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目錄
與陳獨秀
他對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青少年時代各自的發展
救國救民，共憂天下
成長環境，道路分野
知識結構，思想分野
性格氣質，政治分野
耐人尋味的學生與老師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師表，深刻影響
先鋒旗手，革命楷模
攜手轉向馬克思主義
專注實績與領導全局
受陳獨秀委托在湖南建黨
領導湘區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陳信任協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導思想的分歧與分道揚鑣
一繫列重大問題的不同認識
對待農民運動的尖銳分歧
大革命失敗，分道揚鑣
客觀公正評價陳獨秀
與王明
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匏瓜與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產國際領導米夫上臺
王明在中山大學大搞教條宗派
從被捕洩密到“反對立三路線”“英雄”
翻雲覆雨“擁護”和反對六屆三中全會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臺
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圍剿”取勝
排除干擾青塘會議定決策
第二、三次反“圍剿”取勝
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
指導寧都兵暴和紅五軍團建設
屈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排擠、打擊
贛南會議受王明路線排擠
被迫上東華山休養
不計個人得失下山急赴贛州解圍
率紅軍克漳州取得勝利
寧都會議被剝奪兵權
博古反“羅明路線”意在整
相忍為黨卻被剝奪後行政領導權
糾正王明、博古“左”傾路線錯誤革命轉危為安
爭取政治局多數同王明、博古“左”傾主張作鬥爭
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長征勝利開始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指揮紅軍突破敵軍重圍
總結革命經驗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審時度勢力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全面抗戰路線、戰略方針的制定和實行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批準打平型關戰鬥
王明右傾新挑戰與爭論
王明建議召開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月會議繼續推行右傾思想
中央派員向共產國際如實彙報
六屆六中全會前的爭論
中共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王明右傾錯誤
確立在黨中央的領袖地位
王明這棵“牡丹花”開始凋零
黨中央的耐心等待與王明的猖狂反撲
等待認錯與耍兩面派
領導整風與無理反撲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誠懇幫助與堅持錯誤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與王明出爾反爾
仁至義盡與死不改悔
後記
下冊目錄 與瞿秋白
錯誤地打擊了瞿秋白同志，他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並肩站在國民革命大時代的潮頭
共同促進國共合作
同是跨黨的實干家
攜手反擊國民黨右派
農民運動的開拓者與堅定支持者
農運的實踐家與理論探索者瞿秋白
“農運王”與堅定支持者
攜手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
毛、瞿相繼洞察危機
臨危受命，分別主持領導和武裝鬥爭工作
高舉武裝鬥爭的旗幟
瞿秋白犯“左”傾盲動錯誤
同處逆境的艱難歲月
瞿秋白與王明的初次交鋒
王明宗派主義的明槍暗箭
向世界介紹的人
在艱難逆境中的與瞿秋白
公正評價瞿秋白
與李立三
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李立三還是我們的同志。
志同道合救國救民
“征友啟事”和“半個人”
分途尋求革命真理
領導李立三開展工運
派李立三去安源
指導李立三開展罷工鬥爭
席卷全路礦的大罷工
要以彎弓待發
農運領袖與工運領袖共進
與中央實際領導人李立三
認真貫徹六大決議，支持領導紅四軍
紅四軍的發展壯大與其內部爭論
中央與紅四軍關於分散還是集中的爭論
外來形式主義促使紅四軍內部矛盾激化
紅四軍黨的七大沒有解決爭論的主要問題
中央九月來信支持的建軍原則
李立三對的堅決支持與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
不斷總結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抵制李立三“左”傾冒險
李立三“左”傾冒險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線，紅一軍團佯攻南昌
紅一方面軍撤圍長沙
十萬農工下吉安
抵制“立三路線”，粉碎次反“圍剿”
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干部
團結李立三一道為黨工作
李立三為黨的事業做出新貢獻

紅色檔案
上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90周年華誕，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響應胡錦濤總書記的號召，以各種方式、各樣形式進行紀念活動。
為了紀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誕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這個紀念日將要到來的時候，我們寫了《與中共早期領導人》一書，奉獻給廣大讀者，讓讀者真正了解的領袖地位是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解放、為民族謀復興的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確立的。該書是以紀實筆法反映中共早期領導層的內部情況，主要是寫遵義會議前與中共幾屆領袖人物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間在工作上的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繫。同時，也寫到他們處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是如何為救國救民，尋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號，以及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的領導人的功過是非。
這一本書，以大量史實客觀地闡述了怎樣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怎樣獨創性地執行中共中央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為核心制定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政策和方針，又怎樣從實際出發分別抵制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傾或“左”傾的錯誤，在局部地區把“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先是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國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接著在贛南、閩西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艱難曲折地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並在軍事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幾次大“圍剿”的輝煌勝利。以王明為核心的“左”傾中央，一開始就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而且統治全黨長達四年之久。他們以“城市中心論”的“進攻路線”，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斷排擠、打擊等一大批干部，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一個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被斷送了，後不得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
