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中華驕子(1898-1924)

悲歡童年

東北三年

“南開好的學生”

留學日本

五四狂飆

留法歲月

交往

“有什麼事需要我來幫忙嗎”——與朱德

入黨介紹人——與張申府

“以同學為兄弟”——與張鴻誥

珍聞

驚人的記憶

魏家樓之行

表演話劇

注重體育

《新青年》的巨大影響

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

第二編 砥柱中流(1924-1927)

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兩次東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總指揮

南昌起義的前委書記

交往

患難與共的朋友——與宋慶齡

贈皮袍——與瞿秋白

戰友加兄弟——與胡志明

珍聞

出生入死回

革命伴侶

“宵禁”遭槍擊

賀龍的引路人

第三編 勇挑重擔(1927-1937)

出席中共六大

順直之行

面對共產國際的壓力

特殊的戰鬥

半個總管家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

在遵義會議前後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交往

生死的情誼——與王稼祥

擔架隊長——與陳賡

危險關頭舍身相救——與蕭華

愛國情緣——與張學良

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見證——與斯諾

珍聞

神秘的古玩商

“伍豪啟事”

指揮紅三團的戰鬥

一次醫療奇跡

在黨小組裡

指揮脫險

勞山遇匪

第四編 結御侮(1937-1945)

五次談判

在山西前線

在武漢的日子裡

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處理張國燾叛逃事件

雲嶺之行

在皖南事變前後

霧重慶的一盞明燈

為建立聯合政府而努力

交往

相知甚深——與馮玉祥

在正義的鬥爭中結為知己——與陳嘉庚

相遇貴相知——與馬寅初

師生友情——與張伯苓

為了和平與民主——與吳耀宗

珍聞

武漢空襲與長沙大火

故鄉紹興感知音

看望西路軍

墜馬事件

超越血緣之愛

雙樂天圖

“悲痛之極，抱恨終天”

重慶抗戰文化軍

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

第五編 談判高手(1945-1949)

重慶談判

與馬歇爾在1946年

在上海“周公館”

轉戰陝北

協助指揮三大戰役

肝膽相照的光輝篇章

北平和談

首屆人民政協

籌建新中國

交往

“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與瀋鈞儒

“葬我於高山兮，望我大陸”——與於右任

“去時腹虛空，回來力無窮”——與陶行知

三次會晤——與朱學範

“把豬鬃公司交給你全權負責”——與古耕虞692珍聞

槍擊事件

震動山城的演奏會

“復堤尤重於堵口”

視察宣化店

“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營救新四軍死囚出獄

一本《政協文獻》

雨中救人

宴請柳亞子

“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

第六編 開國總理(1949-1956)

組建新中國首屆“內閣”

協助次訪問蘇聯

抗美援朝

領導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

制定個五年計劃

為引進新技術傾注心血

出席日內瓦會議

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騰飛

魅力揮灑萬隆

對臺灣進行爭取工作

提出四個現代化906交往

“隨便、自由、不客氣”的朋友——與十世班禪

用美國戰俘交換——與錢學森

一清如水，難能可貴——與趙樸初

忘年交——與齊白石

知音——與李四光

懷仁堂裡認同鄉——與筱文艷

珍聞

首次外交部之行

與中國鐵路的不解之緣

治理淮河

居住26年的西花廳

三峽夢

與卓別林的交往

領導原子核科學技術事業

和各族學員歡度五一節

與泰國“兒童人質”

第七編 勵精圖治(1956-1966)

知識分子的春天

在“反‘反冒進’”困境中

民以食為天

解決中緬邊界問題

為開展衛生工作而操心

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

中法建交

出訪亞非歐14國

在四年調整時期

後一次訪問蘇聯

率中國民航飛出國門

交往

琴瑟和音，相得益彰——與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與李宗仁

“我一定幫你辦到”——與朱啟鈐

“我願意做你的介紹人”——與程硯秋

珍聞

一位普通的觀眾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生育要有計劃

電影工作要兩條腿走路

會見“特殊”客人

西雙版納之行

視察艦艇部隊

導演東方絕唱——《東方紅》

親臨天山腳下

在邢臺震區

三到大慶

第八編 鞠躬盡瘁(1966-1976)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

保護知識分子

“生產絕不能停”

