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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國內真正能高水準掌握英語的人並不多見。王先生的英語好，講英語的口音略帶特殊的北京味兒，在來京外國人的交際圈中口碑頗佳，這在與他同時期的文博專家中極為罕見。也正因如此，他有著更為寬闊高瞻的眼界和遠超一般學者的知識，而他所做出的成就，便具有了世界意義。
認識王先生的時候，我僅稍有一點英語基礎。與他的接觸，使我意識到英語的重要性。那時，中國藝術史研究方面的中文新文獻和新資料幾乎為零，而西方學界則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研究，其學術成果遙遙領先，因此新進的研究資料都是英文的。當時王先生收集的英文書刊資料，在別處根本看不到，僅一覽封面，已讓我艷羨不止。再者，當年重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大都在海外，因此掌握英語是戰略性的。
我下決心，一定要啃下英語。
所謂“啃英文”，不是指學學日常生活用語，而是學習理解專業論著所用的學術性英文。那時沒有英語學習環境，基本上踫不到外國人，也缺乏英語交流的渠道，能做的是狠下死功夫，“啃字典”，“啃語法”，同時，閱讀從王先生那裡借來的同時期的英文刊物。經過大概
三年多的時間，我掌握的單詞量已成倍於當年外語學院對英文本科生所要求掌握的詞彙量。
我對古玩較為熟悉，閱讀相關的書籍不算很喫力，這也對促進英文閱讀理解能力有一定幫助。當時，王先生是極少數可以按時獲得海外專業刊物的大陸學者。每次從他那裡借閱回來當月的新刊物，我總會如饑似渴地閱讀。待歸還刊物時，我能把心得感悟告訴他，起初是用中文講，後來慢慢地可以夾雜著部分英文，幾年後我已可以完全以英文表達。隨著閱讀理解的進步，再有新刊物，不必借走，在王先生那裡瀏覽個把鐘頭，便可以告訴他內容梗概。幾年下來，英語水平提高，鋻賞力也有了質的飛躍，擴大了眼界，因而能從較高端的視角領略世間珍品。我慢慢嘗試著按照國外學者的論文文體用英文寫文章。開始真費勁。我曾在Orientations等海外介紹中國文物的專業雜志上發表過四篇文章。篇，關於明式家具的鋻賞，由中文稿簡化後翻譯成英文，郵寄回來的原稿，幾乎被英國的編輯批改成通篇紅色了。即使這樣，依然很興奮，自比二戰時盟軍諾曼底登陸，傷痕累累，但好歹上了岸。認真分析這篇塗滿紅批的改稿，我找到了主要原因：稿子是由中文譯成英文，這種方式本身就存在語句結構的先天不足。英文學術論文，好按英語習慣直接用英文書寫，而不是翻譯。咬咬牙，我又開始嘗試純用英文寫作。
這算得上“啃英文”所拼的後一口氣了。待第四篇文章的原稿寄回來時，除了幾個單詞之外，幾乎沒有改動（見右圖）。其後，《清代宮廷家具》和《圓明園家具的特征》兩篇較有影響力的論文，都是直接用英文寫成，且已不覺得比寫中文更難了。十年後，文物出版社在出版論文集時，收入了這兩篇論文，反是從英文稿翻譯回來的。從九十年代起，我已經能用英文在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論文了。屈指算來，攻克英文過程大概用了十年時間。
回想當年，在沒有語言環境，沒有教授輔導，能以干“啃”的方式攻克英文，與我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太想拿出過人的成績不無關繫。隨著英語的過關，閱讀了越來越多的英文圖書和資料，人的眼界開闊了，涉獵的領域拓展了，思考方式會有本質的提高。這些，王先生都了然於心。對於學習英語，記得前些年有個報道，有藝術學科的教師抱怨我國高考入學和教學制度，使有藝術天分的學生因英語不過關而不能進大學或不能畢業。當時，王先生對此頗不以為然，特意對我說：“不管干什麼行業，即使是藝術類的學生，掌握英語也是必需的。現在英語的環境又這麼好，如果連這點兒毅力都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成事兒。這樣的人再有天分，我也看不上。”言下之意，似乎在肯定我為學習英語而付出的辛勞。
到了九十年代，王先生認為我已有能力，更應該走出去提高眼力和眼界，他建議我循著他一九四八年去美國考察的路線也走一圈，並寫了以下的這封推薦信。
田家青一九月在Orientations所發的文章。
英語過了關，王世襄力促我去海外參觀考察。這是他在一九九四年初給我寫的推薦信。
通過這封推薦信，我感覺到，在王先生看來，我已一步一步從土造玩主兒的角色中走了出來，有了與國際上一流的學者專家比肩對話的能力。
我在他心目中這一角色的轉變，可從很多小事上體現出來，而小事往往反映大情況。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偶然說起在地攤上看到的一件瓷器的款識形式，我念款識（shí）。他突然打斷我，鄭重告誡：“哦，記住，以後這個字在這裡別再念‘shí’了，應該念‘zhì’。這個字有兩個不同的發音，意思完全不同。”我看著他一臉嚴肅認真的態度，覺得很奇怪，“款識”這個詞是古玩中極常用的術語，在當時我接觸的古玩圈裡人，不論比我老的還是和我同一輩的，都把這個字念‘shí’。而且，自打我認識王先生這幾年來我在他面前也這麼念過，他從來沒有糾正過。我就說：“大家都這麼念啊。”他說：“不對，不是大家都念錯！以前我沒糾正你，你也用不著糾正他們，往後當著他們就別念這個‘識’字，直接說‘款兒’就行了，犯不上跟誰都較這個真兒。但在真正的學者面前和正式場合裡，一定不能念錯，這一個字兒並不簡單。”
的確，後來我發現，有真纔實學的老先生們，老一代著名藏家，包括國外各博物館的中國文物館館長們，沒有一位是念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彌松頤老先生，是郭沫若和老舍文集的責任編輯，語言文字專家，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兩年前，我曾跟他說，現在各種黃花梨、紫檀等名貴木材的小料，都被俗商車成珠子做了手串兒，實在暴殄天物。我打算用我們做大家具剩下的下腳料設計制作一些小型木器藝術品，希望能請他題些款識刻在上面。他一聽就說：“哎喲，你知道‘識’字該這麼念！我告訴你吧，有好多專家在電視上都念這個大白字，聽著真別扭，還跟人在那兒瞎白話，真丟人！”
這個“識”字，不光電視上那些專家，我發現與我同時期認識王先生的人裡，至今還沒有一位讀音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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