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羅家倫，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人。1897年生於江西南昌。四歲發蒙，就學家塾。辛亥革命爆發後曾就讀美國傳教士所辦英文夜校，開始學習英文。1912年隨父親從江西返回祖籍浙江紹興。1914年進入上海復旦公學讀書，開始接受正規的新式教育。羅家倫在校期間成績優異，且熱心社會活動，曾為《復旦》季刊的編輯，所撰《二十世紀中國之新學生》一文曾被上海報紙轉載。

1917年秋考入北京大學，主修外國文學。北大時期的羅家倫在學問方面“有貪多務得的壞習慣”，常常“跨繫選課”，並時常去胡適家中“請教受益”。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易卜生專號”出版，刊印了羅家倫與胡適合譯的易卜生名著《娜拉》。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18年夏，與傅斯年、徐彥之、俞平伯等籌組“新潮社”，本著“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思考、革新的文詞”編輯發行專門刊物，倡導新文化運動。羅家倫提議將該雜志中文名稱定名為《新潮》。“新潮社”成員基本為北大學生。成立之初有社員21人，多時達三十餘人。根據“新潮社”的組織章程，設編輯與干事兩部，編輯部主任編輯為傅斯年，羅家倫為編輯。傅斯年出國留學後，羅家倫接手其工作，主持《新潮》的編輯事務。從1919年1月1日《新潮》出刊，到1920年秋羅家倫赴美國留學，雜志編輯易手為止，羅家倫在《新潮》雜志上共發表論文、演說記錄、評論、書評、詩歌、通信等各種體裁的文章36篇，是僅次於傅斯年的第二位“主筆”。

1919年，當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時，羅家倫和他的同學們由“批評舊文學、舊觀念、舊社會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的書生議政，轉而采取實際的行動，並因此成為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秋培校長，羅家倫獲得穆藕初獎學金資助，與段錫朋、汪敬熙等人赴美留學，先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歷史與哲學，曾因學習成績優異，獲得學校榮譽獎學金。1921年秋，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教育哲學及思想史。1923年鼕赴德國，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月餘即加入國民黨，投身蔣介石麾下，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總司令部參議、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28年8月，國民政府改清華學校為清華大學，時年32歲的羅家倫被任命為校長。1930年5月，羅家倫離開清華大學南下武漢。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學校長。1941年7月，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1943年2月，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巡視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同年4月宣誓就任新疆監察使。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7年出任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館降旗撤館，羅家倫即返回臺灣。回臺後，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兼任臺灣“考試院”副院長。1957年任臺灣“國史館”館長，先後主持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及《革命文獻》等大型文獻資料叢書。1969年12月25日病逝於臺北。

在大陸學術界，長期以來，羅家倫一直是一個被“符號化”了的人物。人們談及羅家倫、研究羅家倫一般都是從一個政治人物的角度來褒貶臧否，而恰恰由於作為一個政治人的羅家倫很早就投身於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陣營”，為其統治服務終身，因此也就脫不掉“幫兇”的命運。及至改革開放之後，學術界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開始努力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學術研究的方法和規範，以學術研究的話語來重新審視那些曾經活躍在中國近代歷史舞臺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間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時候，羅家倫纔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但依然不是大家感興趣的“熱點”或“焦點”。無論從事功抑或思想而言，在中國大陸羅家倫確實是一個需要“重讀”的歷史人物。

簡單回顧一下他的生平，73年的生命歷程，成長求學，步入政界，其政治生命與言論事功一直與國民黨政權相始終。作為20世紀中國現代意義上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類——以自己的學術背景或文化人身份進入到“體制內”甚至是被“體制化”了，成為“專家型官僚”的典型，對於羅家倫政績與思想主張的梳理主要可分為兩大方面：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時期的羅家倫和以“教育救國”的願景與實踐為主體的文化觀。

二

美國華裔學者張灝曾將1895—1920年初前後大約二十五年時間的中國稱為轉型時代，認為“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前啟後的關鍵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張灝：《思想與時代》，11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這樣的大轉折時代並不多見，除了春秋戰國和魏晉，就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蔓延至今、而未完成的現代性轉型。這一轉型，不僅是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識的轉換，因而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就成為一部範式轉換的思想史。”許紀霖：《〈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序》，《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1頁，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0。羅家倫就出生、成長在這樣一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轉折年代，他的思想變遷也充分反映了時代大潮的起伏跌宕。1917年秋，羅家倫考入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大學，他以《新潮》為陣地，熱烈地擁抱新思潮，激烈地批判舊傳統，傾心創造新文學。在愛國運動的狂飆中，他揭竿而起，投入爭取國權的鬥爭，成為北京大學學生運動領袖群體中的一員培治下的北京大學則成為羅家倫“立言”、“立功”的個大舞臺和精神家園。正如國民黨內著名的理論家陶希聖所言，“五四這個時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業的發軔時期”陶希聖：《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幾件事》，臺灣《傳記文學》第十三卷期，10頁。。

