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西格蒙德和他的堂兄弟們
       兄弟紐帶
       沃伯格家族的崛起
       少年西格蒙德
       發燒的愛國主義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革命
       影響世界的革命
       經濟戰略
       進入家族企業
       歐洲與美國的對比
第三章 一個共和國的衰落
       經濟衰退中的管理
       危機中的巨大虧損
       政治傾向
第四章 流亡
       納粹上臺
       納粹思想的滲透
       幻想破滅
       決定移民
       成立新公司
       遷居英格蘭
       先見之明
第五章 與敵人交易
       對英格蘭的失望
       新團隊
       家庭教育
       與希特勒鬥爭
       災難中的生意
       疏遠猶太教
第六章 恢復原名
       戰後的轉變
       開拓國際業務
       關注德國
       發揮關繫網的作用
第七章 大西洋聯盟
       令人失望的美國業務
       對冷戰的判斷
       英美外交合作失敗
       接管戰鬥失敗
       英國鋁業公司收購戰
       轉移焦點
第八章 歐洲一體化的金融根基
       歐洲債券市場之父
       整合歐洲資本市場
       歐洲金融一體化的推進
       發展歐洲債券市場
       金融推進歐洲一體化
第九章 完美的韻律
       沃伯格公司的獨特文化
       與眾不同的經營風格
       培養年輕人
       經營方式的謎團
       老當益壯
       尋找接班人
第十章 英國金融診斷師
       “紅色”金融家
        對英鎊的建議
        對工業企業保持信心
        轉向歐洲懷疑主義
        經濟衰退中的成功
第十一章 西方世界的困境
         關注以色列事務
         被威脅的業務
         解讀國際危機
         參與日本金融
第十二章 昂貴的教訓
         緊張的父子關繫
         不滿現狀
         全球化中的擴張
         尋找合作伙伴
第十三章 成人教育
         悲觀的結論
         政局轉折點
         生命終結
         多重角色的一生
         沃伯格公司的消失

附言：筆跡學

I
不論好壞與否，當今的倫敦金融城都是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它與華爾街齊名，和貨幣崛起是同義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經濟的其他產業日漸衰敗，金融業卻走向繁榮，但其優勢也曾到達危險的境地，這並不是預先注定的。1945年，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用一位銀行家的話說，它的業務“岌岌可危”，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型存賬室有1/3的部分被毀。“君子資本主義”時代看上去可能會復蘇並堅持下來，就像大英帝國一樣，這些君子資本家曾忠實地為之效勞。倫敦金融城從德軍閃電轟炸的廢墟中崛起，它的崛起從史學角度看讓人驚嘆，比它不可逆轉的滅亡更難以解釋—如果滅亡真的發生。這本傳記的主人公挽救了倫敦金融城，他的功勞比任何人都大。
從1959年因發起歷史上首次惡意收購登上報紙頭條，到1982年逝世，西格蒙德?沃伯格是倫敦金融城最傑出的天纔，他是一名頂級金融機構—他願意用“投資銀行”這個詞來形容它—的卓越倡導者。在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後，他借助無與倫比的先見，看到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可能性。他是經濟制度轉型的設計師，這一轉型帶領西方世界從中世紀的國家控制重回自由市場。限制國際資本流動的壁壘被消除之後，沃伯格使倫敦再次作為世界主要跨境銀行交易中心成為可能。在塑造現代英國的過程中，他的職業生涯幾乎可以說明有關金融能夠發揮作用的所有最重要的歷史課題：
  為什麼猶太裔銀行家在英國金融史上得以承擔領導角色？
 倫敦金融城奉行的“君子資本主義”有沒有破壞英國經濟的表現，並加速英國作為制造業強國的沒落？
  20世紀60年代，金融城有沒有聯合瑞士的銀行家（被戲稱為“蘇黎世的矮子們”）挫敗工黨政府欲振興英國經濟的雄心？
