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早年歲月

歷程

農民家庭

私塾生涯

毋忘國恥

接受五四運動的洗禮

半工半讀的生活

到蘇俄去留學

交往

養育之恩——與魯氏

小伙伴們——與李桂生

“個幫助者”——與劉雲庭

“劉少奇和我中小學同學”——與賀執圭

共同經風雨——與肖勁光

珍聞

劉九書櫃

打抱不平

奇遇

習武以酬志

破除迷信

棄文從軍

自修生活

救助父老鄉親

少年有奇志

第二編  工運領袖

歷程

受任清水塘

領導安源罷工

在五卅洪流中

長沙蒙難

領導省港大罷工

收回漢口英租界

交往

“為了革命的需要”——與李立三

革命伉儷——與何葆珍

介紹入黨——與王一知

《工人周刊》特約通訊員——與羅章龍

做一個人民的勤務員——與張明生

圍巾贈戰友——與朱少連

“團結起來纔有力量”——與袁品高

珍聞

上海平民女校理論教員

“我們的罷工是正義的”

打破包工制

讓哥哥下礦井

消費合作社受歡迎

第二次大罷工

克己救災民

上黨課

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

創辦勞動學院

工人學校

第三編  白區楷模

歷程

扭轉順直工作局面

領導滿洲省委工作

指導中東路工人鬥爭

與王明“左”傾路線的鬥爭

在中央蘇區

長征路上

主持北方局工作

“一針見血的醫生”

交往

艱難的旅程——與戴重遠

“我們是生死與共的階級兄弟”——與張瓊

指導“國家企業部”工作——與馬文

工人是工廠的主人——與楊至誠

一匹黃馬——與莫文驊

南京談判——與呂振羽

接頭的暗號：《益世報》——與王林

中央代表：老戴同志——與郭明秋

珍聞

妙計“交槍”

提出白區工作正確指導方針

兩次調查

工人師成立

營救人出獄

學生抬棺遊行之後

爭

掩敵耳目

第四編  雄韜偉略

歷程

開創華北抗日遊擊戰爭新局面

冀東暴動

兩赴中原策劃抗日大計

發展壯大新四軍

“小長征”

闡發思想

交往

“改造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與仝中玉

一次終生難忘的彙報——與朱劭天

歲月抹不掉的記憶——與馬書年

創辦《抗敵報》——與王闌西

“我們要交衛立煌這樣的朋友”——與衛立煌

“小方，好好干吧”——與方志明

送情報——與方達

特殊秘書——與徐海東

“組織一個劇團”——與孟波

“這是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與鄭重

“要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與馮金山

當面批評——與嶽夏

探討戰——與陳賡

珍聞

父女相會

在澠池

關懷老房東

不朽的著作

領導創辦中原局印刷廠

視察彭雪楓支隊

不拘一格用人纔

半塔棋友

江淮銀行

一次歷險

創辦華中黨校

越過封鎖線

工作再忙也要擠時間讀書

“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

第五編  得力助手

歷程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召開全國土地會議

指導晉察冀軍事鬥爭

組建中共中央華北局

組建華北人民政府

天津之行

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方針

秘訪蘇聯

交往

戰友情深——與朱德

了解東北情況——與曾克林

指導婦女群眾工作——與羅瓊

為新編  干部團送行——與黃鋼

兩次談話——與於光遠

河灘上的干部會議——與梁雨晴

“孩子是革命的後代”——與張文秋

次見少奇——與王光英

珍聞

“應該有所準備”

下馬扶麥

不做群眾的尾巴

拆牆

帶病下鄉私訪

創辦馬列學院

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

讓秘書去接新娘

在香山的日子

“要講中國話”

第六編 勛

歷程

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千頭萬緒的工作

出席蘇共十九大

新中國部憲法

倡導發展供銷合作社

嚴峻而復雜的考驗

當選首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主持起草八大政治報告

交往

“你是能夠勝任的”——與羅貴波

“安心養病，不要著急”——與張起

“希望你回到家鄉帶頭種好田”——與劉敦侯

體育是全民的事業——與榮高棠、黃中

對晚輩的親切關懷——與劉維孔

親切的教誨嚴格的要求——與李波人

“好不要轉學”——與劉允若

“請你來幫幫忙”——與劉振德

珍聞

亞澳工會代表會議

把休假的時間用來讀書

公家的錢，不能亂花

與眾不同的辦公桌

“年輕人多喫點苦沒有壞處”

治山治水造福子孫

堅持稱“同志”

“一個黨員，應該以大局為重”

視察潛艇部隊

第七編  十年建設

歷程

南下調查人民內部矛盾

在“大躍進”運動中

就任國家主席

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正式訪蘇

在湖南農村的天調查

林區之行

視察大慶油田

在七千人大會上

試辦托拉斯和改革物資管理體制

“中國不會做損害緬甸的事”

在“四清運動”中

交往

“他實際上就是副主席”——與

青年一代的嚴師益友——與張黎群

終身難忘的接見——與王玉茹

在北京日報編  輯部——與張順芝

“我們全家入你們的社”——與楊少洲

“你是專家”——與孫喜

參觀定陵地宮——與趙光林

勤於學習勇於改革——與薛暮橋

泥巴腿朋友——與王升平

劉主席為我平反——與劉桂陽

珍聞

“當著困難的時候，大家都困難一些”

“你們可以穿好點”

處理廠工人“鬧事”問題

參加許昌地區師生座談

“共產黨是不怕群眾的”

都江堰的回憶

香河人民難忘的日子

“我作為委員長，要為大家辦事”

召開半工半讀教育座談會

在劉表莊的農田裡

在唐山鋼鐵公司

視察古都開封

“這個決定做得好”

“一定要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

公僕精神留海南

為孩子制定“成長進度表”

危難時刻

和百姓一起共渡難關

嚴守制度

“要提倡飯後刷牙漱口”

下榻豬場飼料庫

“劉主席幫我申了冤”

“再困難也不能取消伐木工人的酒”

