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早年歲月(1886—1908)

歷程

  家世

  母親

  曲折求學路

交往

  山高水長的清韻——與張瀾

  “您永遠是我的老師”——與席國珍

  師生情誼重如山——與劉壽川

珍聞

  “我永遠想念著她”

  在丁家私塾的日子

  覓水挖泉

  對“喫大戶”的記憶

  老織匠的故事

  遷回大灣

  “出水纔看兩腿泥”

  從舊學到新學的轉變

  把《民報》藏在枕下

  在縣高等小學堂當體育教習

第二編  投身革命(1908—1927)

歷程

  考入雲南講武堂

  參加護國戰爭

  從黑暗中走出來

  遠涉重洋尋真理

  在北伐革命中

交往

  同志戰友知己——與周恩來

  一次歷史性會見——與孫中山

  相遇貴相知——與孫炳文

  良師益友——與蔡鍔

  “我就是新任警察廳廳長朱德”——與趙镕

  兩次戲劇性會面——與陳獨秀

  “應世人間”——與了塵法師

  “學好本領，準備挑更重的擔子”——與殷長科

珍聞

  跟著馬幫和“足客”去雲南

  冒籍考進講武堂

  “紅色的品德”

  “偷梁換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練和表演

  打秋操

  雲南重陽起義

  嚇跑反動提學司

  納溪大戰，百煉成鋼

  讀史籍

  懲辦稅官高天祥

  為民申冤捕兇手

  亡命天涯

  在柏林的革命活動

  異國他鄉遭驅逐

  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

第三編  創建紅軍(1927—1937)

歷程

  南昌起義

  “贛南三整”

  井岡山會師

  三占永新城

  鏖戰大柏地

  在古田會議上

  與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鬥爭

  在、二、三次反“圍剿”戰役中

  寧都起義和第四次反“圍剿”

  在遵義會議上

  與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的鬥爭

  抗戰的號角吹響了

交往

  朱毛不可分——與

  從對頭到摯友——與劉伯承

  “沒有文化可以學嘛”——與徐松林

  草鞋情深——與黃甫開

  “有難大家當嘛”——與楊錦華

  揮淚哭軍醫——與史芳

  多做黨和紅軍的建設工作——與伍雲甫

  軍長與老將對弈——與吳子尹

  “我真正認識了共產黨”——與邱峴章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與王光佑

  隱蔽目標，積蓄力量——與範石生

珍聞

  祠堂遇險

  換房子

  排隊理發

  給老鄉送鹽

  “難怪他這樣愛護窮人”

  一根扁擔

  一頭抵萬金

  烤棉衣

  給戰士洗膿血

  “隻綁一隻手，行不行”

  拆橋與架橋

  第十次死訊

  草地情深

  飛馬解圍

  草地釣魚

  司令住帳篷

  是總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要走一著想三著”

  “特別展覽會”

  爐霍運動會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一件皮大衣筒子

  球場風波

  為部屬朱雲卿寫傳

第四編  誓師抗日(1937—1945)

歷程

  八路軍總指揮

  創建根據地

  指揮東路軍

  擊破“九路圍攻”

  反摩擦

  開墾南泥灣

  百團大戰

  皖南事變

  領導軍事高級學習組的整風

  迎接抗戰勝利

交往

  特殊的壽禮——與鄧小平

  “將軍莫唱大刀頭，淪陷山河寸寸收”——與葉劍英

  “在黨內誰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說”——與雷英夫

  “到抗日前線去”——與韋傑

  赤誠與共——與李根源

  “沒有讓出的道理”——與朱懷冰

  真誠的合作——與衛立煌一

  友誼逐日深——與史沫特萊

  輝耀著中印兩大民族——與柯棣華

  “他簡樸得像個農民”——與斯特朗

  “我曾期望與您聯合作戰”——與史迪威

珍聞

  不徇私情

  沒接著總司令

  寬待日軍俘虜

  副司令長官和司令長官的一次會見

  不拿槍的工作

  暗查夜哨

  借釜釀酒

  抗大一分校的“老園丁”

  “呀！真是朱總可令！”

  密切聯繫群眾

  衛士長的回憶

  接遇鄉農靄似風

  戒煙

  謁黃帝陵

  “電臺工作很重要啊！”

  女兒記憶中的父親

  給雪人點燃一支香煙

  海量

  “放下，不許賴！”

  “南泥灣就是你們的家”

  在集中營裡的女兒

  不當“剝削戶”

  弔唁左權

  一套舊棉衣

  背糜子

  帶頭遵守革命紀律

  保育院的“高參”

  球隊顧問

  要做“球場健兒、沙場勇士”

第五編    走向勝利(1945—1949)

歷程

  與國民黨作針鋒相對的鬥爭

  提出積極向東北發展的主張

  人民的光榮

  石門戰役“要勇敢加技術”

  在冀中巡視工作

  在長春、瀋陽攻堅戰役中

  在大決戰的日子裡

  視察唐山鐵路機廠

交往

  “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與陳毅

  總司令要我“努力學習”——與楊得志

  “義聲昭著，全國歡迎”——與陳明仁

  “共產黨人是不講私人關繫的”——與李師弼

珍聞

  “誰也不許搞特殊化”

