綠色小書，而且這本書有兩個標題：“瓦爾登湖”和“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我在這座星球上已經生活了30年有餘，”我讀著，“但我還沒從比我年長的人那兒聽見任何有價值的或者真誠的建議。”有道理，我們那時候都錯亂的。每天下午，我把門廊上的報紙拿進家門，讀著上面的標題，越南死了多少士兵，的騷亂又把哪座城給燒掉了，我的哪位英雄又剛被暗殺了。“生活其實是，”這本綠色小書接著說，“我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嘗試的實驗，但就算別人嘗試過了，對我也沒什麼用處。”更多的貓薄荷！我買下了這本書，把它帶去了學校。後一次我參加例行的橄欖球集會時，在門口就脫離了大部隊，坐在旁邊的草堆上，翻開我的《瓦爾登湖》。我把書舉得高高的，好讓我的老師們能看見書名。他們沒再管我，從此以後我就一直追隨這位奏響著不同音樂的鼓手了。

我寫這部傳記是為了回到這位開啟獨立思考空間的人物，我想知道他是怎麼為自己打開這個空間的。“人是一捆關繫，一團根蒂，但是他開出的花和結出的果就是世界。”愛默生寫道。梭羅的根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Concord），他出生於 1817 年—和我出生的 1970 年西雅圖相距甚遠。但倘若梭羅能活到常人的年紀，我的祖母可能會握過他的手；我們的世界離他那樣近，很多時候這就是他開出的花和結出的果。200年前，美國的民主制度讓人覺得很原始，充滿實驗性和不確定性，尤其在康科德，民主完全成了家族產業，由一代人掙得，再傳遞給下一代人。梭羅感到了無上的責任，他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家鄉，開始為自己重審民主制度的根基。在他看來，美國革命無疑沒有完成 ：到處都是不平等，物質主義猖狂，美國經濟完全仰仗奴隸制。然而，極大的諷刺是，他的前輩們很樂意讓這項他們都從中獲益的制度繼續運行下去。不，不能相信他們，他必須自己來做實驗。

等梭羅在城郊的瓦爾登湖畔造了他的小屋時，他早已躋身一個名叫“超驗主義者”的激進知識分子圈子，他們相信他們對於高尚精神的信仰能夠“超越”日常生活。愛默生是這群人的領袖 ；梭羅還在哈佛大學念書（他是1837屆學生）時，愛默生就搬到了康科德。回家之後，梭羅發現這位新鄰居宣揚美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甚至他自己的家也已變成了反對奴隸制運動的溫室。梭羅加入了這項新的革命事業，不過到了1844年，他不這麼確定愛默生（當時已成了他的導師）能夠回答所有的疑問了。他眼前的困境在於如何不把美國革命當作死去的歷史，而是將其作為生命經驗來顛覆並持續顛覆封閉的傳統和舒適的習慣。搬去瓦爾登湖於是具有了雙重目的 ：它給作家提供了棲居地，梭羅可以繼續他作為精神追尋者、哲學家和詩人的天職 ；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公共性的舞臺，梭羅可以有意識地實踐他個人的革命事業，把他的抗爭變成一項行為藝術。

寫作《瓦爾登湖》時，梭羅鼓勵他的讀者嘗試自我的生活實驗，不要去復制其他人的經驗—包括他的經驗。當他從瓦爾登湖回來，再次成為城中大家庭的一員，他試圖把自己對生活的信仰帶進美國工薪階層的核心—生活本身就應當是對更高的真理的追求。人們常說梭羅轉向了“自然”，但其實他真正轉向的是“公共領域”—轉向當時仍然對所有人開放的空間 ：森林、田野、山丘、湖濱、藍莓地、河流、草 地、附近的山路、大西洋海岸上敞開的長沙灘。他的寫作幾乎都在通過林地和水域來探索“公共領域”，延展我們共同的自然和知識遺產，直到它觸及了“宇宙”本身。當梭羅在康科德和梅裡馬克河（Merrimack Rivers）上泛舟時，他經過了時間的深河 ；當他沿著科德角（Cape Cod Mount）的海岸行走時，他把腳趾探入了環繞地球的大洋 ；當他站在卡塔丁山（Katahdin）的山脊上時，他是站在星辰的高度呼吸這顆星球稀薄、冰冷的空氣。

這個視角—時間的深處、星辰的高度—造就了梭羅哈佛歲月之後的思想。他至少能讀六種語言 ；對他來說，文學就是世界文學，從文字開始：荷馬、維吉爾、《聖經》、印度和中國的典籍、古英語詩歌……一直到新近的德國哲學和科學、法國人關於新大陸的歷史研究、英格蘭前衛的浪漫主義詩歌、蘇格蘭雄壯的散文。梭羅把從上百卷書裡摘錄的筆記填滿了幾十本本子，創建了屬於自己的圖書館 ：詩歌、歷史、科學、人類學、旅行、探險。他無窮的好奇心意味著他家後院的蛛絲馬跡都可以將遙遠的時代和地域帶到他身邊 ：耕作的農民讓他想起維吉爾的《農事詩》（Georgics）；南極探險者幫他分析新英格蘭的鼕天 ；愛爾蘭的勞工為他展現瓦爾登湖裡的《薄伽梵歌》。從 19 世紀 40年代到 50 年代，梭羅更熱情地投身於社會運動，他把他的北方鄰居和南方持續的奴隸制聯繫起來，這帶來了之後的一繫列抗議壯舉 ：因為反對稅收而在監獄蹲了一晚，他的名篇《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Civil Disobedience”），他憤怒的聲討詞《馬薩諸塞州的奴隸制》（“Slavery in Massachusetts”），他對約翰·布朗所策劃的起義的熱情聲援。美國內戰剛爆發不久，死亡帶走了他的聲音，梭羅的朋友們悼念的不僅是他，也是他剛剛開啟卻無法活著完成的重要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