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內容簡介

本書收入近代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夏曾佑1895年至1910年的政論、史論、文論及少量書信等。夏氏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活躍人物，其思想和主張對晚清思想、史學和文學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夏氏發表於《國聞報》、《時務報》、《中外日報》、《東方雜志》、《新民叢報》等著名報刊上的文章，對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文化史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書將主要文章彙集一冊，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近代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1890年考中進士，旋授禮部主事。1894年前後，結識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積極參與維新變法活動。1897年與嚴復、王修植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1899年，任安徽祁門知縣。1902年卸任後寓居上海，1903年至1905年，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隨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成立後，任*社會教育司司長和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

編者簡介

楊琥，1965年生，甘肅通渭人。歷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西北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選編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2004）、《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名人談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書；參與編注《李大釗全集》（2006、2013）。另在《歷史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導言

政論

斥師（1897年11月5日）

治國經權說（1897年11月27日）

論中國科舉不能變之故（1897年12月2日、12月24日）

論近代政教之原（1898年6月9日）

論八股存亡之關繫（1898年7月4日至6日）

論中國人神明之困（上）（1898年9月6日）

論正政府之名（約1900年至1902年）

論袁慰帥詆京師大學堂事（1902年12月30日至31日）

論八股之實未去（約1902年）

謝恩釋義（約1902年）

論中國上下宜注意理財（1903年1月3日）

論朝廷近日用人之異（篇上）（1903年2月4日）

論朝廷近日用人之異（篇下）（1903年2月5日）

亂事之已往（1903年3月5日）

亂事之將來（1903年3月6日至7日）

榮祿表微（1903年5月6日至7日）

論外交不可專主秘密（1903年9月6日）

論疆臣不得有外交政策（1903年9月12日）

論榮祿不死則近事當何如（1903年9月13日）

論政府把持科舉之故（1903年9月16日）

論俄約決議後之情形（1903年9月16日）

論聯俄聯英（1903年9月25日）

論政府之將來（1903年9月27日）

論新黨之將來（1903年9月30日）

論黨禍舊例（1903年10月1日至2日）

論國家將以學堂為書院（1903年10月6日）

論捐例不宜再開（1903年10月14日）

論內地文明之情形（1903年10月24日）

讀《群學肄言》私記（1903年10月28日）

論中國人民不知自立之可危（1903年11月1日）

說奴隸（1903年11月9日）

論當道畏革命黨有必至之流弊（1903年11月12日）

擬請皇上出洋遊歷議（1903年11月21日）

論國家束手坐待之原理（1903年11月24日）

論中國與日本之關繫（1903年12月1日）

論中國自治之難（1903年12月4日）

論國家盛衰與宗教盛衰有反比例（1903年12月14日）

論開官智（1903年12月16日至17日）

論州縣受病之原（1903年12月19日）

論均官富（1903年12月28日至29日）

論西遷為排外媚外之變相（1904年1月3日）

論中國風俗之本於宗教（1904年1月8日）

中立說（1904年1月9日）

論中國救亡之策（1904年1月19日至20日）

書本報所紀法國禁約教會事後（1904年1月21日）

論國家近日不次用人事（1904年1月24日至25日）

論中國必革政始能維新（1904年1月31日至2月1日）

時事感言（1904年2月5日至6日）

論中國今年無可賀之理（1904年2月18日）

祝黃種之將興（1904年2月19日）

論中立並不足以苟安（1904年2月22日）

論中國不能中立（1904年2月23日）

論中國宜改革政體（1904年2月24日）

論對日俄之策不可以勝敗為從違（1904年2月29日）

論中立必致之禍（1904年3月2日）

論俄人政策（1904年3月6日至7日）

論中日分合之關繫（1904年3月11日）

論意識之易改（1904年3月14日）

論黃禍（1904年3月21日）

論中國所受俄國之影響（1904年4月4日）

論貧與愚之因果（1904年4月13日）

論族制國之財政（1904年4月27日）

論列國邦交之險（1904年5月1日）

論日人戰勝之由（1904年5月4日）

論中國前途有可望之機（1904年5月5日）

論中國時局（1904年5月10日）

論日本歸我東三省之難（1904年5月10日）

論中國內政之腐敗（1904年5月12日）

論中國當注意於精神教育（1904年5月17日）

論中國改革之難（1904年5月19日）

論中國宗教以賤武為宗旨（1904年5月21日）

論中國習俗不適於對外（1904年5月25日）

論日俄之戰絕似中日之戰（1904年5月28日）

論今日與戰國時之異同（1904年5月29日）

論日俄之戰之益（約1904年初夏）

論近日眾論之無定（1904年6月10日）

論蒙蔽（1904年6月18日）

論東流某令自戕事（1904年6月19日）

信鬼神之原理（1904年6月24日）

論吾人待日本戰勝之道（1904年6月27日）

論士民宜自盡其責任（1904年7月1日）

論焚書坑儒之新法（1904年7月3日）

故相餘評（1904年7月8日）

論英國經營西藏之政略（1904年7月9日）

記客述翁故相遺事（1904年7月12日至13日）

論整頓州縣為變法之原（1904年7月18日）

論中國於日俄勝敗不宜誤用其意（1904年7月20日）

論近日督撫所擁徒眾之多（1904年7月22日至23日）

論教案之由來（1904年7月25日）

論教案之大概（1904年7月26日）

論施南教案之結果（1904年7月27日）

論嬖人出於專制國（1904年8月3日）

論科舉之多弊（1904年8月7日）

論不要錢之大官（1904年8月11日）

論中央集權之流弊（1904年8月12日）

論政府搜括之用意（1904年8月19日）

論日俄戰後中國必有異像（1904年8月26日）

論義和團第二次之出現（1904年8月29日）

再論中央集權（1904年9月2日）

論江督與湖南人之關繫（1904年9月4日）

論遊學不可太濫（1904年9月5日）

論江督易人之故（1904年9月6日）

論國家亟宜派專使於羅馬（1904年9月8日）

論東三省自治（1904年9月11日）

論中國必成一奇異之國體（1904年9月12日）

論剪辮易服事（1904年9月15日）

論慶王之誤國（1904年9月23日至24日、26日）

論中國宜注意英俄之邦交（1904年9月27日）

論中國外交將有變相(1904年9月28日)

