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柳鳴九先生是法國文學研究界的著名學者,早在80年代初,他主編的《薩特研究》就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為存在主義作品的譯介打開了道路。現在他又主編了《加繆全集》,並且親自翻譯了加繆的代表作《局外人》,在譯介存在主義作品方面可謂有始有終、功德圓滿。瀋志明先生現居法國,不僅參與主編了《薩特文集》和《加繆全集》,而且主編過《阿拉貢研究》等許多作品,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加繆全集》的特色,首先是作品齊全。它是按照法國加裡瑪出版社權威的七星叢書版翻譯過來的,不僅重譯了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等著名小說,而且翻譯了他的所有劇作,以及包括政論和文論在內的全部散文作品。尤為珍貴的是還有他基本完成、但尚未定稿和出版的小說《個人》。其次是質量上乘。由李玉民、丁世中等資深翻譯家來擔負翻譯加繆作品的重任,完全稱得上是名家名譯,從而充分保證了譯文的質量。後是全書之前有柳鳴九先生寫的長篇總序,不僅簡明扼要地評析了加繆的生平和作品,而且對時代背景中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有獨到的精闢見解,對於讀者極有參考價值。凡此種種,對於我們深入理解加繆的哲理作品和文學創作,全面認識他的思想及其發展過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所共知,這一思潮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曾經有過重大的影響。可是這股思潮為什麼會在廣泛流行之後迅速衰落?加繆為什麼始終拒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他與薩特本來是朋友,後來為什麼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存在主義作家為什麼隻有薩特、加繆和波伏瓦3人,沒有任何傳人或弟子?這些問題,都隻有在充分研究薩特、加繆和波伏瓦的作品的基礎上纔可能得到解決。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加繆和薩特同屬於存在主義這個哲學和文學的流派,因此他們之間無疑是大同小異,不會有什麼根本的分歧。加繆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也許隻是他的謙虛之詞。如果對存在主義思潮有所研究,我們就會知道存在主義不是一個流派,而是後人給薩特和加繆貼上去的標簽,隻是薩特起初拒絕、後來卻接受了,而加繆卻始終沒有接受。關於加繆因發表《反抗者》而引起的激烈論戰,以及他與薩特的決裂,由於當時薩特以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著稱,而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幾乎都站在薩特一邊,以至於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都備受孤立,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人們通常可能歸咎於加繆。
在歷史已經證明加繆對於蘇聯的指責所言非虛的今天,我們再來閱讀《反抗者》,了解當時那場爭論的全過程,無疑可以對此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了。加繆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阿爾及爾支部,由於對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持有異議,在1937年被開除出黨,從此對蘇聯抱有戒心。薩特在戰後走的是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但是傾向於蘇聯,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後改變了態度,但是他直到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之後纔與蘇聯決裂。這種對蘇聯的認識上的差距,正是他們之間終分裂的根源。因此可以說他們的分歧不僅僅是個人的原因,而是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形勢造成的。
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同樣如此。薩特在戰前對現實不聞不問,寫出了表現荒誕生活的小說《惡心》。他當了俘虜之後開始關心政治,在抵抗運動時期用《蒼蠅》和《禁閉》這樣的寓意劇來激勵人民反抗敵人的侵略。戰後他提出了“介入文學”的主張,寫了《恭順的妓女》和《髒手》等一些筆調沉重的、為現實鬥爭服務的“處境劇”。但是他的作品被左翼和右翼的勢力所利用,他在不斷變幻的政治風雲面前更是無所適從,後終於放棄了文學創作,成為專門從事政治鬥爭的社會活動家了。加繆則在被開除出黨之後與現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采用寓意和哲理的方式宣揚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他的作品充滿了地中海的陽光,在凝重之中不失幽默,在表現荒誕的同時給人以希望,而後一部小說《個人》更具有寫實和抒情的風格。由此可見他們的作品不僅涇渭分明,而且都在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這個所謂的存在主義文學流派是不可模仿的,當然也不可能有弟子或傳人。
