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兩種生活：一種是現實中的生活，是我們從童年時代就開始憧憬的，透過迷霧，直到成年後仍在勾畫的生活；另一種是虛幻的生活，我們活在與其他人的各種關繫中，這是實際的，對每個人都受用的生活，這種生活一直延續到我們死亡的那一天。
——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惶然錄》（TheBook of Disquiet ）

如果我們閱讀一下由彼得·弗朗斯（Peter France）編輯的、令人印像深刻的《法國新牛津文學指南》（New Oxford Companion toLiterature in French ，1995 年）中收錄的不同作家的作品，就不難發現，每一位作家都具有一個固定的被大家公認的文學身份：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法國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另外還被冠以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道德家等稱號。而羅蘭·巴特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不能進行分類的作家”。但對巴特進行分類是必要的。不管是在索引卡上、在教學筆記方面，還是在許多他的出版物中，甚至是在往來信件裡，無不體現出他是一位嚴謹深邃的作家。對於巴特而言，他就是一個典型的“組合體”，不能被單獨地、簡單地分類。這種“組合體”的說法，雖然僅僅隻是一個再利用的、重新包裝後的說法，但也是對瞬息萬變的現狀的一種關鍵性的描述。
眾所周知，巴特是反感作家日記或筆記類的作品的。他幾乎從來不撰寫作家日記。很明顯，我們能稱之為“日記”的四篇文章[ 那些描述他在摩洛哥的經歷和巴黎的左派論戰的文章、他對1974 年訪問中國的描述，以及他的《哀悼日記》（Journal de deuil ）都是在他母親去世後完成的] 都是在他去世後出版的，這很可能違背了他自己的意願。1 然而，近期出版的1973—1974 年巴特研討課的報告《作者的詞彙》（Le Lexique de l'auteur ，巴黎，2009 年）—該作品於1975 年以“小說化”的形式收錄在《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中—使用的大部分資料是通過教學和演講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銘記自我（the Self），銘記他的自我。之後這種方式廣泛應用於他的研討會和演講稿中，如《戀人絮語》（Discours amoureux ）主題研討會，1976—1980 年在法蘭西學院做的演講《如何生活在一起》（Comment vivre ensemble ，作者去世後，在2002—2007 年於法國出版）、《中性》（Le Neutre ）及《小說的準備》（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等。巴特命中注定要成為一名學者，他的筆記似乎都可以看作他的“日記”。而這些“日記”是對他在生命的後階段發表的散文和書籍的補充，通過這種方式也將他的自我銘記在了寫作之中。2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新”的作品，都整理自巴特在後的十年中所做的教學和演講（從商業的角度來說是他成功的作品），這些似乎都指向了一個新的作品，即巴特所稱作的《教案》（livre-cours ）—這本書或散文就整理自他的教學演講或者研討會上的發言。
雖然他從未設想過，未來要將他所有的教學和課堂筆記以“書籍”的形式發表，但巴特非常清晰地認識到，如果把自我作為他教學研究內容的一部分，那麼就將出現一個把自我（並不一定是巴特的自我）作為首要思考問題的文學產物。因此，在20 世紀70 年代，巴特的作品就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趨勢，我們可以稱之為“自我小說”，並且自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這種形式打破並重新定義了之前人們對傳記和自傳體體裁的認知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自我”就是具有巴特特性的制度上的轉折點：教育是玩（出）自我或產生（出）自我的地方。1977 年在瑟裡西專題討論會（Colloque de Cerisy）上，法國新小說家（nouveau romancier）阿蘭·羅伯- 格裡耶（AlainRobbe-Grillet）這樣描述巴特：“我隻是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小說家，
而你將是未來永遠的小說家。”3
巴特似乎已經受到了未來的優待。盡管巴特認為這樣“毫無意義”，但他去世後發生的事情還是可以認為是受他的寫作風格的技能影響。讓- 路易斯·珍妮爾（Jean-Louis Jeannelle）在評論瑪麗·吉爾近完成的巴特傳記時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一個人是否真的可以“不東拼西湊巴特的生平，就能寫成有關巴特的‘具有巴特特性的’傳記”，並且她還認為巴特具有優先選擇權：
巴特有效利用了這樣一種對自己的分析的反身意識，即在他沒能理解或確定任何層次含義的情況下就進行貿然評論，而對此，他自己都可能還沒有預料到。4