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特別是在湘江慘敗之後，親身經歷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廣大指戰員已經意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排斥軍事領導的結果。他們紛紛要求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以挽救中央紅軍面臨的危局。順應廣大指戰員的殷切期望，逐步地開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做工作，並且團結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纔在遵義會議上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遵義會議的一個偉大成就，就是確立了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驚濤駭浪中挽救了黨和紅軍，使得中國革命在全局上開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僅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且對中共早期的幾屆領袖也作過客觀的結論和公正的評價。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針講話中指出：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搞成托陳取消派。“但是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至於內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同志，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過工人運動，後來五卅運動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勞。”瞿秋白也有功勞。他主持召開的中央“八七會議”，正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對於王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結論中針對他當時所犯的右傾錯誤也曾經說過：王明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問題在於他以後不檢討錯誤，不承認錯誤，雖然一度承認有錯誤，但很快就推翻。特別是他一直不承認抗戰初期右傾和土地革命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在60年代曾經總結性地說過：“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除了個別的人跑到敵人那裡去之外，另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顯然，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應一分為二。但長期以來，很多同志一提起這幾位中共早期領袖，總是立即想到他們“左”傾或右傾錯誤，往往忽視他們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確的一面。這樣，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反映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我們寫的這本書，力求寫得比較客觀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們成為領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犯錯誤的一面。是我們黨內善於總結經驗的革命家，既總結了他們的正面經驗，又總結了他們的反面經驗。正是在正確總結他們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中，不斷認識中國革命規律，不斷制定適合形勢發展的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勝利。
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以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徹底改變過去黨內鬥爭采取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著重思想教育，而不輕易的做結論和紀律處分。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功過是非，分別作出了公正的客觀的評價，並且成為全黨的共識。
本書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史實，生動地記敘了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革命生涯，並力求做到有較強的可讀性。如“匏瓜與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不怕艱苦、開小花而結碩果與王明怕艱苦、需要園丁培植、隻開大花而不結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總之，這本書以翔實可信的史實告訴讀者：歷史為什麼會選擇。
黃允升
2011年4月

與陳獨秀
他對我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與陳獨秀同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堪稱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並且連任五屆，是中共歷史上連任屆數多的領導人。從建黨開始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及其失敗，一直在陳獨秀領導下進行創造性的工作，成績卓著，卻是一種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繫。在大革命後期，誠然有很多正確的重要意見，然而因處於被領導地位，對革命全局不可能起決定性作用。陳獨秀是個著名的歷史人物，他留給中國革命事業的，既有長時間成功的經驗，也有大革命後期失敗的教訓。的成長、發展和後來開闢中國革命道路、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都與陳獨秀的啟迪培養和經驗教訓密不可分。這部分就是探討這個主題的。
青少年時代各自的發展
救國救民，共憂天下
生於1893年，陳獨秀生於1879年，二人相差14歲，但他們形成人生觀的青少年時期，都處在中國被西方殖民者瘋狂侵略、晚清和北洋軍閥腐敗統治、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人民苦難急劇加深的時代。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的簽訂、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及《辛丑條約》的簽訂，中國終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與陳獨秀生長在這個時代，都較早地確立了救國救民、改革社會的崇高志向。
