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7歲之際，我開始寫備忘錄，敘述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和這些事發生的日期，供自己參考，也讓家人知曉。
   據我父親家裡人口頭傳說，他們的祖先是從威爾士，從英國的斯諾登山附近來到這裡的。我曾經在判例彙編中看到過威爾士的一個案件，其中一個和我們同姓的人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另一個姓同樣姓的人是弗吉尼亞公司的一名干事。我在那個地區踫到過這個姓的隻有這兩次。我在我們的早期檔案中也看到過這個姓，但是在我的祖先當中我掌握確切材料的隻有我祖父一人，他住在切斯特菲爾德一個叫做奧茲博恩的地方，他擁有的土地後來成為教區教會的附屬地。他有三個兒子：托馬斯夭折；費爾德定居於羅阿諾克水域，留下許多子孫後代；我父親彼得則定居於目前仍歸我所有的土地上，稱為沙德韋爾，與我目前的住宅毗連。我父親生於1707／8年2月29日，1739年娶艾沙姆·倫道夫的19歲女兒簡·倫道夫為妻，艾沙姆兄弟7人，定居於古契蘭縣鄧琴奈斯的地方。他們的家譜可遠溯到英格蘭和蘇格蘭，每個人都把他選擇的信仰和價值歸因於此。
   我父親幼年失學，但由於意志堅強，判斷正確，求知欲強，他讀了很多書，大大地提高了自己，以致有關方面聘請他與威廉和瑪麗學院數理教授喬舒亞·弗賴伊一起繼續進行弗吉尼亞與北卡羅來納之間邊界的勘查工作，這項工作是由伯德上校開始的；後來又與同一位弗賴伊先生一起繪制張弗吉尼亞地圖，以前由史密斯j=尉繪制的地圖僅是一張主觀臆測的草圖而已。他們對藍嶺下遊地區擁有豐富的資料，當時對那個山嶺以外的地方幾乎一無所知。他是我目前居住地的第三個或第四個開拓者，時間大約在1737年。他於1757年8月17日去世，我母親寡居一直活到1776年，生有6女2子，我是長子。他把他在詹姆斯河畔的地產遺留給我的弟弟，這宗產業以家族假定的出生地斯諾登命名；遺留給我的是我出生並居住在那裡的土地。
   我5歲那年，父親把我送進了英語學校，9歲進了拉丁語學校，我在那裡就讀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師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來自蘇格蘭的牧師，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後，教我法語；我父親去世後，我繼續向牧師莫裡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學的學者——學了兩年；然後，1760年春，又進入威廉和瑪麗學院讀了兩年。當時的數理教授是蘇格蘭的威廉·斯莫爾博士，他對大多數實用科學造詣都很深，有可喜的傳授纔能，作風正派，心胸豁達，這對我實屬萬幸，或許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對我來說幸運的是，他很快就對我產生了好感，學校不上課時，每日與我為伍；從與他的交談中，我對科學的發展以及我們置身於其中的事物繫統有了初步認識。我入學不久，哲學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暫時填補這個空缺；在那所學院中，他是定時講授倫理、修辭和純文學的人。他於1762年返回歐洲，在此以前他對我寵愛倍加，讓他親密的朋友喬治·威思接受我作為他指導下的法律學生，並介紹我與總督福基爾相識，和他共同進餐，福基爾是歷來擔任此職得力的一位。福基爾、斯莫爾博士和威思先生——他的兩個摯友——還有我本人，結成一個四人集團，這些聚會上的習慣性談話使我得益匪淺。威思先生始終是我青年時期忠實的、受愛戴的導師，也是我畢生親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響下，我在殖民地法院當律師，我在那裡一直干到革命爆發，法院關門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縣選舉為議會議員，任職至革命關閉議會為止。我在議會裡曾力求通過一項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決。確實，在帝王政府時期，任何一件開明的事都休想獲得成功。我們的思想被禁錮在狹小的圈子裡，習慣地認為我們必須在一切有關政權的問題上服從母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母國的利益，除母國的宗教外對其他一切宗教都應該堅決抵制。我們的議員的麻煩在於習慣和絕望，而不在於思考和信念。經驗立即證明，一要求他們進行思考，他們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權利問題上。但是作為議會義一個院行動的國王參議會，是靠國王的意志保持他們的席位的，而且卑賤地服從那個意志；對我們的立法有否決權的總督，也是以同樣的條件任職的，對國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重要的一點是，國王掌握的否決權使每一個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馬撒·斯克爾頓結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爾頓的遺孀、約翰·韋爾斯的女兒，時年23歲。韋爾斯先生是個業務繁忙的律師，其所以繁忙，與其說是因為他專業知識出類撥萃，不如說是因為他異常勤奮守時，辦事十分麻利。他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伴侶，詼諧有趣，脾氣也好，在一切社交場合都受歡迎。他積攢了一宗可觀的家財，於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個女兒，遺留給傑斐遜夫人的那部分財產，在還清巨額債務後，約等於我自己繼承的財產，從而使我們富裕安樂程度倍增。
   當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稅法決議提出時，我還是威廉斯堡一名攻習法律的學生。不過我在下議院走廊門外旁聽了辯論，聆聽了亨利先生作為一位天纔演說家的精彩發揮。這些演說真的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