  一頓午飯

  組建晉察冀野戰軍領導機構

  在西柏坡

  “就要這個土布的”

  “你對他要嚴格管教”

  “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他們的功績”

  親切的接見，諄諄的教誨

  “戰術就是錢串子”

  與敵同行

  “釣大魚”

  賠鴨子

  兒子去當司機

  “我就在這裡喫面條”

  “朱德橋”的來歷

第六編  開國創業(1949—1956)

歷程

  參與籌建新中國

  開國大閱兵

  任中央紀委書記

  “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

  情注西藏高原

  “朝鮮人民在等著你們”

  “把手工業工作做好”

  視察鋼都

  情繫龍煙鐵礦總廠

  帥

  歷經四個月的出國訪問

交往

  戰友情——與彭德懷

  寬闊而溫暖的心靈——與黃樹則

  “可別忘記替我們向陝北人民問好”——與高克恭

  “我們不會忘記老朋友”——與王葆真

  一張借據的際遇——與傅德輝

珍聞

  “我們要有海陸空”

  “量纔錄用”

  中南海永福堂

  嚴肅黨紀治病救人

  珍貴的文物

  杭州療養

  做了爺爺和外公

  幽蘭報人民

  總司令的海軍月

  難忘的接見

  偉大的水兵

  前線歸來訪本鋼

  “不要孝子賢孫”

  老兩口在北戴河

  關心警衛員

  南下廣州、上海

  上白雲山

第七編  曲折探索(1956—1966)

歷程

  海南島之行

  “把長江以南管下來”

  錦繡河山收拾好

  參觀韶山

  廬山會議上提意見

  七十四歲訪故鄉

  視察大慶油田

交往

  “覽之自怡悅，述與子同歌”——與董必武

  “要保持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與方志純

  邕城偶遇情如故——與潘少洲

  朱老總教我種蘭花——與水靜

  “您過去是我的老師，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師”——與李鴻祥

珍聞

  “國家領導人更要想著國家”

  一條舊毛毯

  蘭花情

  讀碑臨帖  一生不輟

  走遍全國

  “終歸勝利屬人民”

  秘書的懷念

  總司令與群眾

  飛渡大連灣

  爺爺的家教

  蓬勃挺秀  天下流芳

  “不要宣傳我”

  關心華北制藥廠

  拜農民為師

第八編  “文革”風雲(1966—1976)

歷程

  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遭受誣陷和攻擊

  艱難的境遇

  疏散到廣東

  在後的日子裡

交往

  莊嚴的軍禮——與羅瑞卿

  “歷史是公正的”——與肖華

  “你們是科學的千裡眼和順風耳”——與王諍

  永遠的懷念——與成仿吾

珍聞

  閑居生活

  天倫之樂

  勤奮纔能出天纔

  加速人民海軍建設

  嚴格要求子孫

  “革命到底”

  “我們是夫妻，又是同志”

  珍貴的遺產

編後記

說明

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

座談會上的講話（2006年12月1日）胡錦濤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深切緬懷朱德同志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建立的歷史功勛，追思和學習朱德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鞠躬盡瘁的崇高風範，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開拓前進。

朱德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勛，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朱德同志是從一名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120年前的今天，朱德同志出生在四川儀隴一個貧苦佃農的家庭。那時，中國人民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蒙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無數志士仁人前僕後繼地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朱德同志從青年時代就萌發了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眾於水火的志向。“祖國安危人有責，衝天壯志付飛鵬”，這是朱德同志青年時代的豪邁誓言。1909年，朱德同志進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不久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積極參加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活動。在辛亥革命時期的雲南起義中，在後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中，朱德同志馳騁疆場，戰功卓著，成為滇軍名將。然而，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的勝利，並沒有能使中國擺脫黑暗。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和五四運動的興起，使朱德同志在徘徊和苦悶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1922年，朱德同志遠渡重洋，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並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之一。從此，朱德同志義無反顧地走上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奮鬥的偉大道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朱德同志先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並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朱德同志身經百戰，歷盡艱險，功勛卓著，在每一個重大關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作出了傑出貢獻。

與等說服中央同意攻打吉安

部隊奉命向江西進軍途中，朱德參加了安源工人舉行的歡迎紅軍的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號召工人跟共產黨走，踊躍參加紅軍。廣大工人積極響應朱德的號召，在短短的幾天內，就有1000多名工人要求參加紅軍。為了使全軍官兵能夠從思想上理解主動撤圍長沙和準備攻取吉安的重要意義，朱德還深入到戰士中間，做耐心的宣傳和解釋工作。朱德和戰士們親密無間，正如史沫特萊所寫道：“朱德也回到部隊，戰士們像往常一樣，圍攏在他身邊，用他們的結實的大手拍他，戰士講話的時候，他也伸出兩臂，放在戰士的肩頭。”戰士們的工作雖然好做，但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領導干部卻仍然不贊成攻取吉安的計劃，他們還是堅持主張按照中央的命令去打武漢、九江。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和堅持既定作戰計劃不變，硬是帶著隊伍七彎八彎，彎了很久，終於在9月23日將部隊帶到了萍鄉。當時，朱德和向中央說，他們主張打吉安，是為了得到兵員補充，待兵員補充後再打九江，而且說包打下。這樣纔得到中央的同意。