普通黨員

從自己做起，取信於民

退還夜餐費

鏡頭面前聽指揮

第八編  “文革”蒙冤

歷程

在“文革”初期

經歷狂風暴雨

冤案的產生

在開封逝世

國葬

交往

革命友誼——與宋慶齡

冤案的平反——與陳雲

革命伴侶——與王光美

“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不同意”——與陳少敏

“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與劉允斌

清潔工的情結——與時傳祥

珍聞

不能去抄家

給周總理寫信

智鬥造反派

手持《憲法》抗議

平反昭雪

回到人民中間

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編後記

說明

兩次調查

瑞金地處贛南，東南方的鄰省是廣東，正東方是福建。因此，兵工廠裡的工人有江西人、廣東人，也有福建人。這些工人多數都是剛參加革命工作，不少人帶著相當濃厚的地方觀念，加上語言彼此不大懂，工作時，本省的人愛靠在一塊兒，休息時同一省的人也總在一塊兒玩，都操著自己家鄉的口音說話，廣東人說著難懂的廣東話，聽起來就像咚咚咚打大鼓似的；福建人說著閩北話或閩南話，聽起來就像群鳥投林嘰哩喳啦；江西人說著贛南話，快得像打機關槍。在不少問題上各自從本土觀念出發，互不相讓，有時還為了些小事發生口角，鬧不團結，對工作很有影響。

少奇同志知道這些情況後，十分重視，就派馬文去進行調查處理，馬文年輕，工作潑辣。下去不多時，快刀斬亂麻，三下五除二，隻一個星期就結束了調解，滿以為馬到成功，萬事大吉。便高興地回來向少奇同志作了彙報。少奇同志靜靜地聽完彙報後，用手托著下巴，稍微想了想，就問馬文：“你到廠裡住在什麼人家裡？在哪些人家裡喫飯？”馬文讓少奇同志這麼一問弄糊塗了，覺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心裡想，這和解決問題有什麼關繫呢？自己又沒有偏袒哪一個。便老老實實地回答：“因為我和廣東人比較熟悉，喫飯和住宿都在廣東工人家裡。”少奇同志不大滿意地說：“那麼你所了解的情況都是聽廣東工人說的啦？”“是的。”馬文一邊回答，一邊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片面性。少奇同志看到馬文似有所悟的樣子，就因勢利導地說：“問題就在這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呀，你去處理問題不能光聽廣東工人的意見，也要注意聽取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的意見，然後把大家的意見歸納起來，然後從中理出規律性的東西，再去處理就可以避免片面性了。”馬文心裡很懊悔，自己當時怎麼沒多方征求意見就草率地作了結論呢。真糟糕，他像個孩子似的仰起臉來向少奇同志請示道：“那怎麼辦呢？”

少奇同志嚴肅地說：“你這次並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你的結論偏重於廣東工人方面，福建工人和江西工人恐怕會有意見，這樣處理問題會給工作帶來更大的損失！”

“那麼……”馬文欲言又止，他心慌意亂地不知如何是好。

“你休息一下，再回去重新處理。”少奇同志斬釘截鐵地說。

“好”。馬文嘴裡答應，可心裡還有點轉不過彎，自己已經在兵工廠全體大會上作了結論，現在又要去推翻，這不是伸出手來打自己的嘴巴嗎？這多難為情呀！他滿腹猶豫地回到自己的住處，躺在床上，睜著眼睛，左思右想，腦子裡翻騰著兩方面的問題，一面是自己的面子、威信，一面是工作的失職。一會兒這一面占了上風，一會兒那一面又占了上風。正在無所適從的時候，少奇同志的身影又出現在眼前：“這樣處理問題，會給工作帶來更大的損失。”接著，少奇同志的教誨在馬文腦際閃過，馬文猛地坐了起來，一拍大腿：“改！堅決改！聽少奇同志的話，不能顧自己的面子，要以黨的利益為重。”

三天後，馬文到兵工廠一了解，果然不出少奇同志所料，大家議論紛紛，廣東工人高興，江西和福建工人一肚子意見。於是馬文腳踏實地作了全面了解，找了三省工人促膝談心，廣泛征求意見，然後重新作出結論，纔正確地解決了糾紛，使三省工人都消除了隔閡，緊緊地團結在了一起。

事情結束後，馬文懷著輕松愉快、十分喜悅的心情再次向少奇同志彙報結果，少奇同志微笑著說：“這纔對了，通過這次處理問題，你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有了很大的提高，上次的事應該作為一次深刻的經驗教訓啊。”工人師成立

當時，在黨提出的“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號召下，動員參加紅軍的熱潮是極其高漲的。少奇同志對於動員工人參軍的工作非常重視，他領導全總執行局積極負起這一責任，指導各級工會組織動員工人群眾響應號召，報名參軍，保衛蘇維埃政權。在動員過程中，雖然工人群眾的參軍熱情很高，少奇同志還是認真要求各級工會做好擴軍的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務必使每個工人都真正懂得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意義。各地工會很快就組織了宣傳隊，廣泛地向工人群眾宣傳“當紅軍光榮”，同時，還深入到工人家屬裡去進行宣傳。這樣一來，工人對參加紅軍的重要意義有了很深的認識，而個別的對親人參軍有思想顧慮的工人家屬，也受到了教育，打消了不必要的顧慮。加之，工會幫助參軍工人的家庭解決了一些具體困難，工人家屬都積極鼓勵自己的親人去參軍殺敵，使得參軍熱潮轟轟烈烈，自願要求參加紅軍的工人非常踊躍，出現了不少父母送兒子和妻子送丈夫當紅軍的動人場面。

在歡送參軍工人的時候，鑼鼓喧天，爆竹聲響成一片；每個參軍工人的胸前都帶上一朵大紅花，有的還披紅掛綠，騎驢騎馬，熱鬧非常。

要組成一支完全是工人出身的勁旅，的確是不容易的事，少奇同志經常指導工會干部進行調查，弄清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否堅定，身體是否強壯。經過一番細致的組織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個任務。1933年8月1日那天，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工人師成立，命名為中央警衛師。這個師的成立，在歷史上是新的一頁。當時，這個師的全體指戰員發表了成立宣言，宣言寫道:

