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不懂收藏，因為不諳藏品鋻別；我不懂收藏家，因為他們的胸懷和行為往往讓我感佩不已。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能為我心目中真正的收藏家立傳，比如本書的主人公——王世襄老。當然，對於為“奇士”王世襄老作傳，我的心中還是有諸多“禁忌”的，因為他的收藏、收藏境界和學識修養，特別是一些在今天看來屬於奇異“絕學”的，幾乎都不是我等晚輩後生所了解和熟悉的領域。

但是，這同樣不能成為我不能為其作傳的理由和障礙，因為在我的骨髓裡首先對於收藏，特別是一些諸如金石書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品的收藏，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喜好和莫名的偏愛，至於王世襄老所發掘和開拓的那些趣味“絕學”，更是人見人愛、人見人迷的性情之學或者說是興趣之學。而隨著我自2007年5月25日首次拜訪王世襄老之後，以及在隨後八個月間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遍遍地拜閱王世襄老那等身之巨著及相關書刊史料時，特別是在這期間得以多次訪問王世襄老及與其相交少則十數年多則數十年的新朋老友中，使我感覺越來越接近於王世襄老的“真我”——奇士。

在諸多關於王世襄老的文字中，“玩家”與“奇人”是人們使用頻率的兩個詞語，而我則以為這兩個詞都不甚確切，甚至有些俚俗不恭、以偏概全之嫌，而“奇士”則較為公允、中肯、沉穩、雅當。“奇”，自然是指王世襄老的成長歷程與眾不同、治學方法令人驚異、所收藏品奇特美富、舉止行為出人意料、學術研究獨樹一幟、收藏境界開闊高遠；而“士”，除了舊時對讀書人的一種稱謂之外，在這裡更應該解釋為是對人的一種美稱。

作為中國當代著名的文物學家和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之一，王世襄老學識宏博精深、著述厚重等身、學養高貴深湛、品操清遠純真、德行大氣堅韌，豈是一個“人”字或“家”字所能詮釋。當然，如果有誰要在“人”或“家”前面加上一個“大”字，我倒不會刻意表示異議，但是就如今市面上“大家”或“大師”泛濫這一現像而言，我還是想鄭重地聲明一下，我心目中的“大家”絕不是那種在某一領域取得點滴成就便自封頭銜或利用媒體沽釣聲譽的平平“專家”，更不是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囊腹空空如也者，竊以為這些都是浮躁功利社會豢養出來的浮躁功利之庸庸徒輩，而隻有那些用高貴純美品德滋養博大精深學問的人，纔堪稱一代“大家”。而作為王世襄老，他不僅是我心目中名副其實的一代大家，更是世間極為少有但又不可沒有的一位真正“奇士”。

結識“奇士”王世襄老，實在是一種天緣巧合。2007年1月，拙作《梁思成傳》出版後，不問收獲隻顧耕耘的我又集中利用時間完成了《王國維傳》的創作。之後正待休整再戰時，一日接到出版界友人電話告知說《梁思成傳》出版後“備受好評”，遂希望我能寫作《葉恭綽傳》這一選題。作為一代收藏大家，歷經世變的葉恭綽確實是中國收藏界可圈可點的一位重量級人物，當然也應該成為傳記文學百花園中能夠引起讀者廣泛興趣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位傳主。其時，這位友人正對收藏特別是家具收藏興趣濃厚，所以當我隨即將自己希望創作收藏家傳記繫列的初步構想提出來，並靈光火石地點出了近現代幾位收藏大家的姓名時，沒想到友人當即表示贊同，同時補充提出了當代收藏大家王世襄老的大名，這不由使我心懷忐忑地激動起來，因為王世襄老不僅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代品操高貴的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師羅哲文老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他在中國營造學社時就已結識並將深厚情誼延伸至今的一位摯友。作為中國營造學社僅此兩位健在者，羅哲文老和王世襄老在歷經歲月磨難中都以堅韌和執著在文物研究領域做出了各自的卓越貢獻，同時相互之間也建立起了極為深厚的個人感情。鋻於王世襄老是我們初步構思收藏家繫列傳記中健在的傳主，隨即決定將《王世襄傳》作為之作。於是，當我於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羅哲文老彙報這一選題時，羅哲文老以一以貫之支持的態度表示了贊賞，隨即還打電話向王世襄老鼎力美薦了我，並特意向王世襄老提起我就是《梁思成傳》的作者。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老在翻閱當天《中華讀書報》上刊登關於《奇人王世襄——名家筆下的儷松居主人》一書的評論介紹時，在同一張報紙上他還看到了評介拙作《梁思成傳》的文章，這不由引起了王世襄老的關注。因為當年王世襄老從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南下求職時，正是由於有了正在四川李莊主持中國營造學社事務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纔使他從求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遭拒的尷尬中得以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從而邁向了此後使他蜚聲國際的學術研究新天地。所以，當羅哲文老如此向王世襄老引薦之後，我便於第二天即5月25日順利地敲開了神往已久的神秘的儷松居大門，虔誠地拜訪了令世人崇敬的一代“奇士”王世襄老。

在首次訪問中，我不僅聆聽了王世襄老滿懷深情地回述其長達九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享受了一次令人時而扼腕嘆息時而舉手加額時而啼笑皆非時而欣慰滿懷時而震顫靈魂時而錐心疼痛的精神沐浴。當時，我雖然顧慮到王世襄老的年高體弱而多次想站起身來辭行，但是滿口璣珠的老人卻接連幾次說“下面還有故事呢”，使我幾欲站起的雙腿又矛盾地保持著原樣。就這樣，近兩個小時的傾心暢談，讓我對心目中的王世襄老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強記、博識、專注、執著、堅韌、勤奮、扎實、睿智、謙和、大愛、無畏、無私。而後來，隨著多次訪問王世襄老及其新朋老友，使我以上的這些感性認識變得更加具體而深邃。

