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楊度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內容簡介

楊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憲政專家、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提出了金鐵主義和君憲救國論，闡發了繫統的君主立憲思想。本卷主要收錄1902年到1931年間楊度發表的有關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對清末的鐵路國有、立憲運動、國會請願、五族共和等問題進行了嚴肅思考，對民國初年的政體與國體進行了認真反思，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楊度（1875—1931），近代中國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稟賦極高，而又狂放不羈，時而意氣飛揚，獨立潮頭；時而獨持己意，淪入茫茫俗世。他以熱情豪邁的氣概，創作了《湖南少年歌》，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時代強音，真可謂豪氣衝天。他為立憲運動鼓吹奔走，為速開國會呼吁吶喊，受到了時人的尊敬和稱贊。但他將做“帝師”及實現“君憲”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發起成立籌安會，為復闢帝制效力，又受到時人的指責和痛罵。伴隨著洪憲帝制的失敗，其孜孜追求的憲政理想也徹底破滅。然而，為了愛國救民，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終於找到了真理，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挽救中國的指針，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

編者簡介

左玉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河南大學黃河學者，兼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及社會文化史研究。出版專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中國近代文明通論》《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張東蓀傳》《楊度》等10多部，主編《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中華口述歷史叢書》等，並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

導言

支那教育問題（1902年10月21日—11月5日）
《日本學制大綱》後序（1902年10月31日）
《遊學譯編》敘（1902年10月）
在歡送湖南赴日留學生宴會上的演說（1903年2月21日）
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
寄梁啟超函（1903年10月4日）
《黃河》歌詞（1904年2月14日）
致張之洞電1904年11月9日）
粵漢鐵路議(1905年3月）
致黃昌年函（1905年3月）
與孫中山的談話(1905年7月)
與留日學生總會各干事上楊樞稟(1905年11月27日）導言

支那教育問題（1902年10月21日—11月5日）

《日本學制大綱》後序（1902年10月31日）

《遊學譯編》敘（1902年10月）

在歡送湖南赴日留學生宴會上的演說（1903年2月21日）

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

寄梁啟超函（1903年10月4日）

《黃河》歌詞（1904年2月14日）

致張之洞電1904年11月9日）

粵漢鐵路議(1905年3月）

致黃昌年函（1905年3月）

與孫中山的談話(1905年7月)

與留日學生總會各干事上楊樞稟(1905年11月27日）

於中國釐金稅之可否（1905年12月21日）

《中國新報》敘（1907年1月20日）

金鐵主義說（1907年1月20日—5月20日）

《中國今世宜之政體論》附識（1907年3月20日）

致《新民叢報》記者(1907年4月上旬)

復梁啟超函（1907年4月中旬）

《大同報》題詞（1907年6月25日）

國會與旗人(1907年10月15日—1908年1月12日）

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1907年12月24日稍後)

論國民程度（1908年6月8日）

在天津法政學堂的演說（1908年6月下旬）

九年預備立憲清單1908年8月27日）

布告憲政公會文(1908年9月上旬或中旬）

與各地憲政公會會員書(1908年12月15日）

與郵傳部書(1910年2月20日）

致湖南鐵路拒款代表函(1910年4月10日）

速開國會折(1910年11月4日）

關於修改刑律的演講（1910年12月2日）

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1910年12月5日）

奏請赦用梁啟超折（1911年1月初）

國事共濟會宣言書附簡章（1911年11月15日）

致資政院陳情書（1911年11月17日）

呈請內閣代表書（1911年11月23日）

國事共濟會解散宣言書（1911年12月5日）

與薛大可等發起共和促進會宣言書(1912年1月26日稍前）

復黃光焯陸廉欽書（1912年2月4日）

與某報記者的談話（1912年9月15日）

與吳仲遙談政黨問題（1912年10月29日）

致黃興電（1912年11月14日）

致黃興電（1912年11月15—18日間）

與《中國日報》記者的談話（1912年11月19日）

君憲救國論（1915年4月）

謝袁世凱贈匾額折1915年6月1日）

發起籌安會宣言書（1915年8月14日）

籌安會成立啟事（1915年8月20日）

籌安會通電(1915年8月20日）

籌安會通電（1915年8月24日）

談籌安會（1915年8月）

在北京與某人談話(1915年9月7日）

籌安會請願書（1915年9月26—28日間）

籌安會第二次宣言(1915年9月29日）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第二次推戴書（1915年12月11日）

