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是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與作品的一部繫列專著的卷。根據目前的計劃，這部專著由四卷組成。
至二○○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全部完成，作者一共寫了五卷，它們分別是： 卷，《反叛的種子，1821—1849》（1976）；第二卷，《受難的年代，1850—1859》（1983）；第三卷，《自由的蘇醒，1860—1865》（1986）；第四卷，《非凡的年代，1865—1871》（1995）和第五卷，《先知的衣缽，1871—1881》（2002）。，按照年代順序，每卷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不同時期。整部專著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提綱，在其他工作允許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在合理的時間之內陸續出版其餘各卷。
整個寫作計劃大約萌生於二十年前我應普林斯頓大學克裡斯蒂安·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請前去舉辦繫列講座時。研究生院當時由E.B.O.博格霍夫主持，我們很快成為好友，他罕見地兼具紳士的魅力和學者的嚴謹，至今仍然讓熟悉他的人記憶猶新。那時我對流行的存在主義文學——它在二戰結束之後不久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很感興趣，因此選擇“現代文學中的存在主義主題”作為我的講座題目。為了提供一些歷史背景，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當作人們在法國存在主義作品中所發現的氛圍和主題的先例著手進行分析。我對這部作品的闡釋源於列夫·舍斯托夫和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我強調了地下室人的非理性和不道德，因為他不顧自然法則可悲並且挑釁性地堅持他的個人自由，無論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不過，我在闡述這種觀點時心存憂慮，認為這還遠遠不夠。它所強調的作品含義沒有問題；但是，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對於存在主義解讀來說，它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當我著手整理講義時，我決定對《地下室手記》進行更加徹底的研究，同時調查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顯而易見，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點。這使我閱讀了凡能找到的關於那個時期的所有書籍和文獻，隻要是我看得懂的語言，終，當這一類原始資料的局限性變得越來越明顯時，我開始學習俄語。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紀俄國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斷迅速增強的同時，我對存在主義的興趣反而大大減弱了。我放棄了整理講義的計劃，轉而決定寫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這是本書及其後續各卷由來已久的寫作起因，它幾乎完全出於偶然——盡管我在動筆時絕沒有打算寫這麼大部頭的一本書。
但是，題材本身的引人入勝誘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結果我逐漸意識到，假如我想充分闡述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的話，那就必須大規模地重現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然後再在其中描述他。因為，這種看法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視為對他那個時代主要問題的高度藝術概括，當然，它隻是一種個人表達，不過，它是一種比大多數人都更關注自身之外那個世界的個人表達。這並非某種失常的精神狀態的狂熱發洩——我們在西方也常常傾向於這樣認為——那麼簡單，而是某種極具天賦的特殊氣質的激情表露。實際上，具體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纔的一種方法是，在他將自己的個人困境與肆虐他身為其中一員的那個社會的災難熔為一體的能力中發現它。
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興趣於是受到嚴格限制，因此，任何想在後面的篇章中讀到一部常規傳記的人將會感到非常失望。此類著作已大量存在，而我絲毫無意再為它們增添一部。我簡略敘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背景事件，但卻詳細介紹其日常經歷中在我看來具有某種重要關聯性的一些方面——隻是對闡釋其作品有幫助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所寫的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傳記，或者說，即使它是一部傳記，那也隻是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因為我不是從生活寫到作品，而是繞道走了另一條路。我的目的在於闡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這一目的決定了我對細節的選擇以及我的視角。在我看來似乎一向自相矛盾的是，在偏愛個人軼事和私生活細節的一般傳記作品中，被忽略的通常是對於藝術家的人生重要的那種東西——實際上，被忽略的是他的作品，那纔是我們對他感興趣的原因。這樣的敘事也許有助於研究人類的特點，或者有助於研究它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社會史，但是，它往往把藝術失落在背景中，充其量也隻是將其當作更主要的生活經歷的副產品和附屬物。我采取了與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附屬於他的藝術思考及其成果的人——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將使任何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的人生更準確地對應其在社會價值體繫中的實際地位。