領導草擬“四五”計劃綱要

在“林彪事件”前後

叩開中美關繫的大門

揭開中日關繫新篇章

對統戰工作嘔心瀝血

“全面整頓”的後盾

交往

舍身“陪鬥”——與陳毅

“你不要去，我頂著”——與賀龍

人類尚的靈魂——與謝覺哉

安排五次轉移住地——與廖承志

大樹蔭深蔭弱苗——與張治中

臨終召見——與羅青長

珍聞

“自己當起了鐵道部長”

平息武漢“七二○事件”

領導中蘇邊界談判

“送阜外醫院”

談外語教學改革

智捉“四大金剛”

兩個女民兵舞蹈的誕生

175名將軍的解放

回延安

參觀雲岡石窟

“5?19”批示

在後的日子裡

魂歸江河大地

編後記

說明

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

座談會上的講話（2008年2月29日）胡錦濤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裡隆重集會，紀念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深切緬懷他為黨、人民、國家和人民軍隊建立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進一步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勛，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恩來同志出生於19世紀末年。當時的中國，遭受著列強欺凌、封建統治的雙重壓迫，民不聊生，國運衰微。青少年時代，他就立志“為了中華之崛起”而發憤讀書，認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他開始積極思考、探索中國社會的出路。20世紀20年代初，他到歐洲勤工儉學，通過反復比較，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在巴黎參與旅歐共產黨組織的創建，成為中國共產黨早的黨員之一。1924年，他回到祖國，投身中國革命的洪流，從此一直奮鬥在中國政治舞臺的前沿。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我們黨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

把三廳建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者

1938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適應抗戰發展的形勢，公布了經過修正的《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其中重要內容之一是：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訓處及軍委第六部，恢復政治部的編制。蔣介石任命陳誠為部長，同時邀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蔣介石的這一決定，應該說是國共合作在局部發展上的一個積極成果。因為自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建立起來了，但由於蔣介石堅持所謂融共政策，始終不願以平等的態度同共產黨合作，因此，雙方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綱領和適應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曾就此問題一再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同時派周恩來為代表就國共關繫以及團結抗戰等問題繼續舉行談判。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蔣介石不得不邀請周恩來參加國民政府工作，以表明他試圖做些改革和改善國共關繫的“誠意”。


為了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來參加國民政府，就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一職。周恩來也表示，“原則上決定干，惟須將政治工作綱領起草好呈蔣批定後，開始就職，否則統一思想、言論、行動諸多解釋、殊為不便。”


政治部下設三廳：總務廳；廳，管軍中黨務；第二廳，管民眾組織；第三廳，管宣傳。除第三廳之外，其他各廳廳長早已安排就緒，均為國民黨重要官員。周恩來分管宣傳工作，因此，把三廳建成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就成了擺在他面前的重要問題。


鋻於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不充實、不完善、不鞏固的統一戰線的現實，周恩來以及董必武、博古等同志集體研究決定，利用三廳這點政權機構體現中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政策，把它建設成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動員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機構。為達此目的，周恩來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耐心說服大家認識組建三廳的意義和作用，在人事安排上充分體現三廳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機構的特點和優勢。國民黨組建三廳的計劃是在大勢所迫、事非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因而他們在指導思想上既想適應形勢作出點改革的表示，但又不願放棄一黨專政的主張和做法。基於此，他們在組建三廳時，獨斷專行，企圖由國民黨實際操縱三廳，從而使三廳成為他們一黨專政的工具。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有些同志不願在這樣一個復雜的陣營中工作，他們認為，過去是同國民黨在戰場上做鬥爭，現在要坐在一條板凳上，感到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思想準備。針對上述思想，周恩來及長江局的同志反復向大家說明：要以民族大義為重，努力工作，“三廳是個政權機構，政權機構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我們可以利用它為全面抗戰做很多事情。”


在三廳人事安排上，周恩來利用政治部副部長職務，推薦和敦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把抗戰文化工作的領導權切實掌握起來。在副廳長人選問題上，經過周恩來、郭沫若、陽翰笙等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蔣介石被迫做了讓步，撤走了派往三廳任副廳長的特務頭子劉健群，由無黨派學者範壽康和國民黨人、司法行政專家範揚分任副廳長，國民黨妄圖架空郭沫若、控制第三廳的企圖落空了。