與孫毓筠等促袁世凱登極折(1915年12月19日）

辭參政院參政呈文（1916年4月10日）

致《亞細亞報》等報館公電(1916年4月20日）

答《京津太晤士報》記者（1916年5月1日）

挽袁世凱聯（1916年6月上旬）

挽王湘綺師聯（1916年10月20日稍後）

挽黃興聯（1916年11月初)

挽蔡鍔聯（1916年11月8日稍後）

復張勛函(1917年3月13日）

反對張勛復闢公電(1917年7月3日）

與王舒的談話（1917年）

致南北公電（1918年9月29日）

與劉成禺等人的談話(1922年6月）

致國務院、參眾兩院等公電(1922年9月3日)

致曹錕電（1923年7月14日）

《繫統進化哲學》序(1924年10月15日）

致吳佩孚函（1924年12月10日）

挽孫中山聯（1925年3月12日稍後）

弔梁啟超聯（1929年2月17日）

論聖賢同志(1929年）

自挽聯（1931年9月）

虎禪師論佛雜文

楊氏史例

楊度年譜簡編

媒體評論

弟子楊度，書痴自謂不痴，徒挨一頓罵耳！
——王闿運

予論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於其中摘出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之要一語，以為貴國教育之*方針、*主義，誠為眼孔極高，予殊為佩服。
——嘉納治五郎

湘潭楊皙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皙子。頃皙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餘言之當否也。
——梁啟超弟子楊度，書痴自謂不痴，徒挨一頓罵耳！

——王闿運

予論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於其中摘出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之要一語，以為貴國教育之*方針、*主義，誠為眼孔極高，予殊為佩服。

——嘉納治五郎

湘潭楊皙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皙子。頃皙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餘言之當否也。

——梁啟超

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纔，俾邀寬典。

——蔡鍔

在線試讀

楊度（1875—1931）是近代中國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時而意氣飛揚，獨立潮頭；時而獨持己意，淪入茫茫俗世。他以熱情豪邁的氣概，創作了《湖南少年歌》，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時代強音，真可謂豪氣衝天。他為立憲運動鼓吹奔走，為速開國會呼吁吶喊，受到了時人的尊敬和稱贊。但他將做“帝師”及實現“君憲”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發起成立籌安會，為復闢帝制效力，又受到時人的指責和痛罵。然而，為了愛國救民，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終於找到了真理，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挽救中國的指針，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
一、早年留學日本
1875年1月10日，楊度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姜畬鎮石塘村，原名承瓚，字皙子，後來他自取名為度。楊度的祖父楊禮堂，是一位跟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湘軍軍官，後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陣亡。楊禮堂共有四個兒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長子名楊瑞生，第四子名楊懿生，就是楊度的父親。伯父楊瑞生在15歲時就隨父參加湘軍，因戰功調升河南南陽鎮總兵。父親楊懿生去世時，楊度剛滿10歲，靠著楊瑞生的接濟維持生活。楊度從小天資很高，被鄉人目為“神童”。1893年，楊度考中順天府鄉試第55名舉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層紳士。1894年鼕，楊度與湖南纔子夏壽田一起赴北京參加會試，楊度名落孫山，回到湖南衡陽東洲石鼓書院，繼續師從王闿運研學。
1898年初，楊度離開長沙，途經上海赴京參加科舉會試，但再次落第。他在楊瑞生的總兵衙門裡看到“電報”這種近代化通信工具的便利，眼界大開，開始接受西學新知。1902年5月，楊度自費留學日本，探求救國救民的新路。楊度在東京弘文學院一邊學習日文，一邊留心日本新式教育。他為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所撰寫的《日本學制大綱》一書撰寫後序，並與嘉納治五郎圍繞中國教育問題進行了數次深入辯論。是年秋，楊度與黃興、楊篤生等湖南留日學生一起，創辦了《遊學譯編》，並共同擬定了辦刊的原則和編輯方針。楊度親自撰寫《遊學譯編序》，闡述了該刊的篇目和指導思想。10月，楊度起程返國。
1903年7月，楊度參加了清政府在北京舉行的經濟特科考試，被錄為一等第二名，而被錄為一等名的是廣東纔子梁士詒。但慈禧太後懷疑梁士詒為康黨分子，遂下令將梁士除名，楊度為避禍匆忙逃出京城。1903年秋，楊度第二次東渡，再入弘文學院學習。剛剛流亡到日本的楊度，因所遭受的此次災禍而增加了對清政府的憤恨，反滿的種族主義情緒有所流露。他在梁啟超的鼓勵下，寫成了氣勢磅礡的《湖南少年歌》。全文246句，計數千字，意氣激昂，是膾炙人口的愛國主義詩篇。楊度這首感情濃郁的長詩，發表於《新民叢報》1903年10月4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號上。楊度（1875—1931）是近代中國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時而意氣飛揚，獨立潮頭；時而獨持己意，淪入茫茫俗世。他以熱情豪邁的氣概，創作了《湖南少年歌》，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時代強音，真可謂豪氣衝天。他為立憲運動鼓吹奔走，為速開國會呼吁吶喊，受到了時人的尊敬和稱贊。但他將做“帝師”及實現“君憲”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發起成立籌安會，為復闢帝制效力，又受到時人的指責和痛罵。然而，為了愛國救民，他晚年知過就改，毀家紓難，不畏風險，終於找到了真理，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挽救中國的指針，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