“我們工人師全體指揮員、戰鬥員是在全總執行局的號召之下，自願來當紅軍的，我們堅定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接受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並服從其命令與指揮。”

“我們都能了解我們是工農勞苦群眾革命的武裝力量，是蘇維埃的軍事柱石。我們已下定了堅牢的決心，從今天起，以無產階級堅決性頑強性和我們的熱血與頭顱，同全國紅軍兄弟一致，為工農階級與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的徹底解放與利益，同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決死的殘酷的鬥爭，徹底推翻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創造蘇維埃的新中國……”

工人師的成立，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無限忠心與熱愛，顯示了工人階級崇高的品質、雄偉的氣概和革命必勝的信心。這和少奇同志以馬列主義教育工人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這個師的旗幟是永存不朽的。營救61人出獄

隨著華北抗日鬥爭形勢的日益成熟，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堅持黨的路線的干部，來組織和領導華北地區的鬥爭。劉少奇深切地感到：“一切工作，一切轉變，都依靠我們的干部，因此干部問題是黨內的中心問題。”

1936年4月，北方局決定，要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共產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這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的一個特殊措施。

劉少奇將這個決定報告中共中央，得到了批準。劉英後來回憶張聞天對她談到這件事的處理經過時說: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報告，說有一批干部（61人）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隻要履行一個不反共的普通手續就可以釋放。當時華北抗日形勢迅速展開，急需干部，而獄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領導同志簽字的文件，纔願出獄。少奇同志請中央立即決定。事情來得很急（因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後就不能辦了），又是如此重大，聞天當即與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商量，決定予以批準。

這批干部是30年代初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到破壞而被捕的。1931年2月，中共順直省委安子文等一批同志被捕，關押在天津監獄。6月間，中共順直省委書記殷鋻和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周仲英、周啟敦、劉亞雄、胡錫奎、劉錫五、孔祥禎、張友清等大批干部先後被捕，關押在北平憲兵司令部。不久，敵人將這兩批被捕的同志解押到北平草嵐子監獄。   
草嵐子監獄是國民黨在北方集中關押“政治犯”的一座監獄，於1931年9月初設立，因坐落在北平西城府右街北口的草嵐子胡同而得名。它起初是北平市司法部門的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總院設在南京）。

草嵐子監獄是個面積不大的院子，裡面有座灰色的二層小樓，是監獄當局辦公的地方。樓後面有一座長筒形的大房子，就是關押犯人的牢房。牢房中有條過道，以此為界，分為南監和北監。監獄周圍設置了電網和崗樓，值勤的哨兵兇神惡煞一般日夜監視著犯人的一舉一動。

其實，關押在這裡的“犯人”，既不是“軍人”，也不需要“反省”。當時，國民黨設立“反省院”，是有意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折磨，以達到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的目的。這個“反省分院”除對“犯人”實施法西斯壓迫以外，還經常使用政治圍攻、舊道德感化等手段，企圖使被“感化”者“反省”、“悔過”，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們屈膝投降。因此，這座監獄不同於普通監獄。“犯人”在這裡不僅坐牢，還要經常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但是，鐵窗鎖不住共產黨人的志向，鐐銬酷刑折不斷革命志士的筋骨。當時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志，是一批堅強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同志。他們雖然慘遭非人的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他們在獄中秘密串連，建立了獄中黨支部，並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聯繫。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獄中同志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堅持了五年半之久。他們在獄中的鬥爭，是黨和人民革命鬥爭的一部分。

1936年6月，劉少奇將中共中央批準的要這批同志履行手續出獄的決定交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去貫徹實施。柯慶施找到徐冰，要他把這個決定的精神傳達給獄中黨支部。

柯慶施對徐冰說：“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關押著我們一批黨員同志，他們是一批經過考驗、政治上堅定、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干部，現在急需讓他們出來為黨工作。”

徐冰說：“我對獄中的黨員一個也不認識，聯繫有困難。”

柯慶施想了想，說：“在你那裡工作的，有個孔祥禎，他在那裡坐過牢，同他們很熟悉，可以叫他寫信到獄中去。”接著柯慶施鄭重地對徐冰說：“這是中央指示叫這樣辦的。”

那時候，徐冰以北平中國大學教授的公開職業為掩護，專門從事黨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孔祥禎在徐冰的單線領導下從事地下活動，每半個月到他家接一次頭。

孔祥禎是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同志。回國後，先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後任中共唐山市委軍委書記。1931年，他到河北省委軍委彙報工作時不幸被捕，被關入草嵐子監獄。入獄後，曾任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12月，因病保外就醫。其間，經組織安排，由地下黨員、北平榆林會館館長出面作保獲釋出獄。孔祥禎出獄後，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為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6年7月的一天，孔祥禎到北平東城徐冰家接頭，接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孔祥禎後來（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回憶他接受任務的經過時說:

那是7月裡的一天，氣候燥熱，陽光灼人，我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爺”，他一見我就拽著我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進內屋。

徐冰突如其來地說：“現在抗日形勢甚好，黨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沒有辦法。聽說你過去獃過的草嵐子監獄裡還有幾十個黨員，你有沒有辦法讓他們出來？”

孔祥禎聽後先是震驚，後感到毫無可能，回答說:

“這怎麼行呢？刑期不滿，敵人怎麼能放他們出來呢？何況刑期滿了，不登《反共啟事》，照樣出不來呀！除了一條，登《反共啟事》，聲明從此不再做政治活動，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裡有數地笑笑，對孔講：“我已經接到上級指示，說中央有決定，可以讓他們用自首方式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來，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對他們的這個指示送去呢？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無論如何要想辦法完成。”

