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交官洪鈞出使俄國,適逢俄國學者貝勒津刊布《史集》及瑞典歷史學家多桑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出版《蒙古史》,他獲得這些資料後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從此中國學者開始了解到波斯文《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薩夫史》和阿拉伯文《全史》《札蘭丁傳》等域外文獻的重要性。洪鈞開創的運用中外文獻進行互證互補研究的新方法也為後世學者所繼承。《域外文獻與蒙古史研究》即以《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馬可波羅行紀》等域外文獻為研究對像,注重運用中外文獻進行互證互補和審音勘同之法,進一步探討了域外文獻與蒙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