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亂世驚夢
五臺山的神奇之旅
淒風苦雨別北平
李濟的梁家緣
第二章  往事何堪哀
清華四大導師
開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濟
風聲燈影裡的梁家父子
八方風雨會羊城
梁思永踏上殷墟
第三章  流亡西南
長沙的救亡合唱
千裡奔徙到昆明
跑警報的日子
死神過往中的短暫沉寂
第四章  霧中的印痕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
梅貽琦來到梁家
徐志摩叫板梁啟超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擇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冰心小說中的太太客廳
林徽因與冰心是朋友還是仇敵
徐志摩之死
第六章  往事俱沒煙塵中
梁從誡：徐、林之間沒有愛情
神秘的“八寶箱”之謎
林徽因與金嶽霖的一世情緣
第七章  回首長安遠
鴻雁在雲魚在水
林徽因床頭上的飛機殘片
苦難中的淺吟低唱
遂把他鄉當故鄉
第八章  落花風雨更傷春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
傅斯年對冰心的微詞
血性男兒柔情女
第九章  歲月如歌
川康古跡考察團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一代名媛瀋性仁
梁家的烤鴨
傅斯年與陶孟和之爭
第十章  勝利前後
京都、奈良的恩人
狂歡的節日
頒布還都令血色黃昏
第十一章  離愁正引千絲亂
歸骨於田橫之島
群星隕落
梁思永之死
飛去的蝴蝶
最後的大師

林徽因與金嶽霖的一世情緣
徐志摩乘風西去，世間與林徽因最為相知相愛的男兒，隻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留學美國時的金嶽霖生長於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歲，比林徽因大九歲，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哥。金嶽霖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後留學美國、英國，又遊學歐洲諸國近十年，所學專業由經濟轉為許多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哲學。他按照當時風行的清華—放洋—清華的人生模式，於歐洲歸國後執教於清華大學，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但此點非彼“點”，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已經受歐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當西化的金嶽霖，重返清華後總是西裝革履、打扮入時，加上一米八幾的高個頭，可謂儀表堂堂，極富紳士風度。自清朝同治年間老金的家鄉出了一個曾文正公之後，湖南人的雄心壯志就空前地膨脹起來。據老金說，他少年讀書時，就跟著學長們齊聲高唱：“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魯士；若謂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等等。這種“舍我其誰”的豪氣、霸氣和“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的“鬥爭哲學”，似乎沒有引起金嶽霖的興趣，他的血脈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風流、率性、淳樸的因子，他作為三湘大地的一個異數，拋棄了湖南人叫得最起勁的“鬥爭哲學”，而漸漸轉向“形式邏輯”的研究。超然物外，視名利金錢如糞土，則是金嶽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沒有像多數知識分子那樣有不可擺脫的雜質。老金曾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名言：“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對金嶽霖這位多年的同事和舊友，曾做過如此的評價：“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馮氏的比喻未見得完全妥帖，但在老金身上看到人們想像中嵇康的影子當是不差的。
在所有關於金嶽霖的軼聞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終生未娶。好事者們闡釋的版本相當一致：他一直戀著建築學家、詩人林徽因。據說，老金在英國讀書時，曾得到很多妙齡少女的青睞，其中有一風流俊美的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金發女子，還神神道道地追隨老金來到北平，並同居了一段時期。自與林徽因相識後，這位風流美女便被老金打發到美國娘家去了，再也沒有回來。
據好事者研究考證，跟金嶽霖同來中國的是中文名字叫麗琳(莉蓮)的美國女人。此女與老金何時相識相戀記載不詳，外界所知的是，該女子與老金同於1924年赴法國遊歷，後又去意大利轉了一圈，於1925年11月來中國同居。在當時看來，麗琳屬於婦女界的另類，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家庭生活又極感興趣，表示以同居的方式體驗中國家庭內部的生活與愛情真諦，於是便和老金在北平悄然蟄住下來。對於這段生活，當時北平學界許多人都知此事並識其人。徐志摩與麗琳同樣相識，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後，給陸小曼寫的信中對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們已遷入（凌）叔華的私產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麗琳還是那舊精神……”至於這位來自美國的麗琳，因何事、何時離開了老金回歸家鄉，並黃鶴一去不復返，在已發現的文字中少有記載，而當時的學界中人又為愛護老金的面子計，對此事大多諱莫如深，後人也就無從知曉了。人們所看到的是，隨著老金與梁、林夫婦相識並成為朋友，思維與處事方式頗為另類的他一高興，干脆卷起床上那張狗皮褥子，提了鍋碗瓢盆，搬到北總布胡同三號“擇林而居”了（金嶽霖語）。
據可考的資料顯示，老金是1932年搬到北總布胡同與梁家同住在一處的，隻是按老金的說法：“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喫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踫頭會’喫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喫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喫。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這段話是老金晚年的回憶，並自稱“一離開梁家，就像丟了魂似的”。