孔祥禎說：“雖然我在獄中任過支部書記，對他們熟悉，但已幾年和他們沒有聯繫了，他們怎麼會相信我呢？我知道這些同志在獄中立場是很堅定的，你說用自首登報方式出來，他們能干嗎？再說，這對他們是個極其嚴重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上級確實負責纔行。”

徐冰馬上接上說：“這的確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麼敢跟你說呢！你要知道，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會在政治上負責的。”

孔祥禎的疑慮，在徐冰的解釋下，漸漸地消去了。他說：“既然像你說的這麼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過，我和他們長期沒有聯繫，又怎麼能把信送去呢？同時，獄內的黨組織有無變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內踱了幾步，仔細考慮了一下，說：“你先去想想辦法再說吧。”

孔祥禎接受任務後，連日苦思苦想，尋找聯繫線索。說來湊巧，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見也是因病保釋出獄的魏文伯（當時名叫萬曲非），就便問道：“我有一些東西想送到獄中，不知你有認識的人沒有？”魏回答說：“我有個族姪，叫魏茂林，化名叫王伯平，他和獄中看守人員有關繫，可以幫忙。”孔忙問：“他可靠嗎？能不能往裡邊送信呢？”魏說：“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幫助送書報、送信。”

孔祥禎馬上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徐冰。徐冰心中大悅，當即口述北方局的指示，讓孔祥禎記錄，並以他的名義寫好信，交給魏茂林轉送獄中。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與家內（意指黨組織）聯繫上了，家裡讓我營救你們；如果平津陷於日本人之手，再辦就困難了。信的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去約半個多月，獄中還沒有回音。孔祥禎十分著急。他去找魏茂林詢問，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這封信沒有失落，已送到獄中了。

原來，獄中黨支部負責人殷鋻、薄一波和劉瀾濤接到信後，有點懷疑，認為中央和北方局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擔心這是敵人設置的圈套；況且，孔祥禎出獄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現如何，也不清楚。因而他們看信後未予以置理，也沒有向獄中的黨員傳達。

孔祥禎將獄中沒有回音的情況報告了徐冰。經過一番分析，徐冰說：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也沒有失落，那麼，干脆把中央的指示送去好了，並告訴他們，這是黨的決定，要堅決執行。於是，孔祥禎按照徐冰所言寫了第二封信，讓魏茂林轉送獄中。


據孔祥禎回憶，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告訴獄中的同志：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並且考慮到你們都經過長期鬥爭的考驗，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這樣做是符合黨的利益的；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的範圍內作鬥爭。信中還說：這是特定的條件下所做的決定；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一律不視為自首叛變分子，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到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那你們就要犯嚴重的錯誤。獄中黨支部接到這封信後，經過認真討論，認為的確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頭向黨員傳達，並組織執行。

1936年8月底，批九位同志出獄。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等出獄後，很快和孔祥禎取得了聯繫。當時，獄中同志的警惕性很高，為慎重起見，要求批出獄的同志立刻對上述信件的內容加以證實。如果確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即送一隻燒雞給獄中同志為號；要是情況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等出獄後不幾天，即派人給獄中送去了一隻燒雞，打消了一些同志的疑慮。

從1936年8月31日起，到1937年3月，依照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志分作九批先後履行有關手續出了監獄大門。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卻制造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把劉少奇打成“叛徒集團的總頭目”，並對當年在草嵐子監獄中英勇堅持鬥爭的同志進行種種誣陷。

事實揭穿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無恥讕言。   
在“六十一人集團”案所誣陷的同志中，有黨的組織關繫並且按照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獄的是57人，除高夢九出獄後下落不明，劉克讓成了托派，扶平回家後投靠了國民黨外，其餘54人，都很快與黨組織接上了關繫，被分配到急需的戰鬥崗位上。如薄一波、楊獻珍、周仲英、董天知、韓鈞等被派去山西，做閻錫山的上層統戰工作，張友清去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書記，馬輝之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離擔任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黨團書記，劉瀾濤先去綏東，後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等。這批干部分赴華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強了白區黨的領導力量。

薄一波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1943年3月我去延安……找我談話，我向談了1936年履行手續出獄的經過，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

1945年，這批黨員中的薄一波等13人，當選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作審查結論時說：“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登《反共啟事》一類的東西出獄，是北方局提出並經黨中央同意批準的。所以，完全不影響他們的代表資格。”七大會議期間，鋻於有的同志不甚了解這13名代表當年出獄的經過，劉少奇曾在他的辦公室對李富春、彭真、康生等人說：“這件事，是中央讓他們辦的。”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了手印，並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黨的決定，並不是劉少奇個人的意見，參與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復，應該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志說明，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至此，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學生抬棺遊行之後

1936年4月1日，天津《大公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北平學生抬棺遊行

警隊彈壓略有衝突

北大開除參加學生四人劉少奇一邊讀著報紙，一邊在思索……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1936年2月20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令，明文規定當局可以解散抗日救亡團體，可以逮捕甚至槍殺愛國分子。接著，又飭令華北軍政當局對北平等地愛國學生“勿稍寬貸，以遏亂萌”。之後，軍警捕人的消息不斷傳來。僅北平一地，就有二百多名愛國青年被捕入獄。

3月9日，河北省立北平高級中學學生郭清，因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被捕，受到嚴刑拷打，慘死在獄中。郭清年僅18歲，在臨死前含恨地說：“我決不怕死，因為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必須救中國！”

郭清慘死的消息傳到北平各學校，廣大學生十分悲憤。有的學生說：“我們不是綿羊，我們不能讓人宰割。我們中的一個被敵人殺了，我們要爭取掉淚的機會，我們要表示復仇的決心！”由於對國民黨當局的瘋狂鎮壓的仇恨，學生運動中“左”的急躁情緒有所抬頭。

這時，北平市學生聯合會黨團決定於3月31日在北京大學三院舉行追悼郭清大會。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負責人對白色恐怖下形勢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同意了這個行動。