  為什麼在沃伯格去世後的一段時期，金融監管放松使得外資銀行比英國銀行更加受益？
但是，這些課題並不是這本傳記的最佳論據。因為正像沃伯格說的那樣，他自己“有多種的人生—德國學者、國際銀行家、猶太教信徒，而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國這個接收他的國家的一位激情滿懷的公民”。他是偉大的德國猶太裔銀行家族之一的子嗣，他也是一位壯志未酬的政治家。現代金融史上，很少有人同時扮演著如此舉足輕重的政治角色，雖然絕大部分是在幕後。年輕時，沃伯格有意從政，而希特勒的上臺粉碎了他的抱負。但20世紀30年代，即使在英格蘭流亡，他仍保持著對政治的熱情。他是金融城中最公開反對綏靖政策的人之一。戰後，他成為一名極有影響力的歐洲一體化的支持者。事實上，沃伯格在歐洲統一—歐洲在金融和政治一體化的過程—上發揮的作用，一直鮮為人知，這是本書多項具有重大史學意義的發現之一。事實很明顯，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在推動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這件事上同樣重要，沒有一位銀行家比西格蒙德?沃伯格在推動這項事業上更不遺餘力了。他一貫力求加速使歐洲各機構，包括國有的和私有的，在歐洲各國之間實現跨境聯繫這一進程。幾十年來，他一直爭取消除英國權貴階層—來自威斯敏斯特和“白廳”的政界和公職部門的精英—對英國成為歐洲聯盟正式成員的抵抗。
與此同時，沃伯格一直是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他認為歐洲經濟一體化與歐洲在戰略上依靠美國，這兩者並不矛盾。盡管他更傾向於倫敦金融城，而不是華爾街，但他從未忘記他跨大西洋金融一體化的畢生目標，他在紐約的工作時間超過他在法蘭克福、漢堡、巴黎和蘇黎世時間的總和。他試圖拯救曾是華爾街巨擘之一的庫恩–洛布公司，這是迄今為止美國金融史上從未被書寫過的章節之一。
經常有人說，銀行家是政治運作幕後的真正力量。那麼，像沃伯格這樣一位銀行家，又是如何在戰後的世界裡施加他的影響力的？部分答案在於他在投行領域先鋒性的角色，歷任英國政府試圖復蘇蕭條的英國經濟，這個角色使他置身於這項事業的核心。作為以向英國鋁業提出競購為開端的收購主腦，S?G?華寶公司的起家使沃伯格從一個被倫敦金融城裡傲慢的小圈子輕視的局外人，轉變為20世紀60年代政治決策中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在哈羅德?威爾遜做首相的第一任期間，沃伯格成為他在經濟問題上最信任的心腹之一，這一情況之前在某種程度上沒被史學家所意識到。在他們的定期會談中，其他內閣成員對此知之甚少，沃伯格建議威爾遜朝著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方向前進，並努力避免英鎊在1967年貶值、避免英國經濟跌入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危機，盡管事後證明他的努力是徒勞的。
雖然沃伯格永遠感激英格蘭給他的種種機會，但他一生都對英國的社會精英表示懷疑，他把這個國家戰後的許多問題歸咎於排他性質的私立學校和高級公職部門的官員將“外人”隔離的影響力。沃伯格對旅行到了上癮的地步，他逐漸把自己看做國際人。盡管他很快辨識出納粹的邪惡，但他從未喪失對德國文化的熱愛，特別是對18~19世紀德國文學的熱愛。1945年之後，很少有從第三帝國逃出的難民，如果有的話，那些人會比他更加努力地去復興聯邦德國的經濟和政治，甚至到達與那些在希特勒統治下隻不過擔任傳旨的人緊密合作的程度。與此同時，他對以色列的命運非常關注，他首先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猶太復國運動的捍衛者，之後又嚴厲批評以色列政府將猶太人安置在西岸和加沙被占領地區的政策。喬治?斯坦納曾恰如其分地評價道，“完整地看”，沃伯格的“背景和職業生涯—一度精彩又極度悲劇—在大逃亡的歷史中，尤其在旅居德國的猶太人歷史中，都是一則重要的篇章”。
沃伯格令人著迷的地方是，他不僅把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兩者相結合，他的性格裡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復雜性，他絕對是歷史上閱讀最廣泛的銀行家之一。他不光熟諳德國古典與浪漫主義文學和哲學，還是中歐現代派大師忠實的學生—從尼采到弗洛伊德。作為一名學者，成為一名金融家也許是命運使然，而非他本人意願，但他更感興趣的是管理企業所面臨的在組織上的挑戰，而不是公司自身的贏利情況。事實上，他是現代管理創新的偉大倡導者之一，是開放式辦公和公司民主化的先驅。他也是一位頗具天賦的業餘心理學家，他發展了一套同質但明顯有效的體繫，用來測試他周圍人的性格，並利用筆跡學輔助進行心理分析洞察。他愛憎分明的強烈程度使他作為朋友真摯忠誠、作為敵人不留情面，正像那些“不幸的”、受他庇護的人那樣，他們的代價是從沃伯格的朋友變成他的敵人。