1917年秋，羅家倫從上海考入北京大學。這個思想活躍，以“二十世紀新學生”相標榜的年輕人深受新思潮的鼓動，入學學期“便向前衛性的《新青年》投稿”羅久芳：《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26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19月號《新青年》還刊出了羅家倫用文言寫的《青年學生》一文。同年6月，他與胡適合譯的易卜生名劇《娜拉》在《新青年》上刊出，這是羅家倫次使用白話文。1919年1月1日《新潮》雜志出版。這份學生刊物本著“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思考、革新的文詞”，以“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探討中國社會“因革之方”，激發人們對於學術的興趣，轉變青年學生的思想與人格為責任。可以說，無論從《新潮》的創辦者賦予它的基本精神，還是它所發表文章的基本傾向來看，《新潮》的旨趣與早期陳獨秀的思想主張是十分契合的。羅家倫自己曾這樣評價道：“我們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自然彼此間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因此，“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範圍，相差無幾”。但比較而言，他認為“當時的一般人看來，仿佛《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羅家氣淋漓的傅孟真》，76頁，《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0冊。。

綜觀羅家倫發表在《新潮》上的30餘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對封建傳統道德和封建專制文化的無情抨擊，他主張通過西方文化的推介與普及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強調“文學革命”的本意並非僅僅在於普及“通俗教育”，而是要確立“人的文學”。他的文章應該說很好地體現了《新潮》“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思考、革新的文詞”的編輯方針。首先，關於“批評的精神”。羅家倫將“批評”作為向舊世界宣戰的有力武器。他認為，“批評這件東西，實在是改革思想、進促現狀的妙品”，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書籍方面的批評可以祛除“頑固不合科學的思想”，“指導一般的國民”，免得青年人上當。當然，也可以看出，羅家倫對舊中國、舊文化的批評是以西方文化作為參照繫的。同時，他對《新潮》的“批評”是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的，即這種批評盡管不乏火藥味，但是是對“學問的討論”和“真理的研究”，即使是批評社會現像，也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說幾句“局外話”，並希望所提的建議能夠得到社會的“采擇”。第二，關於“科學的思考”。羅家倫認為，科學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講究科學的方法，這是思想可以上軌道的前提。科學的方法論是改中國人“糊塗腦筋”為“科學腦筋”的利器。後，關於“革新的文詞”則主要體現在對白話文運動的推波助瀾與身體力行。羅家倫不僅在《新潮》上發表文章，闡發“文學革命”的思想，而且還從事文學創作，詩歌與小說均有涉獵。

羅家倫不僅是一位熱烈呼喚新思潮，熱心於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造的“弄潮兒”，也是一位積極投身學生愛國運動的“實際的人”。與他的好友傅斯年不同，在五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中，他做了大量發起、組織和宣傳的工作，“始終是主角之一”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199頁，臺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在參與實際工作的同時，他也開始對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精神進行分析和闡釋。早在1919年5月26日，他以“毅”的筆名在《每周評論》第23期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較早使用了“五四運動”這一概念，並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認為這三種精神“可以關繫中國民族的存亡”。當然，羅家倫也敏銳地覺察到學生運動的嚴重局限性，認為單純的群眾運動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政治的腐敗，並不能達到青年學生們所追求的民族獨立、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的目標，使中國走上文明、民主之路是個極其復雜的工程。這樣的認識更堅定了羅家倫“以思想革命為一切革命基礎”的信念。

