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讀泰戈爾 ?… 001
Part 1
泰戈爾的一生… 013
Part 2
泰戈爾代表作導讀… 031
《飛鳥集》：從孟加拉文原作的解讀…033
《吉檀迦利》：頌神與恩典…053
《剛與柔》：從心泉噴湧出來的歌…072
《母親》：對於母親的懷念…084
《摩克多塔拉》：“政治思想蘊含最深刻的作品”…088
《齊德拉》：“真正的女性”…105
《國王》：為什麼“我們都是國王”？…118
《沉船》：永恆的人性燈塔…128
《被毀之巢》：傳統女性觀念與女性想像…133
《喀布爾人》：愛不僅是感情，也是真理…151
Part 3
泰戈爾在中國… 155
Part 4
泰戈爾經典名句選摘… 185
參考文獻…203
後記…205

序１文明互鋻 求同存異迫於泰西的堅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洋務運動開啟了改良的濫觴。但囿於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趕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轉向上層建築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維新”，新國家必先新風氣、新風氣必先新文學被提上日程。這也是五四運動借文學發力，“別求新聲於異邦”的主要由來。是以，從古來無史、不登大雅的文學著手，著眼點卻在改天換地：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繫》等檄文，陳獨秀、瞿秋白、魯迅、胡適等前赴後繼，文學革命蔚然成風，並逐漸將涓涓細流彙聚成文化變革的浩蕩大河。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文學始終是狹義文化的中堅。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文學發展和文明互鋻，《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來， 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大公約數所由也。如是，“建設文化強國”寫進了我國的“十四五”規劃，這不僅彰顯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強國的動能。一《周易》雲：“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謂人文化成，文化在中華傳統思想中幾乎是大道的同義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不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脈，而且也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活水，更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變幻中站穩腳跟的堅實基礎。同時， 海納百川地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不僅是不同國家和人民之間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個人修養的妙方。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早在漢唐時期，兼收並蓄、取長補短便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不二法門。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明確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多麼令人感奮的誓言！這是對“天下為公” 和“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現實闡發，也讓我想起了老莊思想中遵循“天時” “人心”的原則。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尊崇*大公約數：除基本的民族立場外，還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兩個層面的*大公約數，與之對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作為人文學者，我更關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誠所謂“有比較纔能有鋻別”，中華文化崇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樂善好施、諧和萬邦；同時，中華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當然，中華文化並非一成不變，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見賢思齊、有容乃大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信條之一，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將導致悲劇和苦果。當前，我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方興未艾，學術領域更是百花齊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充分顯示了我國的開放包容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景。自“百日維新”和五四運動以降，我國摒棄了文化自足思想，從而使“西學東漸”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具體說來，二百年“西學東漸”不僅使我們獲得了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們麻木已久的神經。