這樣做並不意味著我在藝術與“生活”之間發現了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生活”這個詞既可以用於食色男女，也可以用於藝術家，後者同樣在思想、精神和意識的層面上生活著。由於這個原因，我寧願更為詳細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而不是把篇幅用在描寫其日常生活的一般瑣事上。他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正是來源於這一環境，憑借這種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他吸收消化了對其有用的生活經驗並且使之轉化成為他的藝術主題和技巧。我將努力證明，根據這種觀點對其生活進行的探索——探索是在黑格爾稱之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的“客觀精神”的層面上進行的——可能有助於理解其成就的意義，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理解，那麼也是應該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書當然不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探討，尤其在近半個世紀的俄國批評界它不是，而且我還意識到，我從列昂尼德·格羅斯曼、Н.Ф.別利奇科夫、А.С.多利寧和В.Л.科馬羅維奇這些前輩那裡獲益匪淺。我試圖立足於他們已經打下的基礎，同時盡量充分利用他們並不總是享有的闡釋的自由。
當然，在構思本書——盡管因為教職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課題上，我隻能斷斷續續地進行——的大約二十年時間裡，我對那些曾經鼓勵我在這一項經常讓人想起堂·吉訶德的事業中堅持下去的人心存無盡的感激。遺憾的是，他們當中有一些我要深深感謝的人如今已不在人世： R.P.布萊克默、亞歷山大·誇雷、埃裡希·卡勒和H.B.帕克斯。在我灰心喪氣的時候，他們對我的進展所給予的熱情關注無異於強力興奮劑，我永遠不會忘記布萊克默在某個郁悶的時刻寫給我的贊許信；不會忘記亞歷山大面帶微笑作出的評論，他的評論為一個重要問題開闢出一片新天地；不會忘記卡勒讀完一章之後打來的熱情洋溢的電話。帕克斯是一位教師，他啟蒙了我的少年時代，在我成年之後我們兩人成為同事，我希望把這一卷書的手稿獻給他，他從未懷疑過它將完成。
多年來給予我極大幫助的另外幾個人是艾倫·泰特、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哈裡·萊文，我從身心兩個方面向他們三人表示感謝，我總是可以信賴他們的友誼。約翰·麥考密克、萊昂內爾·埃布爾、拉爾夫·曼海姆、查爾斯·福斯特、傑克遜·馬修斯、西奧多·韋斯、尤金·古德哈特和戴維·戈爾茨坦是另外幾位與本書的寫作有關的朋友，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了鼓勵、支持和想法。每次我去法國時，巴黎的喬治·安布羅西諾先生和夫人總是詢問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進展情況，安布羅西諾夫人還把初稿中的幾章譯成法文；這一部分內容在《評論》雜志上發表就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我非常感謝他們主動提供的如此熱心的幫助，我還珍惜對他們周圍的那個小圈子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景的回憶，他們每星期六晚上討論一個哲學話題。皮埃爾·安德萊是我的另一位法國朋友，他好心地為《社會契約》翻譯與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關的文章和評論，而且對其中的內容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某個領域的專家對一個未經許可擅自闖入其領地的外來者的努力表示歡迎的情況並不多見。本身不是專業斯拉夫語言文化研究者的我無比幸運地聲明，我受到美國斯拉夫語言學術界的許多成員的歡迎。他們友好地寬容對待我準備工作的不足之處，而且非常樂意傾聽我的想法。他們的忠告經常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指導，他們的知識總是讓我用來填補我的知識空白。我特別感謝魯弗斯·馬修森多年來的親密友誼以及與他在格裡莫、巴黎、紐約和倫敦進行的幾次交談，特別感謝羅伯特·L.傑克遜、羅伯特·貝爾納普、唐納德·範傑以及我的同事克拉倫斯·布朗、維克托·溫特勞布、勒內·韋勒克和維克托·埃爾利赫的支持與鼓勵。我還有幸在普林斯頓遇到格奧爾基·弗洛羅夫斯基神父 格奧爾吉·瓦西裡耶維奇·弗洛羅夫斯基神父（1893—1979）是二十世紀影響的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家之一，他還是一位歷史學家和普世教會主義者，出生於沙皇俄國，長年旅居巴黎（1920—1949）和紐約（1949—1979）。，並從這位仍然在世的偉大的俄羅斯文化史學家身上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遺留下來的某種傳統，弗洛羅夫斯基神父是這種傳統的後幾位繼承人之一。
理查德·艾爾曼無私地從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時間閱讀了定稿的前幾章，並且提出許多被本書采納的修改意見。保羅·茲韋格閱讀了本書較早的一個稿本，他那富有洞察力的批評意見導致對原稿進行了徹底修改；羅伯特·貝爾納普閱讀了同一份原稿，發表了許多富有價值的評論。魯弗斯·馬修森、哈裡·萊文、弗朗西斯·弗格森和S.弗雷德裡克·斯塔爾閱讀了終的定稿，向我提出了有益的意見。我衷心感謝他們大家。
多年以來我得到了許多基金會和學術機構的支持。我想感謝古根海姆基金會、博林根基金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所提供的資助款項。明尼蘇達大學、羅格斯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真誠地提供了研究出版資金。上述大學圖書館以及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斯拉夫問題研究所閱覽室和索邦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所給予的配合對我完成本書助益良多。
我的打字員海倫·賴特夫人耐心地改正了我的所有錯別字，同時讓我欣慰的是，她覺得書稿內容非常有趣。蓋洛德·布賴諾爾弗森承擔了編制索引的喫力工作，不僅減輕了我的負擔，而且糾正了許多正文中的錯誤。本卷的書名是我的長女克勞丁在從馬爾韋利亞驅車前往桑坦德的漫長旅途中想出來的。我的嶽母波萊特·斯特勞斯夫人急不可耐地得到了一個期待已久的幫助校對的機會。在為出版社出版本書做準備的錯綜復雜的過程中，我的編輯波莉·漢福德始終是一位耐心而老練的向導。
我的具有法國血統的數學家妻子在本書逐步成形的過程中認真審閱了每一頁草稿，這使我對概念的嚴謹以及表述的清晰和恰當始終堅持的標準。無論本書可能達到什麼水平，她付出了與我同樣的勞動；即使是在本書卷出版之後，她對我所從事的工作價值的信心仍然是這一計劃進行下去的真正原因。
約瑟夫·弗蘭克
一九七六年二月，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