一、早年留學日本

1875年1月10日，楊度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姜畬鎮石塘村，原名承瓚，字皙子，後來他自取名為度。楊度的祖父楊禮堂，是一位跟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湘軍軍官，後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陣亡。楊禮堂共有四個兒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長子名楊瑞生，第四子名楊懿生，就是楊度的父親。伯父楊瑞生在15歲時就隨父參加湘軍，因戰功調升河南南陽鎮總兵。父親楊懿生去世時，楊度剛滿10歲，靠著楊瑞生的接濟維持生活。楊度從小天資很高，被鄉人目為“神童”。1893年，楊度考中順天府鄉試第55名舉人，成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層紳士。1894年鼕，楊度與湖南纔子夏壽田一起赴北京參加會試，楊度名落孫山，回到湖南衡陽東洲石鼓書院，繼續師從王闿運研學。

1898年初，楊度離開長沙，途經上海赴京參加科舉會試，但再次落第。他在楊瑞生的總兵衙門裡看到“電報”這種近代化通信工具的便利，眼界大開，開始接受西學新知。1902年5月，楊度自費留學日本，探求救國救民的新路。楊度在東京弘文學院一邊學習日文，一邊留心日本新式教育。他為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所撰寫的《日本學制大綱》一書撰寫後序，並與嘉納治五郎圍繞中國教育問題進行了數次深入辯論。是年秋，楊度與黃興、楊篤生等湖南留日學生一起，創辦了《遊學譯編》，並共同擬定了辦刊的原則和編輯方針。楊度親自撰寫《遊學譯編序》，闡述了該刊的篇目和指導思想。10月，楊度起程返國。

1903年7月，楊度參加了清政府在北京舉行的經濟特科考試，被錄為一等第二名，而被錄為一等名的是廣東纔子梁士詒。但慈禧太後懷疑梁士詒為康黨分子，遂下令將梁士除名，楊度為避禍匆忙逃出京城。1903年秋，楊度第二次東渡，再入弘文學院學習。剛剛流亡到日本的楊度，因所遭受的此次災禍而增加了對清政府的憤恨，反滿的種族主義情緒有所流露。他在梁啟超的鼓勵下，寫成了氣勢磅礡的《湖南少年歌》。全文246句，計數千字，意氣激昂，是膾炙人口的愛國主義詩篇。楊度這首感情濃郁的長詩，發表於《新民叢報》1903年10月4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號上。

《湖南少年歌》既有憂心國事的感傷，又有自身郁郁不得志的煩悶，強烈表達了楊度救民眾於水火的愛國主義情懷。楊度認真研究了歐洲歷史後指出，中國應該效仿希臘古國斯巴達和德意志的普魯士，鑄造中國的民族精神，以與西方列強爭雄。他寫下了豪情奔放的詩句：“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些詩句，激勵著無數有志青年的愛國激情，對當時留學日本的愛國青年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作用。