那麼，王世襄老到底是怎樣一位“奇士”呢？

作為文物學家，王世襄老一生從事文物研究事業，其研究範圍之廣博可以說是無有出其右者。比如，屬於文物研究領域中“顯學”的金石、書畫、雕塑和建築，王世襄老都有著極為精深的研究和著述；比如，在當時還屬於鮮為世人所關注的家具、漆藝、竹刻、範匏、火繪、竹木牙角雕刻和匠作則例等一些具有工藝性質的領域，王世襄老也都進行了披荊斬棘般的研究和著述；至於豢養飛鴿、獵鷹、獾狗、蟋蟀等界於文物與民俗遊藝之間的種種玩好器物，王世襄老不僅有著琳瑯美富的收藏，而且進行了繫統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並都潛心撰寫了足以填補這些方面空白的皇皇專著或絕妙文章。

在這諸多研究領域中，王世襄老並非淺嘗輒止，而是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些至今也無人能望其項背。比如，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王世襄老以其深厚的歷史學、文獻學、藝術史學、美學和民俗學等綜合學養，歷時數十年編撰了《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部巨著，而當這兩部巨著在海內外先後出版後，遂成為明式家具研究者之“聖經”；比如，在髹漆工藝和漆器藝術品研究上，王世襄老在注釋迄今為止留存的總結中國漆器工藝專書《髹飾錄》的基礎上，又先後撰寫了《中國古代漆器》和《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兩部重要專著，由此使其成為這一方面權威的專家；比如，在豢養飛鴿、獵鷹、獾狗、蟋蟀和範匏火繪葫蘆等民俗遊藝研究上，王世襄老在參閱存世稀少的歷史文獻同時，結合自己青少年時親歷親為的實際經驗，撰述出了一繫列奇特絕妙的專著和文章，從而開拓了諸多界於文物與民俗之間新的研究領域。

而在這諸多研究領域中，王世襄老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斐然成就，與其獨闢蹊徑的治學方法緊密相關。確實，解剖王世襄老多年來的治學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極為科學有效的治學方法——堅持文獻、實物與工藝三者緊密結合的研究路數。而正是這種獨到的治學研究方法，使王世襄老在一生的文物研究中即便是不甚熟悉的領域裡（比如樂舞），也能夠很快並準確地找到研究的著眼點，從而取得了獨樹一幟的研究成果，甚至開拓出一個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作為收藏家，王世襄老所收藏品可謂是琳瑯美富、美不勝收，其收藏方式堪稱奇特絕妙、啟人心智，至於其收藏境界則更是令人欽敬仰慕、嘆為觀止。確實，當人們打開裝印精美的《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時，不難發現王世襄老將自己的藏品分為十大類：古琴、銅爐、雕刻、漆器、竹刻、書畫、圖書、家具、諸藝和玩具。對於這些藏品，王世襄老曾自謙地說：“微不足道，自難有重器劇跡。在收藏家心目中，不過敝帚耳。”其實，在王世襄老的這些藏品中，不必說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宋“梅梢月”宣和式琴、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和明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等這類舉世無雙的“重器劇跡”，也不必）四龍海水紋三足爐、明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明進獅圖剔紅盒與明朱小松歸去來辭圖筆筒等世所罕見的珍品，單是王世襄老所謂“玩具”類中的明萬禮張五福捧壽過籠、清趙子玉五福捧壽拉花過籠和紫紅松脖大蟈蟈葫蘆等等，都堪稱是藏家看重的珍品妙器。至於王世襄老當年求學燕京時親自手植“又筠制”款月季紋蟈蟈葫蘆，竟然被《國際亞洲文物展覽圖冊》所收錄，並經香港文物專家斷代為清嘉道年間之物，由此可見王世襄老不僅所收藏品之琳瑯精粹，就連自己所制之物也成為藏家追捧的珍品。而關於搜求購置這些藏品之經歷，王世襄老曾如是說：“除舅父、先慈所作書畫及師友賜贈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於攤肆，訪尋於舊家，人舍我取。”在這裡，我們姑且不說家傳、師友所贈及訪尋於舊家之物之來歷，單是從攤肆上搜購藏品的過程中，王世襄老也可稱是窮搜廣集，不遺餘力。

對此，我在2007年11月3日專訪著名旅遊專家、紅學家和古建築學家楊乃濟先生時，就曾聞知王世襄老當年為了訪求到一件明式家具而不辭勞苦翻檢魯班館內所有殘破家具的諸多經歷，以及因此而贏得“窮王”稱謂的贊譽。這裡的“窮”字，不單單是指王世襄老當年慣以極少資財購得珍稀藏品，更表示對其不憚艱辛搜求藏品精神之贊嘆。確實，關於王世襄老那時不顧已逾古稀之年還騎著笨重單車穿行在京城市區郊外搜購家具的歷歷往事，我們不僅在其自撰文章裡能夠得知一二，而且在我訪問其多位多年老友的過程中更是屢聞不鮮，而每每談起這些往事老人們至今還都唏噓慨嘆不已。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些老人們的慨嘆，因為像王世襄老這樣出生仕宦之家且年逾古稀、學兼中西的飽學之士，竟然能夠在市井之中歷經千辛萬苦搜求藏品，並與販夫走卒之流相忘江湖地交往裕如，即便是在今天又能有幾人如此呢？關於王世襄老起早貪黑出入曉市、鬼街、掛貨鋪、魯班館及荒村僻店搜求藏品的奇特經歷，我將在正文中詳細記述，在此不再聒噪絮語。