3月31日，天色陰沉。各校前來參加追悼大會的有一千多人，大多數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會場莊嚴肅穆，極盡哀榮。禮堂裡燃著蠟燭，四周擺著弔唁的花圈和挽聯。一位東北籍學生從棺材鋪弄來一口棺材，放在禮堂中央，棺前掛著郭清的遺像，更增添了會場上悲痛的氣氛。

追悼大會開始。主席致辭後，學生代表獻祭品，宣讀祭文。祭文說：“我們要把這血淋淋的事實大聲告訴全世界，我們要清算這一筆血賬。”“我們今後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淒涼。我們隻有沉痛的憤恨，像火一樣烈，海一樣深的憤怒和仇恨。”

這時，大批軍警將北大三院嚴密封鎖，禁止學生出入。學生們的怒火更加燃燒。有人高喊：“為了追悼郭清和鞏固我們的精神，我們要抬棺遊行！”這一動議，立即得到追悼會上大多數學生的贊同。

於是，大批學生抬著棺材，擁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由清華、燕京兩校的學生打先鋒，北大學生壓後陣。隊伍走到南池子南口不遠處，遭到部署在那裡的大批軍警的突然襲擊，四十多名學生被捕，一百多名學生被打傷。

“三三一”抬棺遊行，是一次壯烈的行動，愛國學生的表現是英勇的。但是，這次鬥爭又是一次失策的行動。這次行動暴露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使一些敵人費盡心機拿著黑名單也抓不到的學生干部被捕了，其中有北平市學聯負責人黃華、北大學生會負責人謝雲暉、清華大學黨支部負責人趙德尊等。北大學生會主席韓天石和巫省三、吳沛倉、葉紀霖等四人被校方開除。之後，北大學生會停止了活動。北平市學聯的活動更加困難了。

在天津關注著事態發展的劉少奇，決定抓住這個典型事件，對黨員和干部進行一次革命策略和群眾工作方法的教育。1936年4月5日，他給北平的有關同志寫了題為《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的一封信，刊登在《火線》第55期上。

這封信，首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了這次行動的錯誤與危害。劉少奇說：正當敵人想盡一切辦法來進攻愛國人民的時候，處於防御地位的愛國陣線，應當暫時避免和敵人進行決定勝負的戰鬥；在這時，鼓動少數先進分子，向敵人做冒險的進攻，結果就會招致敵人更殘酷與更野蠻的進攻，使自己陷於更加孤立的地位，使建立統一戰線的事業受到損害。劉少奇指出：“這樣的行動，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幾次的話，在敵人嚴重進攻之下，會使一切民眾的愛國組織完全不能公開，會使你們完全脫離廣大群眾，使許多組織塌臺，使許多同志和先進的愛國志士被捕被殺，使漢奸法西斯蒂奪到‘愛國運動’的領導地位來窒殺愛國運動。後隻能剩下你們幾個布爾什維克在秘密的房子內去‘抗日救國’。這裡還有什麼‘統一戰線’？！這是怎樣明顯的脫離群眾的關門主義？！”

劉少奇指出：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是有長久歷史的”，所以，這種錯誤“不是你們負責的”；事實上，大批學生運動的骨干都是新黨員，他們不了解過去的“左”傾錯誤造成白區許多同志流血犧牲的慘痛教訓，這就不能責備你們；但你們必須懂得：“現在中央已在反對這種錯誤，而認為‘左’傾關門主義是黨的重要危險。”為此，劉少奇要求廣大黨員和干部“以後再不要重復這種錯誤”，並以這一具體事實，“在黨內開展反對關門主義的鬥爭”。

後，劉少奇認為：郭清是應該追悼的，應利用這件事來更激發群眾抗日反漢奸的情緒；但是，追悼不應采取當時那樣頭腦發熱的方式，而完全可以用公開的方式來進行；可以設置靈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開追悼會，可以與學校當局商議，可以請學校當局、教授講演，也可以舉行比較盛大的葬儀；“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許（如開會，盛大葬儀等），就少作一件兩件也不是什麼可恥的事”。這樣做，就會爭取群眾和社會的同情，而不會引起敵人的嚴重鎮壓。

在這封信後，根據北方局和劉少奇的指示，中共北平市委做了許多善後工作。

為了使廣大群眾成為有組織的力量，1936年4月初，平津學聯改組為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4月18日，根據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決定，北平市學聯改名為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4月25日，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檢討了過去學聯工作中的錯誤，提出要以新的姿態和新的工作路線來指導學生運動，“把一切的同學們都組織起來”。

5月29日，由上述組織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當時，劉少奇認為，上海有黨的工作基礎，便於聯繫華中、華南，而且城市較大，又有租界，便於掩護。因此，他主張，把全國學聯機關設在上海，並提出應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打出去。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成立，標志著全國學生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隨著形勢的變化，劉少奇要求白區各級黨組織“積極參加與幫助青年學生運動，擴大它的群眾基礎，加強他們的組織，並為青年學生的切身利益而鬥爭”。他要求地下黨充分利用公開的合法方式，根據各種學生的不同覺悟程度、不同興趣愛好，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團結更多的群眾投身到抗日救國的行列中來。

在黨組織的正確指導下，華北地區的學生運動日益發展。北平各校學生開始組織各種學術性的社團，舉辦一些和抗日救國運動相結合的學術活動。1936年9月1日，在燕京大學成立了公開社團“北平求知學會”，各校成立了分會，會員有一千多人。它們聯絡其他學術團體，經常組織“新哲學講座”等演講活動，還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廣大學生宣講辯證唯物主義基本知識和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北平師範大學組織了“科學戰爭研究會”，把讀書、科學探討和抗日救亡工作結合起來。清華大學成立了“實用科學會”等團體。這些社團活動及其組織的活動，吸引了許多平日不大關心政治，但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參加，使他們在學術活動中受到了教育。

劉少奇還根據青年學生的特點，提出必須在青年中有繫統地經常地進行“文化、娛樂、教育和體育工作”。

當時，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北平各校紛紛成立了文藝團體，創辦了文藝刊物。燕京大學有“十二九”文藝社，清華大學有“清華文學會”，中國大學有“文藝茶會”等。歌詠活動普及各大中學校，《漁光曲》、《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唱遍了城市和鄉村。差不多各校都有劇團，愛國學生演出的著名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深受群眾歡迎。