楊度的政治纔干和雄辯能力，很快就贏得了中國留學生的認可。1904年春，楊度與蔡鍔、範源濂、楊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學生推薦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評議員。1904年10月，楊度被舉薦為留日留美學界總代表，回國參加爭取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活動。他在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奔走宣傳，多次致電政府諸公，力陳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重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方針，並會晤粵漢鐵路“華美合辦”的倡議者、前廣西巡撫王之春，討論廢約自辦問題。

當時，保皇派、立憲派、革命黨各種派別爭著湧上歷史舞臺，楊度是堅定的立憲派主將，與梁啟超等人的觀點相近，但與革命派的胡漢民、汪精衛私交也很好。1905年7月下旬，孫中山從南洋來到日本，專程到楊度的寓所拜訪。楊度對孫中山的反清革命理論頗不以為然。他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隻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他無法說服孫中山，孫中山也無法將其說服，二人形成了相持狀態。孫中山認為：“當今之世，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但與清政府談改革，無異於與虎謀皮。因此，必須發動民主革命，推翻這個昏庸腐朽的政府，為改革政治創造條件。”楊度則認為：“民主革命的破壞性太大。中國外有列強環伺，內有種族雜處，不堪服猛劑以促危亡。”後，楊度對孫說：我們政見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將來無論打通哪一條路線，總比維持現狀的好。將來我如失敗，一定放棄成見，從公奔走。

孫中山與楊度經過長時間的談論，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主張。後，楊度向孫中山推薦了同樣主張反清革命的湖南同鄉黃興，促成孫、黃合作。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庶務，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力邀楊度參加，被他婉言拒絕了。楊度再次表示：“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05年9月初，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第六屆干事改選，楊度以740餘票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干事長。楊度擔任留學生總會干事長期間，正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峰，學生總數已達8 000餘人。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頒布了《關於使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即《取締規則》），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身為留學生總會干事長，楊度率領留學生總會干事前往公使館拜會清廷駐日公使楊樞，提出反對理由，請求公使進行特別交涉。隨後，他在留學生會館召集各省同鄉會負責人，舉行評議會議，收集整理反對《取締規則》的意見。經過多次討論後，楊度以留學生總會干事長的名義，率總會全體干事、各省分會長聯名向楊樞遞交《學生公稟》，請求對日交涉，改正《取締規則》中的不妥善之處。

在該風潮發起之初，楊度倡導的這種溫和理性的鬥爭方式占據主導地位，留日學界爭議之點僅在第九條和第十條，隻要求取消這兩條規則。呈遞公稟後，留學生中的激烈派反對楊度力倡的這種合法爭取方式，強烈要求取消全部規則，此後言論漸趨激烈。干事長楊度對全體罷課、集體歸國的強硬主張表示反對，副干事長範源濂也反對罷課歸國，甚至為此事憂慮得吐血。12月4日，楊度悄然離開東京，避匿宇都宮等地，不再參與這場罷課運動。

二、鼓吹金鐵主義

清政府正式頒布立憲詔諭之後，海內外的立憲活動風起雲湧，楊度此時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政治思想。

1907年1月，楊度在日本東京創辦《中國新報》，共發行了九期，將近三分之一為楊度的文字。楊度的長篇論述《金鐵主義說》尤為該報代表性的論著，連載於《中國新報》至第五號，全文共約12萬字，分為八小節：節，今中國所處之世界；第二節，予所持者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第三節，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之內容；第四節，中國現政府之不負責任；第五節，中國國民之責任心與能力；第六節，政治革命；第七節，君主立憲；第八節，世界將來之中國。

《金鐵主義說》堪稱楊度政治思想的繫統總結，標志著楊度政治思想的基本形成。他根據中國遭受列強侵略欺凌的事實，認為當時有文明的國家，卻沒有文明的世界，中國所遇的國家是文明國家，中國所處的世界卻是野蠻的世界。中國要想在這個野蠻的世界裡生存，必須用世界的國家主義對中國進行改造。其眼中世界的國家主義，也就是經濟的軍國主義。既然世界已進入經濟戰爭之時代，單有軍事力而無經濟力，仍然不適於生存。所以，如果要用經濟的軍國主義來救中國，必須改變紊亂腐敗的國內政治。對這種經濟的軍國主義，楊度創造了一個新名詞“金鐵主義”對其進行概括：“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他使用了一個圖來解釋金鐵主義觀念的內容：