部隊到達萍鄉後，朱德和制定了進攻吉安的具體戰鬥方案，命令紅三軍團由萍鄉動身，進駐樟樹，占領臨江一帶，截斷贛江，並堵住敵援軍，命令紅一軍團分左右兩路分別自攸縣、萍鄉出發，經袁州到達阜田集中，攻擊吉安城。部隊奉命向吉安挺進，於9月28日到達袁州。

這時，鋻於紅三軍團中部分干部繼續吵著要執行中央命令攻打南昌和九江，總前委在袁州召開會議，以求達到思想認識上的一致。在這次會議上，朱德和仍然堅持按原計劃不變。主張打南昌、九江的干部便當面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他們還說：“在湘贛兩江之間進行機動作戰，是打拳戰術，打來打去胡子都白了，還取不到湘贛兩省政權。”耐心地向他們分析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說明打吉安對紅軍如何有利，打南昌和九江卻無把握的道理。完全同意意見的朱德，也和一起做說服工作。這時，“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持了在他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由於、朱德和彭德懷堅持原定打吉安計劃，並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大家終於統一了認識，決定按原計劃攻取吉安。

就在部隊要出發之時，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來了，他帶來了8月29日《中共中央給長江局並轉湘省委、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關於占領長沙的戰略與政策的指示》，該指示要求紅一方面軍返回攻打長沙。周以栗一來，聽說紅一方面軍要去打吉安，便準備說服執行中央的指示。結果，兩人通宵交談後，被說服的不是而是周以栗，他完全接受了朱德和等人主張攻打吉安的正確意見。於是，朱德和下達了“決於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的命令。

吉安守敵是國民黨軍鄧英部，該敵是新編的一個師。由於紅三軍曾八次攻擊吉安都未打下，鄧英受到南京政府的褒獎，他十分驕狂。1933年8月13日《紅星》第二期刊載的一篇《吉安的占領》通訊這樣寫道：“敵人的頭子叫做鄧英。當我們紅三軍第八次攻吉不成的時候，南京政府曾下了一道褒獎他的命令，說他得到了‘剿匪’的功，他也就趾高氣揚起來，以為我鄧大哥不但是高超過楊池生、楊如軒、李文彬以至朱培德那些頭子，並且比起當今‘剿匪’總指揮張輝瓚、坐鎮指揮的魯胖子也要威風得一二倍，喝酒呀！在土豪劣紳資本家以及牧師神父面前拍胸膛，稱好漢呀！這些土豪劣紳資本家牧師神父們，居然信以為真，以為一面有了鄧軍閥的壯膽的演說，一面又確實看到了吉安城防的鞏固——堡壘、壕溝、鐵絲網，這些限制紅軍鐵拳的寶貝，大概一定可以多活幾天了。”可是，當紅軍於10月4日包圍了吉安，並從城西北角的真珠山和城北部的騾子山等處發動總攻擊時，該敵就一敗塗地了，鄧英率領部隊的一部分坐船從河裡溜走，來不及逃跑的繳槍當了俘虜，躲在吉安的土豪劣紳也一個都沒有跑掉。

紅一方面軍打下吉安後，周圍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幾個縣城的靖衛團都因懾於紅軍的威力聞風而逃，紅軍乘勝一一加以占領，使贛江兩岸的紅色政權連成一片。廣大群眾踊躍報名參軍，紅軍隊伍得到擴大。據郭化若回憶：“打下吉安後我們參謀處作了粗略統計，這時一、三軍團，二十軍、二十二軍和總直屬部隊合計已超過5萬人。”與此同時，紅軍還利用40多天時間籌款，縫制了上萬套軍衣和軍被。這一切都為即將到來的次反“圍剿”戰役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朱德和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積極抵制和鬥爭，意義十分重大。後來，朱德強調說：當時，“如果不把立三路線反掉，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在、二、三次反“圍剿”戰役中

