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章  國內求學（1904—1925）
家世
念私塾
入小學
上“三農”
進“商大”
參加中國共產黨
組織“豫皖青年學會”
第二章  留蘇受寵（1925—1929.3）
執著赴蘇
初露鋒芒
米夫的翻譯
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
“江浙同鄉會”事件
“第二條路線聯盟”
宣揚城市武裝暴動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由來
第三章  回國漸起（1929.3—1930.7）
下派基層
博得芳心
上調《紅旗》報
力主“武裝擁護蘇聯”
批判“取消派”
號召工人武裝暴動
剖析新軍閥混戰
被捕違紀
在全國總工會
與李立三“左”傾異曲同工
第四章  上臺掌權（1931.1—1931.10）
與李立三爭鋒
向中央發難
拋出《兩條路線》意見書
倡辦秋陽書店
米夫親自來華扶植
六屆四中全會上臺
發起“反右傾”鬥爭
推行“左”傾教條主義
離滬赴蘇
第五章  坐鎮國外（1931.11—1937.11）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清算舊賬
再版《兩條路線》
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發出“王康指示信”
起草《八一宣言》
出席共產國際七大
與國民黨代表接觸和談判
轉向右傾
第六章  抗戰歸來（1937.11—1938.9）
踏上延安的土地
十二月會議上提出“新方針”
出任中共長江局書記
三月會議上再占“上風”
出席首屆國民參政會
片面強調“保衛大武漢”
武漢全家大團圓
第七章  整風歲月（1938.9—1945.4）
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轉折
負責婦女工作
在整風運動中
所謂的“謀害事件”
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兩面態度
第八章 法制工作（1947.3—1950）
出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
出席七屆二中全會
負責制定新中國部婚姻法
《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
孟公府2號軼事
第九章  去蘇未歸（1950.10—1974）
次赴蘇就醫
再次赴蘇治病
“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中共五十年》的出籠
《王明詩歌選集》的出版
附錄1王明年譜簡編（1904—1974）
附錄2王明著述目錄索引（1925—1980）
附錄3王明詩歌目錄索引（1913—1974）
附錄4關於王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
附錄5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有關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
再版後記

章  國內求學（1904—1925）

家世

1904年5月23日，王明出生於當時的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按現在的行政區劃歸屬，王明應是安徽省金寨縣古碑鎮雙石鄉碼頭村人。相傳金家寨街區興建於唐朝末年，古名“金釵鎮”。據地方志記載，至明末清初之時，“金釵鎮”被通稱為“金家寨”。
金家寨位於安徽、河南交界之地，街西首牆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縣界碑，故有“雞鳴聽兩省，狗吠聞三縣”之稱。這個皖西邊陲的小鎮，周圍山高嶺峻、依山傍水、關寨環列，歷史上曾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金寨縣有六支主要山脈，兩條主要河流。小有名氣的史河、淠河即發源於此，貫穿全境。金家寨在史河上遊張弓山下，以獅子嶺頭為界，分上下碼頭兩個街區。金家寨盛產竹、杉等山貨和鐵、炭等，史河下遊的商家經常帶著糧、鹽等日用品來收買山貨。
1918年，14歲的王明曾作七律一首，描述金家寨當時的貨運情景。詩曰：

