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她尾隨著張愛玲款款走來 序她尾隨著張愛玲款款走來
我們念大學時，張愛玲是被塵封的，那時大陸的主流文學史裡面從來不提張愛玲的名字，隻知道魯郭茅巴老曹等，上海文壇乃至中國文壇似乎壓根兒沒有張愛玲的存在。
張愛玲剛啟封時，我敢說，那時淳子要比張愛玲出名。憑借著東方臺的紅火，幾乎每一檔節目的主持人都有一群粉絲，更何況淳子主持的是一檔嶄新的關於心靈撫慰的長達六小時的通宵節目——《相伴到黎明》，憑著她的文學纔華，憑著她的記者閱歷，憑著她款款道來的細聲慢語，憑著她善解人意的古道熱腸，她征服了夜空，收獲了聽眾無數。那時候可以說沒有張愛玲什麼事，有的是淳子的夜空。然而，很快張愛玲被啟封了，這位曾經風靡上海灘的女作家重新獲得了文壇的認可，她的作品包括她的生平引起無數人的興趣，而淳子就是其中之一。從忠實的讀者到權威的詮釋者、研究者，淳子耗費了無數日日夜夜與張愛玲廝守相伴，我沒有見過如此的痴迷者，如此執著不渝的研究者。
我曾擔任過學術機構的領導，我也交往了許多學界的朋友，但我幾乎沒見過像淳子研究張愛玲這樣瘋狂的，她不僅熟讀了張愛玲每篇文章，甚至追蹤張愛玲的足跡，尋訪她生活工作過的犄角旮旯，不管天南海北、國內國外，但凡張愛玲踏足過的城市、街道、寓所、學校，一直到幾弄幾號幾室，她都像偵探一樣，親自去踏勘；但凡與張愛玲有過交集的人物，以及與張愛玲有過一絲一縷相關的事物，她都像探礦一樣去發掘。
為了探尋張愛玲在美國的四十年足跡，她會埋首在卷帙浩繁的檔案裡，悉心追尋。在美國查找資料的來訪者記錄裡，近十五年，淳子是一人。有時就為了看一眼張愛玲的一處曾短暫逗留過的寓所，她會在十餘次的造訪未果後，依然鍥而不舍。就像她在《花落：張愛玲美國四十年》一書中說的，“於我而言，有關張愛玲的一草一木，一字一帖，都會引起內心的震動，這是我的痴”。於是，一部一部研究張愛玲的著作從她筆端流出，潺潺不絕，琤琮作響，她為此已經撰寫出版了十一部專著。也許，有些學者會不認同她的著作，認為不符合規範的學術專著的套路。她的相關張愛玲的著作，確實不那麼“學術”，因為，有的人一“學術”就故作高深，一“學術”就囿於幽苑，一“學術”就佶屈聱牙，一“學術”就不忍卒讀。而她，幾乎每一本相關張愛玲的著作都成為了暢銷書，甚至剛出版不久便告售罄。她以她獨到的見解、獨到的文字、獨到的材料、獨到的田野調查而征服讀者，以致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中國的香港、臺灣等都盛情邀約，不光是請她去考據，還請她的文字，請她的演講，請她的上海女性的魅惑。甚至央視的名欄《百家講壇》也邀請她去，與紅學大家周汝昌等一起為全國觀眾講她的張愛玲。淳子再度因張愛玲這位民國女子而火起來。成為張愛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其實，何謂學術？不就是學以致用、術有專攻嗎？淳子對張愛玲的了解從為文到為人，從生活到愛情，從人生屐痕到文學旅程，可謂既統觀全局又細致入微，既高屋建瓴又鞭闢入裡。她的考據、檢索、調查、閱讀就大陸研究張愛玲來講，恐很少有人出其右。這就是做學問的態度，做學問的鑽研，做學問的嚴謹，隻不過她的表達不是枯燥乏味的高談闊論，不是故作姿態的引經據典，而是亦論亦敘，借散文的筆調、借小說的技法，甚至借用電影蒙太奇的剪輯，把敘述者和被敘者、把現實的場景和歷史的閃回巧妙而不露斧痕地組合與疊加，賦予論文以文藝的靈動和女性的旖旎，就像蘇東坡自詡的那樣：“剛健含婀娜。”