  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還利用假期在西山舉辦了夏令野營、郊遊等活動，使許多學生受到了集體主義的教育。

 
針對當時學生運動中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劉少奇強調指出，必須正確對待學校當局、名流學者，實行師生合作，共同救亡。他對學生運動的有關領導人說：某些名流學者盡管“常常成為賣國者的理論家，但他們還是中國人，事實逼迫他們一定的時候也不能不認為抗日戰爭是必要的。因此你們在批評中還應表示善意的態度，應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擊的詞句，你們應該鼓勵他們往好的方面走”。“你們應盡力使他們站在中立、同情和贊助你們的地位上來”。

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學生救國聯合會更加注意爭取、團結師長的工作。1936年5月4日，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表《告五四運動諸先生書》，誠懇地希望愛國師長對學生運動給予指導、支持和合作。7月7日，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表了給國民黨當局、各界人士及各校師長同學的公開信，表示願意和師長合作，並向對學生愛國運動給予幫助的師長致謝。

10月10日，北平各大學著名教授徐炳昶、顧頡剛、錢玄同、陶希聖等66人聯名發表《教授界對時局意見書》，提出反對日人干涉中國內政、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抗日等8項要求。10月14日，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表《對目前政治形勢宣言響應北平市教育界對時局通電》，決定發動全市10萬人的簽名運動，支持教授們的愛國行動。“意見書”和“通電”，很快在華北及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月，劉少奇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北平各大學教授宣言發表後，上海教育界黃炎培、穆藕初，天津《益世報》主筆羅隆基，以及包括左派、國民黨自由主義者在內的各派人士等已從事響應，簽名運動“頗有擴大到各地各省之勢”。到11月，簽名者已達數萬人，顯示了全國抗日聯合戰線的力量。 


1936年10月15日，劉少奇給從事群眾工作的同志寫了題為《怎樣進行群眾工作？》的一封長信，繫統地總結了以往白區群眾工作的經驗教訓，闡述了領導群眾鬥爭的基本原則。信中指出：集中一切力量來開展群眾工作，廣泛地組織群眾，是白區黨當時重要的任務。那麼，怎樣去做群眾工作呢？劉少奇著重強調了以下幾點:

，必須正確地了解黨與群眾組織的關繫。共產黨在政治上要求群眾團體接受自己的領導，但在組織上不要妨害群眾團體的獨立性。

第二，要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與組織方式”去開展群眾工作，使群眾自願地接受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不能用強迫的手段壓迫群眾依照黨的方向行動。

第三，要善於利用一切公開合法的方式去組織廣大的群眾，工作方式“應該完全群眾化、社會化”。

第四，應分派大批在環境上允許公開的干部去專門進行群眾工作，憑他們在群眾中的地位和信仰獨立地去領導群眾運動。

第五，要了解群眾團體是各種各樣的，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參加群眾團體的同志不要忘記這些團體原來的目的，並努力使之實現。

第六，共產黨在群眾運動中，要和各黨各派合作，但在統一戰線中要堅持自己的觀點與立場。

劉少奇以正確的理論和策略指導白區群眾運動，使黨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與群眾性的公開半公開的組織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劃分及適當的配合，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的群眾當中，從而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運動的勝利成果，積蓄了革命力量。爭

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劉少奇非常重視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他以各種方式對駐華北的國民黨二十九軍積極地進行抗日宣傳，的爭取，就是從改變策略口號開始的。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建立了它的代理機關冀察政務委員會出任委員長。在“一二?九”運動中動用軍警殘酷地鎮壓了愛國學生運動，學生和廣大群眾義憤填膺，喊出了“打倒賣國！打倒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過了不久，在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遊行後有所轉變，開始轉向同情愛國學生。

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認部第二十九軍的中下級官兵和學生民眾的關繫改好了一些的態度也有了進步，他們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培養起來的代理機關，但是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立場有所動搖，也不甘願賣國當漢奸，存在著轉向抗日的可能性。

於是在1936年6月13日的抗日示威遊行中，少奇同志引導學生們改喊“擁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的口號。這樣一來，不僅使群眾的鬥爭有合法的可能性，而且也推動了爭抗日，避免把他推向敵人一方。

隨後，在少奇同志的領導下，北平地下黨和學聯通過各種途徑，在二十九軍中開展了積極有效的宣傳組織工作，大大地促進及二十九軍官兵態度的轉變。後他們終於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掩敵耳目

《火線》是黨的秘密刊物，少奇同志在北方局時，常用K.V為筆名，在《火線》上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章，有效地指導了華北地區黨的工作。在少奇同志的積極倡導下，北方局除繼續辦好《火線》外，又創辦了一個以廣大群眾為宣傳對像的半公開刊物——《華北烽火》。

為了使各方面人士對我們黨的主張有明確的了解，以爭取盡可能多的中上層人物進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通過創辦《華北烽火》和利用那些影響較大的黨外人士辦的刊物，發表文章，廣造輿論。

為了避免敵人對這個進步刊物的注意，就刊名斟酌多次，封皮裝幀也注意搞得“灰一點”，如此一番精心設計之後，果然掩蓋住了敵人的耳目。

刊物印出來了，怎樣纔能及時把它們散發到廣大市民群眾手中呢？少奇同志決定增設發行點，於是，在北平的東安市場、西單市場等一些熱鬧地方的小書店，以及許多學校的傳達室都成了《華北烽火》的發行據點。

在少奇同志的公開與秘密工作相聯繫的精神指導下，《華北烽火》對傳播進步思想，激發國民抗日熱情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兩次調查