金家寨立史河邊，住戶商家人數千。
懸劍張弓峰對峙，獅頭貓洞嶺相連。
毛牌月月來鹽米，山貨年年出竹杉。
雞犬聲聞三縣樂，誰分皖省與河南。
   
金家寨歷史盡管悠久，但正式設縣，則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的事。1932年11月，國民黨政府將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三縣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二縣的邊境地區之一部，劃歸一起，建立了以當時駐軍將領衛立煌名字命名的“立煌縣”。金家寨作為立煌縣政府所在地，改稱為“金寨鎮”。抗日戰爭時期，“立煌縣”一度成為安徽省臨時省會所在地。1947年9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時解放了金家寨。人民民主政權建立後，又以原縣政府所在地金寨鎮命名，將“立煌縣”改為“金寨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金寨縣人民政府仍設在金寨鎮。1954年3月，這裡的人們在熱情高漲完成個五年計劃的運動中開始了一項重大工程——修建梅山水庫。到1956年4月梅山水庫建成時，有著悠久歷史和動人傳說的金寨鎮已是汪洋一片，不復存在了。
王明出生於金家寨，他的籍貫應是現在的安徽省金寨縣。不過，王明真正的祖籍卻是安徽省涇縣雲嶺村。清朝的某一年，這裡洪水泛濫，鄉村受災，王明高祖父陳世學和高祖母呂老太無法生存，遂拖家帶口投奔到金家寨呂老太的哥哥家來。呂老太的哥哥當時開個小染房，生活還過得去。他們便在呂老太哥哥的幫助下，暫時在金家寨安頓下來。
陳世學在金家寨住了一年多，聽說雲嶺村災情過後生產恢復，便不顧病體，要領著家人返回故裡。可是，長期的奔波使陳世學在返家途中一病不起。呂老太埋葬了陳世學後，隻得又帶著孩子們返回了金家寨。從此，王明家繫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來。筆者在雲嶺村查到了“陳國世繫圖”和幾個支譜，上面記載：春秋戰國時，胡公滿，封為陳國，遂姓陳，傳了79世。
王明的曾祖父陳應義，生有兩個兒子。小兒子陳亨錫，就是王明的祖父。
陳亨錫，號毓亭，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擅長書法，精於裱糊，也算是一位鄉村纔子。但他沒有田產，僅以教書為生，無法滿足家人的生活需求。所以，陳亨錫曾與五家親友合伙開過一個小香鋪，以此來補貼生活。
王明祖母曾氏，是河坪丁家堡人。她生有五男三女，其中老大陳聘之，就是王明的父親。
王明的父親陳嘉渭，字炳森，號聘之，1877年農歷八月十九日生。他小時讀過三年私塾，但由於生活艱難，身為長子，隻好在15歲時輟學，到離家25裡地的胡家店子“陳慶號”當學徒。陳聘之在學滿三年後，又回到金家寨下碼頭幫助父親開香鋪。陳聘之做生意倒算有了“學歷”，但在與五家合伙開的小香鋪中，仍然隻能充當小店員的角色。
1897年，20歲的陳聘之娶喻幼華為妻。
喻幼華，號淑連，1880年生於金寨的張家畈村。她個子雖小，眼睛也有些近視，卻是一位善良、能干、賢惠的鄉村婦女。自己不太識字的喻幼華卻積極培養子女讀書識字。1924年，她還建議陳聘之辦了個女子學校，專門招收那些無門讀書的女子。喻幼華招收了幾十名女學生，自任女子學校校長，陳聘之為副校長兼教員。黃啟仁、張育纔、陳覺民、陳紹煒等都曾在該校任教。
當時，女子讀書是不被允許的，婦女出任校長更是大逆不道。喻幼華辦學招來了眾多非議。王明四叔陳雲溪是位封建衛道士，他堅決反對哥嫂辦女子學校，揚言要進行破壞。於是，喻幼華整日拄著拐棍在校門前守衛，使他們沒敢來搗亂。
1958年，王明為紀念母親喻幼華，寫了名為《大娘校長》的詩文。詩曰：

