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林紓:一個孤寂的老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五日,我終於把寫了近兩年的《譯界奇人——林紓傳》完成了。這天正好是清明節,以這樣的方式祭奠這位孤寂老人,仿佛是冥冥中的緣分。現在書稿雖已完成,但林紓的故事,乃至整個命運,仍然魂繫夢繞地牽動著我。我情不自禁地又回到了他曾經畫畫、翻譯、寫作的“春覺齋”。這首先要感謝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編委會通過寫作大綱,給予我撰寫《林紓傳》的機會。近兩三年來,我一直與林琴南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歡林紓由來已久,不僅因為他是我祖父在京師大學堂的老師,更重要的是他傳奇的一生和獨立的人格與品德。
說實話,林紓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他幼年勤奮好學。好學的態度使他二十七歲考取秀纔,三十歲中舉人,但此後六次赴京禮部考進士不果,連番失敗,飽受挫折,終放棄仕途發展,安於教學。一八九九年因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舉成名,隨即移居杭州,在東城講舍教書。三年後,由杭州遷家至北京,任金臺書院講席、五城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翻譯。一九〇六年即廢科舉制的第二年,林紓受聘京師大學堂任教員,一直到一九一三年辭職。這期間,深受儒家傳統教育的林紓,被桐城派後一位名家吳汝綸賞識,贊揚他的古文風格。後來,有人指出,林紓的古文比吳汝綸的寫得更好。
林紓出身微寒,與家庭的關繫十分密切。因此,家庭在他感情上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儒家社會關繫中表面上的要求。十九歲那年,林紓的祖父、父親、祖母相繼去世。父親病重時,林紓按迷信習慣,在露天裡焚香磕頭,請求身代父死。結果,因操勞和悲傷過度,患上肺癆,大量咳血。二十七歲那年,的弟弟病死於臺灣。四十四歲那年(1895),林紓母親病重,林紓一連九天四鼓起床為母親拜禱,大雨傾盆亦俯伏祈求,立誓願以自己的科名之籍來換取母親安息。他真誠的祈求得到了回報,母親逝世時十分平靜,喉嚨裡找不著絲毫血跡。在守喪六十天裡,林紓每夜哭祭亡母,經常患病暈倒。
因為家庭接連遭受不幸,又因為悲傷過度,林紓逐漸變成了放蕩文人。他在習武與詩歌中尋找慰藉,由於心境比較煩躁郁悶,與人爭辯往往不能自撥,被同鄉稱為“狂生”。對傳統的儒家學者來說,在濃重的封建禮教下,能放縱自己的個人情感,實屬異類;並且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亦是非常罕見的。
母親去世後的第三年,溫柔賢淑的妻子劉瓊姿患上肺癆病逝。隨後兩年,長女和次子相繼病逝。這晴天霹靂的打擊,終並沒有讓林紓倒下,而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沉醉西方小說世界。一個不會西文的人,靠別人口述成為中國首位重要的西方文學翻譯家,創下了擁有一百八十多部譯作的紀錄,至今仍然無人能及。
林紓的翻譯,二十多年堅持不懈。早他是通過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表達自己的感情世界。在自傳《冷紅生傳》中,他詳述了自己感情豐富的個性。移居杭州後,林紓在杭州求是書院認識了他翻譯事業中好的搭檔——魏易。一九〇三年,林紓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翻譯,隨後魏易也赴京到京師大學堂譯書局工作。但是他們次合作是在杭州,僅兩個多月就譯完了《黑奴吁天錄》。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好評如潮,就連遠在日本的魯迅,收到友人寄來的《黑奴吁天錄》時也高興地道:“乃大喜歡,窮日讀之,竟畢。”接著,魯迅給蔣抑卮的信中又道:“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