記近日之謠言（1904年10月1日）

論近日民變之多（1904年10月5日）

中央集權之預言（1904年10月6日）

論裁官（1904年10月8日）

論中國有南北分裂之兆（1904年10月17日）

論黃禍專指中國（1904年10月27日）

論中國人於日本之感情（1904年10月29日）

論中國人之不潔（1904年10月31日）

利害說（1904年11月2日）

論舊俗不可驟易（1904年11月3日）

論學問上之外交（1904年11月10日）

論金錢與白刃（1904年11月17日）

論政府以日勝為謠言（1904年11月19日）

論所以聯俄之故（1904年11月20日）

論近日升官發財之易（1904年11月24日）

論政府之誤國（1904年11月26日）

論今人之無廉恥由於社會之無毀譽（1904年11月28日）

論暗殺無益於革命（1904年11月29日）

論中飽有過去、未來、現在三種（1904年12月3日）

論媚外為義和團之變相（1904年12月5日）

論社會前途之可懼（1904年12月10日）

論中國人口之多由於政教（1904年12月17日）

說死（1904年12月19日）

論社會之小蠹（1904年12月22日）

論中國人天演之深（1904年12月26日）

論瓜分變相（1904年12月31日、1905年1月10日）

論吏治以輕刑為本（1905年1月2日）

論會審公堂辦理《警世鐘》案（1905年1月4日）

續論《警世鐘》案（1905年1月12日）

論外交不可有所偏倚（1905年1月13日）

書甲辰本報後（1905年1月31日）

歲首責難篇（1905年2月7日）

論各省學堂急宜整頓（1905年2月15日）

論今日報界之異像（1905年2月21日）

論日俄將議和時之中國政府（1905年2月28日）

論南洋公學之新章（1905年3月1日）

再論南洋公學新章之謬（1905年3月3日）

論遊勇與順民（1905年3月25日）

論中國政散民流之故（1905年3月28日）

論日俄議和時之中國政府（1905年4月6日）

論革除迷信鬼神之法（1905年4月9日）

論中國嚴守中立事（1905年4月29日）

論政府對待外人之道（1905年5月10日）

論中國前途當用何種宗教（1905年5月11日、13日、15日）

論日勝為憲政之兆（1905年5月21日）

論位置私人之變相（1905年5月25日）

論辦事貴有條理（1905年5月29日）

論日俄戰後中國人自處之法（1905年6月1日）

論君與官、官與民其利害必相反（1905年6月2日）

論扮演（1905年6月5日）

論政府權力之漸移（1905年6月6日）

再論扮演（1905年6月7日）

論我國專制與俄國專制之優劣（1905年6月10日）

論真守舊者之可貴（1905年6月12日）

論中俄交涉之因果（1905年6月16日）

喻言（1905年6月17日）

論國家將裁幕友（1905年6月20日）

論聯俄派主意之變遷（1905年6月27日至28日）

論立憲之速效（1905年7月9日）

論今年之多事（1905年7月10日）

讀十四日上諭謹注（1905年7月18日）

論立憲與各社會之關繫（1905年7月26日至27日）

論督撫查辦事件之無效（1905年7月31日）

論廢科舉事（1905年8月25日）

論用人之新現像（1905年8月28日）

論選舉與社會之相關（1905年9月5日）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1905年9月10日至11日）

論甘肅新疆於中國之關繫（1905年9月19日）

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1905年9月23日）

記五大臣遇險後之謠言（1905年10月3日）

論欲清吏治宜從疆臣始（1905年10月21日）

論近世無公是非（1905年10月23日）

論新政不可隨意用人（1905年10月25日）

論各省紳士之普通性質（1905年10月27日）

論謠言（1905年10月28日）

論社會宜寶貴學生二字之名詞（1905年11月5日）

論中國人對外感情之異（1905年11月13日）

論人心與外患之相感（1905年11月30日）

論學部應首先注意之事（1905年12月9日）

論華人宜力戒漫不經心之弊（1905年12月18日）

論排外當有預備（1905年12月21日）

論中國士大夫宜注意下流社會（1905年12月25日）

排外仇洋駁議（1905年12月30日）

保存國粹說（1906年1月4日）

刊印憲政初綱緣起（1907年1月至2月）

讀西人黃禍說感言（1908年4月5日）

史論

中國社會之原（1903年6月24日至1904年2月14日）

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節選）（1903年至1905年）

文論

本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年11月10日、11月13日、

12月8日至11日）

小說原理（1903年6月25日）

序跋

《社會通詮》序（1904年1月23日）

《莊諧選錄》敘（1904年1月至2月）

《侯官嚴氏評點老子》敘（1905年9月）

書札

致宋恕書（1895年5月中旬）

致楊仁山居士書（約1895年或1896年）

致汪康年書(1901年6月5日)

致嚴復書（1904年1月24日）

夏曾佑年譜簡編

媒體評論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有力的一位導師。

