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文化巨匠，他們如璀璨的群星，閃耀著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繫統和本正地記錄他們的人生軌跡與文化成就，無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為此，中國作家協會於2012年初作出決定，用五年左右時間，集中文學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強將，創作出版《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這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對形像化地詮釋和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對公民的歷史文化普及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這項原創的紀實體文學工程，預計出版120部左右。編委會與各方專家反復會商，遴選出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120餘位歷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選擇上，我們采取專家推薦、主動約請及社會選撥的方式，選擇有文史功底、有創作實績並有較大社會影響，能勝任繁重的實地采訪、文獻查閱及長篇創作任務，擅長傳記文學創作的作家。創作的總體要求是，必須在尊重史實基礎上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力求生動傳神，追求本質的真實，塑造出飽滿的人物形像，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性和可讀性；反對戲說、顛覆和憑空捏造，嚴禁抄襲；作家對傳主要有客觀的價值判斷和對人物精神概括與提升的獨到心得，要有新穎的藝術表現形式；新傳水平應當高於已有同一人物的傳記作品。
為了保證叢書的高品質，我們聘請了學有專長、卓有成就的史學和文學專家，對書稿的文史真偽、價值取向、人物刻畫和文學表現等方面總體把關，並建立了嚴格的論證機制，從傳主的選擇、作者的認定、寫作大綱論證、書稿專項審定直至編輯、出版等，層層論證把關，力圖使叢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從而達到傳承中華文明和弘揚傑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叢書的封面設計，以中國歷史長河為概念，取層層歷史文化積澱與源遠流長的宏大意像，采用各個歷史時期代表性的文化符號與雅致溫潤的色條進行表達，意蘊深厚，莊重大氣。內文的版式設計也盡可能做到精致、別具美感。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傑出代表。他們的燦爛人生就是中華文明歷史的縮影；他們的思想智慧、精神氣脈深深融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成為代代相襲的中華魂魄。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必定成為我們再出發的精神動力。
感謝關心、支持我們工作的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級領導及專家們，更要感謝作者們嘔心瀝血的創作。由於該叢書工程浩大，人數眾多，時間綿延較長，疏漏在所難免，期待各界有識之士提出寶貴的建設性意見，我們會努力做得更好。
《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編委會
2013年11月
前言：
自序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比較繫統地研究了有關李煜的史料，也寫過論文與劇本。一個體會是：廣泛閱讀，盡可能地占有資料，尤應認真吸納前人的研究成果，處理好真實性、現實性與文學性之間的關繫，力圖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所作為。
