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10月23日（清光緒六年，農歷九月二十日），李叔同降生於天津城一戶富商家裡。天津地處華北平原東北部，東臨渤海，北枕燕山，位於海河流域下遊，南運河、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五大河在天津市區及其附近彙合而成海河，東流七十多公裡至大沽口入海，故天津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衝”之稱。明朝時，燕王朱棣起兵爭奪帝位，在此渡河南下。後來朱棣做了皇帝，為紀念這次起兵，將此地賜名為天津，意為“天子渡河之地”，並在此屯兵築城，始稱天津衛，“衛”即駐兵之所。天津內有海河外臨渤海，河海相連，是船舶往來必經之地。另據史載，早自唐朝就在此開闢鹽場，設置鹽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漁鹽資源，自然吸引著各地商賈彙集津門。清朝初年，有人就對天津做過如下描述：“海去城百裡，從無入寇之患，商出百萬之課，民獲興販之利，乃魚鹽之藪也。”尤其是1684年清政府全面解除海禁之後，天津更是萬商雲集，商貿繁盛。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天津被迫開放，列強先後在此設置租界，發展洋行，染指海關，傳播“洋教”。自此開始，反抗侵略的鬥爭在這裡上演，中西文化的衝撞和融彙在這裡激蕩。幾乎同時，洋務運動也鳴鑼開場。1862年，駐守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在這裡雇用英國軍官訓練天津洋槍隊。1867年，崇厚又在這裡設立軍火機器局。而後，身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常駐天津，在此開辦煤礦，興辦洋務教育。就在李叔同出生的這年九月，李鴻章還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在津滬之間架起了電報線。此時的天津，已成為北方繁華的商業中心、貿易港口和洋務運動的重鎮，近代中國的歷史風雲，在這座城市的上空翻騰變幻。李叔同生逢這樣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生長在這樣一個繁華與貧困同生共存，傳統與現代衝突抵牾，中西文化踫撞交融的城市裡，他的人生將怎樣開始，他的心路將趨向何方呢？

     一 津門歲月 1 家世天津老三岔河口，是南北運河與海河交彙之處，水陸交通便利，這裡曾是天津最早的居民點，也是最早的水旱碼頭和商品集散地。在李叔同出生的年代，這裡依然是漕運的中轉站和長蘆鹽的集散地。直到1918年，海河裁彎取直，河口向西北挪移，老三岔河口和原北運河河床被填平，改造成了東河沿大街（現在的獅子林大街），三岔河口地區逐漸失去了往日的繁華。在當年依舊繁華的老三岔口東側，有條叫糧店後街的南北走向的馬路。馬路東側，有條叫陸家胡同的東西向小街，胡同東口2號，是一所坐北面南的三合院，這裡便是李叔同出生的地方。當初，宅院的門樓不算太大，門樓正面有4扇平門，正對著北房。4扇平門很少打開，家人平常出入，隻走門樓東側的便門。院內方磚鋪地，北、東、西三面，各有3間青磚房，牆基磨石抱角，房上有一米多高的女兒牆。在北房的後面，還有一個不大的院落，院內有灰土房3間，靠西房外首有一株老梅樹。宅後不遠處便是原北運河河身，順河往東有條金鐘河，沿河是一片樹林。從李家住宅的情形來看，在當時的天津城裡，也算得上殷實富足的家庭了。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父親名世珍，字筱樓（一作小樓、曉樓），祖父李銳，叔祖父李錕。據說李家祖輩經營鹽業，康乾年間，天津漕運和鹽業已相當興盛，吸引了大量閩、徽、浙等地的商人來此經商，李家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來到天津。到李叔同父親李筱樓這一輩，李家經過至少兩代人的經營，鹽業和錢莊業已頗具規模。李叔同的父親筱樓公53歲這年（清同治四1865年）考中進士，曾擔任過吏部主事一職。或許是無心仕宦，或許是官場失意，不幾年筱樓公就辭去官職，一心操持家中的生意了。進士出身的筱樓公，既有為官的背景，又有雄厚的資財，生意越發紅火，他先後買下大量的鹽田引地，錢莊的規模也擴大了很多。