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一覽/1

前言/1

致謝/3

章 波蘭遺產/9

第二章 波蘭童年（1857—1874）/20

第三章 馬賽與卡洛斯派（1874—1878）/48

第四章 英國水手（1878—1886）/67

第五章 從二副到船長（1880—1886）/90

第六章 東行之旅（1886—1889）/101

第七章 深入剛果（1890）/121

第八章 從水手到作家（1891—1894）/144

第九章 戀愛與婚姻（1894—1896）/165

第十章 文學友誼與藝術突破（1897—1898）/201

第十一章 福特與彭特農場（1898—1902）/229

第十二章 J. B. 平克與《諾斯特羅莫》（1901—1904）/261

第十三章 卡普裡、蒙彼利埃與《間諜》（1905—1909）/287

第十四章 崩潰與成功（1910—1913）/340

第十五章 重返波蘭與《勝利》（1914—1915）/368

第十六章 簡·安德森（1916—1917）/392

第十七章 戰爭年代（1916—1918）/414

第十八章 名望與美國（1919—1924）/439

附錄一：簡·安德森的後半生（1918—1947）/474

附錄二：追尋簡·安德森/485

注釋/489

康拉德的參考文獻/541

簡·安德森的參考文獻/543

譯名對照表/548

（一）

康拉德/光明的使者

將歐洲視線的光亮照進

不列顛的黑色沼澤。

——埃茲拉·龐德

（二） 《第十章文學友誼與藝術突破（1897—1898）》選摘

到1897年康拉德創作他的部傑作《“水仙號”的黑水手》時，他已經發展出了他自己的創作方法、散文風格和藝術理論，這部作品受到了他新結交的文學圈好友的熱情贊賞。雖然他（在《六部一套》的作者注中）否認他在寫作小說前做了筆記，但他確實從原始資料中記下了大量筆記，讓他在創作馬來小說、拿破侖小說和《諾斯特羅莫》時，可以重新回顧。他的“剛果日記”及關於普法戰爭的筆記（可能是為和斯蒂芬·克萊恩的合作所做的準備）都保留了下來。康拉德需要以事實為基礎來創作小說，他相信：“想像，而非創造，纔是藝術及生活的至高主宰。”他對真實記憶充滿想像力的準確呈現都是基於閱讀和自己的實際經歷。

康拉德通常用一支普通鋼筆寫作，有時筆磨損不能用了，多愁善感的他會把筆留下來。然而，《青春》的手稿是他趴在“常春籐牆”的一棵栗子樹下，用鉛筆寫在一個小小的筆記本上的。雖然康拉德總是在9點準時下來喫早飯，但他總要磨蹭很久，纔不情不願地開始工作。步入中老年的他，經常在早上讀報紙，回信。但他通常從晚上八點半一直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一口氣工作好幾個小時，他就這樣，在午夜完成了很多部小說。

他無法承受花好幾年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痛苦。所以他在構思諸如《吉姆爺》這樣的作品時僅把它們當作故事，他聲稱自己就快完成了，其實依然長途漫漫。創作時，他試圖想像連續變換的場景。他會就小說進行長時間沉思冥想，直至他能抓住人物和情節精髓，讓它們得以通過筆端，躍然紙上。正如他在《“水仙號”的黑水手》的前言中所說，他志在重現、強化現實，“通過書寫的文字的力量，讓你聽到，感受到——尤其是要讓你看到。這——別無其他——便是全部”。

康拉德寫作又慢又費力，完成了三百字——一頁半稿子，而且這差不多就是他每天的完成量——他就感覺完全精疲力竭了。寫作《海隅逐客》時，他拿著筆痛苦掙扎，6天隻寫出了6行字。有時他寫得比這還少。比如，《救援者》的創作瓶頸時，他8小時寫出了3句話，但他在絕望地離開座位前又把它們擦掉了。福特後來告訴羅伯特·洛阨爾（Robert Lowell）：“康拉德花了一天尋找貼切的字眼；然後又把它否決了。”