這裡不得不提淳子的文字，她的文字自有一功，特色非常鮮明，哪怕你抹去作者的名字，一讀文字便會覺得這是淳子的文筆。簡潔、短促、跳躍性強，畫面感濃。她很少寫長句子，有時甚至惜墨如金，幾個字就把韻味勾兌出來。但她也有女性的偏好，對服飾衣著、梳妝打扮、美味佳肴，往往會不吝描寫，這一點暴露出上海女性的特點，甚至她的語調語法都會浸染些許民國時期的餘漬。難怪她與潘迪華這樣的女子一見如故。她喜愛旗袍，喜愛《夜來香》這樣三四十年代流傳的歌謠，其實，她身上淡淡的小資味正是民國時上海女子的寫照，她似乎從那時泛黃的月歷牌和香煙牌上走下來，穿越時空來到當下。因此從這一角度，她研究張愛玲倒是非常契合。
我和淳子既是大學時代的同窗，後來又是一個單位的同事，所以彼此非常熟悉。記得她給我的印像可謂驚鴻一瞥，我們新生報到那一天，規定體檢，學校醫務室的老師坐在報到臺邊給每位新生抽血。我班有位同學長得有點肥胖，伸出他胖鼓鼓的手臂，醫務室的老師竟找不出他的靜脈血管，連抽三次無功而返，痛得這位同學哇哇亂叫，那位老師也有點慌了手腳。正在尷尬之際，排隊等候抽血的學生隊伍裡，走出一位眉清目秀的女生，她走到醫務室老師邊上，輕輕說：“老師，我來試試！”然後她沉著地捏起針筒，一針下去，立馬見血。大家不禁都為之喝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這位同學，她叫李忠民，很有時代感的名字，以後筆名叫淳子。原來念大學之前，她是瑞金醫院一名白衣天使。進大學之後，她一直在學校廣播臺幫忙，也許冥冥之中，為她日後進電臺工作做好了鋪墊。畢業後，她去了中國唱片廠做編輯，以後又去了《上海文化藝術報》做記者，但她似乎還心心念念著進電臺。我當了東方臺臺長後，這樣的機會來了，她成為新成立的東方臺批主持人。
當時東方臺推行主持人中心制，這樣的體制機制非常適合主持人成長，東方臺是上海個實行24小時直播的全天候電臺，以往，從子夜到凌晨這座城市上空是寂寞無聲的，我們填補了這一空白。我們設置了一檔我親自取名為《相伴到黎明》的通宵節目，它針對失眠、失業、失戀、失足、失意者，淳子擔綱了這檔辛苦的節目，當然與她輪流主持的還有夢曉、葉沙、魏民。很快這檔深夜通宵達旦的節目竟成為東方臺紅的節目之一。淳子等主持人溫婉柔情的話語為那些“失落”者打開了一扇窗，成為了城市夜晚的心理按摩師。於是，經常會看到這樣暖心的場景：凌晨熱心聽眾會端著牛奶、雞湯守候在傳達室，等候節目主持人下班。我指的就是這階段淳子的名聲要超過張愛玲，至少在上海、在長三角這是一點不誇張的。然而，有一天淳子要離開了，新加坡麗的呼聲電臺聞訊來挖她，於是她走了，臨行，我對她說，隻要我還做臺長，電臺大門始終對她敞開著。前兩年，我也是如此與將赴香港鳳凰臺的竇文濤這樣講的。後來，我們搬進了虹橋的廣播大廈。某一天，從新加坡回來休假的淳子對我說：“臺長，我真羨慕你們搬進這樣氣派的大樓，我想回來。”其時我知道她已可以拿到新加坡永久居住證，然而她說盡管這樣她還是想回來，那邊太寂寞了，沒有人說話。她指的說話人是有頭腦有智慧有情懷的人，新加坡的精英也都流失去歐美了，隻留下一些為生計而操勞的人，於是她有一種深深的難以排遣的寂寞感。就像她在她的一本書裡說的，“我要回去，這裡像花園，可是和我有什麼關繫呢？這裡的街道、這裡的房子裡，是沒有我的故事的”。於是，她海歸了，來到了她心儀的廣播大廈上班。但她回來不久就闖了一樁不大不小的禍。因為她總是想說一些不落俗套的話，然而偏偏踩雷了。於是，她不得不接受處分。為此我不得不“冒險”為她減輕處罰，終她離崗“休克”半年。其實說到底，我挺身救弱既是為她，又不全是為她。東方臺是靠改革開放、探索創新起家，這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基，如果我們沒有容錯糾錯的機制，沒有寬以待人的氛圍，就會讓明哲保身、不思進取的平庸風氣滋長並彌散，那麼東方臺改革探索的銳氣將會鈍化，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而淳子就在這樣的歷練中逐步成熟起來。以後我離開了東方臺，調任國際藝術節擔任總裁，我們交往就少了。但是她永遠是位“藝青”，逢藝術節演出特別高檔的節目，我記得如歐洲交響名團，如世界芭蕾名團，如新潮的現代藝術等，她會來蹭戲，但我沒有票了。可能的是開場時看看在大劇院保留的11排工作位是否坐滿了，如果還沒有坐滿的話，我可以讓她進來填充，她就這樣做了好幾次候補觀眾，可見她對藝術執著的喜愛。現在她用這種近乎痴迷的喜愛來接納張愛玲，於是一發不可收，她走進了張愛玲的生活，張愛玲走進了她的寫作。