既然王世襄老在搜求藏品過程中有如此非凡之經歷，從中所獲經驗自然也就成為收藏愛好者探求的秘籍，對此王世襄老僅僅用了四個字便予以概括——人舍我取。細細琢磨，不難發現這四個字實在是收藏之妙途正徑。如果用世俗目光看待王世襄老的這些藏品，其經濟價值無法估量，至於學術研究價值，則更是沒有衡量的標尺，而王世襄老在整理這些“身外長物”時，就曾有這樣一句經典概述：“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正是因為有如此治學和人生之感悟，王世襄老在對待這些藏品上能夠做出如下驚人之舉，也就實在不算是什麼驚人的意料中事了。

據美籍華裔學者蘇煒在一篇題為《金陵訪琴》的文章中寫道：一位曾經跟隨袁荃猷女士學琴的年輕琴人造訪儷松居主人時，見王世襄老一時事忙便上前搭手相助，而王世襄老竟將一張傳世稀珍的宋琴（一說是明琴），不假辭色地輕輕一抬手說：“你懂琴，這張琴，你拿去。”關注王世襄老的人們都知道，在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的那場名為“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的拍賣會上，上述那張“重器劇跡”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竟然拍出了8人民幣的天價，創造了中國古琴迄今為止世界上價的拍賣紀錄。試想，王世襄老能夠將傾世之價的心愛寶物托付給一位兩袖清風的年少知音，這種清純朗澈的高古品格，又豈是一般藏家所能揣度？！

當然，王世襄老之所以能夠做到萬金過手不假辭色，除了滿足自己為妙音自古和者少的古琴能夠尋覓到一個知音寄托的華貴心願之外，還在於此前他早就有過一次世所罕見之舉——將價人民幣的八十件明式家具以如今區區芳草地這套居所為值轉捐給了上海博物館。這就是王世襄老作為收藏家的收藏境界，這就是王世襄老這位“奇士”的奇異之舉。

作為民俗學家，王世襄老一生對曾經流行於老北京的諸多民俗文化進行了不輟的實踐與研究，特別是晚年以後更是以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對一些已經失傳或瀕臨失傳的民間遊藝進行搶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並在一隻眼睛失明的情況下撰寫出了一部部獨門絕學專著，從而為世人開拓了一門門介於文物與民俗之間的新的研究領域。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王世襄老“自幼及壯”曾經是“秋鬥蟋蟀，鼕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至於“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以致什麼“京城玩家”乃至“中國玩家”的名號毫無商量地戴在了他的頭上。對此，王世襄老曾頗不以為然地予以反詰說：“一個人如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干好嗎？！”

確實，王世襄老實在是一個會玩且玩得極好的“玩物大家”。不過，在這裡筆者願意將自己潛心對王世襄老的研讀心得，特別強調出來與世人商榷分享：那就是應該將王世襄老人生歷程中的自然天性之“玩”與研物治學之“玩”嚴格地區別開來，而不應該以一個“玩”字或“玩家”來籠統地概述其多姿多彩的豐富人生。毫無疑問，玩是一個人的天性，特別是一個人在年少時生活中的主色調或次主色調，而對於生長在京城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老來說，其年幼時因為家庭條件優裕及母親過於寵愛等緣故，更是將玩耍一詞體驗得淋漓盡致。至於王世襄老在《北京鴿哨》一書自序中自評“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之說，我們從中不僅能夠感受到其自謙的君子之風，也能明了“玩”確實是其當年的一大嗜好。即便如此，竊以為王世襄老當年之“玩”，並非“喪志”之玩，否則何以有“就讀北京美僑小學，一連數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鴿”之舉，至於當年“教師怒而擲還作業”，並有“汝今後如再不改換題目，不論寫得好壞，一律給‘P’！（P即Poor）”的叱責，也不妨礙我們今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事。試想，如果當年王世襄老是那種不動腦筋的“喪志”之玩，何以能在“一連數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鴿”而不雷同呢？再思，如果王世襄老當年“篇篇言鴿”的“英文作文”中沒有寫得好的篇章，那“怒而擲還作業”的教師恐怕不會容忍其在“一連數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鴿”吧。

當然，在這裡我不是要刻意為王世襄老進行辯解，更不是因為他是我筆下的傳主而予以無理的偏愛和袒護，而如果讀者朋友誰能回想起自己在年少時就能將所玩之事物寫成文章的話，那麼我相信他不僅會贊成我以上所說之觀點，而且還一定會對王世襄老在年少時竟能將所玩之事物寫成作文之舉表示贊佩。再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前後一位美國鳥類專家應王世襄老當年就讀美僑學校校長之邀，前來作題為《華北的鳥》的專題演講中講到大鷹之後，王世襄老隨即提出了“鷹喫了它不能消化的羽毛怎麼辦”及“養鷹為什麼要喂它喫一些不能消化的東西來代替羽毛”這兩個問題時，頓時使那位美國鳥類專家瞠目結舌，因為這實在是他聞所未聞的奇妙問題。

由此可見，王世襄老當年之玩是帶有強烈求知欲之玩，不是什麼“喪志”之玩。至於王世襄老在青壯年之後的“玩物”，用白先生的話來說，那不是“玩物”而是“研物”。確實，在民俗學方面王世襄老正是憑著年少時“玩物”的實踐經驗，並參閱歷史文獻及不恥求教於那些民間藝人，纔在晚年裡研磨編撰出了諸如《說葫蘆》《北京鴿哨》《蟋蟀譜集成》《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秋蟲六憶》《大鷹篇》和《獾狗篇》等這樣絕學專著及奇妙文章來。