——梁啟超：《亡友夏穗卿先生》

興起龔魏後，逍遙儒佛間。清言霏玉屑，妙想出塵寰。

——宋恕：《贈夏穗卿》

兼綜九流能說佛，旁通四鄰善談天。

——黃遵憲：《己亥懷人詩仁和夏穗卿》

自得大著《歷史教科書》兩編，反復觀覽，將及半月，輒嘆此為曠世之作，為各國群籍之所無踵。

——嚴復：《與夏曾佑書》

在線試讀

導言
夏曾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活躍人物，其思想和主張對晚清思想、文學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曾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詳後）。他所撰寫的《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即《中國古代史》）一書，嚴復在當時即稱之為“曠世之作”，此後曾經多次再版，對後世史家錢穆、顧頡剛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詳後）。夏曾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貢獻和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報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簡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鸞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數學家，對中西數學均有研究，著有《少廣縋鑿》、《洞方術圖解》等算學書，與李善蘭、戴煦並稱為杭州算學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時聰敏好學，泛覽群書，曾入杭州敷文書院、紫陽書院等處學習。又曾隨伯父夏鳳翔遊歷上海、廣州等地，目睹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1888年（光緒十四年），夏曾佑參加戊子科浙江鄉試，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年（光緒十六年）赴京參加會試，殿試二甲第八十七名，賜進士出身。次年遊歷廣東、香港、武昌等地，並結識陳三立、楊銳和鐘天緯。1892年（光緒十八年）返京，授禮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識梁啟超，後與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交往頻繁。甲午戰爭爆發後，於1894年（光緒二十年）底離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與表兄汪康年、朋友葉翰一起在武昌兩湖書院、自強書院任教職，期間結識黃遵憲、吳鐵橋等維新人士。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職禮部，後至密雲任教職。是年結識譚嗣同、嚴復。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纔館任教職，期間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國聞報》，並任主編。在其主持下，《國聞報》刊載嚴復譯著，宣傳西方學說，提倡維新變法思想，成為當時國內有影響的報紙之一。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後，夏氏初為避禍南歸，後又入京候選。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選授為安徽祁門知縣，鼕赴安徽任職。三年後（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補。卸任後，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憂，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間，夏氏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夏氏隨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編撰《憲政初綱》，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呼吁清政府訂立憲法，實行憲政。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慶，充安徽省提學使司學務公所圖書課長，旋任安徽直隸州廣德知州、泗州知州，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先後任北京政府*社會教育司司長、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1924年病逝於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導言

