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漢斯˙舒茨（Hans Schoots），荷蘭學者。長期致力於尤裡斯˙伊文思的研究，已發表多篇關於伊文思的文章。

譯者介紹

孫紅雲

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博士，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博士後，美國紐約大學訪問學者。長期從事於紀錄片研究，曾發表三十餘篇學術論文，已出版《真實的遊戲：西方新紀錄電影》（專著）、《伊文思與紀錄電影》（合編）、《紀錄片也要講故事》（翻譯）。

黎松知

中國電影出版社副編審，博士。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長期從事電視藝術理論等方面的研究。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章老板之子（1898-1921）

第二章狂戀（1921-1927）

第三章日新月異的時代（1927-1929）

第四章我們的確是這樣干的（1929）

第五章請你們傾聽我的聲音：父親、母親、停尸房（1930-1931）

第六章磁力山（1932）

第七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33）

第八章不願提及的日子（1934-1936）

第九章機遇（1936）

第十章西班牙內戰（1937）

第十一章中國撲克（1938）

第十二章戰爭期間的伊文思（1939-1941）

第十三章革命的魅力男孩（1941-1944）

第十四章棕櫚樹下的戰爭（1944-1945）

第十五章印度尼西亞獨立（1945-1946）

第十六章鐵幕後的大叔（1947-1950）

第十七章藍皮書（1950-1956）

第十八章喘息的空間（1957-1960）

第十九章牛仔靴和遊擊帽（1960-1964）

第二十章社會主義特訊（1964-1968）

第二十一章69歲的伊文思（1968-1971）

第二十二章老驥伏櫪，志在千裡（1971-1978）

第二十三章與過去決裂（1978-1985）

第二十四章不吉祥的風（1985-1989）

致謝

檔案文獻

采訪對像

參考資料

電影目錄

譯者後記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高興這本著作可以翻譯成中文出版，主要是因為尤裡斯˙伊文思（JorisIvens）這位荷蘭電影人與中國有著特殊的關繫。伊文思次去中國是1938年拍攝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紀錄電影。20世紀50年代他又多次返回中國，並給北京電影學院學生授課。他和妻子瑪瑟琳˙羅麗丹（MarcelineLoridan）歷經數年跑遍中國，於1976年共同完成了時長12小時的反映中國社會的紀錄電影《愚公移山》。就在1989年他於巴黎辭世前，還在中國拍攝了他的後一部電影《風的故事》，該片主要回顧了他的一生。

除了在中國拍攝的這些影片外，他還在世界上除了南極洲之外的各大洲拍攝了很多紀錄片。作為一位電影人，他從1927年到1989年的60多年裡堅持不懈地工作，我這裡沒有算他13歲時與父親一起攝制的那部短片《小茅屋》。

在這部傳記中，我盡量展現伊文思的電影與他的生活及其世界觀之間的關繫。我認為這些是理解伊文思電影的關鍵。

當我在許多國家的檔案館和私人收藏館進行調研時，在我對尤裡斯˙伊文思本人、他的同事、私交朋友的采訪中，我感覺到自己逐漸理解了伊文思。我希望在這部傳記中，我對這位傑出的電影人的生活與工作關繫的處理是恰當的。

漢斯˙舒茨

2014年8月於阿姆斯特丹

  譯者後記

雅克˙德裡達說："在某種意義上，沒有東西是不可譯的；但在另一種意義上，任何東西都是不可譯的。"德裡達的這句看似矛盾的話語裡，其實包含了語言的可轉碼性和語言附著於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翻譯是兩種語言文化的邂逅、踫撞與融合，是譯者與作者思想進行的一場跨文化的對話。在2001年為撰寫碩士論文《論〈愚公移山〉的電影美學》時我初遇這本傳記，次年為央視制作"經典紀錄大師繫列"中的《尤裡斯˙伊文思》和繫列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國》，我開始細讀這本傳記並萌生了譯介的想法。