記得多年前有一家雜志在訪問王世襄老時，曾冠以其放鴿家、鬥蟲家、馴鷹家、養狗家、摔跤家、火繪家、烹飪家、美食家、書法家、詩詞家、美術史家、文物鋻定家、民俗學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和中國玩家等眾多頭銜，而如果照此撰寫我這一自序的話，即便是以5萬到10萬字的篇幅，恐怕也不足以涵蓋王世襄老豐富人生之一斑，何況以上所列諸“家”中，竟然還沒有人們為關注的收藏家、文物學家和建築學家之稱呢？

確實，使用這眾多“家”的頭銜來概述王世襄老這位“奇士”的多彩人生，實在是一個極為啰唆而又極不明智的做法。為此，我曾有過無數次的苦思冥想，也曾有過無數次的搜腸刮肚，不意在一次半夢半醒之間，竟然噴出了使我跌床狂喜的六個大字——自珍的愛國者！是的，自珍的愛國者。為了這六個字，我再次閱讀王世襄老那等身著述，在這些字裡行間我越來越清晰地辨析出了這六個字的含義；在再次梳理王世襄老那豐富坎坷的人生歷程中，我越來越堅信要想精準地概述王世襄老的一生途跡非這六個字莫屬！

那麼，這是怎樣的六個字呢？對此，王世襄老在《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的自序中說：“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如此擲地有瑯瑯之聲之言語，竟然出自“已屆白香山新樂府新豐折臂翁之年”的王世襄老之口，且數十年來雖經多次冤獄、坎坷乃至如敝履般被拋棄時也未曾有過絲毫之撼動，這怎能不讓人雙手加額五體折服呢？！

行文至此，心中頓有五味蒸騰之感。聯想自身所歷，雖無王世襄老“‘三反’冤獄、故宮除名、五七扣帽”之悲慘，但其間遭遇與王世襄老所言“直棄如敝履”極為相像。不過，相較於王世襄老一生之境況，我所經歷不公之遭遇實在是微不足道，猶如芥末之癬的微癢而已，而王世襄老“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堅守自珍地“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頑強堅韌之精神，纔是我等晚輩後生學習之典範。特別是王世襄老於2003年10月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榮譽獎，並將1獎金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學之舉，以及同年又獲得由中國國家文化部、《光明日報》與中國網聯合主辦的評選2003年度傑出文化人物獎，乃至2005年被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授予“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等等，都是我等難以相望的成就與人生境界之。至於王世襄老那種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真理徹底戰勝荒謬，明智永遠消滅愚蠢。人人奮發圖強，充分發揮所長。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卓立於世界之林”的衷心祝願，更應該成為我們今天所有炎黃子孫特別是年輕一代效仿的楷模。

正因如此，我特別渴望王世襄老這種自珍的愛國精神與情懷，以及其嚴謹、獨特、細致、深入、科學的治學方法與作風，能夠通過我用心智和靈魂來完成的這部《王世襄傳》傳遞給所有關注、熱愛、崇拜和敬仰這位偉大而奇異老人的讀者們。即便由於我個人在智識和學養上的愚陋與淺薄等因素，而不能詮釋王世襄老那博大深邃精神慧光於萬一，也不妨礙我現在及今後將繼續向世人傳揚這位老人高貴而奇妙的學養之願。

當然，如果有專家、學者和讀者朋友能夠將各自從拙作中所得之意見或建議，特別是解讀王世襄老一生所獲之心得學養不吝教授與我的話，那我自當清心靜候、洗耳恭聽了。至於我們共同敬愛的傳主王世襄老及其親友們，我隻想說我是懷著一顆崇敬之心和滿腔深愛之情來記述這位老者人生歷程的，如果有什麼差池或不當之處，還懇望能夠得到諒解和寬宥。

這，就足夠了。

竇忠如於謙潤齋

2008年1月16日

章：官宦世家 玩樂少年

民國三年（1914）5月25日，恰似烈陽灼照後一泓溫熱池水般的古老北京城，表面看似平靜如初，內裡實則如湯滾沸，因為就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已經兩年多的項城袁世凱正在策劃復闢帝制，加緊實現他做洪憲皇帝的美夢，這是攪亂所有渴望獲得真正民主自由的國人心靈的一種逆流之舉。其實，一生精明且善於算計的袁項城應該能夠預知他的這一美夢即便勉強實現，也會在極短時間內被革命黨人那猛烈的槍炮聲所驚破。不過，這種狂風暴雨來臨前波瀾不驚的時局，卻似乎絲毫也沒有影響到東城區芳嘉園胡同裡一座四合院內的喜慶氣氛，因為這個仕宦之家正在迎接著一個新生命的到來，這就是本書的主人公——王世襄。

配圖001 1歲王世襄在父親王繼曾懷抱中

乳名“長安”的王世襄，是時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條約司官員王繼曾的三公子，也是深受母親金章這位民國年間著名女畫家寵愛和影響的一個孩子。既然生養在這樣一個家庭裡，現在我們就乘著嬰兒王世襄還沒有什麼特別事件需要記述的時候，來對這個官宦世家的歷史情況作以介紹，因為這對於王世襄的成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確實，作為福建福州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雖然是其先祖自明朝時從江西搬遷來的移民，但是進入清朝後這個家族不僅出過進士出身、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也及第、直陳時弊的耿介貞臣，還出過躋身洋務、從事外交的駐外使節，所有這些都對王世襄的品行養成有著潛移默化或者較為直接的影響。