夏曾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活躍人物，其思想和主張對晚清思想、文學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曾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詳後）。他所撰寫的《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即《中國古代史》）一書，嚴復在當時即稱之為“曠世之作”，此後曾經多次再版，對後世史家錢穆、顧頡剛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詳後）。夏曾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貢獻和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報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簡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鸞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數學家，對中西數學均有研究，著有《少廣縋鑿》、《洞方術圖解》等算學書，與李善蘭、戴煦並稱為杭州算學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時聰敏好學，泛覽群書，曾入杭州敷文書院、紫陽書院等處學習。又曾隨伯父夏鳳翔遊歷上海、廣州等地，目睹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1888年（光緒十四年），夏曾佑參加戊子科浙江鄉試，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年（光緒十六年）赴京參加會試，殿試二甲第八十七名，賜進士出身。次年遊歷廣東、香港、武昌等地，並結識陳三立、楊銳和鐘天緯。1892年（光緒十八年）返京，授禮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識梁啟超，後與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交往頻繁。甲午戰爭爆發後，於1894年（光緒二十年）底離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與表兄汪康年、朋友葉翰一起在武昌兩湖書院、自強書院任教職，期間結識黃遵憲、吳鐵橋等維新人士。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職禮部，後至密雲任教職。是年結識譚嗣同、嚴復。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纔館任教職，期間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國聞報》，並任主編。在其主持下，《國聞報》刊載嚴復譯著，宣傳西方學說，提倡維新變法思想，成為當時國內有影響的報紙之一。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後，夏氏初為避禍南歸，後又入京候選。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選授為安徽祁門知縣，鼕赴安徽任職。三年後（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補。卸任後，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憂，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間，夏氏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夏氏隨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編撰《憲政初綱》，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呼吁清政府訂立憲法，實行憲政。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慶，充安徽省提學使司學務公所圖書課長，旋任安徽直隸州廣德知州、泗州知州，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先後任北京政府*社會教育司司長、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1924年病逝於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後，當時的學界領袖梁啟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寫了《亡友夏穗卿先生》，同時發表於在當時享有盛譽的《晨報副鐫》和《東方雜志》。在這篇哀悼文中，梁啟超說：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卻有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讀過十八九年前的《新民叢報》和《東方雜志》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有力的一位導師。（《亡友夏穗卿先生》，《晨報副鐫》1924年4月29日）

而在四年前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回顧、總結他青年時期的思想演變時，就曾指出：

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68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梁啟超如此高度評價夏曾佑，並非偶然。事實上，早在戊戌維新運動發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時代的維新人士王修植、鐘天緯、康有為等稱贊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當世的黃宗羲與龔自珍。

宋恕：《致夏穗卿書》，胡珠生編：《宋恕集》，5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宋恕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亦極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聰通，撥俗尋丈，定盦之後，幾見斯人？

宋恕：《致姚頤仲書》，《宋恕集》，551頁。

進入民國以培撰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以很多篇幅介紹夏曾佑的思想，並給予極高評價。