瑞金地處贛南，東南方的鄰省是廣東，正東方是福建。因此，兵工廠裡的工人有江西人、廣東人，也有福建人。這些工人多數都是剛參加革命工作，不少人帶著相當濃厚的地方觀念，加上語言彼此不大懂，工作時，本省的人愛靠在一塊兒，休息時同一省的人也總在一塊兒玩，都操著自己家鄉的口音說話，廣東人說著難懂的廣東話，聽起來就像咚咚咚打大鼓似的；福建人說著閩北話或閩南話，聽起來就像群鳥投林嘰哩喳啦；江西人說著贛南話，快得像打機關槍。在不少問題上各自從本土觀念出發，互不相讓，有時還為了些小事發生口角，鬧不團結，對工作很有影響。

少奇同志知道這些情況後，十分重視，就派馬文去進行調查處理，馬文年輕，工作潑辣。下去不多時，快刀斬亂麻，三下五除二，隻一個星期就結束了調解，滿以為馬到成功，萬事大吉。便高興地回來向少奇同志作了彙報。少奇同志靜靜地聽完彙報後，用手托著下巴，稍微想了想，就問馬文：“你到廠裡住在什麼人家裡？在哪些人家裡喫飯？”馬文讓少奇同志這麼一問弄糊塗了，覺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心裡想，這和解決問題有什麼關繫呢？自己又沒有偏袒哪一個。便老老實實地回答：“因為我和廣東人比較熟悉，喫飯和住宿都在廣東工人家裡。”少奇同志不大滿意地說：“那麼你所了解的情況都是聽廣東工人說的啦？”“是的。”馬文一邊回答，一邊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有了片面性。少奇同志看到馬文似有所悟的樣子，就因勢利導地說：“問題就在這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呀，你去處理問題不能光聽廣東工人的意見，也要注意聽取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的意見，然後把大家的意見歸納起來，然後從中理出規律性的東西，再去處理就可以避免片面性了。”馬文心裡很懊悔，自己當時怎麼沒多方征求意見就草率地作了結論呢。真糟糕，他像個孩子似的仰起臉來向少奇同志請示道：“那怎麼辦呢？”

少奇同志嚴肅地說：“你這次並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你的結論偏重於廣東工人方面，福建工人和江西工人恐怕會有意見，這樣處理問題會給工作帶來更大的損失！”

“那麼……”馬文欲言又止，他心慌意亂地不知如何是好。

“你休息一下，再回去重新處理。”少奇同志斬釘截鐵地說。

“好”。馬文嘴裡答應，可心裡還有點轉不過彎，自己已經在兵工廠全體大會上作了結論，現在又要去推翻，這不是伸出手來打自己的嘴巴嗎？這多難為情呀！他滿腹猶豫地回到自己的住處，躺在床上，睜著眼睛，左思右想，腦子裡翻騰著兩方面的問題，一面是自己的面子、威信，一面是工作的失職。一會兒這一面占了上風，一會兒那一面又占了上風。正在無所適從的時候，少奇同志的身影又出現在眼前：“這樣處理問題，會給工作帶來更大的損失。”接著，少奇同志的教誨在馬文腦際閃過，馬文猛地坐了起來，一拍大腿：“改！堅決改！聽少奇同志的話，不能顧自己的面子，要以黨的利益為重。”

三天後，馬文到兵工廠一了解，果然不出少奇同志所料，大家議論紛紛，廣東工人高興，江西和福建工人一肚子意見。於是馬文腳踏實地作了全面了解，找了三省工人促膝談心，廣泛征求意見，然後重新作出結論，纔正確地解決了糾紛，使三省工人都消除了隔閡，緊緊地團結在了一起。

事情結束後，馬文懷著輕松愉快、十分喜悅的心情再次向少奇同志彙報結果，少奇同志微笑著說：“這纔對了，通過這次處理問題，你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有了很大的提高，上次的事應該作為一次深刻的經驗教訓啊。”工人師成立

當時，在黨提出的“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號召下，動員參加紅軍的熱潮是極其高漲的。少奇同志對於動員工人參軍的工作非常重視，他領導全總執行局積極負起這一責任，指導各級工會組織動員工人群眾響應號召，報名參軍，保衛蘇維埃政權。在動員過程中，雖然工人群眾的參軍熱情很高，少奇同志還是認真要求各級工會做好擴軍的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務必使每個工人都真正懂得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意義。各地工會很快就組織了宣傳隊，廣泛地向工人群眾宣傳“當紅軍光榮”，同時，還深入到工人家屬裡去進行宣傳。這樣一來，工人對參加紅軍的重要意義有了很深的認識，而個別的對親人參軍有思想顧慮的工人家屬，也受到了教育，打消了不必要的顧慮。加之，工會幫助參軍工人的家庭解決了一些具體困難，工人家屬都積極鼓勵自己的親人去參軍殺敵，使得參軍熱潮轟轟烈烈，自願要求參加紅軍的工人非常踊躍，出現了不少父母送兒子和妻子送丈夫當紅軍的動人場面。

在歡送參軍工人的時候，鑼鼓喧天，爆竹聲響成一片；每個參軍工人的胸前都帶上一朵大紅花，有的還披紅掛綠，騎驢騎馬，熱鬧非常。

要組成一支完全是工人出身的勁旅，的確是不容易的事，少奇同志經常指導工會干部進行調查，弄清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否堅定，身體是否強壯。經過一番細致的組織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個任務。1933年8月1日那天，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工人師成立，命名為中央警衛師。這個師的成立，在歷史上是新的一頁。當時，這個師的全體指戰員發表了成立宣言，宣言寫道：

“我們工人師全體指揮員、戰鬥員是在全總執行局的號召之下，自願來當紅軍的，我們堅定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接受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並服從其命令與指揮。”

“我們都能了解我們是工農勞苦群眾革命的武裝力量，是蘇維埃的軍事柱石。我們已下定了堅牢的決心，從今天起，以無產階級堅決性頑強性和我們的熱血與頭顱，同全國紅軍兄弟一致，為工農階級與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的徹底解放與利益，同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決死的殘酷的鬥爭，徹底推翻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創造蘇維埃的新中國……”