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金鐵主義

對內的——富民——工商立國——擴張民權——有自由人民

對外的——強國——軍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政府

可見，楊度金鐵主義救國論的提出，是因為中國所遇的列強是文明國家，則不文明不足以與彼對立；中國所處的世界是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他總結道：“今日之世界，為經濟戰爭之世界，中國不能為經濟戰爭國，則但劣敗而無優勝，故吾之主義，於內以此自立，即於外以此圖存也。”楊度的金鐵立國說，提出了工商立國、軍事立國的主張，得出一個結論：要達到經濟、軍事富民強國（即經濟的軍國主義）的目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集君主、國會、責任內閣為一體的責任政府，即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政體。

除了在1907年1月創刊《中國新報》外，楊度還於2月9日與方表、陸鴻逵等人在東京組織成立“政俗調查會”，自任會長。1907年7月，他與熊範輿等人在東京成立憲政講習會，宣布其宗旨在於預備憲政進行之方法，以期憲政之實行。10月，楊度的伯父楊瑞生去世。因伯父視楊度如己出，對楊度極為關愛照顧，故楊度聞耗後旋即返國奔喪。楊度返國後，主持憲政講習會的熊範輿等人，按照楊度擬定的以開國會為立憲運動主要號召的計劃，於是年秋上書請願，要求清廷開設民選議院。憲政講習會此次上書請開國會後，許多重要會員都先後回國運動請願召開國會事，開始主要在國內發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楊度聯絡湘紳譚延闿、廖名縉、羅傑等人，在長沙成立了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

1908年1月，楊度把憲政講習會更名為憲政公會，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改稱為湖南憲政公會。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準憲政公會成立，因而該會召開評議會，重新改訂了章程。修改後宗旨為“確定君主立憲政體”，領導機關改設總裁、副總裁，主持會務；常務員綜理會務，常務員長由常務員互相推舉。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干事長。楊度出任改選後的常務員長。憲政公會自這次會議後，在全國許多地方建立了支部，聲勢極一時之盛。

三、首倡國會請願運動

1908年4月20日，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保奏楊度，稱贊他“精通憲法，纔堪大用”，授楊度以四品京堂的官銜，在憲政編查館任提調。楊度到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後不久，袁世凱建議朝廷延攬精通憲政的人士，向皇親國戚、朝廷大臣講解西方憲法，以增進其憲政知識，便於日後掌握朝政。慈禧太後同意了袁世凱的建議，命年僅34歲的楊度擔任講師，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講立憲精義。

在頤和園為皇親國戚們講解憲政，在當時是一件罕見的事情。楊度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地闡述立憲的必要和憲法的內容，演講內容主要取自他所撰寫的《金鐵主義說》長文。楊度開始時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後來竟大膽地宣稱：“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辦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楊度是近代中國倡言以開國會實現憲政人。1908年6月下旬，楊度單獨向清政府提出限期開設國會說帖，反復陳述召開國會對國家和皇室都極為有利，勸誘政府早日開設國會。楊度的說帖，引發了一場國會開設期限的討論，直接促成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的頒布。1908年6月下旬，楊度應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之邀，在該校禮堂發表了著名的要求清政府開設國會、實行立憲的演說。這個演說，加上後來政治氣候的影響，直接導致了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學生為主體的立憲運動在天津的開展。

楊度不僅大造開國會的輿論，還在北京聯絡宗室成員成立憲政公會北京支部，號召三年召開國會。楊度倡議開國會的請願運動獲得了全國各地的積極響應，國內多數報刊都以開國會相號召。

楊度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是對憲政問題理解得為深刻的理論權威。他認識到，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以英國的民主程度，普魯士次之，日本。他把這種差異歸結於人民力量的大小及君主讓步的多少，而其中為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國會召開的早晚。所以，他堅決主張速開國會：“必有國會，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思加入於憲法範圍之內，乃可望憲法程度之高也。”並認為開設國會為的救國方法。