相反，吉爾認為，我們在認知巴特的時候，應把巴特和他的家庭結構聯繫在一起。她以巴特於1970 年整理出版的《S/Z》進行舉例說明，這部著作是巴特閱讀了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中篇小說《薩拉辛》（Sarrasine ）後，寫成的充滿奇異愛情的作品。這部作品的書名表面上引用的是薩拉辛（Sarrasine）和贊比內拉（Zambinella）名字的首字母—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贊比內拉是薩拉辛多情的愛人，而吉爾卻將作品的名字與巴特名字的後一個字母和他同母異父的弟弟米歇爾·薩爾塞多（Michel Salzedo）名字的中間字母聯繫在了一起。出於對母親的過度依賴，他對弟弟的感情一直是非常復雜和矛盾的：
如果我能確定……《S/Z》中描述的“生命”的密碼（關於他弟弟的出生的“描述”），那麼令我感興趣的就不是“閱讀”他的私人生活。弟弟薩爾塞多的出生使巴特產生了心理方面（嫉妒，俄狄浦斯式的戀母情結等）的影響，而對此，他一生都很少做出解釋，從來沒有；令人著迷的是在文本中去尋找生活的寫作、人生的軌跡—即在《S/Z》中題寫弟弟的誕生。這就是人物傳記。這就是一生中的這個地方—“生活的（那個）地方”—這就是我正在描述的，且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題詞。文本“生活的（那個）地方”就是處在應有位置上的那個文本，但又允許我們用異常簡單的想法打破生活隻由事實構成的觀念。5
對某個人的生活進行分析和描述，由此包含價值判斷，這種判斷（至少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在那個人生命終結的時候所領悟到的真諦。在巴特的意識裡，餘生“毫無意義”，而且，對吉爾來說更重要的是，其他重大事件“將巴特人生的階段壓縮成了一個停滯、沒有時間概念的縮影，這是對他人生階段的反映和重演”。對於“她的”巴特來說，1977 年他深愛的母親的離世是一場悲劇，就是這個重大的事件，令巴特陷入巨大的悲傷中不能自撥，畢竟，正如他在1971 年所描述的那樣，隻有他的母親“讓他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暖”。這對於吉爾而言，發生在巴特辭世三年前的喪親之痛，確定並改變了我們認為的巴特典型的生活方式。6 在某個人去世後，如果他的生命由發生在他的生命後一刻的、有著重大影響的事件進行定義，將會怎樣？換句話說，由於巴特人生中重要的事件（他母親的去世）發生在他的生命的晚期，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為“逆推”巴特的傳記列出綱要—以他的死亡為開端，向上追溯歷史，這不同於傳記常規的“逆推”軌跡的一般流程（從出生寫到死亡）。事實上，巴特采用的敘事分析，特別是在之前已經提到的、著名的關於巴爾扎克的中篇小說的《S/Z》中所采用的敘事分析，表明了所有的敘事（包括傳記）都是可逆轉的文本—更不用說把它變成令人愉快的故事或“語錄”，然後被錯誤地引用了。事實上，言外之意指的就是所有被稱為“文本”的事情在之後都可以被稱為“生活”。這種主張受到人們廣泛的支持。可是話又說回來，我們將看到，存在於文學及文學散文中的強烈的社會化的自我放縱成為他“批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盡管大家認為巴特是無法進行分類的，然而當我們審視他整個人生的時候，會發現還是有可能對他的作品進行分類的。但是矛盾的是，這種分類將削弱其個性，或者至少削弱其獨特的個人理念。即使巴特著作的形式、內容和風格很難歸屬於一個流派，他的著作的精髓還是與社會、與其他作品、與讀者深入地聯繫在了一起。法國語言學家喬治·穆南（Georges Mounin）曾經表示，巴特既不是語言學專家，也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家；相反，巴特掌控的是現代“社會心理分析”的一種形式。7 盡管我們將要描述巴特在心理分析上的
不足—他在心理分析的要求和實際應用方面是相當矛盾的—我們也將探討他社會方面的作品。這涉及復雜的強調集體的、以團隊為導向的巴特—在20 世紀30 年代作為巴黎索邦大學的肄業生，他建立了古典戲劇小組；在40 年代，由於罹患肺結核，他不得不到社會化的醫療機構—阿爾卑斯山的療養院裡進行治療修養；在50 年代，他成為法國大眾戲劇運動的活動家；在60 年代，他探討了服裝與時尚，將其理論化成個體的表達和社會對大眾文化的融入；在70 年代早期， 他研究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Fourier）及其公共的“法倫斯泰爾”， 隨後，巴特於1976 年做了“如何生活在一起”（How to Live Together）的演講。閱讀巴特社會方面的作品也意味著探討其寫作的全部行為，這體現在其所有的資料、意識形態和對快樂的熱情頌揚層面上，體現在其與上流社會、他的朋友和詆毀他的人的深層關繫中，以及與社會的關繫裡。
雖然他和我們在對一個人的分類方面保留各自意見—在後面我們將言簡意賅地進行探討—羅蘭·巴特卻已經成為重要的和經常被引用的20 世紀的法國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方法、散文及格言不僅波及整個人文科學，例如在文學和視覺上的研究，還波及了整個社會科學乃至“硬”科學（醫學、數學，甚至二進制理論等）。值得強調的是，盡管對“巴特”進行了擴散與傳播，他的思想似乎是漂浮在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文化風中的，那就是必不可少的、沉積下來的“巴特”—即偉大的作家。然而，該術語需要被嚴格地定義（至少在探討巴特的情況下）。巴特既不是“浪漫”啟迪的天纔，也不是超現實主義無意識行為的玩物，具有巴特特性的作家在這兩個對立選項間引導了一個緊密的角逐。巴特通過一種疏散或者曝光，實現了（他的）主觀性，其中寫作掌控著作者之手，而不是作者之手掌控著寫作。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很好地總結了隨後發生的“自我情感轉移”的寫作行為：“誰在駕馭著鋼筆？……我思想裡的某個人正在寫作，他移動著我的手。”8 與沒有罹患“個人聲音狂躁癥”的帕斯的情況類似，巴特對“條理清晰的作品是由許多的聲音構成的”這一點堅信不疑（這使得巴特在作品中進一步引用了帕斯的散文詩）。