金嶽霖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始終是梁家沙龍中的座上常客。梁家與老金之間，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自然地非尋常人可比。金嶽霖對林徽因的人品纔華贊羨至極，十分呵護，而林對老金亦十分欽佩敬愛，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達到了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徐志摩死後，金與林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最後到了心心相印，難舍難離，甚至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攪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關於金與林之間的這段情緣，許多年後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據梁的後續夫人林洙說：“我曾經問起過梁公關於金嶽霖為林徽因而終身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說：‘我們住在總布胡同的時間，老金就住在我們家後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從寶坻調查回來，徽因見到我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纔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復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盡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進一步解釋說：“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纔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纔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從口傳與殘存的文字看，這三人間的關繫頗有點像西洋小說裡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金和林一直相愛、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結成夫妻，金終生未娶，以待徽因，隻是命運多舛，徽因英年早逝，隻留得老金繼續孤獨的愛情行旅了。
當欲望之火熄滅，隻存溫熱的灰燼之後，金嶽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理性地掌控著他的處世哲學，許多時候用“打發日子”來形容自己長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後來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與梁、林三人間的親密關繫做了簡單的、純粹外表上的描述，並發揮了對“愛”和“喜歡”這種感情與感覺的分析。按老金的邏輯推理：“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就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而“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看得出，此時的老金已真的把愛藏在心底，與梁、林夫婦以純粹的朋友相互“喜歡”了。
由於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氣或曰書獃子氣太重，在當時的北平學術界流傳著許多令人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閑來無事，平時迷戀養雞、養蛐蛐等小動物，想不到這養雞鬥蛐蛐竟鬧出了奇事任的妻子楊步偉晚年在回憶錄《趙家雜憶》中說：趙家在北平時，有一天，金嶽霖忽任家打了一個電話，說是家裡出了事，請趙太太趕快過來幫幫忙（按：楊原在日本學醫，專業是婦產科）。楊步偉認為大概老金那時正跟一位莉蓮?泰勒（Lilian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麼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來是金家的一隻老母雞生不出蛋，卡在後窗的半當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請楊醫生前來幫忙助產。
就在楊步偉“助產”不久，又發生了這樣一件奇事。據當代作家黃集偉說：“某日，伏天，數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閑坐。一進門，便見金先生愁容滿面，拱手稱難：‘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細問，但念及‘金老頭兒’獨身一人，不便諸多，便做英雄狀慷慨允諾。俄頃，廚師為來賓每人盛上一碗滾沸的牛奶……英雄言辭尚餘音繚繞，無奈，隻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於不顧將碗碗熱奶一飲而盡。誰知幾位不幾日再次光顧，重又承蒙此等禮遇，且金先生口氣堅定，有如軍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向金先生問及此事，方知原來金先生鼕日喜飲奶，故訂奶較多；時至盛夏，飲量大減，卻又棄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飲奶’一舉。也許金先生以為訂奶有如‘訂親’，要‘從一而終’，不得變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減盡由主人之便的通例。當友人指點迷津甫畢，金先生照例回贈四個字的贊許：‘你真聰明！’”
除上述所列，還有更令人拍案叫絕者。據金嶽霖自己回憶：陶孟和在北平時與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紹金在北平較早喫西餐的引路人。當時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橋，電話是東局五十六號，金嶽霖平時記得很牢，可有一天給陶孟和打電話，突然發生了意外。老金撥通後，電話那頭的小保姆問：“您哪兒？”意思是你是誰。老金一聽，竟一時忘了自己是誰，但又不好意思說自己忘了，即使說，對方也不會相信，一定認為是搞惡作劇，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說：“你甭管我，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饒地說：“不行。”老金好言相勸了半天，對方還是說不行。萬般無奈中，老金隻好求教於自己雇來的洋車夫王喜，說：“王喜呵，你說我是誰？”王喜聽罷，將頭一搖，有些不耐煩地答道：“你是誰我哪裡知道。”老金著急地說：“你就沒聽見別人說過我是誰？”王喜頭一扭說：“隻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纔使老金從迷糊中回過神來，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電話那頭早已掛斷了。