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培全集》第5卷，124~131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錢玄同在為劉師培遺書撰寫的序言中，列舉了此前五十年“中國學術革新時代”的代表人物十二人，夏曾佑為其中之一。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錢玄同文集》第4卷，319~32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眾多學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見夏氏之思想在當時的影響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舉戊戌維新前後夏氏的“排荀”主張數端，以見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國的落後，西方列強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的傳播，迫使中國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尋求新的救亡之路，他們在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先進思想、先進文化以及先進制度的同時，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國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閉塞和社會落後的原因。在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為無疑是戊戌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他於1891年發表的《新學偽經考》，提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的禍首是西漢末的古文經學派的領袖劉歆。康有為的這一激烈觀點，衝擊了人們長期信奉的正統觀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對。事實上，康有為的這一觀點，在學術上非常武斷，因此即使在維新派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針對康有為的觀點，在南方很有影響的維新派學者宋恕就提出，“長夜神州之獄”應歸於叔孫通、董仲舒、韓愈、程頤（及程顥）。而夏曾佑則對康有為和宋恕的觀點都不贊成。相反，夏氏提出，“長夜神州之獄，歸重蘭陵”

宋恕：《致夏穗卿書》，《宋恕集》，526頁。，認為中國落後的禍首在於曾經做過楚國蘭陵令的荀況，而並非劉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早表達了這一見解。他說：“孔子之教”在流傳中，“諸弟子有全聞者，有半聞者。全聞者知君主之後，即必有君民並主與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其不全聞者，不知後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惡而法後王”。“蓋教門之宗子，所學者為帝王之學，而其他為輔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認為，由於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學，焚坑之烈，絕滅正傳，以吏為師，大傳家法”。因此，叔孫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漢十四博士多半出於荀學。“蓋中國之各教盡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謬種，已二千年於此矣。”無論是康有為提出的劉歆的經古文學，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的性理學說，“皆賊中之賊，非其渠魁”，而韓愈“不過晚近一辭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為一定，俳優而已”。在夏氏看來，導致中國“晦蒙否塞，長夜不旸，萬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於“素王之道淆於蘭陵，蘭陵之道淆於新師，新師之道淆於偽學”。所以，康、宋二人的見解，“譬猶加穿窬之盜以篡竊之名”，沒有擊中要害。

以上引文均見夏曾佑《致宋恕書》。本文所引夏氏言論，均已收入本書，故隻注篇名，其他出處從略。

如果說這是夏氏在與友人私信中所展現的“思想火花”，那麼，在1898年發表的《論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開宣稱：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聖人之道，並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經過後世帝王改造的為其統治服務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國早，文、周、孔、孟之聖，《易像》、《春秋》之經，其法繁備，其道變化，率而循之，萬世無弊可也，與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變者不同也。然則何為而成此一成不變之俗哉？曰禍始於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學術，秦人之學術，非先王之學術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創業垂統幾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覺其不可用，豈偶然哉？蓋必有微言眇旨以運乎其間矣。……祖龍與韓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學，千條萬派，蔽以一言，不過曰“法後王”與“性惡”而已。惟法後王，故首保君權。古之治天下也，以民為本位，故井田、學校、封建，均從宗法而積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為本位，故財賦、兵刑、建置，均從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惡，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為君子，故衣裳鐘鼓之化，達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為小人，故凡食貨、選舉、職官一切諸政，非以求進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馴良也，御盜賊也；非以禮士夫也，蓄奴隸也。（《論近代政教之原》）

盡管對於中國社會長期信奉的聖人——孔子本人及其學說，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過考察中國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學說在歷史上的演變，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聖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敗壞，而由秦始皇開創並為後世中國古代君王所繼承的“陽儒陰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國社會黑暗落後的主要罪魁禍首。這種觀點在當時乃石破天驚之語，具有極大的衝擊力。

稍後，在《論八股存亡之關繫》一文中，夏曾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後世分為孟、荀二派，但孟學無傳，荀學則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孟子論孔子，推本於《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於《禮》，此其大端矣。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漢人因之，遂有今日。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則其學必為荀子之學無疑。故先秦兩漢皆蘭陵之學，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論八股存亡之關繫》）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從荀子學說本身出發去理解荀子，而是從他自己的政治觀念、政治立場出發，即從反對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發，借批判“荀學”而批判當時人們所崇奉和信仰的“政教”。他這樣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變法，要求改革現存的舊“政教”，重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結論是：

夫以秦法為因，而遇歐洲諸國重民權興格致之緣，於是而成種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聖人之道，與時消息，生今反古，災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猶當斟酌損益，與時偕行，而況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論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紀念夏氏文中，梁啟超說在戊戌維新時期，他和夏曾佑、譚嗣同等共同發起“排荀運動”：“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並說“彼輩排荀運動，實氣淋漓景像”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69頁。。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張的學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張，在當時及後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正面的例子是譚嗣同。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