林紓每翻譯一部書都會寫序跋,闡釋他的觀點或述說自己的奮鬥。因此,林紓不同的序跋,可以看出他各個時期不同的政治傾向和心路歷程。魏易到北京後,林紓與他繼續合作,僅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間,就翻譯出版了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孝女耐兒傳》《賊史》《塊肉餘生述》和《冰雪因緣》這五部作品。可見,林紓是非常喜歡狄更斯小說的。他曾在譯作的序言中稱自己喜歡狄更斯的文學技巧,將其與司馬遷相比。他認為狄更斯是一個時常帶有悲劇性的社會評論家:“迭更斯,古之傷心人也。按其本傳,蓋出身貧賤,故能於下流社會之人品,刻畫無復遺漏。筆舌所及,情罪皆真。爰書既成,聲影莫遁。”當然,林紓欣賞並發掘的是狄更斯的道德世界。他們的共同點是:兩人都是重感情的道德家,而林紓更看重狄更斯以自己泛濫的道德情操來支持對社會公義的訴求。他們的不同之處,是身處不同的社會和環境。
在整個翻譯生涯中,林紓翻譯多的是英國作家哈葛德的作品,計二十五部,從中不難看出林紓道德觀的延展。與哈葛德同時期的林紓,看到了哈葛德作品裡帝國主義的意識,便挪來加以利用,表達了一些更有建設性的觀點和見解。也就是說,林紓在哈葛德作品裡看到了早年他翻譯的《魯濱孫漂流記》裡所具有的“活力、獨立,富有冒險精神,敢與死亡搏鬥,有實用的知識,懂得發明又能隨機應變,即使面對惡劣的環境,都能一一解決”的英雄主義世界。因此,林紓的愛國思想,就像哈葛德的帝國主義思想一樣;而這樣的思想,林紓與嚴復卻是殊途同歸。隻不過嚴復在斯賓塞的格局中,看到的基本概念是“能量、活力、鬥爭、自主以及對所有人類潛能的無畏的實現”。
晚年的林紓,一是極力反對使用白話文,二是十一次拜祭清帝光緒的陵墓;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如果我們站在林紓的角度來闡釋這些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林紓的經歷對中國十九世紀的儒家學者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壓抑太久、屢遭挫折的老人,祭拜清帝光緒的陵墓就像在精神上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當光緒陵墓正式竣工時,林紓不顧大雪紛飛,冰凍三尺,竟第二次路遠迢迢地去謁崇陵。在臨近崇陵望見“紅牆濃檜雜立於萬白之中”時,他心裡的悲傷油然而生。剛至宮門,遙望數十丈外的饔殿,情不自禁匍匐陵前;及至陵下“未拜已哽咽不能自勝。九頓首後,伏地失聲而哭”。
早年喪父,中年喪妻及兩個兒女,晚年要養小妾和一大群子女,並且所從事的又是儒家傳統不大承認、不大尊重的營生,卻還要讓生活頗為富足——由此,這一伏地失聲慟哭,就讓林紓從內心身處淋漓盡致地釋放了作為儒家弟子壓抑太久的挫敗感,從而使他的身心得到了調整和減負。然而,這些外界並不清楚。外界看到的完全是一個頑固的、保守的、不合時宜的林紓。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這個越來越反對儒家思想的時代,林紓不僅要表現他的儒家思想,而且還要捍衛儒家思想,並且與新文化運動激戰,終無可避免地被新思潮吞沒。可是林紓的翻譯,無疑也給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少作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學幻想的來源。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越來越可以感受到,林紓無論生命還是工作,都與感情密不可分。感情占據了他生命的首要位置,無論是翻譯、詩歌和古文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內心濃郁的、生命激烈的主觀情感的潮汐。為此,林紓的典型意義被後來的學者視為後的儒學者與首個西化者。當然,這樣的說法隻是一個單純的像征。
事實上,大量西方文學被林紓翻譯進國門,而他在譯作中著手解決西方的“體”,那麼他的這些行為,必然會影響著當時中國社會某些體制的改革,比如君主政體、考試制度、傳統的詩體和章回小說等。所以,林紓在翻譯上的成功,不僅大大地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亦留下了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遺產。
透過歲月的薄紗,回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時期,林紓就是在“文學革命”中躍然而出的人物。我特別欽佩林紓作為傳統知識分子所具備並表現出的正直、獨立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在翻譯序跋中所體現的學者的敏感和犀利。我由衷地感謝他把我帶進了他生長的家庭、社會、中國古代文學,以及一片迷人的西方文學世界;還有他思想的星空。
2015年4月21日
寫於杭州大學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