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001
修訂本序 /001
楔子 /001
上 篇
第一章 如日初升 /007
一、新生的共和國 /007
二、一石激起千層浪 /010
三、為了燦爛的前途 /013
四、踏上故都北京 /017
五、返回香港 /017
第二章 海寧查家 /019
一、袁花鎮的傳說 /019
二、江南有數人家 /023
三、查文清與丹陽教案 /027
四、父親的藏書 /030
第三章 求學生涯 /038
一、不忘師恩 /038
二、母校如慈母 /045
三、母親病亡 /049
四、惜別碧湖聯高 /051
五、爛柯山的石梁 /058
六、留戀湘西 /062
七、到重慶讀大學 /066
第四章 抗戰後的生涯 /072
一、新聞事業的開端 /072
二、進入《大公報》 /077
三、白手赴香江 /080
四、重新選擇 /084
下 篇
第五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日子 /089
一、從《大公報》到《新晚報》 /089
二、俠氣滿香江 /093
三、書劍碧血露鋒芒 /097
四、別了，《大公報》 /103
五、“觸電”長城 /107
六、《射雕》莫與爭鋒 /112
第六章 創立《明報》 /121
一、告別“長城” /121
二、初創《明報》 /123
三、苦撐局面 /128
四、契機 /134
第七章 審慎而靈活的報業生涯 /140
一、健筆寫社評 /140
二、參悟佛經寫《天龍》 /145
三、世界，你好 /152
四、笑傲江湖 /154
第八章 《明報》集團的崛起 /160
一、海上升“明月” /160
二、“明報&rdquo發展 /165
三、《明報周刊》的亮相 /168
四、《鹿鼎記》問世 /172
五、儒俠的經營風格 /179
第九章 從“俠”到“儒” /186
一、掛印封筆 /186
二、十年修訂 /189
三、寶島之行 /192
四、婚姻冷暖 /200
五、董橋接手《明報月刊》 /208
第十章 二十八年後的故園還鄉 /213
一、北望神州 /213
二、見到小平同志 /215
三、廖公的宴請 /219
四、故園萬裡遊 /222
第十一章 為香港回歸參政議政 /226
一、回港後的暢談 /226
二、“哈公怪論”的消失 /229
三、關注香港的前途 /231
四、為《基本法》草案再赴北京 /237
五、主持“武林大會” /240
六、一寸丹心誰人知 /246
第十二章 竹裡坐消，花間讀書 /248
一、退出草委會 /248
二、部署引退 /251
三、淡出《明報》集團 /254
四、在牛津做訪問學者 /260
五、筆戰彭定康 /263
第十三章 退而不休的金庸 /268
一、與第三代領導人的會面 /268
二、放下無求心自在 /271
三、於品海能順利接班嗎？ /275
四、任浙大教授和院長 /278
五、《鹿鼎記》尋根與湖州行 /284
第十四章 金庸生活談片 /294
一、在北大演講 /294
二、嶽麓書院講“中國歷史大勢” /297
三、女性的論說 /299
四、評點的風波 /302
五、王朔對金庸詰問 /308
六、頻頻活動，漫話人生 /314
七、影視劇中的金庸小說 /321
第十五章 金庸浙大辭職風波 /325
一、風波緣起 /325
二、金庸站在風波口 /329
三、塵埃落定 /331
四、風波後的反思 /334
第十六章 再探求一個燦爛的新世紀 /337
一、做客《南方人物周刊》 /337
二、金庸小說終結版問世 /339
三、金庸小說進課本的是與非 /343
四、從為金庸塑像說起 /346
五、人生何處不相逢 /350
六、道不孤享晚景 /361
金庸生平及創作年表 /365
參考文獻 /384
後記 /389

為了燦爛的前途
一九五○年，這位懷有遠大抱負的年輕人，經過一番最後的思量，向香港的《大公報》辭了職，幾乎沒有什麼後顧之憂地放棄了香港的家庭，隻身簡裝北上。
這般毅然的人生抉擇，從某種意義上看，對於個體生命與生存方式，無疑是一次人生關口。特別是從中國近百年歷史的走向上看，若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作為一個歷史轉折的分界線，那麼這樣的選擇，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確實是一次從思想到生活習慣，以及世界觀的重大改變。在這個年輕人做出這個重大的決定時，還有一個與這個年輕人有關的人生插曲，即我們傳主的第一次婚姻，在這裡也頗值得一提。
初創《明報》
金庸到“長城”後，原本想在他鐘愛的電影事業上大展拳腳，因為畢竟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藝形式，同樣有影響社會的力量，可誰知還是事與願違。金庸當時有好幾個劇本都通不過審查，不獲準投拍，這讓他對“長城”感到失望，沒有他的用武之地，士氣也漸低落。金庸的人生使命感，在電影界又再一次遭遇瓶頸。
金庸從最初北上，重返《大公報》，又離開，轉入“長城”，而後又離開“長城”……這一路走來，不禁讓我想到孔子當年奔走六國的情景。孔子，從故地魯國始，見魯定公隻顧沉迷享樂，全然聽不進他的禮樂興邦之道，他隻好悄然離去；到衛國，衛靈公隻想整軍護國，不在乎他的治國大道，衛國後來發生大亂，他還受到牽連，倉皇出逃……直到他垂垂老矣，他還是渴望著要尋求明君，要將他的治國之道發揚光大，因始終有一種信念支撐著他，就算一次次踫壁，就是在一次次窮途末路之際，他心中總燃著希望之火。
我們說，當時在金庸心中，同樣也有著這樣一種儒家的終極信念，也好似孔子那般，重拾希望，整裝待發。金庸生性就不是一個安於天命的人，當在一個環境受挫時，他總會去尋求新出路；他更不是一個易於滿足的人，在武俠小說界的成功，並不能讓他感到滿足，似有一種天生壯志未酬的感覺。最終，金庸還是無緣留在“長城”。
此時，金庸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雖在“長城”，但已經開始籌劃他路了。很多人以為，當初他自立門戶，創辦《明報》，是他的意氣用事，事實上卻不盡然。其實，精明的他，在“長城”工作時，《明報》已準備創刊。
在《大公報》和“長城”的經歷，讓金庸總感到處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狀態，以他追求自由的個性來說，與其將自己的命運寄托於他人之手，還不如自己來主宰它。在他心裡，早早就算了一筆賬，他考慮過去的大部分時間是與文字打交道，如果轉行干別的，必是揚短抑長；同時他對新聞報業，還是十分熱愛的，而且也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自己踏出一條辦報辦刊之路，無疑是個不錯的選擇。
資金方面，因為武俠小說、電影劇本和翻譯小說的收入，金庸也積累了一些資本，雖然不多，但辦一份報紙的創業基金還是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