中國到目前為止關於這位在中國拍攝過半個多世紀的世界紀錄電影大師的文獻資料非常少，主要有伊文思20世紀40年代初在美國執教期間，口述給電影史學家陳力關於他的回憶錄《攝影機和我》（由於各種原因該傳記到1969年纔正式出版），中文增譯本《攝影機和我》（黃文湘譯）由中國電影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同年還出版了法國記者德瓦裡阨（C.Devarrieux）主要就影片《愚公移山》與伊文思的對話錄--《尤裡斯˙伊文思的長征：與記者談話錄》，張以群譯。此後有胡濱先生翻譯的伊文思與羅伯特·戴斯唐克合著的傳記《尤裡斯˙伊文思：一種目光的記憶》（1982年出版），其中有伊文思在中國的章節。這些文獻資料以及國內關於伊文思的回憶錄及評述文章，都隻是給我們呈現了伊文思的電影藝術生涯和個性特征的一個面，而他的另一面或者更多的面被我們忽視或者遮蔽了，導致了中國的伊文思與世界的伊文思相距遙遙。

2008年，我的碩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張同道教授發起"伊文思與中國"的國際研討會，我在組織會議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中西方對伊文思及其電影在認識上的差異和隔膜。其巨大的爭議部分源於對伊文思在中國拍攝電影的不了解。同時，中國學者關於伊文思的研究比較缺失，尤其是中國學者對伊文思的研究在國際上幾乎沒有發聲。作為一名紀錄片研究學者，我希望為改變這種狀況盡綿薄之力。於是，我先後為伊文思歐洲基金會撰寫過兩篇關於伊文思在中國的文章，2009年為國際紀錄片專業期刊《紀錄片研究》（StudiesinDocumentaryFilm）伊文思專刊撰文《兩個中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與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比較》，並承擔了該專刊特邀編輯組稿的工作，算是為國際上研究伊文思電影提供了中國學者的視角。

這本傳記是漢斯˙舒茨歷時十年，查閱了大量各國關於伊文思的手文獻資料並走訪了諸多當事人（包括伊文思本人）和親歷者的心血之作。他堅持以一種獨立的姿態寫作，並在伊文思辭世後出版。我不能確定這本書是對伊文思一生公允的傳述，但至少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位荷蘭作家對自己祖國的這位紀錄電影先驅的思考和敘寫。該著作對中國部分的撰寫完全依賴文獻資料以及相關的間接訪談，作者一直未能到中國進行相關的調研，沒有采訪在中國與伊文思合作的工作者以及拍攝對像。我們知道伊文思與中國有半個多世紀的聯繫，其晚年重要的作品《愚公移山》和《風的故事》都在中國拍攝，它們是伊文思電影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作者深知這點，因此在這部傳記中關於中國的內容涉及甚少，並且寫作顯得謹慎和不充分，這不能不說是該著作的一大遺憾。在翻譯這本著作過程中我曾出現一些心理不適。這種不適來自其中內容與我們長期對伊文思形成的一面之詞印像不符。我在某日深夜結束一天的翻譯後給作者漢斯的郵件中寫道："你毀掉了我心目中伊文思的形像。但我知道，這是你所理解的伊文思，是你從大量的文獻資料中，根據你的價值觀所塑造的伊文思。"作者很快回復道："相信我是帶著對他的崇敬和愛進行調研和寫作的。"這本傳記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豐滿和鮮活的伊文思形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我們長期誤讀的伊文思。

這個中文版本是根據漢斯˙舒茨先生以母語荷蘭語寫作出版的《危險的一生：尤裡斯˙伊文思傳》於1989年出版的英文版本翻譯的，經過兩種語言的轉譯，也即兩種文化的轉碼，我深恐有不少對原語境的損傷或意增，好在每當我翻譯中遇到不確定的地方便求教於漢斯，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解答，並為該書的中文譯本提供了大部分圖片。

在該書的翻譯過程中，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單萬裡研究員給予我巨大的學術幫助，並無私地提供相關的照片和文獻資料，單老師也是我進入紀錄片翻譯領域的引路人和導師，借此機會深表謝意。2008年伊文思國際研討會上有幸結識了吉林出版集團的胥弋先生，他不僅對伊文思充滿了敬仰和熱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份敬仰和熱情化為行動。在他多年的努力下，關於伊文思的論文集《伊文思與紀錄電影》和這本伊文思的傳記纔得以面世。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還要感謝本書另一位譯者--中國電影出版社的黎松知女士為本書所奉獻的智慧和耐心。

孫紅雲

2016年9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