關於三廳各處的人事安排，根據動員抗日民主力量共同工作的精神，經過各方面的反復討論和研究，後由周恩來集中有關各方的意見作出決定：管一般宣傳的第五處，由救國會以及東北救亡總會負責，處長為胡愈之；管藝術宣傳的第六處，處長為著名戲劇家、詩人田漢，其中科科長由著名劇作家和著名作家陽翰笙擔任。三廳三百多名成員，大都為社會名流、文化精英，可謂人纔荟萃，群星燦爛。名單報上去，蔣介石很高興。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共團結了社會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團結了思想界、文藝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社會賢達，組成了堅強的陣容。


第二，擬訂宣傳綱領，作為三廳開展工作的依據。由於國民黨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共產黨，因而他們確定的宣傳大綱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以推行“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為核心的一黨專政的思想，這顯然是同當時全國人民要求開放民主、改革政治的願望相背離的。周恩來及長江局的有關同志經研究決定，不理睬國民黨提出的法西斯主義貨色，而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投入到抗日的鬥爭中來。1938年2月，周恩來致郭沫若函稱，應“速將宣傳綱領起草好”，“呈蔣先生批準，便可便利我們工作”。郭沫若於6月中旬撰寫了《戰時宣傳工作》大綱，根據動員全國同胞投入抗日戰爭的總精神，闡述了關於宣傳工作者之修養以及言論宣傳、藝術宣傳等有關問題，闡述了對民眾、士兵以及對敵人和對國際宣傳的有關問題。大綱經審定後，由政治部制定了實施宣傳辦法，令各地按照宣傳大綱的要求進行宣傳工作。宣傳大綱的制定和頒發，為第三廳及全國各界開展宣傳工作提出了共同奮鬥的目標及應當遵守的準則。


1938年4月1日，三廳正式成立。

三廳的成立，既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又是與周恩來的領袖纔能分不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周恩來在與蔣介石的持續談判中，從實現國內民主、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出發，對蔣介石的局部改革及時地、真誠地予以支持，並在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正當地拒絕和抵制了蔣介石對中共的限制和束縛，使國共合作在局部上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從而，使三廳成為中國共產黨與當權的政黨具體合作共事的政權組織，為中共的統戰工作開創了新局面。


主持三廳的戰時宣傳工作

三廳成立之前，負責抗戰宣傳工作的是政訓處以及抗戰初期設置的軍委第六部。抗戰開始很長時間，民眾動員工作並無多大起色。周恩來指出：“戰地的民眾缺乏組織，到處在流浪著，彷徨著。”“今天的後方民眾，有許多還不知道抗日是怎麼回事。”因此，三廳成立後，他特別強調抗戰宣傳工作的主題應該是：“喚醒和激發民眾”，“動員所有民眾力量，增強前方抗戰的威力”，“鞏固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團結，以保證和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宣傳工作的對像，周恩來認為主要是三個方面，即“擴大到前線，擴大到敵人的隊伍中去，擴大到各城市、各鄉村去，一直達到中華民族的總動員”。怎樣纔能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呢？周恩來提出了三點具體要求：，在文字宣傳上，要力求具體、通俗和生動；第二，在口頭宣傳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藝術宣傳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


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領導下，三廳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周恩來、郭沫若以“戰時首都”武漢為重點，迅速打開局面，進而把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推向全國。從1938年4月7日起，三廳在武漢舉行了抗日“擴大宣傳周”活動，動用戲劇、美術、電影、演講、歌詠等各種形式，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宣傳臺兒莊的勝利。經過幾天的擴大宣傳活動，整個武漢三鎮的人都動員起來了。這次宣傳周是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後的次大活動，也是抗戰以來在國統區次舉行的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隨後，又搞了“紅五月宣傳”、“抗戰周年紀念宣傳周”等一繫列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日救國激情。三廳的宣傳效果通過三廳舉辦的“七七”獻金大會得到了檢驗。五天中，武漢地區參加支援抗戰獻金的人達五十萬人以上，獻金和法幣。“獻金狂潮”之後，三廳在群眾中的威望更高了，都說“三廳了不起”，以致群眾隻知有三廳，而不知政治部有其他的一廳、二廳。