陳獨秀在1904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隻知道喫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繫呢？到了甲午年，纔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纔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於是，早在1897年19歲時，受了康梁維新思想的影響，他就寫了一本小冊子《揚子江形勢論略》，向清政府獻策，望注重長江的整治，加強軍事設施，以御外侮。書中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同時，陳獨秀也從小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在他6歲時，老家淥水鄉農村發大水，族長到城裡來借錢，陳獨秀母親因對族長的為人有看法，沒有借錢給他去救濟災民。陳獨秀表示不滿地說：“我們家裡雖然窮，總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個錢不借給他呢？”
1902年，在得到兩位信仰維新主張的戰友去世的消息後，陳獨秀作詩哀悼時即明志曰：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第二年，陳獨秀終於拋棄“勤王革命”的改良主義思想，決心投入到推翻帝國主義和清王朝的偉大革命運動中去，而不計成敗與生死。他在1903年寫的一首詩中表示：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也從小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的母親在韶山一帶以善良、謙和、公正和樂於助人而著稱。他說：“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喫。”非常敬愛他的母親，為人處事受母親很大的影響。
有一年秋收時節，農民們把稻谷打下來後在場地上晾曬，忽然下起雨來，不收自家的谷子，卻幫助一家佃戶去收，父親生氣地責怪他。他回答說：人家家裡很苦，還要交租，損失一點就不得了；我們自己家裡的，自然不大要緊。又有一年舊歷年底，父親要他去收一筆豬錢，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見幾伙衣衫襤褸的窮人，他便把收到的錢統統散給了他們。相反，他的父親卻是個十分吝嗇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區因嚴重糧荒而發生窮人“喫大戶”的事情，他父親是個米商，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裡去。為此，對父親十分不滿。
從17歲進入省立師範讀書開始，就關心政治。他從表兄文運昌處看到鄭觀應著的《盛世危言》等書後，就激發起強烈的富國強兵愛國主義思想。後來，他讀到一本《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的小冊子，受到很大的刺激。其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子裡，終身不忘。他說：“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樹立起“確定地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觀念和改造社會、建立新國家的偉大抱負，並在平時與朋友談話、通信和自己的日記與讀書筆記中，強烈地表現出來。
與陳獨秀一樣，1915年5月也借追悼一位親密朋友的去世，寫了一首五言古體詩，抒發自己憂國憂民、救國救民的抱負：“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滌蕩誰氏子？安得辭浮賤。”（東邊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邊山水相連的是沙皇俄國，都是與我們為敵的侵略者，誰來掃蕩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們這一代。我們決不能因為自己出身低下貧賤，就不去擔當這救國救民的重任。）特別在1917年新民學會成立後，他更把“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學會宗旨，有計劃有繫統地研究人生和國家大事。當時他還是個窮學生，因此，朋友們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無半分，心憂天下。”如當時他與同學常去玩的嶽麓山雲麓宮內一幅對聯所雲：“四面雲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1925年，他在黨中央工作一段時間後回家鄉養病時，寫了一首《沁園春》的詞，更充分表達了他在青少年時期這種氣吞山河的豪情壯志：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當時與陳獨秀、處於同一時代的青少年，雖然也感受到了民族危亡和人民的苦難，但很多人卻如陳獨秀所說的那樣“天天隻知道喫飯睡覺”或“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不問政治；有的傷感時事者，也隻會在消極、悲觀與絕望中消磨時光。因此，與陳獨秀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的領袖，不是偶然的。
成長環境，道路分野
與陳獨秀雖然較早就有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共同的志向與抱負，但由於兩人從小成長的環境、所受教育和影響所奠定的知識結構與養成的性格作風不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兩人不同的思想發展軌跡與政治歸宿。
陳獨秀出生在當時長江中遊繁華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慶府治與懷寧縣治的大城市安慶，從小在城市中長大，後來也一直生活在東京、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觸農村和農民，更沒有親身經歷過農民鬥爭，自然也不了解農村和農民。這就使他在革命中處理農民問題時，難免發生錯誤。191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評論義和團運動時，還片面誇大並著重批判義和團的愚昧、落後和排外的一面，稱義和團是“保存國粹，三教合一”；說這“造成了義和拳大亂；以義和拳大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的國恥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則不然，他出生在韶山農村一個農民家庭裡，而且他從6歲開始就下地干活，種田、放牛、養豬什麼活都干，了解農民的艱辛。他還不以此為滿足，一有機會就到農村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1917年暑期，他與蕭子升曾步行漫遊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歷時一個月，行程900餘裡。沿途接觸城鄉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
的調查。第二年春天，他又與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嶽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歷了半個月，了解社會情況。稱這為“遊學”，讀“無字書”。這年5月，他送李維漢，張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歐洲勤工儉學，行至河南郾城時，正遇沙河漲水，衝斷鐵軌，火車無法通行，大家一時沒有主意。建議把行李集中起來，派人看管，利用等車的時間，大家輪流去看看北方農村，了解農民的生活狀況。如此重視對農村的調查研究作風，在後來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中，一直保持著。不僅如此，在青年時期，就經歷了多次農民鬥爭事件。
1910年4月，湖南發生糧荒時，長沙饑民成群結隊到湖南巡撫衙門示威要求平糶救災，被巡撫的無理答復所激怒，衝進衙門，砍斷旗杆，嚇走巡撫。後來，饑民慘遭鎮壓，許多人被捕殺。說，這件事“影
響了我的一生”。“我們學堂裡討論了許多天，……大多數學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出發。他們並不懂得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繫。……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裡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後，韶山又發生哥老會起義，反抗地主和政府。義軍曾撤到瀏山山裡，建立了一個山寨。後，起義被政府軍鎮壓，領袖彭鐵匠等被殺。第二年青黃不接時，所在的鄉裡發生糧荒，又掀起“喫大戶”運動，並衝擊到他家：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父親準備運到城裡去的糧食。