“近代中國宛如一座雲霧縈繞的歷史迷宮。當知識者們懷著救世的熱忱跨入它的大門，去探尋通向光明的出口時，他們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許紀霖：《無窮的困惑》，2版，2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在被魯迅形像地比喻為“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時代”的近代中國，新舊思想的交鋒尤其激烈。知識青年在如潮水般湧來的新思潮面前，也表現出了他們選擇的不確定性。北大時期的羅家倫從熱烈地呼喚新思潮，謳歌十月革命到終接受實驗主義；從贊同社會主義，主張繫統介紹社會主義的各種流派，提倡“應用社會主義來研究解決社會問題”志希：《解放與改造》，《新潮》第2卷第2號，《書報評論》，361頁。到傾慕西方民主制度，主張為思想自由而作“真理的犧牲”；從激烈地反傳統，抨擊中國文學一無是處，到承認文學革命是“中國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西方文學也應“分析研究”，進而提出“東西文明融合論”，五四時期羅家倫的思想恰如時代潮流的變化一樣，異彩紛呈，瑕瑜互現，卓見與局限並存，而其思想的後轉型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簡單地用意識形態的“左”與“右”來關照那一代知識分子，總是失之偏頗而難於重現當時知識分子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的真實面貌。

三

著名學者歐陽哲生曾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長和著名大學校長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知識領袖型培、胡適，因其在知識界的特殊聲望而獲得人們的尊重，但於管理校務方面卻采“無為而治”方針，行政能力似令人“不敢恭維”。二是學者官僚型，如朱家驊、蔣夢麟、羅家倫，他們都有留學的經歷，更有與國民黨的特殊關繫，國民黨的黨性色彩比較濃厚。三是職業干練型，以張伯苓、梅貽琦、傅斯年為典型，他們的黨派色彩相對淡薄，抱定教育救國的宗旨，以教育為職守，屬於比較純粹的教育家。參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54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羅家倫學生時代的好友傅斯年曾經預言過他的《新潮》同仁們的職業取向，不出教育界與出版界，這個預言得到了相當的應驗。羅家倫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服務於教育界，按時間順序先後可以分為三段：段，1927年5月出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第二段，1928年8月21日到1931年1月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第三段，1932年8月至1941年7月任中央大學校長。而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和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經歷是他一生中“負時譽”的時期。他的學生也認為，羅家倫是歷史學家、思想家，但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對於國民黨的貢獻即在教育方面。參加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2冊，592頁。

羅家倫關於教育問題的言論，大多數並不是來自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而是來自他對學生及教職員工的演講。這些演講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他對教育的認識，對大學理念的理解，特別是對國立大學地位與作用的基本界定。能代表羅家倫大學理念的兩篇文獻為任清華大學校長之時的就職演說《學術獨立與新清華》，另一篇為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後對全校教職員的演講《中央大學之使命》。

正如著名哲學家，羅家倫到清華後倚重的教授之一馮友蘭曾經說過的那樣，“羅家倫是乘北伐之餘威，打著革命的旗幟進入清華的”馮友蘭：《馮友蘭自述》，6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因此，他的《學術獨立與新清華》強調了這所學校對於新政權的“文化意義”，“這回國民革命軍收復北平，是國民革命力量澈底達到黃河流域的次，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國民政府於收復舊京以後，首先把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正是要在北方為國家添樹一個新的文化力量”。他進一步指出：“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為中國在國際間求獨立自由平等。要國家在國際間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須中國的學術在國際間也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國庚款興辦的清華學校正式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正有這個深意。我今天在就職宣誓的誓詞中，特別提出學術獨立四個字，也正是認清這個深意。”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18~19頁。很顯然，羅家倫是從國家獨立、文化平等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闡釋大學的基本任務或曰大學的使命的。

對於什麼是“學術獨立”，羅家倫進一步闡述到，作為國立大學既要研究中國固有文化，同時又要充分接受西洋的科學文化，所不同的是，接受的方法“不是站在美國的方面，教中國的學生‘來學’……乃是站在中國的方面，請西方著名的，流的而不是第四五流的學者‘來教’。請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學者，尤其是科學家，來扶助我們科學教育的獨立，把科學的根苗，移植在清華園裡，不，在整個的中國的土壤上，使他開花結果，枝干扶疏”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19頁。。

恰恰是基於追求“學術獨立”的考慮，改制後的清華大學不再走培養“他人的學術學徒”的路子，停止了全部畢業生留學美國的做法，改為以公開考試的辦法，選送部分成績優秀的學生赴美留學，而學校則以培養本地人纔為主，使清華大學正式入於國家的教育繫統。

強調“學術獨立”是羅家倫教育思想的起點，他的大學觀或曰教育觀是與他對民族文化的認識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羅家倫的大學理念是其文化觀的反映。和相當一部分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不同，羅家倫更多的是從民族與文化關繫的角度來論述他對大學教育、大學使命的理解的。對“教育”的特殊界定，對中國教育的批判性認識是羅家倫構建他的所謂“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基礎，而建設“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概念的提出見諸他出任素有國民政府的“首都大學”之稱的中央大學校長後所做的一繫列演講。這一理念繼承此前他本人關於“學術獨立”的思考，揭示了羅家倫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對大學使命的獨到認識。

