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餘斌
至少現在提到張愛玲,我們不必像十幾年前那樣,從最起碼的ABC的介紹開始了。那時一般的讀者固然不知張愛玲何許人也,即使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對這位作家也多半是知其名,而未見其書。如今說張愛玲在祖國大陸家喻戶曉,肯定是誇張,但若說她在今天的讀者中是最有號召力的現代作家之一,則不算過分。知名度可以來自學術界的肯定,更可來自傳媒的作用,張愛玲於二者都沾點邊,同時沾光沾得都不算大:與許多新文學作家相比,她在文學史上被給予的地位不算高,得到評價介紹的機會也不算多。此外,她的作品甚少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之類,即或有改作,也影響甚微。所以她的名聲日高,靠的還是一種“原始積累”——她的小說散文漸漸俘虜越來越多的讀者,多半還是仗著三五人的談論,口口相傳的推薦、介紹。也許這樣慢慢建立起來的名聲比起傳媒造成的轟動效應是更靠得住的。
喜歡張愛玲的讀者對她的書真是喜歡,閱讀的本身即能給他們莫大的快感。樂趣還可以來自其他,是關於張愛玲的一切,那就是非同一般地喜歡,可以為這“不同一般地喜歡”作證的是,由港臺那邊傳過來的“張迷”一詞,在祖國大陸是越來越有市場了。怎麼個“迷”法?尋覓她的書是一端,市面上換了各種名目出版的張氏作品多相重復,隻要有一篇未見過,必要不避多數地重復買了來;搜羅有關張愛玲其人的種種又是一端,張愛玲的一言一動,不管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再擴大一點,但凡與張有關繫的人的情形,都想知道,知道並不滿足,還要各就自己對張的判斷,說長道短一番。而大多數人此類舉動,並無功利的目的,既無當作家的宏願,也無做研究的打算,這就是“迷”的境界了。祖國大陸的“張迷”資歷尚淺,還可看看海峽的那一邊。幾年前臺灣《聯合文學》曾舉辦過一個活動——“誰最像張愛玲?”一是看長相,參加者將自己的照片寄了去;一是看文章,誰人所作最像出自張的手筆。此舉是有組織的“迷張”,由一家純文學雜志搞這樣的活動,極是少見,從中也可看出張在港臺的號召力,足以使她被當做——至少是在一個不算小的圈子裡——一個明星式的公眾人物來對待。
近年來張愛玲風靡祖國大陸的原委,可以有多種解釋。現代文學史得到修正,一些一度不見“經傳”,未雲禁毀而形同禁毀的作家——如周作人、錢鐘書、張愛玲、林語堂、梁實秋等人,其作品重新得到與祖國大陸讀者見面的機緣,一讀之下喜出望外,這是其一;意識形態的喧囂平息下來,張愛玲入世近俗的態度,她執著於飲食男女、喫穿用度、身邊瑣事等人生之常的內容令讀者油然生出返樸歸真的親切感,這是其二。此外更有屬於她而別的作家沒有的獨特韻味,等等。不管怎麼說,在祖國大陸,“張迷”的隊伍是日漸壯大了。
然則許多人崇拜魯迅,並不稱做“魯迷”;不少人服膺周作人,並不稱做“周迷”,何以嗜張的人稱做“張迷”?以文學而論,我們知道有“金庸迷”、“瓊瑤迷”,卻很少聽說有人以之稱呼喜歡嚴肅作家的人。張愛玲的作品恰好有通俗的一面。有一類作家,為人為文極富英雄氣概和悲劇的崇高感,在讀者心中激起的,更多是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像魯迅;有一類作家,學識淵博,所作出經入史,旁征博引,普通讀者難入堂奧,知者亦唯有嘆服,像周作人、錢鐘書;有些作家所寫雖是身邊事,然而遊戲三昧,生活被過於經意地“藝術”化,如林語堂、梁實秋,也還是雅人深致。不論為鬥士,為隱士,為名士,為飽學之士,有一共同點——那不是常人或曰“俗人”的境界。張愛玲之“通”俗,不僅在於她寫過《十八春》這樣的通俗小說,亦不僅在於她的某些小說的可讀性、趣味性,更在於她對人生的關懷是近於常人的,由此而在閱讀中無形產生的親近感無疑是眾多讀者可以對其人其書入“迷”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解釋是,張愛玲是個女作家。盡管她對將女作家“特別分作一欄加以評論”心有不甘,可是一般讀者對女作家另眼相看,更懷有普遍的好奇心,看來卻是不可免的事實。而且,閱讀女作家的作品,讀者更容易做人、文合一之觀,迅速越過其作品而尋求對作者本人的了解,甚至往往對本人的興趣超過了作品,這也是“迷”之為“迷”的一端。翻翻現代文學史,女作家的生平經歷、個人生活顯然要比男作家更能挑起普通讀者張看的欲望,也更容易被塗染上傳奇色彩。有的作家,像白薇,其作品時過境遷,不大有人讀了,其傳記倒不乏讀者,即如丁玲、蕭紅,讀者對其傳記的興趣也絕不在其作品之下。