今番寫作李煜的文學傳記，我決心盡去舊樊籬，重建新構架。思考有二：其一，再度閱讀使我有了新的發現，不但獲有若干新資料，而且加深了對王國維、吳梅、顧隨、俞陛雲、唐圭璋、詹安泰、夏承燾、王季思、俞平伯、龍榆生等大學者的論述之認識，我輩後學為文，必先心存敬畏，而後逾越創新；其二，傳記不同於其他體裁，有其自身規律，而載體轉換，敘述方式必多變化，況且已有前賢蕃然立傳在先，也逼使我輩必須別出機杼，創意造言，力求在新的寫作上有新的突破。
千百年來，南唐李煜一直是個物議紛紛的人物。作為帝王，他政治上的短視和無能、生活上的放縱與奢侈，固然受到指責，就連他為人方面的仁厚謙和以及私人感情經歷，也受到諸多非議。然而，作為詞人，他那些充分展現文學纔華的詞章，卻受到文史學家乃至一般讀者一致的推崇，不僅降宋以後沉郁哀婉的名篇，即便此前的宮詞艷語也無人否認其精深的造詣，曰“雖寄情聲色，而筆意自成馨逸”（吳梅語），學問家咸稱李煜詞“皆直抒胸臆”，擺脫花間窠臼而開啟北宋一代詞風，境界由茲恢弘，誠如俞陛雲語：“傳李唐之薪火，為趙宋之先河。”甚至李煜的不諳世事也為人所同情，且受到褒獎，王國維說過：“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一方面是亡國之君，一方面是傑出詞人，看起來恍如冰炭的矛盾卻又水乳也似統一在一個人的身上，這是一個多麼特殊的人物，一種多麼鮮明的個性，一例多麼耐人尋味的人文現像！
必須探求此中的奧秘！作者似應把目光集中在李煜人性糾結處的真性情上。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纔子帝王，不事韜略，不識干戈，惟有一片天真，無論在位時弦歌管樂之際，還是淪亡後淒風苦雨之中，他都不失其真性情。這種真性情，既體現在李煜的感情生活上，也體現在李煜的寫詩填詞中。如果說愛情生活上是以靈與肉的交融來表達真性情，那麼在寫詩填詞中表達出來的真性情則多屬精神層面上的蘊涵。特別是“歸為臣虜”以後，在“日夕隻以淚洗面”的悲苦歲月裡，除了小周後相濡以沫，李煜所能尋求的便隻有詩詞的慰藉了。因此，若做進一步探求，欲寫好李煜獨特的真性情，就必須將其真性情置於極度的磨難之中，或曰，寫出人性與權位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
與此同時，我把思考鎖定在一種存之永恆的不完滿的人生。前輩學者多人說過，作為詞人，是李煜的大幸；作為帝王，是李煜的大不幸。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作為詞人的大幸，恰恰導致帝王的大不幸；而作為帝王的大不幸，又恰恰造就詞人的大幸！一如趙翼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李煜是個向背互補、否泰相成的統一體，他的內在矛盾衝突十分激烈，他始終處在痛苦的“二律背反”之中。前輩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版）中嗆聲：“（李煜）所寫之愁和恨，是大地主階級統治者的愁和恨，因此他的詞得到了封建文人的普遍賞識，尤其他那種感傷沒落的情調，特別引起清末遺老遺少的贊嘆。”劉大傑對李煜的“定位”實在欠缺公允。我一直認為，李煜從本原、本真、本質上講是一位文人，在現代語境裡判作知識分子，而李煜的悲劇命運則折射出千古文人人生的錯位。
作為傳記文學，此書的體例與作法似應有別於以往的傳記，是故，擬以編年為經，以史實為緯，輔以文學筆法，做到詳略有度、虛實兩宜。翔實處若《史記》鴻門宴之舉手投足栩栩如生，可有心理描寫，可用多套筆墨，直面史書之曖昧或語焉不詳，亦可作後人評贊；而簡略處則須一筆帶過，甚或闕如。其然乎？嶺南郭啟宏書以為序。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比較繫統地研究了有關李煜的史料，也寫過論文與劇本。一個體會是：廣泛閱讀，盡可能地占有資料，尤應認真吸納前人的研究成果，處理好真實性、現實性與文學性之間的關繫，力圖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所作為。
今番寫作李煜的文學傳記，我決心盡去舊樊籬，重建新構架。思考有二：其一，再度閱讀使我有了新的發現，不但獲有若干新資料，而且加深了對王國維、吳梅、顧隨、俞陛雲、唐圭璋、詹安泰、夏承燾、王季思、俞平伯、龍榆生等大學者的論述之認識，我輩後學為文，必先心存敬畏，而後逾越創新；其二，傳記不同於其他體裁，有其自身規律，而載體轉換，敘述方式必多變化，況且已有前賢蕃然立傳在先，也逼使我輩必須別出機杼，創意造言，力求在新的寫作上有新的突破。