無兵派將

紅一方面軍在湖南和江西兩省的軍事行動，使南京國民黨政府感到極大的不安，它深感紅一方面軍將“乘虛襲長沙、迫南昌、陷吉安、占湖口，圖奪湘、贛，出擾長江、而窺武漢”，以期建立更大的蘇維埃政權，若不能“亟除”之，則“必成巨患”。1930年秋，蔣介石在中原的軍閥混戰中取得勝利後，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紅軍及其根據地方面。一開始，蔣介石分別任命了各地的“剿匪”、“清鄉”、“綏靖”督辦、總指揮等。接著，因得知朱德和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已集中贛南，又於10月28日委托何應欽在漢口召開湘鄂贛“剿匪”會議，正式宣布對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明確規定以贛南為“圍剿”重點，並叫嚷在三至六個月內解決戰鬥。他認為隻要把這支紅軍主力“剿除”，則其他紅軍就“不難摧陷廓清，蓋即擒賊先擒王之法也”。就在何應欽召開湘鄂贛“剿匪”會議的當天，蔣介石發布命令，調兵遣將，令江西境內的第五、第十八、第五十師，新編第五、第十三師及獨立第十四旅和其他團隊暫編為第九路軍，統歸江西省主席魯滌平指揮，同時決定集中國民黨軍第六、第九、第十九路軍及行營直屬各部，於贛西及景德鎮附近地區“圍剿”朱德和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總計參加這次“圍剿”的國民黨軍有11個師2個旅，約10萬人。鋻於以往多次“圍剿”失敗，蔣介石親自制定這次“圍剿”的作戰方針為“長驅直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猛進猛打”；具體部署是以三路大軍分成八個縱隊，由北向南呈半圓形包圍之勢向中央蘇區進攻，計劃在3至6個月內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壓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並“聚而殲之”。

敵人即將發動大規模“圍剿”，朱德早有所料。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後，朱德弄來一些國民黨方面的檔案和當時的各種報刊，拿著一支筆，一邊閱讀，一邊詳加圈注。經仔細研究和分析形勢，敏銳的軍事頭腦使朱德感到：隻要軍閥混戰一結束，蔣介石必定要調集軍隊向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紅一方面軍與國民黨軍的一場惡戰已迫在眉睫。他認為，如果這種進攻一旦發生，紅一方面軍就應該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機動作戰，因為久留吉安對紅軍十分不利。

這時，黨中央已經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因交通梗阻，文件一直沒有及時送到江西。紅一方面軍中仍有少數干部堅持要攻打大城市。在紅一方面軍少數干部的思想還沒有轉過彎來的情況下，朱德和仍以執行中央指示進攻南昌和九江為名，命令部隊離開吉安北上。在率部北上途中，朱德在峽江、羅坊等地舉行的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上，與一起繼續反對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主張紅軍東渡贛江，將敵人引到革命根據地內部，來個關門打狗。史沫特萊根據朱德的敘述這樣寫道：

10月中旬，朱德、和他們的同志們在吉安以北彭德懷的司令部舉行軍事會議。他們在會上決定撤出吉安，因為面對多出一倍的敵人來防守吉安，必定遭受損失，實在無此必要。他們把40000名主力部隊撤入鞏固的蘇區，在那裡可以得到人民的全面幫助。這一地區北到東固山區根據地，南迄廣昌，正如朱將軍所說的，“可以選擇自己的戰場，迅速集結，突襲，再分散，包圍、進攻，把前來圍剿我們的敵軍，一師接一師地各個擊破。”

正是朱德和的一再堅持和耐心的說服，纔使紅一方面軍不再執行中央要求打南昌和九江的指示，轉而接受朱德和的意見，確定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

11月中旬，紅一方面軍各部奉命東渡，撤退到贛江東岸，乘敵軍尚未東渡贛江之機，一邊抓緊時間加速打土豪籌款，一邊待命。結果，敵魯滌平部進入羅坊、新餘、分宜、清江等地，撲了一個空。該敵發現紅軍已經東渡贛江，又重新部署，準備在贛江東岸尋找紅軍主力作戰。

為了將敵軍進一步誘入根據地中部，再尋機殲滅，朱德和又命令紅軍主動將吉安、吉水、東固、東安、永豐等地放棄，有計劃地進行第二次大規模戰略後退，逐次向蘇區中部的東固、龍岡地區轉移，待機破敵。同時，還派紅十二軍羅炳輝率第三十五師偽裝紅軍主力迷惑敵人，誘敵向龍岡方向深入。朱德在指揮主力部隊撤退途中，視察各地堅壁清野和各項反“圍剿”準備工作情況，向干部和群眾說明戰略退卻目的和意義，幫助他們克服害怕“打爛壇壇罐罐”的思想。

敵魯滌平第九路軍東渡贛江，馬上在吉安至南豐之間實施戰略展開，準備在此殲滅紅軍。然而，他來晚了，紅軍主力早已向蘇區中部退卻，敵軍再次撲空。

蔣介石獲悉紅一方面軍已經向東固方向撤退，於1930年12月親赴南昌，召開“剿匪”會議，制定“圍剿”戰略計劃，命令魯滌平率第九路軍在吉安、泰和、贛州以東，永豐、樂安、南豐以南地區，向東固包圍，“聚殲”紅一方面軍，同時命令第六路軍和第十九路軍迅速入贛“協剿”。具體部署第六路軍在東安以東之固岡墟起，經蔭水、石門腦、黃陂至寧都西北安福墟一線及以左地區擔任作戰，該線以右贛河東岸地區為第九路軍擔任作戰；第十九路軍迅速向泰和前進。會議一開完，當即在南昌設立了蔣介石總司令行營，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兼行營主任，指揮在贛各軍積極準備“圍剿”。