羅家倫把他的教育追求概括為“建設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認為：“辦理大學不僅是來辦理大學普通的行政事務而已，一定要把一個大學的使命認清，從而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現在，中國的國難嚴重到如此，中華民族已臨到生死關頭，我們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當然對於民族和國家，應盡到特殊的責任，就是負擔起特殊的使命，然後辦這個大學纔有意義。這種使命，我覺得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正因為國立大學承擔著“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為民族求生存，使國家學術得以永久發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發”羅家倫：《提高學術創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232~234頁。的偉大使命，所以羅家倫認為，中央大學的辦學目標就是要使其成為“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羅家倫：《中央大學之使命》，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243頁。，他希望中央大學的師生時刻把民族的存亡這一念頭存在胸中，成為一種內心的推動力；他認為，隻有這種內心的推動力，纔能繼續不斷地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復興民族的事業。

值得注意的是，羅家倫辦理中央大學的十年，恰是中華民族國難深重的十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機激發起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羅家倫認為，當時中國的局面，正和昔日的德意志在普法戰爭失敗之後的情形類似。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柏林大學教授，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在法軍壓境，國內人心渙散的危急時刻，克服種種障礙，發表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這篇演講作為其《現時代的根本特點》的續篇，說明德意志民族過去所處的那第三個歷史時期，即惡貫滿盈的狀態，由於自私自利發展到了極點，已經自己毀滅了自己，德意志民族當時面臨的歷史使命，是要建立嶄新的民族教育體制，培養全面發展的新型公民，通過民族的解放與復興，過渡到人類社會的第四個歷史時期，即理性科學占支配地位的狀態，在各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起表率的作用。1808年5月中旬，《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出版，在德國引起強烈的反響。費希特的這一演講由於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復興中發揮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公認為是一部“光輝的愛國主義篇章”而被載入史冊。羅家倫十分欣賞費希特的這一做法，不僅多次在對學生的演講中提到，而且身體力行。當中央大學在日軍炮火轟炸下不得不遷至陪都重慶繼續辦學的時候，羅家倫在遷校後重慶沙坪壩校區每周向學生演講一次，演講詞由楊希震及韓德培記錄，經其親自審閱修改後在《新民族》雜志上發表。19旦，他將這些演講詞彙集成書，定名為《新人生觀》公開出版。這本書“含有如費希特演講以喚醒國人的用意”，同時也“含有鑄成青年有共同意識以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意義”楊希震：《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中央日報副刊》1970年1月31日。轉引自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129頁，（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這些演講不僅是羅家倫本人實踐其“建設有機體的民族文化”大學理念的具體措施，從中也反映出他所主張的價值觀與人生觀，體現出作為一個大學校長在人纔培養方面的強烈的“憂患意識”，難怪有人認為《新人生觀》是羅家倫對青年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代表作。而對於青年學生“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構成羅家倫大學教育理念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抗戰初期，基於“一群大學教書的人”對於“抗戰建國”的責任，喚醒青年學生乃至廣大民眾的民族意識，羅家倫曾就中國民族與民族性的問題在中央大學作過一繫列的演講。1938年2月，他主編了《新民族》周刊，並將其在中央大學的演講整理刊出。出任新疆監察使後，又在公務之餘將其重新寫過合成《新民族觀》一書於1946年2月在重慶出版。羅家倫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在繫統考察中華民族歷史演變和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過程的基礎上，對民族起源、民族形成的要素、民族性的構成要素、形成過程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類型等問題進行了一繫列的探討和闡述。同此，他在民族理論研究方面的貢獻是不應當被忽視的。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羅家倫對民族理論問題的探討是帶有鮮明的現實性的。他主張通過這類帶有“領導的”，而非“鬥爭的”思想工具喚起人們對於中華民族的族體認同和對“中華民國”這一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通過對中國民族性的解析和對民族精神的闡發，激發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覺，從而實現“不但建立我們大中華民族的‘中華民國’”，而且把“‘中華民國’建立為現代化的國家”羅家倫：《民族的國家》，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93頁。的政治目標。