接著，周恩來、郭沫若決定通過第三廳組織文化工作者到前線、到敵後、到廣闊的內地鄉村去，為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投入神聖的抗戰貢獻力量。抗戰爆發後，各類文化人紛紛到“戰時首都”武漢尋求報效祖國、參加抗戰的機會，但是，由於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害怕文化人接觸民眾，因而，文化人的正當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周恩來談及這一情況時指出：抗日救國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國共兩黨都有莊嚴的責任，可是國民黨對抗敵宣傳消極怠工，那麼這份工作隻能由我們擔負起來了。


1938年夏，第三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把先後到達武漢的五個救亡演劇隊和一些進步戲劇團體改編為十個“抗敵演劇隊”和四個“抗敵宣傳隊”，直屬第三廳第六處領導。“抗劇”、“抗宣”隊在武昌曇花林集訓期間，周恩來給他們作了“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明確指出演劇隊和宣傳隊的任務就是“到各戰區的前線去，為鞏固部隊、動員民眾做文藝宣傳工作”，他還向文藝工作者傳達了要求文藝工作者“到國統區去做統戰工作”的重要指示，解決了不少隻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想法。周恩來反復告誡他們，“宣傳方法和形式要合民眾的口味，你們要隨鄉入俗，老百姓纔能喜聞樂見，纔能收到預期效果。”


第三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把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公開地、合法地派往各地。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在周恩來的親自規劃和領導下，分別下到各個戰區。他們以文藝為武器，宣傳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除了經常性的演出外，還舉辦抗日畫展，到街頭巷尾書寫抗日標語，創辦抗日報紙，教士兵識字，代寫家書，參加救護傷員的工作等。為了擴大宣傳抗日的隊伍，他們還協同所在戰區的各師政治部組織了許多軍中劇隊和各地民眾劇團，並派出隊員教這些新成立的文藝團體排戲，給予理論上的指導。經過短期訓練，這些文藝新兵很快能獨立演出了。據抗戰三周年時的統計，如果把民間劇團計算在內，活躍在全國各戰場的新演劇隊伍，約擁有三萬以上的戲劇兵。


廣大文化戰士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領導下，通過第三廳這個合法機構，還廣泛開展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他們到達各戰區後，經常和戰區長官聯繫、彙報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持。抗宣三隊到第五戰區後，李宗仁聽說是第三廳派來的，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同意他們到第五戰區所屬各部隊和各縣進行抗日宣傳，並允許他們在群眾中組織各種救亡團體。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抗宣三隊在城鄉廣泛地發動群眾，組織了戰時教育促進會、婦女會、抗日兒童團等進步民眾組織，為支援抗戰，貫徹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作出了貢獻。抗敵演劇四隊在湖北荊門駐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部工作，張將軍看了他們的演出後，召集官兵講話，教育大家“要愛國就要抗日，這是軍人的天職。”


由於三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更多的文化人士、學者名流集合在抗戰救亡的大旗之下，為民族解放貢獻力量。1938年10月，重慶話劇界在山城聯合演出了大型反間諜鬥爭的抗戰戲《全民總動員》，白楊、曹禺深有感觸地說：“讓我們鼓起興頭來演戲，笑著演戲，更愉快地演戲，因為在不斷的艱苦抗戰中，我們的民族是有前途的。”


三廳還把加強對日宣傳作為瓦解敵軍、支援抗戰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抓。他們編印了《對敵宣傳須知》、《對敵宣傳標語口號集》，分發給各級政工人員。三廳舉辦對日廣播，前線喊話，號召日本士兵起義。同時還印制向日本官兵散發的傳單、投降通行證以及日文歌曲《日本的兄弟喲》等。這些宣傳品在前線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發現，足見三廳的對敵宣傳工作確實是成績顯著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空軍遠征日本散發傳單的事。1938年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命令空軍某部遠征日本散發日文傳單。傳單的制作任務則落在稍後成立的三廳頭上，文字起草工作由馮乃超等人負責，後由郭沫若修改定稿。5月19日，中國空軍一隊八名勇士駕機飛往日本長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國民書》、《告日本工人書》等各種傳單一百二十萬份，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震動。5月22日，周恩來與吳玉章、羅炳輝、王明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勝利歸來的空軍勇士進行慰問並獻旗，周恩來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我國空軍，確是個新的神鷹隊伍。正因為他們歷史短而沒有壞的傳統，所以民族意識特別濃厚，而能建樹了如此多的偉大戰績，這更增加了我們的敬意。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三廳成立前，南京國民政府由於執行片面抗戰路線，沒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來，炮火連天的陣地更是一片宣傳空白和文化沙漠，對日宣傳工作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開展。自周恩來和郭沫若分管政治和宣傳工作以後，三廳登高一呼，中國愛國的文化人紛紛聚集在抗戰救亡的大旗之下，從狹小的城市天地走向戰鬥的前哨和廣闊的農村，將視角集注於抗日救亡的現實，在組織和動員民眾支援抗戰、激發將士救亡圖存精神、瓦解敵方鬥志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三廳不愧為戰時宣傳戰線的司令部，而這個司令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正是受人敬仰的周恩來同志。處理張國燾叛逃事件此文為邱南章的回憶。


