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兩國領導人華盛頓戰略會談是在白宮舉行的，富有魅力、喋喋不休、喜好喝酒、有點放縱自己的丘吉爾首相下榻白宮東翼，臥室靠近哈裡-霍普金斯和羅斯福本人的臥室。羅斯福和丘吉爾幾乎每天都在一起共進午餐，霍普金斯常常加入進來，晚餐也是在白宮，隻是更有社交意味。他們還與雙方軍事參謀人員會晤。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憲法大道新落成的聯邦儲備銀行大廈開了大約12次會。率領英國代表團與會的是海務大臣杜德利-龐德爵士帥約翰-迪爾爵士帥（“轟炸機”）哈裡斯。在後來的幾個月裡，馬歇爾與英方打交道頻繁的是前面兩位。在阿卡迪亞會議上，馬歇爾沒有會晤英方對等人物、新近被任命為帝國總參謀長的艾倫-布魯克，這一次他留在英國主持軍務。美方代表團除了馬歇爾外，還有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海軍上將、時任美國海軍總司令金海軍上將以及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德將軍。如同在阿根夏灣時那樣，現在富有經驗的英國人提出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未來計劃，除了羅斯福的非洲設想外，美國人沒有提出什麼。美國計劃人員雖然對其盟友執著於他們自己的帝國需求仍然存有戒心，但他們對各種建議還是持開放態度的。美國人極力主張集中人力物力於太平洋，因為他們近在太平洋遭到殘忍襲擊，他們已經在太平洋與敵人扭打在一起，丘吉爾及其同事從一開始就決心要扭轉美國人這種並未說出口卻是可以理解的主張。實際上，在二戰剩下的歲月裡，英國領導人時時擔心其美國盟友放棄歐洲而把人力物力投入對日作戰。他們的擔心是有原因的。雖然直到後，史汀生、馬歇爾及其同事一直堅持把打敗德國放在首位，但在三年半的時間裡，由於海軍的慫恿，他們時不時地玩弄“太平洋”這張牌，以便在發生分歧時脅迫惴惴不安的英國人。不久之後在澳大利亞的麥克阿瑟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他一再要求重新分配資源，把更多物資從歐洲撥到太平洋。或許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草根輿論的現狀。是日本殘忍地襲擊了美國，而美國的作戰努力方向卻指向德國和意大利，在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幾個月裡，要想向中部美洲大陸的普通公民解釋美國為何如此作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珍珠港事件的數周後所做的民意調查表明，多達25%的美國公眾贊成通過談判立即結束對德作戰。約10%的人甚至贊成以任何條件與德國媾和。總之，英國人還摸不透他們盟友的決心。12月23日，美英首腦及其參謀人員在白宮的阿卡迪亞會談開場了，丘吉爾在會上提出的戰略建議謀求強化“歐洲”原則。這位首相宣布，德國必須是盟軍作戰努力的首要目標，而在太平洋戰場，他們隻需堅守行動。盡管英國人有各種各樣的疑慮，阿卡迪亞會談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公開分歧，美國人已經接受歐洲為主戰場這一原則。但丘吉爾首相又表明英國理解的歐洲與美國理解的不一樣。英國是一個海洋強國，不是內陸豪強。除了1914年至1918年在法國的慘痛經歷外，英國過去沒有向歐洲大陸派遣過大批軍隊，歷史上英國一直依賴其盟國進行地面戰鬥。而在次世界大戰中，究竟是什麼讓英國偏離這個傳統做法，而讓整整一代英國青年慘遭屠殺？在進攻發起日即盟軍開始進攻諾曼底之前的幾個月裡，縈繞在英國作戰計劃人員腦海中的形像，是散布在佛蘭德田野上的上一代英國士兵血肉模糊的尸體，還有他們在英吉利海峽上漂來漂去的大量尸體。英國人缺乏大張旗鼓地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的資源。1941年英國人口為4800萬，國民生產總值是美國的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兩年後，英國的人力和物力儲備幾乎接近極限。如果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美國人必須無可逃避地擔負領導作用。現在，在華盛頓，丘吉爾說盟軍必須像阿根夏灣大西洋會議所暗示的那樣，要依靠消耗戰，而不是與敵人的軍事力量直接抗衡。對德國必須予以嚴密海上封鎖和摧毀性的空中轟炸，應當鼓動歐洲德占區的受屈辱的人民站起來反抗占領者。