陳氏祠開女學堂，大娘校長半文盲。
手持拐杖門前站，保護師生打痞氓。

鄂豫皖蘇區建立後，喻幼華擔任女子小學校長並從事其他婦女工作。她時常跋山涉水，到處動員婦女幫助蘇區政府和紅軍，做了一些對革命有益的工作。
母親喻幼華對王明影響很大，他不僅繼承了母親矮個子的血統，而且受母親的教誨，一貫勤勉好學。母親創辦女子學校14個春秋後，1938年，王明也在延安兼任了中國女子大學校長。
陳聘之為人淳樸，喜歡主持公道，熱心助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地區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陳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陳聘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寨地區立夏節起義，並被任命為六安六區赤色互經會主任。1932年，他先後被調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霍山縣任專用公司經理、霍邱縣運輸公司經理等職。紅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後，他又回到家鄉，開過一段時間糕餅店，後來又以教書為生，當了幾年鄉村教師，並且繼續為革命事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陳聘之和喻幼華生有二男三女，王明為長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王明姐姐陳先民，比他大4歲，20歲時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陳覺民，二妹妹陳映民，弟弟陳紹煒，先後在父親及大哥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鬥爭，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王明大妹陳覺民生於1905年，後入私塾讀書。1924年陳聘之和喻幼華開辦女子學校以後，她到女子學校當了教員。1929年中國革命呈燎原之勢時， 陳覺民也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先在商城一區模範小學教書，後調到縣婦委工作。據《金寨縣革命歷史大事記》記載： “1931年3月底，商城縣婦女委員會9人組成，書記汪澤榮，秘書陳覺民（脫產）。”陳覺民1933年與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列寧小學任校長的汪惠生結婚， 育有一女叫汪向榮。
王明二妹陳映民又名王營，1908年生。在她出生僅七天時，由於家境貧寒，父母忍痛將她抱給了金家寨上呂家灣的貧農呂能江家，給呂家做了童養媳。陳映民從小在呂家長大，15歲時與呂家長子呂紹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開闢以後，一無所有的呂家兄弟成了革命的積極參與者，陳映民也參加了革命鬥爭。她於1930年加入共青團，任六安六區五鄉團支部書記。1931年又參加了紅軍，並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在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做婦女工作。1932年，陳映民跟隨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革命根據地，擔任了川陝省委婦女部副部長。在艱苦的紅軍長征途中，陳映民的丈夫呂紹文和丈夫的兩個弟弟呂紹武、呂紹全先後在戰鬥中壯烈犧牲，隻有陳映民堅持到了陝北。
1936年10月，陳映民隨同紅四方面軍第五、九、三十軍及總部機關和直屬部隊共兩萬多人，奉命組成西路軍，渡過黃河，執行打通國際路線和在河西創建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陳映民任婦女團二營五連政治指導員。由於孤軍深入，敵眾我寡，西路軍將士雖然浴血奮戰，但損失慘重，陳映民也在戰鬥中被俘，被押解到敵人開辦的被服廠做苦工。
雖然在敵人的魔窟中受盡苦難，但陳映民還是在一名汽車司機的幫助下逃離了虎口，於1938年4月來到了延安。由於此時正是張國燾叛逃至武漢並發表聲明脫離中共之時，延安正在掀起聲討和揭批張國燾的高潮，陳映民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牽連，於是根據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營，繼續為黨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陳映民一直在後方負責保管財產。1949年秋，她隨軍南下到重慶，後到重慶水產公司工作，1983年離休。
陳紹煒又名甘寧，是王明的弟弟，也是兄弟姐妹中小的一個。他生於1911年，小時讀過私塾和小學，後又到六安縣讀完初中，畢業後回到金家寨教書。他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革命工作，先後在商城縣一區一鄉模範小學、七區列寧小學教學，後又調到六安縣七區四鄉蘇維埃文化委員會任宣傳員，以後也主要從事教書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而母親喻幼華的娘家也可以稱為革命家庭。王明大舅喻幼堂，共產黨員，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六安六區十三鄉蘇維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產黨員，是六安六區遊擊隊副隊長。兄弟二人於1930年五六月間分別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受盡酷刑，但英勇不屈，先後壯烈犧牲。
無論陳家還是王明外祖父喻家，參加革命早的要算是王明。王明對其家庭成員及親屬參加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金家寨縣素以革命老區聞名全國。1924年，金寨地區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創建人就是王明的老師詹谷堂。1929年，這裡舉行了立夏節起義和六霍起義，創建了兩支工農紅軍，使該區成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地區。
1930年春，國民黨部隊進占金家寨，王明的父母和弟妹跟隨紅軍退至牛食畈，喻幼華得了重病。後紅軍打退敵軍，全家重返金家寨。喻幼華得知兩個弟弟被敵軍慘殺，病情加重，被人用擔架抬回金家寨。半夜時分纔回到家中， 可惜家中被敵軍破壞嚴重，喻幼華想喝點糖水而不可得，從而休克致死，時年50歲。
1930年夏，王明在上海聞母逝世後十分悲痛，特寫了詩歌《聞母死》，以示悼念：

（一）
離母五年兮，誰知別千古？
萬苦不苦兮，青年喪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夢中母來兮，知兒地址否？

（二）
白軍剛退紅軍回，兩舅犧牲病體催。
無食無糖無水飲，死因休克水含悲。

喻幼華的逝世給年過半百的陳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難，不久王明多了一位繼母。這位繼母叫黃蓮舫，比陳聘之小十多歲。王明這位貧家出身的繼母勞動一生，為人老實，無文化，對王明沒有產生什麼大的影響。因為王明自1925年後再沒有回過家鄉，直到1938年在武漢纔與繼母黃蓮舫見面。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比較注重階級成分，強調對一個人家庭出身的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像王明這樣的“機會主義的頭子”，自然被劃入地主家庭出
身。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十次路線鬥爭學習資料》等書刊中，都宣稱“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說“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版的有關書刊，其中包括臺灣的一些書刊，有的稱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有的稱是“富裕的農民家庭”，有的認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鎮居民，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更無一寸土地，根本不會是什麼“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談不上是什麼“富裕農民家庭”。王明說：“我家貧無立錐土”。他們家無房無地無財產，凡知情者都異口同聲說“他們家很窮”，甚至窮到揭不開鍋，借米、借錢、靠別人接濟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鄉同學桂尊秋證實說：“他們家有時窮得沒米喫。我記得曾向我家借過米。陳紹禹在三農時曾沒錢交學費。”鄉親朱少軒也證實說：“陳家窮得難以維持生活， 就靠齊寡婦接濟。”王明家境貧寒，陳聘之常忙碌一年，到頭來卻負債累累， 愁得過不了年，經常在年關前幾天離家躲賬，隻得由王明與姐姐、弟妹替父親“擋賬”。
王明曾寫詩回憶苦度年關的情景：