在陝甘寧邊區南面的中部縣（黃陵縣）有座軒轅黃帝陵，當時屬國民黨統治區。西安的國民政府綏靖公署，每年逢清明節就要組織在西安的國民黨官員去那裡祭陵。1937年，為了推動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次去黃陵掃墓。我也隨同去了。從此，每年清明節我方都要去參加黃陵掃墓。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節。4月1日，張國燾親自去找談，要求去黃陵掃墓。知道他內心有鬼，回答不同意，並對張說：“軒轅黃帝又不是共產黨，我們也不必過分地去崇拜他，若是為了搞統一戰線工作的話，邊區政府派一個秘書去就行了。”但是，張國燾堅持要去。後，說：“好吧！你去掃完墓就立刻回來。”張國燾滿口答應說：“是！我很快就回來。”4月2日，張國燾就帶著警衛員張海、陸秘書和一個警衛班乘一輛大卡車從延安出發，經甘泉、鄜縣、洛川去黃陵。一到黃陵就看見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員及憲兵隊乘的汽車也到達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張國燾便對陸秘書和警衛班的同志說：“你們先坐卡車回延安去吧！我還要去西安辦事處，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當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兼辦西安辦事處一些工作）研究。”警衛員張海急忙對張說：“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張國燾不答理，由於張國燾早就和他們進行了密謀，就轉身鑽進蔣鼎文的小汽車裡。張海隻好坐上西安公署憲兵隊的汽車隨同去西安。張海到西安後，聽說張國燾他們坐的小汽車在咸陽拋了錨，還沒有趕上來。張海到公署仔細一問，纔知道張國燾早已住進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西京招待所裡了。張海後來說：在他找到張國燾以後，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動，很生氣，就產生了懷疑。當時他心裡想，張國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為什麼到了西安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卻住到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呢？


兩天後，張國燾辦好了去武漢的火車票。7日，在臨上火車的那天上午，他對張海說：“你先去車站給林主席打個電話，叫他到車站來等我。我馬上就到。”張海打通了電話後，林主席很快就來了，張海一見林主席便報告說：“張國燾副主席說他有事來西安找你研究，怎麼沒見你的面，就辦好了去武漢的火車票呢？”林主席點了點頭說：“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張國燾來到火車站後，林伯渠也買了張站臺票跟他上了火車。這時，張國燾對林老說：“林主席，我要到武漢去了。”林老即說：“中央批準了你去嗎？”張國燾支支吾吾地回答說：“是我自己要去的，回頭你告訴延安一聲好了。”林老當面嚴厲地說：“你是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怎麼能不經過組織領導批準擅自行動呢？你若有什麼意見可以到八路軍辦事處或回延安去提。”張國燾說：“我要到武漢同蔣介石面談統一戰線問題，今天就去。”林老見他執意要走，也就不多說下去了。當林老走下火車的時候，張海追過去問：“林主席，怎麼辦呢？”林老想了想說：“你跟著他一同去武漢，要多長點心眼。”張海回答了聲“是”，便上了火車。緊接著胡宗南派來護送張國燾的兩個便衣特務也跟著上了火車，坐在張國燾的周圍。


林老回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後，立即給延安黨中央、發去電報，把這件事情彙報了。中央立即回電，指示林老打電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副主席，說明張國燾去武漢的時間及車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