加繆和薩特都是一代偉人,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領袖,同樣受到後人的尊敬和懷念。隨著《加繆全集》的出版,加繆的思想和作品一定會引起人們更為強烈的興趣和關注。
《加繆全集》的特色,首先是作品齊全。它是按照法國加裡瑪出版社權威的七星叢書版翻譯過來的,不僅重譯了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等著名小說,而且翻譯了他的所有劇作,以及包括政論和文論在內的全部散文作品。尤為珍貴的是還有他基本完成、但尚未定稿和出版的小說《個人》。其次是質量上乘。由李玉民、丁世中等資深翻譯家來擔負翻譯加繆作品的重任,完全稱得上是名家名譯,從而充分保證了譯文的質量。後是全書之前有柳鳴九先生寫的長篇總序,不僅簡明扼要地評析了加繆的生平和作品,而且對時代背景中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有獨到的精闢見解,對於讀者極有參考價值。凡此種種,對於我們深入理解加繆的哲理作品和文學創作,全面認識他的思想及其發展過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所共知,這一思潮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曾經有過重大的影響。可是這股思潮為什麼會在廣泛流行之後迅速衰落?加繆為什麼始終拒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他與薩特本來是朋友,後來為什麼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存在主義作家為什麼隻有薩特、加繆和波伏瓦3人,沒有任何傳人或弟子?這些問題,都隻有在充分研究薩特、加繆和波伏瓦的作品的基礎上纔可能得到解決。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加繆和薩特同屬於存在主義這個哲學和文學的流派,因此他們之間無疑是大同小異,不會有什麼根本的分歧。加繆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也許隻是他的謙虛之詞。如果對存在主義思潮有所研究,我們就會知道存在主義不是一個流派,而是後人給薩特和加繆貼上去的標簽,隻是薩特起初拒絕、後來卻接受了,而加繆卻始終沒有接受。關於加繆因發表《反抗者》而引起的激烈論戰,以及他與薩特的決裂,由於當時薩特以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著稱,而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幾乎都站在薩特一邊,以至於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都備受孤立,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人們通常可能歸咎於加繆。
在歷史已經證明加繆對於蘇聯的指責所言非虛的今天,我們再來閱讀《反抗者》,了解當時那場爭論的全過程,無疑可以對此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了。加繆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阿爾及爾支部,由於對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持有異議,在1937年被開除出黨,從此對蘇聯抱有戒心。薩特在戰後走的是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但是傾向於蘇聯,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後改變了態度,但是他直到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之後纔與蘇聯決裂。這種對蘇聯的認識上的差距,正是他們之間終分裂的根源。因此可以說他們的分歧不僅僅是個人的原因,而是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形勢造成的。
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同樣如此。薩特在戰前對現實不聞不問,寫出了表現荒誕生活的小說《惡心》。他當了俘虜之後開始關心政治,在抵抗運動時期用《蒼蠅》和《禁閉》這樣的寓意劇來激勵人民反抗敵人的侵略。戰後他提出了“介入文學”的主張,寫了《恭順的妓女》和《髒手》等一些筆調沉重的、為現實鬥爭服務的“處境劇”。但是他的作品被左翼和右翼的勢力所利用,他在不斷變幻的政治風雲面前更是無所適從,後終於放棄了文學創作,成為專門從事政治鬥爭的社會活動家了。加繆則在被開除出黨之後與現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采用寓意和哲理的方式宣揚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他的作品充滿了地中海的陽光,在凝重之中不失幽默,在表現荒誕的同時給人以希望,而後一部小說《個人》更具有寫實和抒情的風格。由此可見他們的作品不僅涇渭分明,而且都在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這個所謂的存在主義文學流派是不可模仿的,當然也不可能有弟子或傳人。
加繆和薩特都是一代偉人,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領袖,同樣受到後人的尊敬和懷念。隨著《加繆全集》的出版,加繆的思想和作品一定會引起人們更為強烈的興趣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