康拉德認為文學寫作是一種精致的折磨。他將興奮之力轉換成詞句，仿佛每一頁都是從他靈魂中抽出來的，他需要危機和瘋狂來完成他的作品。他就像D. H. 勞倫斯一樣，運用挖煤這一比喻來像征對無意識領域的探索，他告訴加尼特：“我必須像一個在礦井中勞作的礦工一樣，從黑夜中開采出我所有的英語句子。”康拉德在鼓勵好友，以及評論高爾斯華綏、加尼特、福特、休·克利福德、諾曼·道格拉斯和沃林頓·道森（Warrington Dawson）等人的手稿時，鼓勵他們探尋自己的內心深處，努力達到標準。他如此告訴愛德華·諾布爾［（Edward Noble）同樣生於1857年，在商船隊工作，將在1905年到1929年間出版15部海洋小說］：“你必須從自身中擠出每一種感受、每一個想法、每一幅畫面——毫不留情，毫無保留，無怨無悔；你必須搜尋心中黑暗的角落、腦海裡隱蔽的深處。”

康拉德的寫作天賦從未讓他滿足，這天賦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懷疑、自省的時刻。康拉德承襲尼采和蘭波的浪漫主義傳統，他告訴道森——一位年輕的美國門徒，折磨和痛苦是創作的根本：“受苦是一種品質，幾乎是一種偉大、一種奉獻，完全就是一種忘我的犧牲，就算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忠誠於自己的真實感受，對我而言，這也就是一名藝術家的全部信條。”《“水仙號”的黑水手》即將完成之際，他說他喫不下飯，遭受著噩夢的折磨，嚇壞了妻子。在掙扎著創作《救援者》時，他有想死的衝動，感覺自己經歷了一次精神崩潰：“對這種恐怖的害怕又回來了，讓我顫抖。實際上，它已經摧毀了我曾有的那一點自信。”在創作《諾斯特羅莫》時，他因痛風發作痛苦不已，他大喊：“就算我用我的血書寫每一頁，我也不會感到更精疲力竭。”他就像羅伯特·洛阨爾的詩《被砍下的頭顱》（“The Severed Head”）中那個愛倫·坡一般的藝術家：他“滴下/一滴紅色墨水在我們身上，當他擠壓/那截下的小小一條塑料管/從他的心上汲取墨水”。1904年後，康拉德雇了麗蓮·哈洛斯（Lillian Hallowes）做秘書，情況稍有好轉。她高挑，纖弱，是一名造船工程師的妹妹，她（據博雷斯所說）一臉茫然，舉止高傲，但她能減輕康拉德的負擔。

康拉德在藝術創作上遭受巨大痛苦的一大原因是他一直在與英語鬥爭。他抱怨評論家看穿了他的假名，認為他是“一個怪人，一個用英語寫作的令人喫驚的該死的外國人”。但即使他已經出版了《吉姆爺》和《諾斯特羅莫》，他仍感覺英語是一門外語，需要投入可怕的精力。一次，一個熟人很好奇，“一個像康拉德這樣在性情、長相和說話上都不像英國人的人，是如何能寫出如此完美的英語的”，康拉德回答：“啊，要是我能把英語寫好就好了！不過你會看到的，你會看到的。”

另一個困難是康拉德保留了很多波蘭語和法語散文風格的特點，這就給他的英語奠定了一個異域的基礎，即使他的英語語法正確，也顯得不同尋常。波蘭語的句子更長，“有大量形容詞，節奏更平緩，含糊不清的地方更少，辭藻更傾向於華麗”。康拉德（尤其是在其早期作品中）對三重平行結構（“所有那些謎一樣的生活，充滿了在森林裡、叢林裡和土人心裡蠢蠢欲動的野性”）和修辭抽像化（“那是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所表現出來的沉靜，籠罩著迷一樣的意圖”）這兩句話出自《黑暗的心》。的過度喜愛更多是波蘭語的特點，而非英語的特點，這也揭示了他的斯拉夫文學遺產。

康拉德的書廣受好評。但與他同時代的批評家，包括詹姆斯和克萊恩，都意識到那些讓康拉德大受好評的特質——他的異域風格、復雜敘事、深刻的主題、悲觀的思想——讓普通讀者退避三舍，降低了圖書的銷量。一位書評人在1897年12月的《旁觀者》周刊（Spectator）上評論《“水仙號”的黑水手》時如此說道：“康拉德先生是一個天纔作家，但他對主題的選擇及寸步不讓的寫作方法，讓他無法獲得大眾的喜愛。”不過當20世紀發生的事件證明了康拉德的想法正確時，他受到了當代批評家的推崇，他的信念與其時代格格不入，倒是更符合我們的時代。