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幾個人到他辦公室來：李克農（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童小鵬（中共中央長江局機要科長、秘書）、邱南章（中共代表團交際科長、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運輸科長）、吳志堅（周恩來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問：“你們幾個人中間有誰認識張國燾？”我回答說：“我認識他。”我先後3次見過張：次是長征路上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地區兩河口會合時；第二次是毛兒蓋的會議時；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及紅軍大學組織的歡迎朱總司令的大會上。周恩來副主席說：“那好，現在張國燾從延安經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漢來了，你們坐上兩輛小汽車到大智門火車站去截住他。你們對他說，我請他到中共代表團及八路軍辦事處來住，估計他不會來，那就在外面找個地方住下來也可以，你們要緊跟住他，聽候黨中央對他的處理。”我們很快趕到漢口大智門火車站後，分別把守在車站的各個站口。可是接了兩天站也沒有見到他。當時吳志堅同志笑著說，我還沒見過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見識見識。我用手比畫著說，張國燾是一個大個，背稍駝，肥頭大耳，說話還帶有江西口音。每一列火車到站後我們都睜大眼睛看著從火車上下來的每一個人，但直到出站臺的人都走完了，還沒有看見張國燾的人影。嘿！這家伙到哪裡去了呢？第二天我們又來到出站口守候，還是沒見到張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鵬同志說：“是否還在車廂內沒有下車呢？”李克農秘書長說：“好吧！小鵬同志你在站門口盯著，我們3個到車廂內看看。”於是我們就上到列車廂中，挨個車廂查看，終於在靠稍後面的車廂裡找到了張國燾。當時張國燾斜躺在座位上，兩個便衣特務坐在他的兩旁。警衛員張海坐在張的對面，他背的駁殼槍在上火車後已被便衣特務卸去了。他們到了漢口不下車，是正在等國民黨方面派人來接。當時我走到張國燾面前大聲說：“張副主席，你來了，李秘書長帶來兩輛小汽車接你，周副主席請你到辦事處去住。”張國燾當時把臉一沉，色厲內荏地說：“我不要他請，我來武漢有事，我有地方住。”那兩個便衣一見我們來接，便想溜走。當時張國燾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聲提醒張海從便衣手中拿回了槍。我們就這樣截住了張國燾下火車出車站。兩個便衣溜走了。張國燾也已知無法脫身了，便要在車站門口一個小茶館停下來。按照他原來在西安和蔣鼎文的策劃，等他來到武漢後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住在江漢關一個旅館裡，然後再引他同蔣介石會面。但由於我和吳志堅緊跟著不放，李克農去向周恩來彙報後很快就回到小茶館，打亂了張國燾的安排。張國燾隻好答應由辦事處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辦事處。我們在辦事處與江漢關之間的小街上找了幾間平房，讓張國燾臨時住下來。幾天之後又讓他搬到太平洋飯店住。這些天都是我和吳志堅負責照料他，並與張國燾喫住在一起。原警衛員張海回辦事處招待所待命。


晚上有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志來到住地整整和張國燾談了一個通宵。張國燾有時不多說話，有時大發牢騷，說什麼中央對他的批評和處理太過分，讓他當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來義正詞嚴地說：你對所犯錯誤的嚴重性，難道如今還沒有點認識嗎？你幾乎毀滅了紅軍，毀滅了黨。中央對你的批評和處理有什麼不對！你若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中央提出來嘛！為什麼你背著中央自由行動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們的辦事處來住，不和林老聯繫，就和蔣鼎文來往，你住進他們的招待所，還在他們的護送下來到武漢。來到武漢又不到辦事處，你這種行為對嗎？你這不是錯上加錯嗎？你還有什麼組織紀律呢？


董必武說：你是一個較早的黨員，是黨的領導人之一，你還不知道你犯過多少錯誤？如“左”、右傾路線錯誤，軍閥主義錯誤，分裂黨、分裂軍隊的錯誤，你認為這些錯還小嗎？大家為了幫助你改正錯誤，又有什麼不好呢？你還向誰大發牢騷呢？


葉劍英在談話時針對他的錯誤說：你在鄂豫皖發展這麼大塊地方不是丟了嗎？到四川不又是發展了大塊地區後又逃了嗎？你還有什麼可說呢？你的錯誤難道和你的領導作風無關嗎？隻能從中吸取教訓嘛！不能再錯上加錯，你還在主觀地認為自己高明。


李克農說：你是個聰明人，你背著黨中央的領導，背著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護送下來武漢，你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你還不願住在辦事處來，你知道自己站到什麼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動對頭嗎？