關於張愛玲，淳子又有了第十二本著作，我花了將近兩天的時間仔細讀了，我不得不由衷感嘆淳子的日益長進，她的文字老辣而又彌散著女性的細膩，也許這緣於她的勤奮、筆耕不輟，但更緣於她和張愛玲的不離不棄。這兩位不同時代的女性神交心契、隔空相擁，張愛玲以及她的作品始終伴隨著淳子、纏繞著淳子，“暮靄四合，剛下過雨，小徑上濕漉漉的，滿目都是她的句子，她撐著雨傘，抱歉地走來，消逝在傳說裡”。這就是淳子的自我寫照，某種程度上她生活在張愛玲的世界裡。
因此她寫張愛玲就像寫她自己，如書中寫張愛玲的出場似乎信手撚來，出語不俗、栩栩如生：“張愛玲，天鵝頸，傳說中的伶仃，一件清朝大鑲大的襖，下擺處露出一截寶藍色旗袍，平金牡丹戲鳳繡花鞋，頭發極短，玳瑁鵝黃眼鏡，托一壺茉莉香片，唇間一抹香奈兒的殷紅，似乎聞得到甜蜜的味道，是中年，卻又完全沒有年齡的界限。青衣身段，裊裊的，從廚房這邊踱出來。”完全是一部電影的出場畫面，非常有鏡頭感。而她寫張愛玲的人生落幕又是那樣真切與精闢：“日子已經過破了，懶得去綴補了。活得太久了。惘然，惘然，惘然——”“她的一生，自戀、自負、自閉、自憐、自量、自知、自制、自省、自贖、自勉、自強。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就是張愛玲潦倒地客死他鄉的歸宿。
這是一本寫張愛玲一生的紀實文學，但淳子不斷將自己擺進去，她的痴迷、她的尋覓、她的追蹤、她的目睹都融入這本紀實文學，使讀者經常有角色進進出出的幻覺，但讀來並不感覺別扭，好像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她還大膽地將上海“海派文化”的濫觴牽到張愛玲身上，“張愛玲高舉著‘出名要趁早’的大旗，跳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用《紅樓夢》鏈接歐美文學，標新立異，自成一派，一路呼嘯，橫掃各路名家。多年後，她的文學，被貼上‘海派文學’的標簽，她成為祖師奶奶”。其實這本關於張愛玲的紀實文學，並不完全是常規意義的紀實文學，它有觀點、有評述、有考據、有調研、有采訪，它是淳子的一種獨特文體，不拘一格而又自成一格。
上海素有東方巴黎之稱，巴黎太豐富了，上海也是太豐富了。淳子雖然在上海市中心的幽雅之地長大，但是她仿佛一直徘徊在上海的郊野，就像她自己說的，“很久以來，由於無知、習慣、狹隘和漫不經心，對於自己出生、成長的上海熟視無睹，一直站在它的門外。張愛玲輕輕地過來，領了我進去。我需得敲門，她不要的，因為是她自己的家”。張愛玲是上海的女子，盡管她下半生移居美國，但是她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長大、在上海寫作、在上海出名，上海是她的風水寶地，是她的根脈。“上海真真的是盛宴，你要，它就給，仿佛取之不盡，仿佛宅心仁厚。隻是，如果沒有了張愛玲的文本，我是不能夠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上海的。”於是，淳子鬼使神差地尾隨著張愛玲，糾纏痴癲，不離不棄，義無反顧地走去，由此，她認識了上海，她認識了世界。
陳聖來
（原上海東方廣播電臺臺長，現為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國際文化學會會長、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