譚嗣同：《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337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這些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而這一說法的來源無疑是夏曾佑。

朱維錚：《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通過譚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學子多受到夏、譚“排荀”主張的影響，如李大釗即在《民彝與政治》、《鄉願與大盜》等文中多次闡述了這一觀點。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維新前後撰寫了《尊荀》一文，並列於《訄書》的首篇，展開與“排荀”主張者的對話和辯難，顯然，此乃夏曾佑主張引起的反彈。

參閱朱維錚《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又拙作《戊戌時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學術淵源》，收入《傳統思想的近代轉換》，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7。

三、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拓者

如果說夏曾佑關於荀學與秦政之關繫的深刻見解，初僅限於友朋之間的通信傳播，後來纔逐漸擴大影響，那麼，他所撰寫的《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下文簡稱《中國古代史》）一書，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則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

《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原本為晚清的一部中學歷史教科書，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原計劃五冊，完成三冊）。該書撰寫於1903年至1905年，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出版冊，1905年出版第二冊，1906年出版第三冊。在1906年以後的幾年內，該書多次印行。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學叢書”，將該書收入重版，並更名為《中國古代史》，夏著也因而由中學教科書升格為大學教材，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多次再版發行。1955年，三聯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書店出版的“民國叢書”又將《中國古代史》（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列入第二編歷史、地理類。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繫列叢書中，將《中國古代史》選為種，與另外三十二種史學名著並列重新出版，並於2003年重印。2006年，團結出版社對原書配以插圖，重新分卷，出版了插圖本《中國古代史》（上下）。夏氏《中國古代史》在百餘年間，從中學教科書，到大學用書，到史學名著，地位不斷升格，反映了該書在史學界的崇高地位及持續影響。

《中國古代史》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學教科書，何以會產生如此持久的影響？該書究竟有何特色與貢獻？編者以為，該書的特色在於：

（一）從當前社會變革的現實需要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探尋救亡圖強、解決現實問題之法。

《中國古代史》開宗明義，申明其著述宗旨是：

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洎乎今日，學科日侈，日不暇給，既無日力以讀全史，而運會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是必有一書焉，文簡於古人，而理富於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今茲此編，即本是旨……（冊《敘》）

這就是說，他撰寫歷史著作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講述歷史知識，而是為了探究歷史演變之因果，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隻有深入研究歷史，纔能更加看清當前社會積弊積弱的癥結所在，找到解救的良法。而通過了解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又能使人們清醒地認識目前所處的環境與時代，從而推知將來或發生更大的危機，或通過變革而獲得新生。他舉例說：

讀我國六千年之國史，有令人悲喜無端，俯仰自失者。讀上古之史，則見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禮》然。至純粹之倫理，如孔教然。燦然大備，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臘，無有愧色。讀中古之史，則見國力盛強，逐漸用兵，合閩、粵、滇、黔、越南諸地為一國，北絕大漠，西至帕米爾高原，裒然為亞洲之主腦，羅馬、匈奴之盛，殆可庶幾，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壯者也。洎乎讀近今之史，則五代之間，我之傭販、皂隸，與沙陀、契丹，狂噬交捽，衣冠塗炭，文物掃地，種之不滅者幾希。趙宋建國，稍稍稱氣摧傷，不可猝起，而醫國者又非其人。自此以還，對外則主優柔，對內則主壓制，士不讀書，兵不用命，名實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嘆，而不知所自始，其將蹈埃及、印度之覆轍乎！此又令人悵然自失者矣。（篇章第五節《歷史之益》）

然而，物極必反，歷史的演變發展又是辯證的，中國社會的自身變化與西方衝擊相遇，預示著中國面臨著空前的大變局，而未來亦將有新的命運、新的前途：“雖然，及觀國朝二百餘年間，道光以前，政治、風俗雖仍宋明之舊，而學問則已離去宋明，而與漢唐相合；道光以後，與天下相見，數十年來，乃骎骎有戰國之勢。於是識者知其運之將轉矣，又未始無無窮之望也。”他強調指出：

夫讀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陳，引歸身受，而後讀史乃有益……（篇章第五節《歷史之益》）