就在反“圍剿”即將開始之際，紅一方面軍內部出現了一個如不妥善處理就會直接影響方面軍高級領導干部關繫的突發事件。12月上旬，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贛西南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二十軍的肅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後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紅二十軍的8個主要領導人。9日，他又到東固幫助紅二十軍肅反，同一個團政委劉敵談話時透露要該軍肅AB團。劉敵鼓動獨立營包圍軍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該軍軍長等，釋放因AB團嫌疑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12日，劉敵、謝漢昌率該軍直屬隊400餘人，乘夜衝向富田，包圍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懷疑為AB團而關押審查的二十餘人。這就是由肅反擴大化引起的有嚴重錯誤的“富田事變”。事變發生後，謝漢昌等把紅二十軍主力帶到贛江以西地區，提出了分裂革命隊伍的口號，並制造假信以反對，犯了進行挑撥離間和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這一事件的發生，幾乎使局勢變得有利於敵人方面。在這關鍵時刻，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與的領導地位，為了扭轉這一不利於紅軍的局勢，朱德與彭德懷、黃公略就此事分別於17、18日相繼發表了宣言和公開信，明確表示革命隊伍裡同志之間“決沒有私人擁護與否之別”，明確表示“朱、毛、彭、黃團結到底”，並嚴厲批評謝漢昌等的錯誤，號召第二十軍廣大官兵應在總前委的領導下，一致團結起來，與這種錯誤作鬥爭，以堅決打退敵人的進攻。由於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人堅決維護紅軍內部特別是高級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克服了因“富田事變”造成的嚴重危機，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依然穩定和鞏固。

雖然敵軍因紅軍內部發生富田事件乘機占領了興國和東固，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號稱“鐵軍師”的張輝瓚第十八師卻在東固地區被紅軍一舉消滅了。

敵第九路軍公秉藩師進展較快，率先於19日抵達東固。東固紅軍稍作抵抗後，按計劃主動向龍岡撤退。公秉藩認為這是邀功請賞的大好機會，趕緊向上司發電報捷，聲稱先後在九寸嶺和東固與2000餘名紅軍激戰數小時，消滅一名紅軍師長和其他官兵300餘人。蔣介石一聽“捷報”，喜之不已，下令賞該師大，並將該師番號由新編第五師改為第二十八師，使之成為“正牌國軍”，以鼓勵其為他賣命。在公秉藩師占領東固的當日，與公秉藩師夾九寸嶺前進的張輝瓚師，也攻到了東固附近的火風坑、九鬥灣和上下坊等地。紅軍在上述各地稍作抵抗後，按計劃主動撤退。張輝瓚師是魯滌平的起家部隊之一，也是魯滌平手下能打的部隊，號稱“鐵軍師”。張輝瓚這次領命出師“圍剿”紅軍，還被任命為前線總指揮，自以為十分了不得，趾高氣揚。他一心想個占領東固，拿到頭功。就在公秉藩到達東固的第二天早晨，他利用天空大霧迷漫之際，指揮部隊進攻東固。公秉藩以為是紅軍反攻，也集中火力堅決抵抗。雙方激戰達數小時之久，後來各自吹號的聲音提醒對方，纔知是一場誤會。兩師會合後，自命不凡、一心想立頭功的張輝瓚，以為不要其他軍隊配合就能取勝。他與公秉藩約定，分別向龍岡、約溪轉進，尋殲紅軍主力。雙方限定必須於12月30日到達目的地。

12月29日，公秉藩以一個旅為先頭部隊向約溪前進，其餘部隊向富田續進；張輝瓚師除留一旅兵力留守東固外，其餘部隊在他的率領下，向五門嶺前進，企圖對隱伏於黃陂、小布、麻田的紅軍形成東西北三面包圍之勢。本來，紅軍主力是準備先打譚道源師的，曾兩度開進小布地區設伏，在山上擺開陣勢，力求在譚道源師向前移動時一舉殲滅之。但由於有一反動分子已向譚道源報告了紅軍在小布設伏的情況，以致譚道源師在源頭等地加緊修築工事，嚴密戒備，根本不敢離開這個居高臨下的陣地。紅軍主力因沒有殲敵機會，隻好撤回，僅留下赤衛隊襲擊譚道源師供應線，斷絕其糧源。

這時，張輝瓚師卻乖乖地按照朱德和的計劃，被羅炳輝率領少數部隊牽著鼻子向龍岡方向來了。、朱德當即發布攻擊進占龍岡之敵張輝瓚師的命令。決定隻留中革軍委政衛團在黃陂鉗制源頭、洛口等地譚道源師和許克祥師，主力全部利用夜間秘密西開，疾赴龍岡，將張輝瓚師包圍而殲滅。按照朱德、的部署，紅一軍團第三、第十二軍為左路軍，分左右兩翼沿君埠向龍岡前進，攻擊龍岡之敵；紅一軍團第四軍和紅三軍團為右路軍，以一部經回龍到還鋪附近，左接第三軍，右接第十二軍，向龍岡之西北端張家車附近攻擊前進。