速開國會的活動和呼吁，達到了“社會風從，廟堂傾聽”的結果，但對國會問題的討論，也激發了很多矛盾。但是遍及朝野的請開國會的輿論，促使清政府於1908年8月27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以及有明確步驟的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使無年限、無辦法的預備立憲空言，變成了有年限、有辦法的具體實行。

國會運動的大規模展開，是在1909年各省諮議局開局之後。按照九年預備立憲的方案，1909年各省相繼成立了諮議局。但立憲派並不滿足於在省級獲得的參政議政權，他們以省諮議局為政治地盤，連續發動了四次具有全國規模的請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將議會主義在實踐中推到了極致。

楊度與立憲派頻繁接觸，為他們出謀劃策。楊度在《順天時報》上發表《布告憲政公會文》，申言自己力主速開國會以救危亡的一貫態度，並尖銳指出，外人圖謀瓜分滅亡中國，乃今日中國為危險之事。同時強調，隻有實行君主立憲制，纔是中國救亡圖存的好出路。隨後，他再次上奏朝廷：“非速開國會，不足以救國勢之危。”

楊度早發起的國會請願運動雖然未能達到速開國會的目標，但積極意義極大。“請願”無疑成了極有效的政治動員，在揭露清政府一意獨裁的同時也普及了憲政思想，提升了民智，擴大了憲政的政治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會請願運動間接推動了反清革命運動。

四、轉向贊成共和

楊度對袁世凱懷有知遇之感，私交頗深，並認定袁世凱就是他要找的“潛龍”，而他本人就是“帝師”，應當盡心輔佐。1909年1月初，當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免職離京之時，楊度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到前門車站為袁氏送行，並毅然說：“別當有說，禍不足懼！”表達了對袁世凱的政治前途仍然抱著樂觀態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重兵在握的袁世凱在與楊度、徐世昌等人密謀後，決定有限度地出山。11月8日，資政院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凱正式成立責任內閣。在袁世凱的新內閣名單中，楊度出任學部副大臣。學部副大臣相當於以前的侍郎，從四品憲政編查館提調連升四級，楊度欣然接受，並對袁世凱非常感激。楊度做了學部副大臣以後，替袁世凱辦的有影響的事情，一是組織國事共濟會，二是秘密參與南北議和談判，極力促成南北統一。

11月15日，楊度與汪精衛分別以君主立憲黨和民主立憲黨的代表自居，聯名發表了《國事共濟會宣言書》。該宣言書附有國事共濟會的簡章，楊度任命自己的秘書方表為國事共濟會干事，在天津組建國事共濟會本部。接著，楊度以國事共濟會君主立憲黨領袖名義，起草一份呈請內閣代表書，請內閣代奏皇上，明降諭旨停戰，開國民大會；同時向資政院上陳情書，建議南北即日停戰，召集臨時國民議會來解決君主民主問題，清廷與革命軍均應服從決議。12月5日，為了配合南北議和談判，楊度正式宣布解散國事共濟會。

楊度在試圖成立國事共濟會召開臨時國民會議解決時局的計劃流產後，立即改變政治策略，直接與黃興函電商討南北議和問題。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大臣，全權負責對南方和談。袁氏立即委派唐紹儀為全權總代表，前往上海與南方革命黨人進行議和談判。考慮到楊度與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關繫密切，袁世凱遂加派楊度為議和參贊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議和。其真實目的，就是希望楊度立於超黨派立場，利用其與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良好的私交，議定通過他們所提出的國民會議方案，以和平方式統一南北。因此，唐紹儀等人負責與革命黨人伍廷芳公開談判，楊度則負有袁世凱授予的重大秘密使命。

楊度一方面在上海秘密會晤孫中山及革命黨人，向他們說明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意向，另一方面則聯合張謇等立憲派向孫中山施壓。在內外各方壓力下，南方革命黨不得不表示：隻要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就推舉袁氏為大總統。孫中山致電袁世凱，明確表示：“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在取得了孫中山及南方革命黨保證清室遜位、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諾言後，楊度圓滿地完成了袁世凱賦予的秘密使命。從上海回到北京後的楊度，看到袁世凱已經贊成共和，知道君主立憲已無出路，唯有改換門庭，放棄自己的君憲主張，投入民主共和的時代潮流。為此，楊度與親信薛大可、王賡等人著手組織新的政治團體——共和促進會。