於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女權主義、生態思想等眾多現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華大地發揚光大。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於“東學西漸”。設若沒有古代東方的貢獻，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向度將不可想像，“兩希文明”也難以建立。同樣，在中古時期和近代，如果沒有阿拉伯人通過“百年翻譯運動”給西方帶去東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國的“四大發明”），就沒有文藝復興運動和航海大發現。總之，豐富的文化根脈、無數的經驗教訓和開放包容的心態不僅使中華民族在逆境中自強不息，而且自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以來，也益發奠定了國人求同存異的民族品格。 二人說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後者就像身份證。而我更樂於用基因或染色體比喻文化。大到國家民族，小至個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氣質，是染色體，是基因。它決定了各民族在國際交往中既有發展變化，又不易被淹沒的活的魂靈。如今平心而論，我們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問題，軟件和細節方面就更不必說。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和借鋻的地方還有很多。而文學藝術不僅是世道人心的載體， 也是文明互鋻中不可或缺的航標。前輩錢鍾書先生一直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 道術未裂”。古人則有“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之謂。人需要借鏡觀形、換位思考、取長補短，民族、國家亦然。有鋻於此，我真誠地祝願閱讀世界文學巨匠繫列叢書順利出版，祈中華文化在吐故納新、溫故知新、不斷鼎新中“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原所長， 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陳眾議序２匿名的共同體與“回家的召喚”24 年前，費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包含著兩層意思：首先，要對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規律、預示未來；其次， 不斷與異文化交流並尊重差異，攜手共同發展。這一概念的提出時值全球一體化之初，借由他者體認自我的意識不可謂不高瞻遠矚。今時今日，我們說不同文明之間要平等對話、交流互鋻、相互啟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覺：知自我從何而來、到何處去， 知不同於我者為差異及補充。但具體而言，自我體認如何與他者相關？可試從我熟悉的翻譯說起。幾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稱“在土星的標志下來到這個世界”的本雅明將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巴黎風貌》譯為德文，並撰寫了譯序，題為《譯者的任務》。在這篇譯序中，本雅明談翻譯， 實際上也在談認知及語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闡述了三個問題： 其一，文學作品是否可譯；其二，如果原作者不為讀者而存在， 我們又如何理解不為讀者而存在的譯作；其三，翻譯的本質為何。為此，本雅明打了一個比方。他將文字比作樹林，將作者看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譯者則是林外縱觀全局、聞語言回聲之人。文學作品如若繞圈打轉，所及無非枯木，向上無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無根繫網織土壤、吸收營養、含蓄水分，又何來可譯的空間？ 可譯不可譯的問題便化為有無翻譯的空間及價值的判斷。文林呼喚作者入內，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讀者的呼喚，而文林又非無動於衷的死物，始終在生長、變化，身於林外的譯者眼見這一錯綜復雜的變遷，所領略的隻能是變化的共同體——原作“生命的延續”，也非讀者的期待。翻譯，便是無可奈何地眼見原作的變化、語言間的差異，“在自身誕生的陣痛中照看原作語言的成熟過程”，真正的翻譯，因為表現出語言的變化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互補關繫，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若非差異，若非差異構建的空間廣闊，若非差異空間的變化與生長之永恆，何來交流之必要，又何談翻譯？四十多年後，法國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閱讀了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寫下了《翻譯》一文。布朗肖說，翻譯確實可貴， 文學作品之所以可譯，也的確因為語言本身的不穩定性與差異，“所有的翻譯棲息於語言的差異，翻譯基於這一差異性，雖然從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異”。但是，作為母語的他者，外語喚醒的不僅僅是我們對差異的感知，更重要的，還有陌生感。對於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母語，因為外語的比對，我們竟有如身臨境外偶然聽到母語一般，忽然之間竟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仿佛回到了語言創造之初，觸及創造的土壤。20 世紀 20 年代，德國作家本雅明閱讀、譯介法國作家波德萊爾，寫下了世界範圍內影響至深的《譯者的任務》。