龍岡，是一個位於永豐縣南部的小圩鎮。它東靠君埠，北鄰上固，南連興國，西接吉安，臥於一條狹長山谷中，狹谷寬處不足3公裡，窄處僅有150米。這是一個十分有利於伏擊殲敵的好地方。張輝瓚對紅軍設伏於龍岡的消息一概不知。12月30日拂曉，紅軍各部奉命占領了攻擊出發陣地，紅軍總指揮部在龍岡和君埠之間的黃竹嶺設立了臨時指揮所，離張輝瓚司令部所在地龍岡不足5公裡。朱德和就在這裡親臨前線指揮。6時許，由五門嶺前進的敵張輝瓚師先鋒部隊戴嶽旅的一個團，在小別村前小拱橋與擔任正面阻擊任務的紅三軍第七師遭遇。第七師在激戰中，一舉將敵尖兵連消滅，乘勝向龍岡方向前進。敵先鋒部隊在小別村以西阻止第七師前進。第七師迅速占領有利地形，居高臨下痛擊敵軍。在陣地上堅持戰鬥的紅軍戰士，有槍的就用槍猛烈射擊敵人，沒有槍的就用石頭向山坡上的敵人狠砸。在第七師的英勇打擊下，敵人不是應槍聲倒下，就是被石塊砸破了腦袋，僥幸沒有受傷或受傷未死還能逃跑的，便紛紛潰退，往山上茶油樹林裡鑽，旋因霧中辨不明方向而抱頭亂竄。緊接著，紅七軍跟進部隊上來了，軍長黃公略立即指揮部隊展開隊形，向敵軍兩翼迂回。此時，敵戴嶽的後續部隊亦上來了，他指揮後續部隊兩個團分左右散開，分數路猛攻正面阻擊部隊紅七軍，想殺出一條生路。紅三軍雖然剛由江西地方武裝升為主力軍，缺編制，彈藥少，火力弱，但作戰十分英勇，在沒有增援的情況下，頂住敵軍機槍和迫擊炮密集火力的猛烈射擊，堅守陣地，與敵軍相持不下。

朱德在指揮所裡密切地觀察各個戰場。由於指揮所離前線太近，雙方部隊就在指揮所的門前戰鬥，敵人的機關槍彈不時落在指揮所的牆上。這時，紅三軍派人來報告，說他們那裡的戰鬥十分激烈，正相持不下，請求總部增兵支援。其實，朱德手中已經無兵可派了，因為所有紅軍都按計劃進入陣地了，甚至連總部的警衛營也上前線去了。參謀長朱雲卿因傳達作戰命令到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去了，留在指揮所裡的除了朱德和外，另外還有兩個干部，一個是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一個是司令部參謀處處長郭化若，要說兵，就隻有一個特務員和一個勤務員了。在這種無兵可派的情況下，為了鼓舞紅三軍士氣，朱德想出了一個主意。他走到郭化若面前說：“無兵派將嘛，你到前線去，怎麼樣？”接著，又向他耳語了幾句。郭化若奉命到紅七軍戰場上去後，傳達了朱德的指示，研究了部署和打法，全體指戰員的戰鬥熱情又進一步高漲，他們打得更加勇敢。

在紅七軍的堅決打擊下，敵軍又呈敗勢。敵旅長見到這種敗像，覺得僅憑自己的兵力擋不住紅軍的攻勢，趕緊用電話向張輝瓚求救。張輝瓚很想把這裡的敗勢扭轉過來，立即調一個團去增援。但是，調去的這個團走出去還不到5公裡路，就被紅軍截住，在激戰中，被殲滅一大半，團長被擊斃。張輝瓚見增援部隊被殲，感到不能再戰，便命令第五十三旅搶占龍岡西南的萬功山，掩護師部向東固撤退。然而，紅十二軍一部已經先敵一步攀上萬功山，占領了山上各制高點，敵軍剛爬到半山腰，就遭到紅軍的一陣猛打，死傷過半。張輝瓚再令第五十四旅經南龍馳援，令新改番號的公秉藩師向龍岡迂回。但在根據地地方武裝的英勇阻擊下，這兩支部隊都無法前進。敵軍急於打開正面被紅三軍擋住的去路，狗急跳牆，越打越兇，戰鬥極為激烈。就在這時，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及時趕到，紅四軍與紅十二軍迂回到龍岡西面和西南面，抄敵後路；紅三軍團則越過紅十二軍陣地，向龍岡斜插過去，占領上固及其附近陣地，一舉將敵師部與東固第五十四旅的聯絡切斷。被紅軍三面包圍的張輝瓚，率師部直屬隊作困獸鬥，企圖尋機突圍。到下午3時許，“天候驟變，咫尺之間，陰沉莫辨”。紅軍乘機強攻，猛烈衝殺。在激戰中擊斃敵副旅長洪漢傑和團長朱先志，敵軍徹底潰敗。時任紅三十六師師長的張宗遜回憶這次戰鬥時說：