富戶家家樂，窮人個個愁。
何時天下變，不再過年愁。

把王明家庭說成是“小商人家庭”，略近實際情況，但實際上也是不確切的。
王明祖父陳亨錫，曾和五家親友合伙開過一個小香鋪，是一個既制作又出售的鋪子。王明父親陳聘之從胡家店子的“陳慶號”學徒期滿後，就進入這個小香鋪當了店員。陳亨錫死後不久，小香鋪就關門了。小香鋪是六家合伙辦的，陳亨錫死後有五個兒子，能分到陳聘之名下的隻不過是1/6中的1/5。何況小香鋪經營無利，經營的時間也不長。陳聘之在小香鋪中基本上是一位普通店員。
在20世紀20年代，陳聘之和其他三家在金家寨合伙開辦過一個“陳隆昌”山貨行。“陳隆昌”山貨行屬於小貨棧性質。這個“陳隆昌”山貨行不同於一般商店，它沒有多少資本，自己也不出售什麼貨物，主要是靠傭金收入和拿手續費維持。合伙開辦“陳隆昌”山貨行的是陳國棟、陳家富、陳聘之、尹成橋四家。其中陳國棟和陳家富出房出錢出東西，但不參加勞動與經營活動，是股東性質。陳聘之和尹成橋出的是勞動力，既參加勞動又參加經營。陳聘之有文化，就負責記賬和經營鋪面，尹成橋年輕又無文化，就負責對外的業務聯絡。雖然“陳隆昌”山貨行是四家合辦，但實際上四家各自所處地位卻不相同。陳聘之可以說是一位寫寫算算的腦力勞動者。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後，陳聘之先後任赤色互經會主任、專用公司經理、運輸公司經理等職，成為革命干部。紅軍走後，他又回到金家寨，為維持生活，曾開過糕餅店，自做自賣，小本經營，以後又當了幾年鄉村教師。
陳聘之一生沒有固定職業，當過革命干部和鄉村教師，做過小生意，有時也失業在家。但他主要職業是當鄉村教師，前後有一二十年以教書為生。他雖然做過幾次小生意，但多是與人合伙開的，自己無多少資本，並且都是以勞動為主。因此，土地改革時，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為“小商人”，而是定為貧民。
由於王明家土改定成分的檔案資料，縣和村均沒有保留下來，所以土改時擔任王明家鄉村長的劉世香的回憶，就成了確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劉世香回憶說：“金家寨隻有一條街，分為上碼頭和下碼頭。陳紹禹家住下碼頭。土改時，我們是金寨一區城關老成街，還有一條新街。我是村長，他家定為貧民。”
把王明家定為貧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實際情況，也反映了當時王明家鄉鄉親們的看法。王明家鄉的知情者桂仙武回憶說：“他家那時不是農業人口， 在街上做小生意，但沒有資本，靠拿傭金生活，隻能算一個貧民。”朱少軒也說，王明家是“貧民一類。”
根據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發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來看，王明家庭也應屬於貧民成分。
該決定第七條“貧民”款中規定：“工人農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勞動為生活，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勞動為生活，或依靠少數生產資料自己經營以取得生活費，上面這些人凡沒有固定職業而生活貧苦者，均叫作貧民。”該條的第二點“說明”又進一步具體規定：“工人農民外，如獨立生產者、自由職業者、小販、不雇用店員的小本經商者及其他一切勞動分子，隻要是不能有固定的職業而生活貧苦的，均屬於貧民範圍之內。”
由此可見，土改中將陳聘之劃為貧民成分是合適的。
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固然會對一個人的生長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但是不一定會起決定性作用，革命者的路是自己走的。我們之所以花費這麼多的筆墨來辨析王明的家庭出身，是因為人們對此眾說紛纭，認識不一，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不顧歷史事實、硬說他家是地主成分的現像。為澄清事實，這裡略作辨析，似乎也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