20 世紀70 年代，法國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閱讀德國作家兼翻譯家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寫下《翻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可見，翻譯不僅從理論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實踐中解釋並促進著跨文化的交流與不同文明的互鋻。文之根本，在於“物交雜”而變化、生長，文化之根本在於合乎人類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號，既可供族群身份認同，又可以遺產的方式薪火相傳。簡單說，文化更似一國之風格。“閱讀世界文學巨匠”繫列叢書，具有啟迪性的力量，首輯選取了 10 國10 位作家，有荷馬（希臘文）、塞萬提斯（西班牙文）、但丁（意大利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爾（孟加拉文）、馬哈福茲（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個個具有精神坐標價值的名字，撐得起“文學巨匠”的名頭，不僅僅因為國民度，更因為跨時空的國際影響。我們的孩子從小便從人手一本的教科書或課外讀物中熟悉他們的名字與代表性作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風格似乎代表了各國的風格。當哈羅德？布魯姆談文學經典所帶來的焦慮時，同時表達著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進入經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 表現、喚醒並呼喚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當我們比對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爾及其作品時，比對的更像是俄羅斯、德國、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與風骨。偉大的作品往往沒有自己的姓名，匿名於一國的文化基因，似乎將我們推向文化誕生之初， 讓我們更接近孕育的豐富與創造的可能。在這一基礎上，如上文所說，作為文化的他者，他國的文學巨匠將喚醒我們對於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讓我們離文化的誕生之地又進了一步。至於文明，則是社會實踐對文化作用的結果，作為一國制度及社會生活成熟與否的尺度及標準，不同文明有著各自更為具體的歷史、人文因素與前行的目標。尊重文化間的差異，鼓勵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鋻，既是文明的表現，更是文明進一步繁榮的條件。差異構文明相互間沒有衝突，引發衝突的是向外擴張的殖民制度與階級利益，極力宣揚自我姓名甚至讓其成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與階級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費孝通先生所暢想的美美與共的人類共同體，便是基於文明互鋻的匿名的共同體。差異與陌生引領我們步入的並非妥協與殖民擴張之地，而是匿名於“世界”與“國際”的共同體。我們試圖從翻譯說起，談他者之於文化自覺與文明互鋻的重要性，也談經典之必要，翻譯之必要，因為正如本雅明所說，“一切偉大的文本都在字裡行間包含著它的潛在的譯文；這在神聖的作品中具有*高的真實性。《*》不同文字的逐行對照本是所有譯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套叢書，集翻譯、闡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鋻為一體，因為更立體的差異與更強烈的陌生感，或許可以成為作品、文化與文明創造性的強大“生命的延續”。*後，仍然以本雅明這一句致敬翻譯、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鋻的努力：有時候遠方喚起的渴望並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種回家的召喚。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許鈞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世界歷史上一顆璀璨的文化巨星，被譽為“世界詩人”“世界公民”，他的一生照亮了黑夜，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
1861年5月7日，泰戈爾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941年8月7日在祖宅朱拉薩迦Jorasanko）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歲，他的創作生涯長達七十餘年，作品涉獵文學、音樂、繪畫、教育、哲學等多個領域，影響力持久恆新。他創辦的印度國際大學更是成為他理想的承載體，是一個實現文化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中國，泰戈爾的文學作品已被選入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材，《泰戈爾詩選》還是*的大學生*的文學作品。泰戈爾全名是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泰戈爾是他的姓，他的名字的孟加拉文原意是“沐浴陽光的因陀羅天神”，他的小名是“羅比”（Rabi），也有太陽的意思，寄托著他的父親給他取名時的期待：希望他的人生能夠像太陽一樣光彩照人。