我把槍一揮帶頭跳出陣地向前衝，因為我師大都是新兵，沒有作戰經驗，指揮員必須給他們做出榜樣。部隊初戰卻表現得很英勇，經過兩次衝鋒，就將正面的敵人擊潰並消滅了一部。部隊接著向前追擊，正好遇著敵人師部衛隊營，這個營的武器精良，裝備的都是花機關槍和駁殼槍，但是沒有步槍射程遠，打了一下就跑散了，以後陸續繳了槍。隨後又遇著敵人的後方機關和跑亂的零散部隊，更是毫無抵抗能力，一觸即潰，他們東奔西跑一陣後，就坐在山頭上喊：“不要打了，我們繳槍！”忽然聽到有人走火響了一槍，其他敵兵就慌忙齊聲高喊：“不要打槍！不要打槍！”就這樣全部放下了武器。

眼見自己的師部被壓到毛家坪和萬功山一帶，張輝瓚知道敗局已定，便作好了逃跑的打算。他換上了一件士兵的上衣，再把自己的一件狐皮大衣披在身上。之後，他命令衛兵頂住，自己隻身逃出了師指揮所，然後拼命向萬功山的油茶樹林裡鑽去，狐皮大衣也跑丟了。在樹林深處濃密草叢裡，他找到了一個土坑，不顧一切地跳下去，想在這裡躲過紅軍的搜捕。當紅軍戰士搜到這塊油茶樹林時，很快就發現了張輝瓚丟下的皮大衣，繼續搜索不久，就找到了他。張輝瓚面對十多支黑洞洞的槍口，無可奈何地爬出了土坑。一開始，他自稱是“書記官”，但經俘虜指認，這位“書記官”就是“鐵軍師”師長張輝瓚。在張輝瓚被俘的同時，旅長王捷俊、代參謀長周緯黃、團長李月峰以下9000餘人都與師長一樣，當了俘虜。隻有敵旅長戴嶽因潛匿在一頹破的僧寺內得以逃脫。

當這裡戰鬥打響後，魯滌平確信張輝瓚一定能凱旋，故在吉安做好了大擺宴席以慶祝張輝瓚“班師凱旋”的“接風”準備。結果，他得到的準確消息是：張輝瓚師被消滅了。打了敗仗，宴席當然就擺不成了。他隻好既震驚又痛心地向蔣介石電告這個不幸的消息。蔣介石接到電報一看，得知“龍岡一役，十八師片甲不留”。這一次，氣得他連“娘希匹”都罵不出聲了。

張輝瓚被俘後，朱德馬上把他找來談話。成為紅軍俘虜的張輝瓚，身穿卡嘰軍裝，戴著全副軍章，足蹬黑得發亮的長筒皮靴，來到朱德的司令部後，不時打量紅軍司令部裡一個個因戰鬥緊張和疲勞而又瘦又髒的指戰員，他心裡禁不住暗想：“哼！這批人原來肯定是干苦力活的，沒有水平，無非是一群土匪罷了。現在我雖然被他們打敗了，但另外的兩個師一定很快將他們打敗，屆時自己就要被釋放了。咱們等著瞧吧！”朱德也打量著張輝瓚臉上的表情，能夠猜出此時他心裡正在想什麼。張輝瓚雖然因這次全軍覆滅來得很突然，受到了驚嚇，但他仍然妄自尊大，還想騙人。他站在朱德面前傲慢地問道：“出多少錢就放我？”

朱德鄭重地回答說：“我不是做生意的。我們要在你自己的部隊面前，以及我們的一支被你在贛西北清剿過全家的部隊面前公審你。”當了俘虜還不可一世的張輝瓚聽了這話，其囂張氣焰立刻被壓了下來。

朱德接著又說：“我們打算成立一所紅軍學院，你願不願意去教課？”

張輝瓚說他願意。

朱德憑直覺揣摩了一下，覺得張輝瓚並非出於真心，而是為了拖延時間，因為他還以為他那兩個師肯定能夠救他出去。於是，朱德決定把張輝瓚及其下屬帶在身邊，讓他們親眼看到其另外的兩個師是怎樣被紅軍打垮的。

張輝瓚師一失敗，張與敵軍總指揮部的電訊中斷。敵軍總指揮部因對張輝瓚師情況不明，馬上意識到紅軍必定乘勝轉撲譚道源師，當即令公秉藩師迅速撤回東固等地，張輝瓚原留守東固的一個旅轉移至富田，嚴密布防，阻止紅軍前進；令譚道源師暫隸第六路軍，迅速向洛口與許克祥師一致行動；第六路軍立即搜索當面紅軍，予以“進剿”；令第十九路軍迅速集結興國，向東北“進剿”。