如此，就讓我們首先翻開《清史稿》或《清史·列傳》，來看一看王世襄高祖王慶雲的生平史略吧。清嘉慶三年（1798）出生在福建省閩縣（今福州市鼓樓區）城內燈籠巷的王慶雲，字雁汀，又字家镮，號賢關，自嘉慶二十四年（1819）中舉後曾五次進京參加會試，但是都榜上無名，直到道光九年（1829）纔在己丑科會試時高中進士榜，隨即被朝廷授予散館編修改任翰林院庶吉士。

此後，王慶雲以其“究心財政，窮其利弊”的政治經濟纔能，在仕宦道路上可謂是青雲直上，歷任廣西鄉試正考官、貴州學政、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讀學士、通政副使、順天府尹、陝西巡撫、山西巡撫、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四川總督、兩廣總督和工部尚書等官職。在每一任內，王慶雲都能夠革新除弊做出卓越的政績，特別是在經濟財政研究方面，他不僅善於清理各地財政上的積欠虧空，而且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也頗多新議，所著記述清朝初年至道光年間關於朝廷財政狀況的《石渠餘記》（原名《熙朝紀政》全五冊，稿定後改此名）一書，對於今天研究清朝經濟歷史的學者專家來說，依然有著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這位精於財政、勤於政事的一代能吏，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和同治四朝，不幸年（1862）3月在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任上病累而卒，享年64歲。

王慶雲逝後，朝廷賜謚“文勤”，遂入祀山西名宦祠，同治八年（1869）歸葬福建省閩縣西門芋坑山，傳世著述除了《石渠餘記》外，還有《王文勤公日記》《王文勤奏稿》《石延壽館文集》《荊花館遺詩》和《西清王氏族譜》等刊行。

參閱西清王氏世繫表可以得知，文勤公生有二子，一名傳璨，一名傳瑚，王傳璨就是王世襄的曾祖。遺憾的是，筆者限於手邊資料缺乏之故，如今對於傳璨公的詳情還暫不太知曉，隻知道他有三個兒子：長子王仁堪、次子王仁熟和三子王仁東。其中，王仁東就是王世襄的祖父，曾任內閣中書、江寧道臺等職，為官後便將全家從福建福州搬遷到了京城，這是西清王氏家族一支脈定居北京的開始。至於王世襄的那兩位伯祖王仁堪和王仁熟，我們從相關資料中雖然不曾見到關於王仁熟的文字記述，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王仁堪的了解，因為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的伯祖。

確實，這位在光緒三年（1877）丁丑科考中甲名即的王仁堪，字可莊，不僅是當朝一位以廉潔愛民著稱的難得清官，而且還是一位條陳時弊上疏彈劾過大臣崇厚喪權辱國等行為的忠諫之士，更是一位敢於直言諫阻慈禧太後挪用海軍經費修繕頤和園的循吏。也許正因如此，這之榮耀邁入仕途的王仁堪，除了出任過鎮江和蘇州知府等地方官職外，其他諸如修撰、督山西學政、歷典貴州、江南、廣東鄉試及入直上書房等，都是一些難以施展政治纔能的文化教育工作。

不過，王仁堪自光緒十七年（1891）出任江蘇鎮江知府及隨後調任蘇州知府期間，嚴守法度，賑災救濟，開挖渠塘，設置義學，清除積案，事事體恤民生，為了不擾民開設渠塘以防治地方災情，他不僅親自帶頭捐出廉俸以為表率倡導，還馳書向諸多親朋故舊乞捐，以致感動得商賈富戶們紛紛主動捐助，終於在鎮江和蘇州治內開挖支溝別渠水塘數千之多。如此清廉勤政之能吏，在晚清王朝實屬少見，可也因此使王仁堪積勞致疾，猝然病逝於任上。王仁堪猝死後，輿論中惋惜之辭風聞鎮江和蘇州等地，特別是鎮江士紳鄉民隨即列其政績，籥請當地大吏向上奏聞，其中有“視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類氣為任，卓然有古循吏風”之評語。於是，當朝遂頒發詔書由史館為王仁堪立傳，這就是今天人們能夠在《清史稿》中看到王仁堪這一耿介貞臣光彩人生傳記文字的緣由。

當然，即便王仁堪沒有以上之政績形像，人們也會因為其門生中有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維新領袖、文化巨擘梁啟超，而不能不對他肅然起敬。對此，諸多書刊中隻提及梁啟超是王仁堪之門生，但並未指出此說何來。於是，筆者一日在翻檢梁啟超自撰生平年譜時發現了這樣一句話：

已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為李尚書端棻、王鎮江仁堪。

也就是說，王仁堪在出任鎮江知府一職期間，曾是梁啟超在光緒十五年（1889）參加鄉試考中舉人時的主考官之一，這在舊時即表示考官因為恪盡職守為朝廷發現了真正人纔，從此使考官與舉子之間便形成了“恩師”與“門生”之關繫。毫無疑問，後來王世襄之所以在其回憶文章中屢屢提到他的伯祖，很顯然是伯祖王仁堪所留下的這種清廉正直門風，在他心目中占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這從他後來對於自己在“三反”“反右”和“文革”中所遭受冤屈始終耿耿於懷的心態中不難理解，因為那是他不願意使已經被載入青史典冊中祖輩們所傳門風遭到無端玷污之故。這是後話。