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有一小部分托馬斯?曼的文學天賦，他是沃伯格最喜歡的作家。因為，沃伯格家族在某些方面就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在猶太人身上的翻版，在其他地方，又像《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的現代轉世，西格蒙德自己就像曼筆下的一位主人公—《浮士德博士》裡的作曲家阿德裡安?萊韋爾金—追求一種孤傲的完美。絕對需要像曼這樣的大作家纔能給予沃泊格這位德國猶太人公道，他身著在倫敦薩維爾街手工定制的西裝，目光敏銳，頭發油光锃亮，行事隱約帶有戲劇化的色彩，他像一把人造的音叉那樣敏感，像普魯士軍官那樣對失誤不能容忍，他是“聖火”和“生命動力”—他最喜歡的兩個詞—不穩定的合成產物。
II
傳記作家選擇人物出於不同的原因：作家的當務之急、出版社的偏見、讀者的口味、金錢的誘惑。也許可以這麼說，記錄別人生活的人，幾乎和充斥著明星生活的華麗雜志的讀者一樣，被對像的名氣所吸引。在大英博物館一般參考類收藏的網上書目裡搜索“希特勒”，有478個結果（雖然也得承認不是所有的都是傳記）。關於斯大林的傳記有311本、關於墨索裡尼的有172本。值得高興的是，一些民主的領導人也有類似的吸引力。溫斯頓?丘吉爾超過墨索裡尼，有298本，亞伯拉罕?林肯有270本。有關皇室的傳記緊隨其後，英格蘭最著名的國王亨利八世有90本，威爾士王妃戴安娜有39本。傳記作家也爭相撰寫電影明星，瑪莉蓮·夢露的傳記有38本。也許不足為奇的是，作家特別喜歡寫作家的生活，盡管他們的生活通常很單調。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超過2000本，甚至連耶穌較之都稍遜色（有1 613個結果）。
這本書的主人公沒有那麼出名。事實上，許多見多識廣的人甚至從未聽說過西格蒙德?沃伯格。這不是因為像某些人說的，他對宣傳反感，雖然他經常這麼說；也不是因為他輕視媒體—這一點他確實有。舉例而言，1944年倫敦《旗幟晚報》的老板比弗布魯克勛爵派金融城的編輯去采訪沃伯格。沃伯格回憶與那位記者的對話：
原則上，我反對銀行家作任何宣傳，尤其是猶太裔銀行家，他說他對采訪我感到非常抱歉。為了安撫他，我告訴他如果我們未來作任何某項交易，我會非常樂意提前告知他。但是，宣傳會是關於我們提供融資的公司，絕不會是關於我們自己。他對我的反應一再表示歉意，因為比弗布魯克勛爵表達過對“新貿易”（沃伯格公司最初的名字）極感興趣，他聽說過我們是金融城裡真正活躍且穩健的公司之一（應該被“宣傳一下”）。
當宣傳符合他的商業目的時，換言之，沃伯格纔準備—“樂意”是不恰當的—給予記者們采訪的機會。金融城的編輯和特派記者們定期在S?G?華寶公司享用午餐。事實上，在所謂“鋁業戰爭”激戰猶酣時，沃伯格幾乎每天親自知會《金融時報》，後來還雇用了長期在該報工作的“萊克斯專欄”的作家。今天他之所以不太出名，不是因為他回避宣傳，而隻是因為他是一位銀行家。
可以確定的是，市面上有一些銀行家的傳記，而銀行業家族的書籍更普遍。事實上，已經有一本寫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傳記，寫他家族的書也有好幾本。不過，總體而言，傳記作家傾向寫君主而不是有錢人，傾向寫電影明星而不是金融家。這一偏好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明智的，相比蠱惑人心的政客或電影女明星，撰寫或閱讀銀行家所做的事並沒有那麼令人興奮。不論是發放貸款還是吸收存款，不論是認購股票還是出售債券，不論是宣布股息還是向客戶提供建議，銀行家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動武之人。當然，也會有戰役，但它們發生在開董事會的會議室裡，並且缺少真正戰爭的喧囂和哀婉。