敵譚道源師接到總指揮部的命令後，在草草準備以後，於1931年1月2日凌晨5時撤退。該敵頭、中村向南北坑敗走，其後衛部隊周翰的一團兵力在經過中村時，遭紅軍截擊，殘敵逃跑，紅軍乘勝追擊，敵軍“損失頗巨”，紅軍繳獲了許多槍械。該敵主力經南團向東韶逃去。朱德、立即在小布發布追擊殲敵命令。1月2日上午，紅十二軍先頭部隊在追擊中與敵軍後衛部隊接觸，紅軍一邊追一邊打。從源頭東逃的敵軍，沿途遭紅軍的截擊和尾追，一路挨打移至離許克祥師尚有半日路程的東韶。3日晨，該敵再次遭到紅軍猛烈攻擊。紅軍激戰至下午3時許，相繼奪占敵嚴村等陣地，擊斃敵團長黃敬、副團長譚濟康及營以下官長三十餘名。譚道源左等右等，仍不見許克祥援兵的蹤影，不敢繼續抵抗，令殘部拼死命向廖村突圍，分三路向南豐、洛口和經南城向撫州逃逸。東韶一仗，紅軍殲滅敵軍3000餘人，繳長槍2000餘支、機槍40餘挺、迫擊炮4門、子彈13萬餘發和電臺1部。

敵張輝瓚師和譚道源師失敗後，其第十九路軍因行動遲緩，僅有一部按計劃趕至興國，無法及時向南攻擊，而福建境內各部敵軍，更不可能迅速入贛。在這種情況下，敵軍認為“欲行挽回戰局，勢難遽達要求”。“圍剿之局遂即歸停頓”。各路敵軍奉命分別集結於撫州、南豐、宜黃、興國等地布防。至此，紅一方面軍取得了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後，紅一方面軍以從戰鬥中繳獲的電臺為基礎，開始組建紅軍歷史上支無線電隊。朱德親自兼管電訊訓練班的工作。正是朱德的關心和支持，無線電隊纔得以克服各種困難，並在戰鬥中逐漸發揮重要作用。在期無線電訓練班開學時，朱德親自來講了話，特別希望學員們在建設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中要不怕困難，告誡他們“在紅軍的字典裡是沒有‘困難’二字的”。之後，朱德還經常到無線電訓練班來，耐心地做從國民黨軍俘虜來的無線電人員的教育工作，幫助他們提高階級覺悟。王錚回憶說：

更重要的是，朱總司令對我們政治上十分關懷愛護，著重從根本上提高我們的階級覺悟。從紅軍有了電臺到第二次反“圍剿”期間，朱總司令經常在晚上到電臺上來同我們談心，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就是在江西興國小布成立我軍個電臺的那間普通民房裡，我次聽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當時，我隻覺得這個道理很新鮮，後來纔知道，這是朱總司令在向我們傳播《共產黨宣言》裡的真理。朱總司令不厭其煩地講解，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剝削。他從軍閥土豪為什麼能作威作福，勞動人民為什麼會挨餓受苦，講到工人農民拿起槍杆子鬧革命的必要性；從民主革命的任務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講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一定勝利。那通俗而樸實的話語，像春雨一樣一滴一滴滲進我們的心田。……他說：“無線電技術是要大發展的。你們要好好工作，好好學習。將來革命勝利了，掌管全國無線電事業的擔子就落在現在的紅軍無線電干部肩上。”

“牛角尖終於鑽出來，而且把它打爛了”

紅一方面軍取得次反“圍剿”勝利不久，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於1月15日在小布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朱德等9人為中央局委員的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因為周恩來在上海未能到職，便由剛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的項英代理書記。同時，還成立了以項英為主席，、朱德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朱德兼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項英沒有軍事工作經驗，這時中央蘇區的軍事工作事實上還是由朱德和主持。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和的實際指揮下，乘次反“圍剿”勝利之勢，勢如破竹地攻占廣昌、石城、寧都、瑞金各縣。同時，還向閩西發展，在閩西寧化、永定、上杭、長汀和武平一帶，積極擴展根據地，威脅南昌。

國民黨政府對紅一方面軍的迅猛發展驚愕不已，急令韓德勤第五十二師火速馳援南昌，擔任警備，同時，再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赴南昌，代行蔣介石總司令職權，主持第二次“圍剿”紅軍的一切事宜。何應欽於1931年初抵達南昌後，重組總司令南昌行營，以賀國光為參謀長、王倫為副參謀長。同時，還設立黨政委員會，集合黨政各方面力量為“圍剿”服務。為避免次“圍剿”中“兵力之不足，包圍之未嚴”和“部隊急進”之弊端，確保這次“圍剿”勝利，敵軍規定此次“圍剿”“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並“確定穩打穩扎，步步為營之原則”，強調各部隊在規定地區向紅軍根據地推進時，必須“分進合擊，互相策應”。參加這次“圍剿”的敵軍，有王金鈺第五路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第六路軍、蔣光鼐第十九路軍以及航空、第三、第五等部隊，共計20個師又3個旅約20餘萬人。經周密部署，各路敵軍開始行動。駐湘東南一帶的王金鈺第五路軍雖相距甚近，入贛方便，但因沿途受到湘贛邊各地遊擊隊的襲擾，延緩了速度，至3月中旬纔集中完畢。遠在山東濟寧的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數萬大軍乘火車跨越數省入贛，更費時日。直到3月下旬，各部纔相繼到達預定集結地。3月21日，敵軍發布命令，限各部隊於4月1日按照“圍剿”計劃，開始向紅軍根據地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