以上故事是說老金的“痴”與“愚”，下面兩例則是老金的“直”與“憨”。
留美纔子、當年清華研究院的實際負責人吳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吳按捺不住愛情對他的折磨，公然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州四海共驚聞”之句（吳與自己的發妻陳心一生下三個女兒後離婚，轉而追求一代纔女毛彥文，但終生未果）。眾人聞見，大嘩，認為吳有失師道尊嚴，不成體統，便推舉老金去勸勸吳，希望對方以後多加收斂，不要鋒芒畢露，刺痛了別人，也傷及自身。於是，老金便稀裡糊塗地找到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話音剛落，吳宓勃然大怒，拍著桌子高聲呵斥道：“你休在這裡胡言亂語，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廁所更不是毛彥文！”老金聽罷，不知如何是好，隻有木頭一樣獃獃地站著聽吳罵了半天。後來老金曾自我檢討說：“我把愛情和上廁所說到一塊兒，雖然都是私事情，確實不倫不類。”
“七七”事變後，金嶽霖與梁家一起離開北平，轉道天津赴長沙。後來，又先後抵達昆明。梁、林夫婦繼續經營中國營造學社，老金則任教於西南聯大哲學繫，但多數時間仍與梁家住在一起。據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受業於金嶽霖，後成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說：“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另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裡穿夾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老金這一頗具特色的鮮明形像，給整個西南聯大師生留下了深刻印像。作為國文繫出身的汪曾祺還回憶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瀋先生（從文）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瀋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繫。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汪曾祺講的隻是生活中幾個逗人的片斷，就金嶽霖而言，當然還有他生活嚴謹和憂國憂民的一面，否則金嶽霖將不再是金嶽霖，而成為王嶽霖或張嶽霖了。
金嶽霖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著名學者一樣，基本上都是早年清華，然後留美，回國做大學教授，屬於名重一時的歐美“海歸”派。雖然各自的專業不同，但整體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即“參政意識”。老金的專業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則是首屈一指的大師級人物。老金年輕的時候，雖然對中國社會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但並沒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歲的時候，曾經對知識分子改良社會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說：“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纔有大力量，纔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工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他不止一次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卻又不知不覺地對政治投入了熱情，與當時許多清華、北大“海歸”派一樣，在許多公開發表的宣言中簽過名，對學生運動，也和其他教授一樣，有自己的一貫看法和一套為人處世的道德哲學。
為此，金氏的學生殷福生（後改名海光，1949年赴臺灣在臺大任教多年）曾這樣描述金嶽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忽然踫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過我的老師，我接觸到西洋文明最厲害的東西——符號邏輯。它日後成了我的利器。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正是得益於金嶽霖的言傳身教，殷海光纔有了後來在思想與學術上的發揚光大。尤其到臺灣之後，殷氏成為中國臺灣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政論家、哲學家和邏輯學家，並成為中國現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殷海光去世後，由臺灣遠景出版社出版記錄殷氏臨終前話語的《春蠶吐絲》（陳鼓應編）一書，書中多處談到殷海光與金的交往及其對金的評價。其中有一段講到抗戰前北平的邏輯研究會。在一次聚會時，有人提起哥德爾(K.Goedel)工作的重要，老金說“要買一本看看”，他的一個叫瀋有鼎的學生當場對金說道：“老實說，你看不懂的。”老金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當時殷海光在一邊看到他們師生兩人的對話大為喫驚，認為“學生毫不客氣的批評，老師立刻接受他的建議，這在內地是從來沒有的”。後來，老金在西南聯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國讀到這個故事後，認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覺得“大家都該有金先生這種‘雅量’，如果在一個社會裡，這樣合理的反應被認為是奇跡，纔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許，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學生，金嶽霖精神的血脈得以延續，薪火代代相傳。而他來李莊的故事，因其作為一代哲學大師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與道德坐標，成為整個中國抗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長期存活、綿延於一代又一代學人的記憶裡，成為一道亮麗、永恆的風景，鐫刻在滾滾東逝的揚子江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