圖書的慘淡銷量讓他在1895年到1913年一直飽受金錢困擾，因為他總是花的比掙的多。康拉德既不是高產作家也非成功作家，他有一個人口仍在增長的家庭需要贍養，還喜歡過著經濟能力無法負擔的生活，於是他發現自己無法維持一個中產階級的體面，也無法靠寫作收入生存。他被迫向朋友和編輯借錢——阿道夫·克裡格、斯皮裡迪恩·克利什切夫斯基（加的夫的波蘭人）、高爾斯華綏、加尼特、福特，以及威廉·布萊克伍德、大衛·梅爾德倫［（David Meldrum）布萊克伍德的倫敦編輯］和美國出版商S. S. 麥克盧爾（S. S. McClure），但他無力償還債務，並為自己不光彩的行為感到愧疚。康拉德在與昂溫協商《“水仙號”的黑水手》的合約條款時，談到自己寫作速度慢，他氣憤地告訴昂溫：“我無法負擔以少於每小時10便士的薪資工作，而且要獲得如此可觀的收入，我必須以相應的方式工作。”以2的價格將未完成的《救援者》的美國版權賣給S. S. 麥克盧爾後，他懊悔地告訴特德·桑德森，麥克盧爾“定期寄送支票，這在他看來是正確的，我平靜地收下這些錢——這在我看來，異常像一場詐騙”。盡管有種種顧慮，康拉德還是留下了錢。

當寫作沉重到讓人難以忍受，康拉德夢想重拾商船上的生活。博雷斯出生兩周後，他再次感受到了大海的召喚，想像著他能帶家人一同前往。1898年8月，仍被麻煩重重的《救援者》折磨的他，懇求格雷阨姆給他找一艘蘇格蘭船：“去往大海將給我救贖。真的，我的精神狀態糟糕透頂。”下一個月，他在格拉斯哥花了三天時間在海運事務所四處走動，（後一次）尋找指揮艦船的機會。但逐漸消失的克萊德高速帆船不缺船長，於是康拉德被迫返回他的“酷刑室”。

雖然康拉德試圖重返大海，但他厭惡他所獲得的“海洋小說家”的名聲，因為這似乎限制而非定義了他的成就，也阻礙了讀者接受他關涉其他主題的作品。他十分惱怒地告訴好友：“在這一片贊譽聲背後，我可以聽見某種低語：‘就堅持在大海上吧！別登陸！’他們想把我放逐到大海中央。”他熱切地希望“能擺脫艦船的惡魔尾巴，擺脫對我的海洋生活的執著”。

康拉德不被接受的“海洋小說家”頭銜解釋了他對赫爾曼·梅爾維爾的作品毫無理性的厭惡。康拉德尊稱費尼莫爾·庫柏——一個小作家，康拉德小時候讀過他的作品——為永恆的伙伴、難得的藝術家、他的文學大師之一。但他討厭梅爾維爾的浪漫主義、假意偽善、神秘主義，不想和梅爾維爾被並列為異域（但沒有那麼野蠻的）海洋作家。《每日紀事報》（Daily Chronicle）在評論《海隅逐客》時寫道：“或許除了梅爾維爾的作品，我們想不出還有什麼能比得上他對熱帶島嶼的風景描寫，而且說它們讓人想起《泰比》（Typee, 1846）和與之同類的傳奇小說［《奧姆》（Omoo）］，這便是給出了等、公正的贊美與誇獎。”牛津大學出版社請康拉德為《白鯨》寫序，他拒絕了，稱這部小說“不過是一部以捕鯨為主題的牽強附會的狂想曲，整個三卷本中沒有一句真誠的話”。而且當雕塑家雅各布·愛潑斯坦（Jacob Epstein）不小心提到這本書時，康拉德猛然爆發，大肆貶斥：“他對海洋一無所知。不可思議，可笑荒謬……神秘個什麼勁！我的舊靴子就挺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