如果說祖輩清廉耿介風派對王世襄的影響還有隔代之嫌的話，那麼畢業於南洋公學後一直從事外交事務的父親王繼曾，那種學兼中西和注重實際的工作作風，對王世襄後來的成長和治學則有著極為明顯的重要影響。不過，父親王繼曾在那種內外交困時局中歷練出的“通達時事”，卻沒有被王世襄所繼承，否則他也不會在新中國的多次政治運動中，喫盡“不識時務”之苦難。這也是後話。

其實，對於幼年王世襄性格形成影響的並不是祖庭遺風，也不是父親王繼曾的通達干練，而是母親金章的藝術熏染和寵愛。對此，我們在詳細解析母親金章對王世襄幼年成長影響之前，還是梳理一下父親王繼曾的外交歷程吧，這也許對理解我們之所以強調母親金章對王世襄幼年成長有著重要影響之說不無裨益。

在祖父王仁東九個子女中，出生於光緒七年（1881）的王繼曾排行第三，這個號“述勤”的孩子也許寄托著父親的一種希望，那就是追述繼承其高祖文勤公的遺風，也能在仕途上成為名震一方的朝廷重臣。所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當王繼曾從南洋公學畢業後，便被父親王仁東安排跟隨即將出任清廷駐法公使的孫寶琦前往法國進修，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年（1909），王繼曾擔任清廷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旋即改任清廷赴法國留學生監督，並偕夫人金章再次遠赴法國就任年（1912），王繼曾回國後供職於北洋政府外交部任政務司司長，民國九年（1920）又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兩年任職期滿回國後便擔任了由孫寶琦執政北洋政府的國務院秘書長一職。民國十三年（1924），王繼曾將留居在上海四年之久的夫人金章及兒子王世襄等人，接回了已經閑置長達十年的北京芳嘉園老宅。

配圖005王繼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時的信札

回到民國三年（1914）初便購置的芳嘉園老宅時，王世襄已經年滿十歲了，很顯然他的幼年教育業已完成，童年性格的養成也基本結束。而在這人生性格大體形成期間，父親王繼曾雖然在出使墨西哥之前為王世襄等幾兄弟聘請了講授傳統國學的家教，但他因為公務繁忙並不能與孩子們朝夕相處，倒是母親金章對孩子們進行了言傳身教。至於留居上海幾年間，王世襄除了與舅舅家幾位表哥一同接受在其外家教家館多年的那位老學究的國學啟蒙外，更是由母親一手予以教養。對於自幼活潑好動的幼子王世襄來說，他不僅接受了纔華橫溢母親金章的藝術熏染，而且還因為二哥王世容於民國九年（1920）不幸夭折之故，得到了母親更多的寵愛甚至是溺愛。所以，出生於官宦世家、書香門第的王世襄在幼年時即便享有很好的多方面教養，但是孩提時代應有的頑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張揚。

對此，王世襄後來在接受《中國書畫》雜志訪談時曾經這樣回憶說：

這說來話長，要從我童年說起。我有一個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兩歲。他聰明好學，又懂禮貌，親朋都十分愛他。而我則頑皮淘氣，不肯念書，到處惹禍，如上房、打狗、捅馬蜂窩等，親友都討厭我。世容不幸十歲時病故，大家都說“可惜死了一個好的”。我母親剩我一個，不免開始放縱溺愛。

比如，兒時對山雞感興趣的王世襄，因為喜歡雄雉尾巴上那色彩鮮亮美麗的長長羽毛，便在一年春節時將老家人用來向親戚們的山雞長尾，乘著大人不注意的一瞬間撥了下來，以致大人在笑罵一聲“七歲八歲狗都嫌”之後，隻好將禿尾巴的山雞換下來，因為這樣的山雞是不好當作禮物送人的。而這時，將漂亮雄雉長尾插在帽子上當宮花的王世襄，已經搖頭晃腦充當起《三國演義》中那出群英會裡的周瑜周公瑾去了。

回到北京之後，在這座歷史文化積澱極為深厚的三朝古都裡，特別是由於清季以來入關滿族子弟耽於遊樂之故，各種民俗遊藝簡直達到了臻善至美的絕妙境地，而這些多姿多彩的玩樂遊藝不能不引起受到母親放縱溺愛的少年王世襄的好奇和興趣。於是，家庭條件優越的宦家子弟王世襄，便很快在這眾多民俗遊藝中找到了興趣激發點，從而引出了諸多妙趣橫生而又驚險奇絕的玩樂往事來。

配圖006 3歲王世襄（右）與二哥王世容

比如，王世襄在十歲開始養鴿子時，便每天舉著長長的大竹竿驅趕放飛，為的就是聽那“時宏時細、忽遠忽近、亦低亦昂、倏疾舒徐、悠揚回蕩、恍若鈞天妙樂、使人心曠神怡”的央央瑯瑯之鴿哨韶樂。不過，王世襄放養飛鴿實在是與眾不同，或者說玩得也太驚險奇絕令人咂舌了：“我童年養鴿，用的竹竿有兩丈多長，上端拴過紅布條兒、也捆過雞毛撢子。晃動它如揮大旗，覺得很威風，但也感到喫力，幾下子胳膊就酸了，咬著牙還晃，而鴿子卻不甚怕它。於是我就用竹竿磕房檐，啪啪作響，三間瓦房整整齊齊的檐瓦，都被我敲碎了，但鴿子還是不聽指揮。我索性上房騎在屋脊上，揮杆吶喊，逼得鴿子往鄰家的房上落。為了追趕它，常從正房跳到相隔數尺的廂房上。一次被母親看見，她幾乎暈倒在廊子上。”對此，王世襄晚年時在《大樹圖歌》中歌詠道：