據李叔同的次子李端回憶說：“我家曾多次來過‘鏢’，這應該是我家干鹽務的收入，通過鏢行從引地押運到津的。”“來‘鏢’的時候，前門打開，成箱的財物卸在前邊的櫃房裡，人出人進，熱鬧極了。”錢莊的生意也做得很大，宮北大街有專做門市生意的桐興茂錢鋪，家裡還有做內局生意的桐達錢鋪。桐達錢鋪“櫃房門前廊柱上，有木制的抱柱對聯，紅底黑字，上下聯的第一字分別是‘桐’、‘達’兩字”J。因此，人稱李筱樓家為“桐達李家”，以便與冰窖胡同的另一戶李姓富人區別開來。由此看來，這一時期的李家，已是津門有名的巨富之一了。李筱樓前後至少有妻妾4人，原配姜氏生子文錦。李文錦長李叔同近50歲，娶妻後不幾年就去世了。筱樓公又納郭氏，未有生育；再納張氏，生子文熙（1868～1929），字桐岡，長李叔同12歲。但李文熙自小身體贏弱，筱樓公擔心其壽命不長，就在67歲高齡，納18歲的王氏為側室。第二年（1880）王氏生下李叔同，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字叔同。李叔同對生母王氏的感情很深，許多年後，當他與人談起母親時，還是痛苦地一皺眉，搖著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關於王氏夫人的情況，專門研究平湖方志的陳宰先生有過詳細的考證，對其姓名、出生地、家世、嫁與李筱樓的過程講得尤為詳細具體，隻是目前尚無與之相關的資料來印證。據說，王夫人出生在浙江平湖一小業主家裡，與筱樓公祖上是同鄉，後來王家破產，隻好將女兒遠嫁天津，給年長自己近50歲的筱樓公做了側室。李叔同兩三歲的時候，筱樓公又在老宅附近的山西會館斜對過，購置了一所大宅院（今糧店後街60號），全家搬過來居住。此宅院為道光年間一家富戶所建，呈“田”字格局，由4個小院組成，分前後兩個大院，除各有十多間正房和廂房外，還有廳房、倉房、過廳、遊廊等。在“田”字當中一橫的地方，有條兩間房寬的間道，在“田”字中心緊靠間道的位置，有間高臺階的洋書房，是間刀把狀的西屋書房，瓦頂有流水溝，東、南兩面有窗。窗為兩層玻璃，一層窗紗。房內有中式木床和書櫥，擺設十分講究。洋書房臺階下面，有竹籬圍成的小花園，名為“意園”。在中國傳統的大宅院裡，弄一點洋書房之類的西式建築，是當時大戶人家的時尚，大概是為了顯示主人的闊氣和文明。在天津這樣一個中西文化交彙的開放城市裡，這也算是一道別致的風景了。整座宅院沿街而建，坐西面東，大門為“虎座”門樓，門楣上有精致的百獸圖鏤刻磚雕，迎面為刻磚照壁；門樓左側為廳房，門樓和過道正上方分別懸掛著“進士第””兩方匾額。此時的李家宅第，寬敞而氣派，彰顯著主家的富貴與名望。這大概就是李家鼎盛時期的景像了。1884年9月，筱樓公患了痢疾，病勢越來越重，多方延醫診治，卻不見好轉。筱樓公自知不起，索性不再延醫問藥，不意反倒有了痊愈的跡像。筱樓公篤信佛教，他從自身病情的異常變化中，覺察到自己的“合報之日”也許就要到了，於是囑咐家人延請高僧，於病榻之前誦念《金剛經》。他靜靜地聆聽著和緩悠遠的梵音，如入禪定，最後安詳而逝，卒年72歲。筱樓公去世後，在家停靈7天，每日請僧人一班或三班，誦經不絕。筱樓公進士出身，且做過吏部主事，又是津門巨富，因此喪禮的場面十分氣派。時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李鴻章親自“點主”，武“報門”，更是讓李家倍具哀榮。筱樓公去世以後，17歲的李文熙執掌了家業。李家隨著時局的動蕩，在內憂外患中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敗落。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國內政局陷入混亂，同時隨著列強對中國侵略的不斷加深，“反洋教”的運動也愈演愈烈。1900年，“庚子國變”爆發，義和團運動擴展到京津地區，在這種內外交加的動亂與戰爭中，京津一帶的商業經營自然難逃此劫，而李家的鹽業和錢莊也不可能不被殃及。1902年，李文熙被迫轉讓了自家在河南內黃縣的鹽業引地（官府指定給鹽商從事運銷食鹽的專賣區），李家從此失去了鹽商資格。3年後，李家在天津城內的錢莊之一“桐華錢鋪”歇業。到了1911年，也就是李叔同留學歸來的那一年，包括“桐達錢鋪”在內的兩家錢莊倒閉，百萬家資蕩然無存，李家從此徹底地敗落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