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亞洲和東方作家，泰戈爾也是中國與南亞地區文學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僅在文學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非凡成就，在其他領域也創造出了輝煌成就，他的真知灼見也日益為世人所知。正如孟加拉國泰戈爾大學校長、達卡大學孟加拉文繫教授比斯瓦吉德·高士（1957—）所說：“‘泰戈爾之樹’的樹根不可避免地嵌入我們生活的深處。泰戈爾獨特的生活哲學、浩瀚的文學創作寶庫和開明的世界觀在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一直感動、吸引、啟發和激勵著孟加拉人。”
如果把世界文學史比作綿延全球的群山峻嶺，那泰戈爾無疑是高峰之一。他作為一位世界詩人，愛好文學的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泰戈爾一生用三種語言創作：孟加拉文、英文和Brajabuli。他創作了66部詩集（約11萬餘行）、96篇短篇小說、6部中篇小說、9部長篇小說、80多個劇本及大量散文。此外，泰戈爾還有大量的遊記、書信、演講等，他幾乎涉獵了文學藝術創作中的各種體裁。不僅如此，他在社會改革、鄉村發展、教育、政治、哲學、藝術等領域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對當時和當今的世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位教育家，他創辦的印度國際大學於2021年迎來了百年校慶。作為一位鄉村建設者，他的斯裡尼克坦鄉村成為全球鄉村建設的典範，具有全球影響力。作為一位創作了2300餘首詞曲的作者，他的歌一直被傳唱至今，“印度音樂的現代發展肇始於世界著名的印度詩人、作家和畫家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歌曲”。泰戈爾對於印度音樂的看法“抓住了印度社會的精髓”。他創作的《人民的意志》和《金色的孟加拉》分別作為印度和孟加拉國的國歌，一直激勵著兩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作為一位畫家，他創作的2000餘幅畫作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正在日益提升。作為旅行家，他的足跡遍布34個國家，他的大量遊記再現了他對世界的熱愛、對世界和平的期盼。作為一位科普作家，他在76歲高齡之時寫就的心血之作《認識宇宙》用深入淺出、形像生動的文學語言，向普羅大眾娓娓道出當時世界最新的科學發現。最難能可貴的是，泰戈爾的一生就是激發和呈現自己藝術潛能的一生。雖然他從小輟學，在家自學，在英國留學也沒有拿到學位，但他沒有辜負自己的藝術纔華，不僅成為一位赫赫有名的作家，還集音樂家、畫家、歌者、演員、編輯、翻譯家、社會活動家、旅行家等多重身份於一身。
從泰戈爾一生的創作和追求來看，他的人生之所以如此豐富多彩，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內心執著的信念：終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功德圓滿“（purnatā）”，並視之為人類前進的目標，認為人類最終將“朝著友誼的方向、愛的方向、大梵天的方向去獲得重生”。泰戈爾一生都在呼吁將所有人類的利益視為一個整體。泰戈爾的“圓滿主義”精神正是人類最需要的：呼吁人類團結起來，激發生命潛能，去面對世界的風雲變幻，淡定從容地堅守人類的理想。
2020年，疫情肆虐，舉世不安。在人們的行動受限時，可以遨遊天地的隻能是思想和靈魂。在世界秩序恢復之際，深度思考“百科全書式”的“先知”“先覺”“聖哲”“世尊”——泰戈爾之於個體、民族、國家、人類乃至世界的意義，也許是一個了解世界和人類的新契機。想起這個世界上曾有泰戈爾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為了實現理想不懈努力的實干家，了解他知行合一的一生，欣賞他豐富多彩的作品，走進他浩瀚深邃的精神世界，讀者的信心和希望會重新被激起和點燃。
僅以愛因斯坦和泰戈爾的對話為個案，兩位偉大的時代人物，他們對於真、善、美的信念，無疑會給人類帶來啟迪。愛因斯坦說：“照亮我的道路，而且一次又一次賦予我新的勇氣，讓我充滿歡樂地直面生活的理想，一直就是善、美和真。”這一認識對於人類的意義毋庸置疑，泰戈爾和愛因斯坦交流時，他的回應也振聾發聵：
“我們的靈魂的進步，就像一首完美的歌。它蘊涵著一種無限的理想，而這一理想一旦被人們認識，就會使所有的運動充滿意義和歡樂。然而，倘若我們使它的運動脫離那一終極理念，倘若我們看不到無限的休憩而僅看到無限的運動，那麼，對我們而言，存在就似乎是一種巨大的惡，正在魯莽地衝向一種無窮無盡的沒有目標的境地。”人的靈魂雖然受到各種局限，卻一樣渴望千年之禧，追尋看似不可得的自由解放；經常出現的靈感也向我們證明，所有真、善、美的體驗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康德說過，美學是他整個哲學體繫建築的“頂蓋”，而在泰戈爾的思想體繫中，美學則是他的哲學、倫理學及宗教思想的基石。泰戈爾美學思想的核心是和諧，他認為和諧與完美是宇宙的規則，也是他觀察、欣賞宇宙自然乃至發現美和創造美的準則。
在中印、中孟交流的歷史畫卷中，泰戈爾就是一個重要的友誼橋梁。為加強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的理解和互動，泰戈爾在和平鄉一手創建的國際大學中專門開設了中國學院。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首屆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泰戈爾熱情贊揚中國優秀的文化：“優秀的文化精神，使中國人民無私地鐘愛萬物，熱愛人世的一切；賦予他們善良謙和的秉性……他們本能地抓住了事物的韻律的奧秘，即情感表現的奧秘……我羨慕他們，但願印度人民能分享這份禮品。”②在這次講話中，泰戈爾也提到他建立國際大學的初衷，即他對不同文化文明間的交流、互鋻的看法：“差異永遠不會消除，沒有差異，生命反倒羸弱。讓所有種族保持各自的特質，彙合於鮮活的統一之中，而不是僵死的單一 之中。”泰戈爾對於文化交流的思想和我國倡導“亞洲命運共同體” 的初衷不謀而合。“交流互鋻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文明交流互鋻應該是對等的、平等的，應的、多向的，而不應該是強制的、強迫的，不應該是單一的、單向的。我們應該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壘，以兼收並蓄的態度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促進 亞洲文明在交流互鋻中共同前進。”