說：“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像。”
對於中國農民，特別是對於農民的鬥爭“造反”精神，還從中國舊小說中受到特別的影響。他後來回憶說：他從小愛看《水滸》、《精忠傳》、《隋唐演義》、《西遊記》、《三國演義》小說（他讀這些小說極其用心，也像“正課”一樣打上圈、點等記號或寫上批語）。當時私塾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所以他和同學們隻能偷著看。對於這些農民造反的故事，他們還熱烈討論了許多次，“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談到這些舊小說對他人生觀的影響時，他說：“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裡讀的”。
由於以上種種，對中國農民十分了解，不僅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艱辛和苦難，而且了解他們的願望、要求。特別從反映農民起義的舊小說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所具有的偉大的階級力量和革命積極性，了解他們在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了解他們的階級局限：另外也認識了知識分子必須與農民群眾建立密切的關繫，纔能施展自己的抱負，擺脫“秀纔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劇。後來他以這種認識正確地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所有這些，陳獨秀是無可相比的。而後來正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造成了兩人完全不同的奮鬥道路與成敗結局。
知識結構，思想分野
由於成長環境不同，兩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識結構也是不同的，從而形成兩人不同的思想歷程。
陳獨秀出生在書香門第，父親在他3歲時去世，因此從6歲開始，他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雖然他不喜歡這些經書，愛讀《昭明文選》，自稱“選學妖孽”。但經書在當時是通向科舉的惟一途徑，再加上祖父
極其嚴厲的管教與母親用眼淚的勸說下，他對舊學還是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8歲時參加縣、府、院三級考試，竟得了名，成為秀纔。然後，由於維新運動的影響，新學校的出現，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閱讀梁啟超辦的《時務報》等，一度信仰改良主義；在大庭廣眾之中，與鄉裡瞀儒辯論，為受到攻擊的“康先生辯護”，自稱“康梁派”。接著，由於受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華的刺激，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各國，查看一番。”於是，從1901年開始，他先後五次去日本留學，大量閱讀介紹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書報，特別研究使西方國家富強的政治學說——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受到刻骨銘心的影響，成為他1920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前的人生指南。
1902年春，陳獨秀即回國，在安慶創設藏書樓，組織勵志學社，傳播新知，啟發民智，宣傳愛國，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緝，再次赴日，並聯絡張繼等人成立“青年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界中革命團體之早者”。陳獨秀從此轉變為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這時，孫中山的興中會已經成立，黃興等人的華興培等人的光復會正在醞釀，同盟會還未組成。陳獨秀在建立起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信仰後，參加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1903年，發起並領導了安徽的“拒俄運動”；1905年，參與策劃了吳樾謀炸清廷出國五大臣事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中光復浙江、安徽的鬥爭；1913年，又參加反袁鬥爭等等。同時，除了“青年會”外，他又參加了暗殺團（光復會前身）、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和宣傳民主主義思想的刊物《國民日報》、《甲寅雜志》等的編輯工作。他自己還親自創辦並領導了類似的《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每周評論》報刊，和“安徽愛國會”、“嶽王會”反帝反清團體。他任會長的嶽王會，以蕪湖為總會，在安慶、南京設分會，勢力一度相當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培養了許多堅貞革命、至死不屈的領導骨干，為日後同盟會在江淮地區的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他親自發動並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歷時數年，更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受教育的情況、知識結構與思想軌跡，與陳獨秀不一樣。
首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比較長，比較深。雖然他與陳獨秀一樣，不喜歡四書五經，但他從9歲進私塾開始很繫統、很用心地熟讀了《三字經》、《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舊學經書。青年時期又選讀了《綱鋻類纂》、《史記》、《漢書》等。可貴的是，他讀這些舊書時，能夠做到口誦心解，深刻領悟；既不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後來接受進步思想後，他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鋻別，分清精華和糟粕；使新舊結合，中西合璧。
已如上述，在學習這些“舊學”的同時，還認真讀了《水滸》等許多舊小說，成為他知識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17歲開始，學習“新學”（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特別是如饑似渴地閱讀研究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書報，如《盛世危言》、《校邠廬抗議》（馮桂芬著）、《新民叢報》以及宣揚“大同”思想（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康有為、譚嗣同和明末清初湖南偉大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船山（與黃宗羲、顧炎武齊名）的著作。深受影響，在接觸陳獨秀之前，他把康梁當做自己人生的“楷模”。同時又崇拜非暴力主義的“大哲學革命家”托爾斯泰和譚嗣同。
1912年19歲那年，一度從學校退學，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日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約半年時間，廣泛涉獵了18、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特別研讀了翻譯的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方面的書，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並次看到一張世界大地圖。於是，眼界大開，思想深受影響。他後來說：“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