1912年1月25日，楊度等發起人與北京各新聞記者及一些資政院議員共同召開發起大會，遍發宣言書，明確表示支持共和。楊度在宣言書中敘說自己由君憲贊成共和，主要原因在於當前的時勢，斷不能以黨見之私，召瓜分之禍。楊度發起成立共和促進會之時，北方局勢甚為危險，暗殺迭出，危機四伏，若大局再不解決，恐京津之亂即在目前。楊度成立共和促進會的目的正是消彌這些危險，促進北方贊成共和。但是共和促進會宣言書發表之後，黃光焯、陸廉欽等人卻致書質問，謂其由君主立憲轉而贊成民主共和的這種輕節義、毀廉恥的反復行為導致了國家的污穢昏亂。

針對這種質問，楊度做了公開的回答。他指出，正是因為清廷以假立憲愚弄人民，皇族當權，政治紊亂，以至假立憲成而真革命起。君主立憲黨無不對清廷假立憲痛心疾首，卻又無術可救，幸吾國尚有革命黨足以推翻政局，補救危亡。楊度以往贊同君主立憲而不主張民主共和，主要就是擔心因內部紛擾而召干涉瓜分之禍，認為和平救國莫若君主立憲。在當前革命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再堅持君主立憲唯有戰爭的辦法。楊度坦言自己從革命事起以來，無日不為共和解決之運動，但在將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之時，北京忽然冒出無數君主立憲團體，四處散發傳單，煽動軍警政學各界，這些人以往並不贊成立憲，現在受滿洲皇族的指使，冀以破壞和平解決之法，結果造成北京浮議四起，人心騷然。楊度深惡這些人竊取君主立憲之名而為亡國之事，故結合舊日同志，宣言結會，明主共和，借以消主戰派之謬說，而以北方實行共和為和平救國之道。

五、君憲救國論

盡管楊度為袁世凱取得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並未實現“帝師”的目標，就勛也沒有當成。袁世凱對楊度這位重要謀臣並未予以重用，而是授予諸如勛四位、漢口商場督辦、參政院參政等閑職。

1913年9月，熊希齡組織“名流內閣”，因楊度與熊希齡關繫非常密切，原擬楊度出任交通總長，但梁士詒從中作梗，楊度的交通總長泡湯了，改為教育總長。但自視甚高的楊度對教育總長沒有多大興趣，以“幫忙不幫閑”為由拒絕了。這樣，從唐紹儀內閣到孫寶琦內閣，楊度在五屆內閣中一席未占。原本想在政事堂中謀取國務卿以實現宰相之夢想的願望，也徹底落空了。

民國初年的楊度，盡管完成了從君主立憲向民主立憲思想的轉變，但從總體上看，楊度仍然是君主立憲的信奉者，贊同共和制度隻是權宜之計。他認為，民國建立後出現的混亂狀況，是由共和制度造成的；中國要想富強，必須實行君主立憲。楊度將自己的這種想法告訴了好友夏壽田。袁世凱身邊親近的是內史夏壽田。夏氏是楊度的同鄉兼同學，年少而有纔名，其入袁幕也是楊度所介紹。當楊度產生放棄共和制度而倡言君主立憲制度的想法時，夏壽田已經探知袁世凱有復闢帝制的意向，遂建議楊度將君憲救國的主張繫統地闡發，由他呈送給袁世凱。

1915年4月，楊度撰寫了《君憲救國論》一文，全面闡述了“君憲救國”思想。該文分上、中、下三篇，以問答式的對話體，闡述了“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的核心觀點。楊度闡述了“君憲救國”的理由，將君主立憲稱為“救亡之策，富強之本”，而將民國以來的政局混亂，歸結為共和制度的弊端，斷言共和制度不適合中國，民國初年實行的形式上是共和，而實際上則是專制。

楊度對民初共和制度的批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他公開倡言要以帝制推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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