髫年不可教，學業荒於嬉。

竹欄巢鵓鴿，調弄無已時。

挾杆跨屋脊，揮舞如舉麾。

為愛鈴聲永，那惜飛奴疲。

即便如此，慈愛的母親金章對於王世襄之玩還是始終把握著一條原則的，即“凡對身體有益的都準許玩，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不許可”。於是，此後的王世襄先是“開始養養蛐蛐（蟋蟀），不僅花錢買，還結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曬得很黑，但步行多少裡，也是個好鍛煉，所以母親也準許玩”。關於少年時代結伴或單獨到北京郊外捉蛐蛐的辛苦與玩樂，王世襄後來在絕妙散文《秋蟲篇》的“憶捉”一節中，曾用文字詳細記述了其中的兩次經歷。

一次，性急的王世襄在立秋之前便將銅絲罩子、蒙著布的席簍、帆布袋、大草帽、芭蕉扇、水壺、破褲褂、灑鞋以及裝蛐蛐用的幾個山罐等準備齊全，因為這是作為一個標準“逮蛐蛐的”應該具備的“行頭”。一切準備停當的王世襄，立秋剛過便起了一個大早，然後戴上各種“行頭”出朝陽門，順著古老而雄壯的城牆根往北走，不遠處便是東直門的自來水水塔，來到水塔東牆外再順著小路直行，就可到達胡家樓李家菜園後面的那條旱溝了。這是少年王世襄值得驕傲的地方，因為頭年他曾在這裡捉到過一條身長八釐多的青蛐蛐，回到城裡後連鬥七盆也未曾輸過，直至當年封盆為止。所以，王世襄在不覺中又來到了這條旱溝，遺憾的是由於當年雨水較大，不僅旱溝裡蓄滿了水，就連前面的小路也被淹了。

見此情景，王世襄隻好挽起褲腿，穿鞋涉水趟過寬達六七丈且飄著黃綠色泡沫的這條水路，來到栽種有一行垂柳的李家菜園北坡，因為他記得北坡下面也有一條溝，每年黃瓜拉秧時菜農便會將瓜秧拋入溝內，以利於瓜秧不受阻礙地蔓延生長，而這也正是蛐蛐喜歡藏身的地方。同樣令王世襄失望的是，不僅這條溝裡也蓄滿了水，而從水勢還曾浸漫過坡上，這從柳樹根上那一圈圈黃泥痕跡可以看出，而這種跡像也必然會使蛐蛐早已喬遷了新居。

配圖007 王世襄捉蛐蛐的用具：阿虎槍簽子、罩子、芭蕉扇。

當然，少年王世襄已經不是逮蛐蛐的生手，這時他想起了逮蛐蛐能手傅老頭愛說的一句話，那就是“溝裡有水，咱們坡上逮”。於是，對此深信不疑的王世襄來到西壩河小廟往東通向東壩河的幾條小路間，因為這裡還有一道高達一人多高的大坡。來到這道大坡前，隻見王世襄一隻腳踏在坡下支撐著身體，一隻腳則蹬在坡腰上將草踩倒，然後屈膝六十度彎腰向前，右手拿著罩子等候跳出的蛐蛐，左手則用扇子猛扇坡上之草。王世襄之所以用扇子扇，而沒有攜帶逮蛐蛐的常用工具簽子，是因為他明白早秋的蛐蛐還沒有窩，隻能在草叢中藏身，所以根本用不著簽子。即便如此，四肢並用的王世襄在將一條三裡長的坡埂上下都扇遍之後，雖然不時地有蛐蛐被扇出來，他也是每蛐必扣地及時用罩子去捕捉，但是卻沒有一個值得裝罐的“將軍”蛐蛐，而且還累得每一節脊椎都酸痛難忍。

於是，索性坐在坡埂盡頭休息的王世襄，任憑額頭上的汗珠像黃豆粒似地滾落下來，而被汗水浸濕的草帽也箍在頭上，使他感覺有些頭昏腦脹，至於已經濕透了的小褂子，也溻在身上使他渾身都極不舒服，那條上半截被汗水浸濕的褲子，下半截則被露水挪濕了，而且還被那些踩斷的草根染成了草綠色。有些懊惱的王世襄，在將小手背過去捶打後背的時候，猛然間悟出了傅老頭所謂“坡上逮”的真意，那就是指沒有被水淹過的坡埂上，纔是蛐蛐生活遊戲的地方。既然如此，稍稍休息的王世襄便站起身來向四周望了望，到處都是正待成熟的莊稼，什麼玉米、谷子、高粱和大豆等等，好一派豐收景像。不過，少年王世襄關心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什麼樣的地裡能存得住蛐蛐。

依照以往逮蛐蛐的經驗，王世襄明白玉米或谷子地都不好，隻有夾種著大豆的高粱地纔是蛐蛐生活的天堂福地，特別是被雨水衝刷而倒在地面上的豆棵子，待到水流退後那些與黃土粘在一起的枝葉下面，隻要找根小木棍輕輕一翻，便不愁藏在其中的蛐蛐不出來。果然，當王世襄在將豆棵子一壟一壟地翻過去時，還真是接連扣捉了幾隻蛐蛐，可依然是一些不值得裝罐的貨色。而密不透風的高粱地，在初秋驕陽毒辣的照射下，那潮濕的氣息一點兒也散不出去，身處其中的王世襄猶如在蒸籠裡一般，感到極其悶熱難耐而又焦躁不安。確實，從大清早出門到日已當午，口干舌燥饑腸轆轆不說，辛苦半天竟然沒有捉到一隻可以能參加戰鬥的“將軍”蛐蛐，這實在讓王世襄感到懊惱不已。