對於讀者大眾,女作家似乎天生就帶著神秘感和傳奇性。張愛玲其人在“張迷”眼中是更帶傳奇色彩的。她的幾篇自傳性散文道出了她早年生活中的不幸與她內心的孤獨,她與汪偽政府高官、長她十五歲的胡蘭成的一段沒有結果的婚戀更是一段不尋常的經歷。假如說她的生平與蕭紅、丁玲、白薇諸人的經歷相比尚不夠浪漫或富於戲劇性的話,那她奇特的出身背景,她的衡之以常理常情可稱冷漠怪僻的性情,對讀者的好“奇”心是一種大大的補償。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個善於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享樂主義者,又是一個對人生充滿悲劇感的人;她是名門之後,貴府千金,卻驕傲地宣稱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憫人,時時洞見芸芸眾生“可笑”後面的“可憐”,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顯得冷漠寡情;她通達人情世故,但她自己行來卻是從衣著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獨標孤高;她在文章裡同讀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終保持著距離,不讓外人窺測她的內心;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紅大紫,風頭出盡,幾乎得到電影明星般的風光,然而幾十年後,她在美國又深居簡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以致有人說:“隻有張愛玲纔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及極度的孤寂。”凡此種種,均使張愛玲成為一個謎一樣的人物,而謎,往往更使人入“迷”。
然而,如果要在傳奇上做文章,我們最好還是去尋思張愛玲作為一個作家的傳奇——她的有異於眾的創作歷程。張愛玲名作《傳奇》、《流言》中的全部作品均寫於二十五歲以前,那時她對人性已有獨到的、穩定的把握,技巧已相當圓熟,文字則更臻於化境,這樣的早熟早慧,求諸現代文學史,再無第二人;現代女作家中有以機智聰慧見長者,有以抒發情感著稱者,但是能將纔與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進入又保持超脫的,張愛玲之外,再無第二人;張愛玲既寫純文藝作品,也寫言情小說,《金鎖記》、《秧歌》等令行家擊節稱賞,《十八春》、《不了情》則能讓讀者大眾如醉如痴,這樣身跨兩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時無兩;她的中學、大學教育均在西式學堂裡完成,但她卻鐘情於中國的小說藝術,在創作中自覺地師承《紅樓夢》、《金瓶梅》的傳統,新文學作家中,走這條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歸根結底,張愛玲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傑出作家,而不是作為一個怪人、異人而存在的。也許她將不僅僅屬於現代文學史。遙想幾十年、幾百年後,她會像她欣賞的李清照一樣,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一個穩定的位置也說不定,而我們知道,那時候今天為我們所熟知的許多現代作家肯定都將被忽略不計了。還可以肯定的是,那時候的人們如被張吸引,重要的將不是她的傳奇經歷,而是她的作品散發的獨特的芬芳。假如張愛玲真像她在《天纔夢》中戲稱的那樣,“除了天纔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有的隻是天纔的怪僻缺點”,那我們不必如此認真地對待她,雖然仔細想來,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作為個案都有分析的必要,但也隻是“必要”,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個天纔,他的怪僻、逸聞之類,也隻配充當茶餘飯後的談資,單純的稱奇足以造謎而無助於解惑。如果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理解,是對張愛玲的完整的認識,那麼我們對待這位作家,最好還是采取她本人看人看世的態度:“在傳奇中尋找普通人”——將“傳奇”歸於不奇,傾聽她所樂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