千百年來，南唐李煜一直是個物議紛紛的人物。作為帝王，他政治上的短視和無能、生活上的放縱與奢侈，固然受到指責，就連他為人方面的仁厚謙和以及私人感情經歷，也受到諸多非議。然而，作為詞人，他那些充分展現文學纔華的詞章，卻受到文史學家乃至一般讀者一致的推崇，不僅降宋以後沉郁哀婉的名篇，即便此前的宮詞艷語也無人否認其精深的造詣，曰“雖寄情聲色，而筆意自成馨逸”（吳梅語），學問家咸稱李煜詞“皆直抒胸臆”，擺脫花間窠臼而開啟北宋一代詞風，境界由茲恢弘，誠如俞陛雲語：“傳李唐之薪火，為趙宋之先河。”甚至李煜的不諳世事也為人所同情，且受到褒獎，王國維說過：“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一方面是亡國之君，一方面是傑出詞人，看起來恍如冰炭的矛盾卻又水乳也似統一在一個人的身上，這是一個多麼特殊的人物，一種多麼鮮明的個性，一例多麼耐人尋味的人文現像！
必須探求此中的奧秘！作者似應把目光集中在李煜人性糾結處的真性情上。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纔子帝王，不事韜略，不識干戈，惟有一片天真，無論在位時弦歌管樂之際，還是淪亡後淒風苦雨之中，他都不失其真性情。這種真性情，既體現在李煜的感情生活上，也體現在李煜的寫詩填詞中。如果說愛情生活上是以靈與肉的交融來表達真性情，那麼在寫詩填詞中表達出來的真性情則多屬精神層面上的蘊涵。特別是“歸為臣虜”以後，在“日夕隻以淚洗面”的悲苦歲月裡，除了小周後相濡以沫，李煜所能尋求的便隻有詩詞的慰藉了。因此，若做進一步探求，欲寫好李煜獨特的真性情，就必須將其真性情置於極度的磨難之中，或曰，寫出人性與權位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
與此同時，我把思考鎖定在一種存之永恆的不完滿的人生。前輩學者多人說過，作為詞人，是李煜的大幸；作為帝王，是李煜的大不幸。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作為詞人的大幸，恰恰導致帝王的大不幸；而作為帝王的大不幸，又恰恰造就詞人的大幸！一如趙翼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李煜是個向背互補、否泰相成的統一體，他的內在矛盾衝突十分激烈，他始終處在痛苦的“二律背反”之中。前輩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版）中嗆聲：“（李煜）所寫之愁和恨，是大地主階級統治者的愁和恨，因此他的詞得到了封建文人的普遍賞識，尤其他那種感傷沒落的情調，特別引起清末遺老遺少的贊嘆。”劉大傑對李煜的“定位”實在欠缺公允。我一直認為，李煜從本原、本真、本質上講是一位文人，在現代語境裡判作知識分子，而李煜的悲劇命運則折射出千古文人人生的錯位。
作為傳記文學，此書的體例與作法似應有別於以往的傳記，是故，擬以編年為經，以史實為緯，輔以文學筆法，做到詳略有度、虛實兩宜。翔實處若《史記》鴻門宴之舉手投足栩栩如生，可有心理描寫，可用多套筆墨，直面史書之曖昧或語焉不詳，亦可作後人評贊；而簡略處則須一筆帶過，甚或闕如。其然乎？嶺南郭啟宏書以為序。
後記
“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之一《千秋詞主——李煜傳》即將出版，我很高興，似乎較之本人此前出版的其他文字更加令我興奮，除了這套叢書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大概可以歸之於人生的“次”情結。
我真正寫傳記，這是次，新鮮感多於困惑。當然，溝溝坎坎難免，落筆行文之際，每每滯澀，寫畢回頭一看，又有一種“澀進”的喜悅。澀進是一種體驗，甚至有可能是一種境界，說舉重若輕也可，說舉輕若重也得，王安石《題張司業詩》說：“看似尋常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恍惚差近。
“次”帶來成就感，我因之感謝這套叢書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中國作家協會，感謝我接觸過的李冰、何建明、何西來等名家、大家，感謝作家出版社幾位老總對每部作品無私的點評，感謝隻聞其聲未睹其芳容的責編馮京麗，她認真負責、業務精湛，給我留下美好的印像，感謝接觸多的小姑娘原文竹，她不嫌瑣碎做了許多分外的事務性工作……自然，還要感謝這套叢書的專家組和各位作家同行，大家共同創造了一個切磋與爭鳴的良好的學術小氣候。
郭啟宏
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