這也正是夏氏著史之意。在第二冊的開頭又再次強調：“今中國之前途，其禍福正不可測。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漢兩朝，尤為中國文化之標準。以秦、漢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第二篇章節《讀本期歷史之要旨》）強烈的現實關懷，把總結歷史與當時社會變革的緊迫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是《中國古代史》在當時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之重要原因。

（二）運用西方新知、新理來分析和解說中國古代歷史，改造中國正史繫統。

《中國古代史》是夏曾佑運用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知識的新眼光、新視角，考察、分析和解說中國歷史的一部探索之作，也是嚴復傳播西方進化論、社會學等新知以來在中國史學界首先結出的碩果。

本來，在當時的思想界，夏曾佑對西方知識的了解遠遠超過一般人，早在1890年前後，他就拜訪西方傳教士傅蘭雅等人，向其請教，認真鑽研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歷史知識。在1896年與嚴復結識之後，“衡宇相接，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致汪康年書十三》）。他如饑似渴地汲取西方新知，掌握了當時西方傳入的進化論與社會科學理論，“學問大進”。在《中國古代史》中，他將這些新知融入對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分析中。如他論述人類的起源時，即揭示出達爾文進化論學說與宗教神學的對立。他指出：

人類之生，決不能謂其無所始。然言其所始，說各不同，大約分為兩派。古言人類之始者，為宗教家；今言人類之始者，為生物學家。宗教家者，隨其教而異，各以其本群古之書為憑。……至於生物學家者，創於此百年以內，著者英人達爾文（Darwin）之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其說本於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說，則人之生為神造；由今之說，則人之生為天演，其學如水火之不相容。（篇章節《世界之初》）

在進化論、社會學理論的影響下，夏曾佑結合自己早年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考察，提出了一套關於劃分中國歷史演進之發展階段的完整的學說。他指出：

中國之史，可分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若再區分之，求與世運密合，則上古之世，可分為二期。由開闢至周初，為傳疑之期，因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經、史、子之如何分別，後詳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讀者各信其所習慣而已，故謂之傳疑期。由周中葉至戰國為化成之期，因中國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學問，達中國之，後人不過實行其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謂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為三期。由秦至三國，為極盛之期，此時中國人材極盛，國勢極強，凡其兵事，皆同種相戰，而別種人則稽顙於闕廷。此由實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謂之極盛期。由晉至隋，為中衰之期，此時外族侵入，握其政權，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變化，故謂之中衰期。唐室一代，為復盛之期，此期國力之強，略與漢等，而風俗不逮，然已勝於其後矣，故謂之復盛期。近古之世，可分為二期。五季、明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學殖荒蕪，風俗凌替，兵力、財力逐漸摧頹，漸有不能獨立之像。此由附會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惡果者，故謂之退化期。國朝二百六十一年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後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此中國歷史之大略也。（篇章第四節《古今世變之大概》）

在這裡，夏氏高屋建瓴地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大發展階段，在這三大發展階段中，又依據史籍疑信、國勢強弱、文化風俗興衰、種族關繫等分為七個小的發展階段。而在每一階段，他著重論述此一時期的主要特點。他說：

是編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為三大時代，又細分之為七小時代。每時代中於其特別之事加詳，而於普通之事從略。如言古代則詳於神話，周則詳於學派，秦則詳於政術是也。（《中國古代史凡例》）

而在具體的論述中，夏氏並不是簡單地摒棄中國傳統史學的王朝體繫，而是仍借用王朝體繫，同時以歷史分期重新劃分發展段落，統領王朝更替，重新解釋各個王朝之興盛、衰亡的歷史過程。夏氏這種做法，是以新理、新知解說本國故舊史事、史籍、史實，實質是改造了中國舊式史學，改造了中國正史繫統。這是一種新舊糅合、推陳出新的做法。可以說，《中國古代史》一書既是清末民初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探索與嘗試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新史學實踐中所產生的真正的典範之作。

（三）以“政教”、“風俗”、“種族”為核心，探究民族國家興亡、盛衰之因，為現實政治變革提供歷史依據。

夏曾佑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和學者，他不僅運用進化論、社會學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而且悉心研究了世界各個民族的古代歷史，尤其是歐洲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歷史。在為嚴復翻譯的甄克思《社會通詮》所作序言中，夏氏揭示了“宗教”與“政治”相互為用的關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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