四

羅家倫本人的著述，早期發表的見之於《新青年》、《新潮》、《南開日刊》、《每周評論》、《東方雜志》等刊物。其後，陸續出版的譯著、著作、詩集有《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科學與玄學》、《思想自由史》、《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新人生觀》、《文化教育與青年》、《黑雲暴雨到明霞》、《新民族觀》、《耕罷集》、《疾風》等，其參與撰寫、編輯的《國父年譜》、《吳稚輝先生全集》、《革命文獻》等資料在大陸均有收藏。更值得一提的是，由臺灣“國史館”與“黨史會”共同編輯出版的《羅家倫先生文存》12冊，比較完整地彙集了羅家倫一生的著述文字；呂芳上、夏文俊編輯，並經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增訂的《羅家倫先生大事年繫》，勾畫了羅家倫一生經歷的基本輪廓。為紀念羅家倫百年誕辰，臺灣“黨史會”出版了《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師友函札》及劉維開編著的《羅家倫先生年譜》，而《近代中國》雜志所連載的羅家倫日記，則為深入研究羅家倫的生平與思想提供了更為難得的手資料。1985年，臺灣天一出版公司出版的《羅家倫先生傳記資料》彙集整理了散見於報章雜志的羅家倫生前友好、學生和同事的回憶及與羅家倫相關的評論、報道。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注的《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2009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多年來致力於父親生平資料的編輯、整理。隨著兩岸關繫的日益密切，她回憶父親的文字也經常見諸內地報章。2006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的問世，更為內地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珍貴的尚未披露過的歷史資料。2010年由羅久芳編著的《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一書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的百餘封信函，其中多樣而豐富的內容“呈現出一個特殊時代的人文精神”羅久芳：《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

大陸對羅家倫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一直處於相對沉寂的狀態，近年來轉趨活躍。內地出版機構重印、出版的羅家倫著作、文集大致有《思想自由史》（嶽麓書社1988年版）、《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科學與玄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199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五四風雲人物文萃”，“傅斯年、羅家倫”作為合集出現，共收入羅家倫發表於《新潮》雜志上的八篇文章。1997年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散文》、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寫給青年——新人生觀》、2010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的品格》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選本，隻是舊書重印而已。2010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羅家倫史學與教育論著選》選擇的領域隻涉及史學與教育。

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的一部分，羅家倫卷的編輯工作並非易事。所幸有臺灣“國史館”與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12冊《羅家倫先生文存》作為基礎，編選工作不再似大海撈針般漫無目的。對於有興趣進行羅家倫生平與思想研究的人而言，這套書都不愧為研究的基本工具。但鋻於海峽兩岸羅家倫著述編輯、整理工作的情況，以及本文庫編選的時限、篇幅等具體要求，本卷在選文時比較側重其早期思想言論的完整性，因此，羅家倫發表在《新青年》及《新潮》上的文章收錄較全；在領域上比較側重他關於教育文化、歷史、民族問題的論述。由於羅家倫的一些著述如《新人生觀》等在內地與臺灣多次重版，選文均以早版本為準。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羅家倫在經歷了學生運動的領袖、留學歸國青年、進入體制服務國家，終成為“中國國民黨忠實的黨員”、“書生報國”典型的一次次蛻變之後，對於五四精神的理解和闡述在不同時期也各有側重。若要完整全面地把握羅家倫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既要從1919年五四運動當日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1919年5月26日的《“五四運動”的精神》、1920年《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1931年《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1937年《五四運動的經過和感想及青年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1939年《紀念“五四”》、《五四紀念與謁見導師典禮重要意義》、1941年《青年的覺醒》、1943年《五四紀念與全國青年第三次大團結》這些大陸時期的文本入手，也同樣不能忽略了他1950年以後感慨於“行險僥幸的人一向利用五四的名義，膽怯守舊的人多年來聽到五四兩字就要提防”，“五四”“何幸而被重視至此！何不幸而被人誤解至此”的現狀發表的《五四的真精神》（1950年）、《憤慨和感慨》（1951年）、《北京大學的精神》（1953年）、《五四運動與匪黨簡直風馬牛》（1955年）、《話五四當年》（1958年）、《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以及影響》（1962年）、《五四運動的起因和後果》（1962年）、《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1967年）等一繫列文章，由於選文時間的要求，上述文章沒能全部收入本卷，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臺灣出版的《羅家倫先生文存》。

《羅家倫卷》所選篇目，以首次發表為準，按時間先後排序。有些篇目並非錄自首次發表，其出處均在注釋中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