忽然，“撲”一聲，王世襄感到眼前一晃，似乎有一隻飛蟲落在了前面的干豆葉上，定睛細瞧，竟然是一條六條大腿又粗又白的黃麻頭青翅殼蛐蛐。說時遲那時快，王世襄猛地撲了上去，但是拿罩子的手卻不停地在發抖，因為害怕傷了蛐蛐而不敢果斷地扣下去。那條黃麻頭青翅殼蛐蛐見有異樣動靜，又一晃身跳了起來，不過它沒有來個接連三級跳，而是在一跳過後順勢向前一爬，鑽進了懸空在地面上的一顆高粱水根低下。這一回，王世襄沉住氣將雙腿一跪，先是拿罩子迎在蛐蛐前頭，而後輕輕用手指在蛐蛐後面一頂，那條黃麻頭青翅殼蛐蛐便一下子跳進了等候在它前面的罩子裡。剎那間，王世襄急忙將罩子扣在自己胸口上，一面用左手去掏山罐，一面三步並作兩步跑出了高粱地。找了一塊平整而雜草稀少的地方後，王世襄蹲了下來，小心翼翼地把那條蛐蛐裝入山罐。這時，手忙腳亂眼睛發脹的王世襄纔放心地仔細端詳著這條黃麻頭青翅殼蛐蛐，這雖然是一條隻有七釐多長的蛐蛐，但長相確實是一員“戰將”模樣。

王世襄將這隻山罐捆好後，又一次鑽進了那片高粱地，經過一番苦戰後共逮了七條蛐蛐，但還是沒有一條真正個大體壯而堪當“領軍”的蛐蛐。而這時，太陽已經西斜，疲累焦渴難耐的王世襄鑽出高粱地，整理好“行頭”和“戰果”，來到了西壩河面前的一家茶館裡。在接連喝下七八碗茶水後，王世襄又把山罐打開來，仔細看了又看，比了又比，七條蛐蛐中竟有三條不夠格。於是，王世襄把那三條不夠格的蛐蛐送進席簍後，起身出了茶館，放開腳步開始往家走去。在半路上，王世襄遇見一個賣燒餅的小攤，可他隻喫了兩個就不再想喫。原來，逮蛐蛐的人總是隻知道口渴而不感到饑餓，隻有到家歇過疲乏之後，纔會想起飽餐一頓呢。

即便逮蛐蛐需要付出如此之辛苦，宦家少年王世襄卻樂此不疲，而且第二年竟將目的地選在了北京城西北郊的蘇家坨。原來，這個離溫泉不遠但離市區較遠的地方，早在《魚蟲雅集》中就曾確證是有名的蛐蛐產地，特別是清末民初時期這裡所產蛐蛐，其身價竟然遠遠高於蛐蛐盛產地山東所出之蟲。當然，少年王世襄對於蘇家坨之盛名，更多的是從京城裡蛐蛐玩家趙子臣口中所得知。記得趙子臣曾經這樣說，蘇家坨不僅坡高溝深，而且是一道連著一道、一條套這一條，所產蛐蛐既大又好，身長七釐的比比皆是，據說那裡還有專為逮蛐蛐者開設的住店，而每年住在那裡逮蛐蛐者竟然多達二三十人，並每人都能逮回一挑的蛐蛐來。這自然成了少年王世襄逮蛐蛐的理想勝地。

於是，在一個已近白露的時節裡，王世襄在攜帶好早秋使用的那套“行頭”之外，又專門配備了一把阿虎槍簽子和一隻大電筒，因為此行需要三天時間，他還想嘗試嘗試“夜戰”的效果。

這天清晨，王世襄騎上他的那輛載重單車開始向蘇家坨出發，由於路程實在太遠，他到達時已經過了中午時分。不過，心情激奮的王世襄一刻也不願耽擱，隨即根據由蟲販長腿王所畫草圖，找到了住在村西其熟識的老王頭的家。說明來意後，王世襄還提起是由長腿王所介紹，故老王頭同意在他家借住幾天。當天下午，王世襄沒有急著去逮蛐蛐，而是走出村莊察看了一下地形。確實，這裡正如蛐蛐玩家趙子臣所言，那一道道坡和一條條溝就分布在面前大片的田野間，王世襄似乎已經聽到了蛐蛐那洪亮而雄渾的合唱聲。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襄便順著出村的大車道向西北走去，在拐到一條岔路上轉了一會兒，終於找到了一道土好草豐的長長坡埂。不過，王世襄在用芭蕉扇扇了十來丈長草地後，卻不曾看見一條蛐蛐跳出來，想來這個季節它已經有了窩。於是，王世襄將扇柄插進後背褲腰帶裡，改用阿虎槍簽子向可能有窩的地方扎了起來。已經諳熟此道的少年王世襄，沒有將阿虎槍簽子直接扎向蛐蛐窩，而是扎在距離窩門稍遠處，這樣做的目的是以防簽尖直接扎到蛐蛐，而後再輕輕搖撼阿虎槍簽柄，這也是為了撼動的泥土不至於擠壞蛐蛐。由此可見，以這種方法逮蛐蛐，還是需要一定耐心的。就這樣，王世襄一連扎了二三十下，還是不見有一條蛐蛐出來。隨即，王世襄改變方向用阿虎槍簽子再扎，終於搖晃出一條約有七釐長的紫蛐蛐來，這就算是開了張。這實在是一條望不到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