秦邦憲在談話時說：張國燾，你自己犯錯誤了，光靠人家幫助是不夠的，自己應該認錯，改正所犯的錯誤纔是，而你對黨和同志們給你的幫助還發牢騷，對大家表示不滿意，這種態度對頭嗎？為什麼你到武漢來連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呢？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說服他，說得張國燾無言以對，獃若木雞。經過幾天談話之後，周恩來對張國燾說：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裡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說吧，你有什麼想法和意見可以提出來。張國燾順水推舟地說：我有三個條件請答復，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去；三是在長江局工作。周恩來同志針鋒相對地說：這三條都辦不到，假如你願意，下面幾條倒可以實行。一是回延安；二是到蘇聯去學習；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蘇聯看病或休息。張國燾搖著腦袋連聲地說“不行”，周恩來見張國燾如此頑固，就說：“好吧，你先想想，以後再談。”便起身走了出來，在臨上汽車時他指示我和吳志堅說，“他到哪裡去你們跟到哪裡，看他要去些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我們辦事處他不去就不去吧，讓你們兩個人給他值班，好好保護他。”


由於我和吳志堅一直跟著，張國燾無法與國民黨特務直接聯繫，非常惱火。有次他冷冷地對我說：“你們老跟著我干什麼？”我故意拉長腔調回答說：“是周副主席派我們保護你的，你是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嘛。”張國燾惱火地使勁瞪了我一眼。他認為無法擺脫我和吳志堅的監視，便狗急跳牆，陰謀對我和吳志堅下毒手。一天，張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隻有吳志堅跟他去了。到了江漢關碼頭過輪渡時，張國燾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吳志堅緊緊跟上船時，船恰好開動了。心毒手辣的張國燾趁機將吳志堅使勁往船外推，企圖將吳志堅推到長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機警的吳志堅一手抓住船欄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邊乘警的胳膊，纔避免了這場災禍。事後，吳志堅立即向周恩來彙報了這件事，並問：“以後能不能趁張推我們下水的時候，我們順手將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們會遊泳淹不死。”周恩來笑著說：“我們共產黨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樣，不要這樣做。我們要盡量爭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願回頭，你就是用繩子捆住他，他也不會跟著我們走。就是一同下水，將他淹死了，又有什麼意義？他的思想行動破壞了，我們不跟他一樣，不要耍小孩子脾氣。咱們共產黨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張國燾整天愁眉苦臉，唉聲嘆氣。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寫了半天信，寫完之後就要送出去。我們懷疑他是給國民黨寫信，就趕快向周恩來同志作了彙報。同時，跟著張國燾一起去發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樣，看著他把信送進了郵箱。周恩來指示我們想辦法把信取出來看看。於是我來到郵局，找一個負責人說，我有封信將地址寫錯了，請他取出來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軍裝，還很痛快，不過要求有證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電話向周恩來同志說明情況。周告辦事處立即派人送來了具保人證明。我們取出信一看，原來張國燾是給他家裡的一個大哥寫的，信中充滿了悲觀情緒，說：“國民黨沒法救中國，共產黨更沒辦法。”又說他活不長了，等等。看完後，我們又把信放進了信箱。從這以後，張國燾被盯得更緊了。幾天後，張國燾提出要見蔣介石，彙報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的一些情況。先與蔣聯繫約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隨同周恩來和張國燾去武昌蔣介石的官邸，周恩來同志領張國燾同蔣介石會面，我在副官室等候。張國燾一見蔣介石便以一副“認罪”的姿態，奴顏婢膝地說：“兄弟在外糊塗多時”，周恩來同志馬上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不糊塗，共產黨人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說得蔣介石和張國燾目瞪口獃。


回來以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同志針對張國燾的叛變行為，義正詞嚴地向他提出三點辦法：“一是改正錯誤，回延安去工作；二是向黨請假暫休息；三是自己聲明脫黨，由中央宣布開除黨籍。”張國燾的回答是：“條是不行的，可以在第二條或第三條中選擇。”並允許他在兩日內閉門考慮答復。


4月17日晚十一點前後，胡宗南第八戰區司令部的一伙特務開著兩輛汽車停在張住的太平洋飯店樓下，幾個人衝到了二樓。這時負責跟著張國燾的隻有我一人，吳志堅有事出去了。幾個便衣特務進房來二話沒說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幾個特務搶走了張國燾。我一面掙脫一面喊道：“你們要干什麼？為什麼搶走我們的張副主席，我要向你們的上面去抗議。”有一個家伙歪著腦袋得意洋洋地說：“上面，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後特務們把張國燾接上汽車後吹了聲口哨，從江漢關輪渡過江到武昌去了。我回到房間裡看見桌子上留有一張張國燾給周恩來的字條，上面寫的是：“兄弟已決定采取第三條辦法，我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去找，至要。”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的張國燾就是這樣投靠了國民黨。