工人師的成立，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無限忠心與熱愛，顯示了工人階級崇高的品質、雄偉的氣概和革命必勝的信心。這和少奇同志以馬列主義教育工人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這個師的旗幟是永存不朽的。營救61人出獄

隨著華北抗日鬥爭形勢的日益成熟，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堅持黨的路線的干部，來組織和領導華北地區的鬥爭。劉少奇深切地感到：“一切工作，一切轉變，都依靠我們的干部，因此干部問題是黨內的中心問題。”

1936年4月，北方局決定，要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共產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這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的一個特殊措施。

劉少奇將這個決定報告中共中央，得到了批準。劉英後來回憶張聞天對她談到這件事的處理經過時說：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報告，說有一批干部（61人）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隻要履行一個不反共的普通手續就可以釋放。當時華北抗日形勢迅速展開，急需干部，而獄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領導同志簽字的文件，纔願出獄。少奇同志請中央立即決定。事情來得很急（因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後就不能辦了），又是如此重大，聞天當即與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商量，決定予以批準。

這批干部是30年代初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到破壞而被捕的。1931年2月，中共順直省委安子文等一批同志被捕，關押在天津監獄。6月間，中共順直省委書記殷鋻和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周仲英、周啟敦、劉亞雄、胡錫奎、劉錫五、孔祥禎、張友清等大批干部先後被捕，關押在北平憲兵司令部。不久，敵人將這兩批被捕的同志解押到北平草嵐子監獄。   
草嵐子監獄是國民黨在北方集中關押“政治犯”的一座監獄，於1931年9月初設立，因坐落在北平西城府右街北口的草嵐子胡同而得名。它起初是北平市司法部門的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總院設在南京）。

草嵐子監獄是個面積不大的院子，裡面有座灰色的二層小樓，是監獄當局辦公的地方。樓後面有一座長筒形的大房子，就是關押犯人的牢房。牢房中有條過道，以此為界，分為南監和北監。監獄周圍設置了電網和崗樓，值勤的哨兵兇神惡煞一般日夜監視著犯人的一舉一動。

其實，關押在這裡的“犯人”，既不是“軍人”，也不需要“反省”。當時，國民黨設立“反省院”，是有意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折磨，以達到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的目的。這個“反省分院”除對“犯人”實施法西斯壓迫以外，還經常使用政治圍攻、舊道德感化等手段，企圖使被“感化”者“反省”、“悔過”，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們屈膝投降。因此，這座監獄不同於普通監獄。“犯人”在這裡不僅坐牢，還要經常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但是，鐵窗鎖不住共產黨人的志向，鐐銬酷刑折不斷革命志士的筋骨。當時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志，是一批堅強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同志。他們雖然慘遭非人的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他們在獄中秘密串連，建立了獄中黨支部，並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聯繫。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獄中同志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堅持了五年半之久。他們在獄中的鬥爭，是黨和人民革命鬥爭的一部分。

1936年6月，劉少奇將中共中央批準的要這批同志履行手續出獄的決定交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去貫徹實施。柯慶施找到徐冰，要他把這個決定的精神傳達給獄中黨支部。

柯慶施對徐冰說：“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關押著我們一批黨員同志，他們是一批經過考驗、政治上堅定、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干部，現在急需讓他們出來為黨工作。”

徐冰說：“我對獄中的黨員一個也不認識，聯繫有困難。”

柯慶施想了想，說：“在你那裡工作的，有個孔祥禎，他在那裡坐過牢，同他們很熟悉，可以叫他寫信到獄中去。”接著柯慶施鄭重地對徐冰說：“這是中央指示叫這樣辦的。”

那時候，徐冰以北平中國大學教授的公開職業為掩護，專門從事黨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孔祥禎在徐冰的單線領導下從事地下活動，每半個月到他家接一次頭。

孔祥禎是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同志。回國後，先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後任中共唐山市委軍委書記。1931年，他到河北省委軍委彙報工作時不幸被捕，被關入草嵐子監獄。入獄後，曾任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12月，因病保外就醫。其間，經組織安排，由地下黨員、北平榆林會館館長出面作保獲釋出獄。孔祥禎出獄後，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為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6年7月的一天，孔祥禎到北平東城徐冰家接頭，接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孔祥禎後來（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回憶他接受任務的經過時說：

那是7月裡的一天，氣候燥熱，陽光灼人，我照例到徐冰家去找“三爺”，他一見我就拽著我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進內屋。

徐冰突如其來地說：“現在抗日形勢甚好，黨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沒有辦法。聽說你過去獃過的草嵐子監獄裡還有幾十個黨員，你有沒有辦法讓他們出來？”

孔祥禎聽後先是震驚，後感到毫無可能，回答說：

“這怎麼行呢？刑期不滿，敵人怎麼能放他們出來呢？何況刑期滿了，不登《反共啟事》，照樣出不來呀！除了一條，登《反共啟事》，聲明從此不再做政治活動，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裡有數地笑笑，對孔講：“我已經接到上級指示，說中央有決定，可以讓他們用自首方式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來，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對他們的這個指示送去呢？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無論如何要想辦法完成。”

孔祥禎說：“雖然我在獄中任過支部書記，對他們熟悉，但已幾年和他們沒有聯繫了，他們怎麼會相信我呢？我知道這些同志在獄中立場是很堅定的，你說用自首登報方式出來，他們能干嗎？再說，這對他們是個極其嚴重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上級確實負責纔行。”

徐冰馬上接上說：“這的確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麼敢跟你說呢！你要知道，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會在政治上負責的。”

孔祥禎的疑慮，在徐冰的解釋下，漸漸地消去了。他說：“既然像你說的這麼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過，我和他們長期沒有聯繫，又怎麼能把信送去呢？同時，獄內的黨組織有無變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內踱了幾步，仔細考慮了一下，說：“你先去想想辦法再說吧。”

孔祥禎接受任務後，連日苦思苦想，尋找聯繫線索。說來湊巧，有一天，他在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