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一：

維爾·戈登·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生於澳大利亞，是二十世紀中葉歐洲最重要的史前學家。他一生功業觸動了很多人，革新了對人類過去的研究。他出版的五部著作——《歐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雅利安人》（The Aryans 1926）、《遠古東方》（The Most Ancient East 1928）、《史前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1929）和《青銅年代》（The Bronze Age1930）——風靡考古學界，在一些年內奠定了他作為史前學家的學術聲譽。柴爾德無疑對史前學科的建立起到了開創作用，然而在其身後，其對考古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的貢獻卻被認為與當代考古學研究基本無關。所幸過去十年間，至少有三部長篇專著和二十幾篇文章發表，試圖探討其對考古學方法和理論的貢獻。魯思·特林阨姆（Ruth Tringham）將這些與柴爾德有關的專著和文章總結為“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柴爾德運動”，這表明對這門學科史的書寫方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具體而言，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正在從輝格式歷史轉向語境式研究，後者試圖將開創性的人物和理論置於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喬治·斯多金（George Stocking）和布魯斯·特裡格（Bruce Trigger）尤其呼吁對考古學進行批判性史撰研究，並在盡可能全面的背景中揭示有關過去的細節。考古學史拓寬和發展的結果是，它不僅包含對偉大個人和關鍵事件的敘述，還包含並整合了經濟史、社會史和知識史，也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基本背景。這是因為學界盡管對柴爾德的學術研究很感興趣，卻還沒有一位作者對柴爾德的考古學方法和理論的影響做過全面闡釋，也沒有一位學者充分揭示過當代事件影響柴爾德工作的程度。

承認彼時的社會政治事件影響了諸如柴爾德這樣學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需要的不僅是閱讀柴爾德的全部著作，還要基於新的信息來源對其人生所處的背景進行描述。這些新信息包括同代人的回憶錄和書信，柴爾德本人的書評、短文和寫給報紙的信，以及個人訪談。我將從以上資料出發，對柴爾德的智識和政治發展做出富有社會學意義的分析。

章節二：

柴爾德的相貌一定讓人無法忽視。據相識者說，他的長相充其量是普通，毋寧說是丑陋——大多數人認為他長得相當丑。他是個紅臉膛，戴厚眼鏡，總是叼煙鬥。且因幼時罹患小兒麻痺，他的體態異於常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穿一件一戰剩餘的油布大衣，搭配短褲、步行靴和寬邊帽。他甚至和澳大利亞工黨政治家赫伯特·伊瓦特（Herbert Evatt）打賭，看誰能把一條差不多的褲子穿得更久。柴爾德贏了，他穿了二十五年。

柴爾德顯然是個一流的怪人。在古板保守、常規著裝是大衣、燕尾服和學院長袍的愛丁堡大學，他參加大學評議會和教師會議時卻穿得最邋遢不過，因此驚駭了校方。旅行時他總是坐頭等艙，住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飯店就餐，還去倫敦的雅典娜俱樂部和上流社會打橋牌，然而他又似乎樂於讓那些有保守傾向者感到不適。例如，他非常顯眼地把英國共產黨的黨報《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帶到各類考古學會議上。又如，離開東歐時，他丟棄了個人所有衣物，卻用旅館枕頭塞滿了兩個巨大的旅行箱，因此激怒了海關官員，不僅搜查了他，還搜查了他所有的同行者，特別是他保守的考古學同事斯圖爾特·皮戈特（Stuart Piggott）、克裡斯托弗·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和格雷阨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然而，和其他怪人不同的是，柴爾德絕非不擅社交。相反，他有一個廣闊的同事網，且終其一生都在和這些人共事。此外，他為人雖然疏離，卻也有著積極的社交生活。他常去劇院看戲，喜歡開美國大轎車，還從不費心把方向盤挪到左邊。那些不幸坐過他車的人都清楚記得他是個可怕的司機，都好奇他是如何纔避免了嚴重的交通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