與此同時，如果機會允許，尤其是在德軍氣餒的時候，可以直接向歐洲大陸上的希特勒部隊有限出擊，這樣可以部分地幫助被圍困的蘇聯。後，或許是在1943年，盟軍可大舉進攻被占領的歐洲大陸。在後來的幾個月裡，英美同盟進行了激烈辯論，宏大戰略的核心是越過英吉利海峽大舉進攻，還是一點一點地從邊緣開始逐漸擴大戰果。在這些辯論中，美國人或許要用1915年加利波利半島戰役的例子來對付丘吉爾首相，在那次戰役中，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力主謀求用“邊緣”戰略來巧妙地實現在法國部署的給予敵軍致命的迎頭痛擊，因為英國在過去運用邊緣戰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當時想把土耳其敲打一番令其退出戰爭的企圖以災難告終，這個企圖對法國和比利時沒有多少幫助：既沒有避免屠殺性的塹壕戰，也未使協約國的戰線前進1英寸。幸運的是，美英大家庭在1941年的阿卡迪亞會議上，誰都不願意提及這個令人尷尬的前例。阿卡迪亞會議終敲定“歐洲”作為美英政策，但如何解釋這一戰略卻沒有得到解決。由此引起的不確定狀態為後來好幾個月的辯論火上加油，混亂、仇恨和積怨的陰雲隨之騰起。即便他們就歐洲進行辯論的時候，華盛頓會議的與會者也不能無視正在太平洋展現的災難。為應對危險，盟軍同意設立太平洋A.B.D.A.指揮部，代表美國、英國、荷蘭和澳大利亞國家管轄和戰區力量。在這一點上馬歇爾對會議作出了首要貢獻。他敦促說，從A.B.D.A.指揮部開始，所有戰區都要接受“統一指揮”原則，無論哪個軍種，無論哪個國家，都由一個指定的指揮官來組織和實施所有參戰部隊的作戰行動，包括陸戰、海戰和空戰。馬歇爾列舉了他自己的經歷來支持他的大膽建議。他申明這隻代表他“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與海軍磋商後的觀點”，甚至也不是與他“自己的作戰計劃司”磋商後的觀點。他說，這一計劃是受到了上一次大戰中他“在法國所見”的啟發，在法國，直到協約國於1918年挑選法國的斐迪南?福熙將軍作為協約國軍總司令之前，“許多寶貴的時間、鮮血和財富都毫無必要地犧牲了”。但馬歇爾的建議比先前的例子更進一步。福熙將軍隻被授予協調作用：他無權對英國和美國盟友下命令。馬歇爾提議的新的指揮官擁有的權力涵蓋他的戰區。馬歇爾說：“我相信隻能由一個人來指揮整個戰區包括空中、地面和艦船作戰。”他承認“人的弱點決定了指揮官是不會情願把自己的部下交由另一軍種指揮”。但如果這個計劃得到通過，“將是上次世界大戰中已取得成就的一個巨大進步”。英國起初不願接受馬歇爾的建議。丘吉爾表示反對，說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無關聯。次世界大戰時的西線是連綿不斷的，而在現今的遠東，盟軍的力量是廣為分散的。此外，現在的終權力甚至比福熙時代更為集中。英國的海軍將領們對馬歇爾的建議也持懷疑態度。與美國同行一樣，皇家海軍也不願意將任何戰區的指揮權交給一位陸軍或陸軍航空隊將軍，即便這位將軍是自己國家的人，因為他不可能懂得海軍作戰的特殊性質。至於帝國總參謀長，雖然沒有出席華盛頓會議來表示反對意見，他也對統一指揮原則感到不安，直到大戰結束他差不多都是持這種保留態度。丘吉爾終屈服於羅斯福和馬歇爾的強大壓力。首相致信他的內閣同事說，美國陸軍參謀長和霍普金斯一起來到他在白宮的房間，“信心十足地陳述其意見”，他讓步了。凱瑟琳從她丈夫那裡聽說了他在丘吉爾的白宮臥室裡會見的情形，她後來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番，丘吉爾“支撐在床上，工作板擱在他的膝蓋上，嘴裡總是叼著雪茄，說話時拿在手上，像小一樣地晃動著，借以強調他的論點”。美國海軍雖然始終沒有完全認可馬歇爾的計劃，也作出了讓步。自此以後，在二戰的剩餘歲月裡，在每個戰區都有一位將軍（或海軍將領）——一位“指揮官”——負責盟軍作戰行動以打敗敵軍。雖然時而受到挑戰，實施中有時有些松弛，馬歇爾的計劃總體說來執行得很好。鋻於聯合作戰的特殊危險性，該計劃對奪取後勝利或許是必不可少的。馬歇爾認為這個計劃是“全面掌控戰爭的基礎”，是他對後勝利所作的主要貢獻之一。事實確實如此。他的這個成就值得大加贊揚。但這並不意味著必然產生成功的結果。就在阿卡迪亞會議期間，作為聯合指揮部的首例，起初在北非對意大利取得勝利的英國將軍阿奇博爾德-韋弗爾，被選為A.B.D.A.戰區作戰總指揮，他的使命是守衛“馬來屏障”，阻止日軍的進一步進攻。不幸的是，他的使命迅速遭到失敗。隻不過幾個星期，屏障就垮塌了，日軍的先頭部隊橫掃盟軍的關鍵防守駐點。2月底，設在爪哇的A.B.D.A.總部被日軍占領。A.B.D.A.指揮部旋即解體，太平洋戰區重新劃分，戰區的西半部分劃歸總部設在澳大利亞的麥克阿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