此外巴特的作品還證實了一種合群的精神，一種社會性的寫作，尤其是在“他通過被人思考”和 別人“通過他思考”的雙重概念方面。在寫作的前景化行動和條件上，巴特並沒有明顯地表露出自己是寫作的狂熱信徒，而是通過寫作進行一種實踐和救贖。死後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寫作—作為永久痕跡可以凌駕於活著的作家的語言行為之上—可以在作家去世後仍給其以存在感（即追授謚號）。帕斯寫道，對於巴特來說，用於單獨寫作的時間就是早上，在家中，從早上7 點到下午1 點。
巴特去中心的寫作自我還有另一個維度，即存在於自身之外的自我的精神分析範疇。自1942 年以來，印像中在早期的一篇文章裡，巴特引用了保羅·瓦萊利（Paul Valéry）的聲明成為詩人，目的是 “能夠對詩學的過程有一個準確的解釋”9。到了1942 年，巴特更加注重所有作品的自我指涉性，以至於瓦萊利的詩歌會輕易地被歸於巴特。巴特成了一名散文家，目的是“能夠對（文學）散文的演變過程做精準解釋”，因此帕斯的詩歌中采用了第三人稱，1975 年發表的《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中，巴特的“他的自我”的傳記（不是他自己的自傳）也使用了第三人稱。
這並非是說巴特除了“我為什麼（以及如何）寫作”的概念問題之外就沒有其他目的了。重要的是在閱讀巴特的時候，記住他會經常揭示某事（這件事正在發生，已經做了，將要發生），而他真正的意圖是“我將要去”（“我應該”、“我可以”、“我能”等）。這就是他的“科學的”做事方式。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修辭戰略—例如，巴特於1967 年發表的開創性散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宣告了一位作家的誕生，但這也可能是因為他天生就是個作家，他徹底地跨入了他所謂的寫作（écriture）。因此，言外之意，“語言”已經存在於讀者的腦海中，體現了一個去中心化的自我，一
個主觀的（再）社會化。10
然後傳統的、“正常的”、個人的自我的逐漸虛弱就是巴特所謂
的—在標志性地使用古希臘術語過程中—矛盾的一部分。巴特絕非是要與這個自我保持一致，他是[ 繼安烈·紀德（André Gide）之後]想要向大家表明，我們是如何猶豫不決的，我們如何纔能去除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的、巴特所謂的“開放的辯證法”的矛盾的綜合體，因為這個自化的、復雜的、社會化的。11

“前言”注釋
1.Éric Marty, 'La Vie posthume de Roland Barthes', in Barthes après Barthes: une
actualité en questions, ed. C. Coquio and R. Salado (Pau,1993).
2. 參見例如巴特後（未完成）的一篇文章“One Always Fails in Speaking of
What One Loves”，這篇文章收錄進了巴特撰寫的The Rustle of Language , trans.
Richard Howard (Oxford, 1986)，pp.296—305， 或參見他後一本書Camera
Lucida (Paris, 1980)。
3.Alain Robbe-Grillet, Why I Love Barthes (Cambridge, 2011), p.26.
4.J.-L.Jeannelle, 'Barthes ne se laisse pas faire', Le Monde des livres (9 March
2012), p.9.
5.Marie Gil, Roland Barthes: Au lieu de la vie (Paris, 2012), p.21，吉爾的傳記很快
就被已經獲得授權的傳記Tiphaine Samoyault (2015) 取代了，當時恰逢巴特誕辰
一百周年。
6.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ed. Éric Marty (Paris, 2002), vol.III, p.1025.
7.G.Mounin,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Paris, 1970), p.65.
8.Octavio Paz，Early Poems , 1935—1955 年裡的沒有標題的散文詩，trans. Muriel
Rukeyser (New York, 1973), p.61。
9.Roland Barthes, 'On Gide and His Journal ', in A Barthes Reader , ed. Susan Sontag
(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p.15.
10.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Glasgow, 1977),
pp.142—148.
11. 在Roland Barthes et l’étymologie 中，Cécile Hanania 將Maché 定義為一種“通
過自我而進行的對主體的矛盾的陳述”，參見 Cécile Hanania，Roland Barthes et
l’étymologie (Brussels, 2010), 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