季羨林先生也說：“泰戈爾和中國有特別密切的關繫。他一生的活動對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還親身訪問過中國，也曾邀請中國學者和藝術家到印度去訪問，從而促進了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這種相互的訪問播下了友誼的種子，一直到今天，還不斷開出燦爛的花朵。”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寫道，泰戈爾“正打算致力於調和東西半球迥然相異的兩種文明。兩種文明之間的隔閡首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和問題”。泰戈爾一生都在致力於這一“偉大事業”，極具前瞻性地提出世界大同、合作包容、和諧發展的理念。當今社會，泰戈爾的思想與理念多次被挖掘，新時代下重新認識泰戈爾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正如本·瓊生（Ben Jonson）評價莎士比亞那樣，泰戈爾也是“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世紀”。正如泰戈爾的兒子羅廷德羅納特·泰戈爾在《在時代邊緣》（On the Edges of Time）一書中評價他的父親那樣，“他的詩歌是他最好的人生故事……而他最偉大的詩歌就是他的一生。”
重溫泰戈爾的一生，無疑對於每個人都有激勵的意義；了解泰戈爾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必然會豐富我們對世界的了解；閱讀泰戈爾的作品，重新評價泰戈爾對於世界的意義，我們的信心會被重新點燃： 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像他一樣的思想家和實干家。他堅信黑暗之後就是光明。“雲彩不斷飄入我們的生活，不再帶來雨水或迎來風暴，而是為我的日暮時分的天空增添色彩。”在科技日益進步的時代，邏輯和理性的重要性被日趨重視，但“隻有邏輯的頭腦猶如一柄隻有鋒刃的刀，它會讓使用它的手流血” 。③在人的一生中也應該有一個藝術的空間，如體驗創造性的寫作、激發自己的藝術潛能、參與具有想像力的藝術，如音樂、繪畫、戲劇等。
了解泰戈爾的一生成就，對於塑造我們的心靈必有醍醐灌頂的啟迪意義，閱讀他的作品無疑會豐富、滋養我們的心靈。
威廉·拉迪斯（William Radice）從泰戈爾的孟加拉文作品和孟加拉文化入手，力圖在孟加拉文化中找到泰戈爾世界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源，那就是泰戈爾對“圓滿”的追求，他將泰戈爾視為“圓滿主義者”。在一生的創作過程中，泰戈爾盡力將自己的詩歌創作天賦和藝術創造力，以利他的精神境界，把自己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理解與責任相結合。盡管泰戈爾內心深處希望遠離政治紛爭，但這並不是因為他沉迷於詩人世界的超然，而是出於自己對社會及人類的發展的獨特思考。泰戈爾對社會發展的理解與闡釋揭示了他哲學立場的連貫性與一致性，也彰顯出他活躍的精神生活的統一性。泰戈爾的哲學思想既源於印度，又放眼世界；既尊重差異，又倡導合作；既重視傳統，又著眼未來；既重視發展，又提倡平衡。
泰戈爾去世已八十餘年，通讀泰戈爾的作品，研讀泰戈爾的思想，不難發現泰戈爾對人類社會所遭遇的不幸的預言與警示。歸根結底，“人與人類的解放自始至終都占據著他（泰戈爾）思考的中心。”因此，泰戈爾最為重視的是“人的發展”，向往“圓滿的人”。追求“一切有生命有生趣的精神的快樂”是泰戈爾畢生的願望，也是他全部思想的根源。泰戈爾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徹悟不朽的自我，即靈魂，去探索未知的旅程。”探索泰戈爾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徹悟自我、認識他人、探索世界的難得過程。
回歸印度和孟加拉文化語境，回到孕育泰戈爾思想的本土文化土壤，隻有這樣纔能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泰戈爾，正確感悟泰戈爾的作品與思想的深刻意義。泰戈爾的母語是孟加拉語，本書也是國內第一次嘗試把泰戈爾作品的母語和漢語對照本一起呈現的讀物，所以作者特別希望它可以成為國內學習孟加拉語的朋友和國外學習漢語的孟加拉母語學習者的一種學習材料。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人類共同面臨的諸多問題，讀者可以在泰戈爾的作品與思想中尋找到越來越多的共鳴。生態平衡、世界大同、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推動文明對話、關注人類命運的大愛思想……凡此種種，均可以在泰戈爾的作品與思想中得到共鳴。因此， 本書推薦泰戈爾最有代表性和國內還沒有介紹的一些經典文本，希望 可以澄清讀者對泰戈爾的刻板印像乃至誤讀、誤會，努力還原真實的 泰戈爾。喜歡泰戈爾的讀者對泰戈爾形像的認知都有一個自我塑造與 想像的過程，通過閱讀本書，希望讀者可以進一步宏觀把握泰戈爾在 孟加拉本土文化和孟加拉地區以外的異質文化中的研究與接受情況， 從而再現泰戈爾形像在世界的變遷過程，認識到不同時期、不同階段， 讀者對泰戈爾認知的局限性，也希望本書能為中國的泰戈爾研究界、為喜愛泰戈爾的讀者們提供一個橫向比較的參照繫，為構建世界範圍內的“泰戈爾學”，為豐富人類的精神向度貢獻綿薄之力。
泰戈爾及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都已離我們遠去了，而他所關注的問題及其表現的態度卻不應被我們遺忘，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樣：“甚至在嚴重的危機時刻，當他（泰戈爾）為了他的同胞並向他們講話， 但他們渴望的不是單純的說理，而是征兆和奇跡的時候，他也沒有屈服，而是毫不動搖地如實告訴了他們他的所見，如實地說出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