然而，傳記作家忽視銀行家，是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相對不重要，這一點是說不通的。在對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所作的任何認真評估中—尤其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世界—金融在西方文明演變過程中，確實與政府或戰爭同等重要（比電影行業重要得多）。沒有銀行和證券交易所將存款從儲蓄所導入實業，西方經濟如何能取得工業和後工業繁榮在規模上達到的高度？沒有債券市場的支撐，過去一個世紀還有什麼偉大的戰爭能被發動、有什麼戰爭法案能通過？任何懷疑金融在歷史上重要性的讀者，應該回想近期發生的種種事件。誰是2007年這次席卷全球的重大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他們使世界陷入類似自20世紀30年代早期我們所經歷的大蕭條。犯錯的銀行家—至少他們中有些人—很不明智地暴露了他們的重要性。如果現在我們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歸咎於那些把蘇格蘭皇家銀行或花旗銀行管理得如此糟糕的人頭上，我們又能同時否認金融業放松監管和創新至少對過去25年全球經濟活動迅猛發展作出的貢獻嗎？
銀行家不一定聲名遠播，但他們至關重要。沒有什麼比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一生更能說明這一區別的了。
III
雖然西格蒙德?沃伯格家族中至少有4位成員寫過回憶錄，但他本人選擇不寫自傳。他對外人撰寫沃伯格家族歷史的所有企圖也深為敵視。他甚至不喜歡由漢堡家族銀行的兩名前雇員愛德華?羅森鮑姆和喬舒亞?謝爾曼寫的漢堡家族銀行古板和半官方的歷史。他徒勞地試圖“扼殺”戴維?法勒的企圖，（用沃伯格的話說是）“對沃伯格熱施以思想的放大鏡”，他認為一本關於沃伯格家族的書是“荒謬的，就像‘沃伯格家族’這一集體概念……它是對歷史和家譜事實的歪曲”。羅恩?切爾諾夫經過深入調查，試圖撰寫一本家族歷史，沃伯格本可以對此更加熱情，雖然他也許會欣賞切爾諾夫關於“以做客戶關繫為首的銀行家”之“死”的富有真知灼見的文章。至於傑克斯?阿達利，他把沃伯格描寫成終極商人，作者對沃伯格的判決是，他“融合了政治權力、金融創新、創造力和道德”，沃伯格可能會對此受寵若驚，但他可能對該書中（和相關電視電影中）出現的多處錯誤，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沃伯格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施加影響力—會失望。總而言之，我懷疑，曾經在各個時期作為他下屬的前沃伯格繫董事們寫的數量繁多的自傳，給他帶來的不是快樂，而是更多的痛苦。
本書與之前的作品有兩點不同。其一，這是針對沃伯格龐大收藏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檔案材料所作的首次研究，包括近10000封信件、便函和日記。其二，這是首次認真地嘗試將沃伯格多重生命置於他所屬的恰當的歷史背景中。這是一個人的故事，他的生命始於帝國主義德國的黃金歲月；成長於20世紀20年代柏林“發燒”的氛圍；在獨裁、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時代流亡；在冷戰期間，達到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地位。在歷史學家紛紛以更加全球化的框架重新審視20世紀歷史的時候，沃伯格提供了一個有價值，並在某些方面有糾偏功能的中心點。他是典型的大西洋人，頻繁地往來於倫敦和紐約，不論是乘坐“冠達”油輪還是“協和”號飛機。1902年成立的朝聖協會旨在“推動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善意、伙伴關繫和持久和平”，他是該協會會員，偶爾也會參加彼爾德伯格會議，這個由政治人物和行業領軍人物參加的年度會議是為推動大西洋兩岸的了解於1954年在荷蘭創立的。不過，他終其一生還是一個歐洲人，在英國和在德國或在瑞士一樣放松，並對大部分美國生活中的“現代野蠻主義”過敏。他對日本感到困惑，並對以色列既愛又恨。世界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可以使他感興趣的。沃伯格的世界明顯是西方世界—事實上，那是一條連接曼哈頓和美茵河的走廊。
西格蒙德·沃伯格對國際金融再整合具有極為清晰和表達明確的遠景，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應得到“全球化先知”的稱號。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種種經歷給他造成的創傷，使他的悲觀情緒根深蒂固，他又是矛盾的預言家，他對世界經濟的希望永遠是最初不為人信，但後來被證實為真。很多這樣的事情都發生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即，1973~1982年，這為沃伯格的悲觀找到了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