我當時在飯店先用電話向李克農秘書長報告了情況，並急忙回到辦事處去向周副主席彙報詳細經過。這件事好像在周恩來等同志的意料之中，他們都說，張國燾不肯改悔會走這條路的。當晚，我仍回到飯店過夜。第二天早飯後，我仍去武昌胡宗南司令部找張國燾。正巧，我在門口一眼就看見張國燾坐在裡邊東房內。站崗的一臉兇相，不讓進去，還說這裡沒有張國燾。我把我的名片給了他，上邊印的是中共代表團交際科長身份。我理直氣壯地說，是昨晚你們用汽車去太平洋飯店接來的嘛，怎麼能瞎說沒有呢？我就用手指著說，張副主席就是在這裡。沒等站崗的說完話我就闖進去了。張國燾一見是我，抬了一下眼皮說：“你來干什麼？”我說：“周恩來同志派我來看看你。”他說：“不用看了。”過了兩天，為了解張是否轉移別處，我便借口送毯子和其他用具又走了一趟，他正在寫東西，好似心情煩悶，什麼話也沒說。4月下旬，張的老婆楊子烈及一歲多的男孩從延安被送到漢口，按組織上的指示，我將他們送到了張國燾那裡。


1938年10月25日，在武漢失陷之前，我八路軍辦事處隨國民政府遷到四川重慶。我們辦事處住在紅岩嘴（現改為紅岩新村）。在後山頂上有個地名叫“大坪”，這裡住的是戴笠辦的別動總隊特務訓練班。1939年，張國燾就在這裡當上了他們的政治教官，給訓練班講反對共產黨的課程，站在了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雲嶺之行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標志著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從此日本侵華政策開始轉向掃蕩敵後；國民黨的內外政策也隨著發生變化，將重點由抗日轉到反共，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日本侵華政策的變化和國內政治局勢的逆轉，使在江南地區的新四軍的處境變得更加險惡了。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和新四軍軍分區書記的項英，卻對國民黨的反共活動缺少警惕，受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影響，不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對許多重大問題處理不當。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對此異常焦慮，正好這時中共中央委托他到新四軍去一次。於是周恩來便在1939年春天親自赴皖南新四軍軍部。


周恩來此行的對外理由，是回浙江紹興故鄉省親。那時，黃紹竑正擔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周恩來和他本是舊識，在山西抗戰時又共過事。一次，在李濟深家裡的茶會上，他遇到來重慶的黃紹竑，對黃說：“現在到處都發生摩擦，隻有季寬先生（即黃紹竑）那裡還沒有發生摩擦，”“打算到浙江去看看。”
黃紹竑當即表示歡迎。周恩來就決定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完成這次新四軍軍部之行。

2月16日，周恩來偕同這時已來重慶的葉挺飛抵桂林。18日，正是農歷除夕，他同葉挺、黃紹竑從桂林出發，共乘列車經長沙東行。黃紹竑直接去浙江。周恩來和葉挺當列車途經江西時，在樟樹下車，轉乘汽車到吉安，接著又到上饒，先後會見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然後，經贛東北前往皖南，在2月23日到達新四軍軍部的駐地安徽涇縣雲嶺。


周恩來前往軍部途中，順道上黃山看望在那裡休養的傷病員，葉挺為他在小步橋上留了影。然後去太平縣，在三門歇息，2月22日，三門鄉開明紳士劉敬之接到新四軍兵站的電話，通知他：明天葉軍長等一二十人路過，中午在他家休息、喫飯，請做好準備。


劉敬之是三門鄉的抗日聯保主任。他家擁有土地兼營茶葉生意，有幾十間房子，長子劉寅（旭初）在三門鄉小學任校長。三門，是通往新四軍軍部的必經之路，經常有新四軍指戰員和各界抗日人士過往。劉敬之全家受到愛國思想的影響，同情支持新四軍，劉敬之家實際上成了新四軍的一個接待站，新四軍的同志們熱情地把它稱為“義務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