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取而校之，見一切款式，率失其常，而重段重句，悉為刬去，應斷仍連者，悉雙行改鑴。至於不當鋟而鋟者既多，悉留廬山真面目，以待大儒削正焉。

盡管如此，張鵬翂對於《愧庵遺集》能夠在湮沒近二百年之後，於道光年間正式出版，還是覺得極難得。他說：

其鋟此煞不易易，雖非餘無尺寸之柄，時所官多事，而二百年來已湮之物，復得彪炳於人間，當亦士大夫所先睹以為快者也。嗚呼，先賢先儒，精靈不泯者多矣。他不必論，即如此集，初知之於二曲，繼得之於二生，終刊之於一僕，雖其間牽合舛午，歷卅年之久而不少衰，脫非有物焉呵護之，烏能成於不可知之數哉。君子觀於此，可以悟凡事之成，莫非天意。

或許因為初版實在錯誤太多，道光十四年（1834），劉執庵決定重刊，他以百金購得張鵬翂初刻書板，及邑諸生羅雲、袁霖進行校讎，增損脫誤和重復之後，重刊出版。雖然《愧庵遺集》在道光年間兩次付梓，但並未廣泛流行，原刻的書板後也被燒毀。咸豐十年（1860），蓬溪縣葉心田因躲避李秀成之亂來到康樂堡，從友人處得見《愧庵遺集》初刻本，心甚契之。回家後告訴子姪輩曰：爾等讀書，抑識同郡愧庵有遺書乎？愧庵遠宗尼山，近師麗虛，其書實道脈所關，不幸版片毀於兵燹。欲重刊之而未得其會。因此，其姪葉莖先設法尋得此書。在葉氏叔姪的努力下，《愧庵遺集》於同治三年再次翻刻，這也是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本文所根據的版本。

（二）生平與交友

楊甲仁，字乃所，號愧庵，四川射洪縣人，大約生於1639年，享年八十歲。他出身仕宦之家，五世祖楊澄（1433—1508），曾以監察御史巡按兩淮，又遷大理寺卿歷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高祖楊（1472—1540），曾任工部員外郎等職，因上《諫止希仙疏》《請上出方士疏》，慘死於嘉靖皇帝的廷杖下，穆宗時期纔被平反，並追謚忠節；曾祖楊钘，贈光祿少卿；祖父楊禾，任閬中教諭。父親楊嗣龍（1645卒），明末仕金壇縣丞，後調鎮江府司理，升南京中城副兵馬司，轉北城正兵馬司補雲南縣知縣，著有《中北城讞語》《國乘紀要》《金華浪語》等書。順治二年（1645）楊嗣龍在射洪遇張獻忠亂殉難，長子楊甲傳亦同年遇難身亡。

楊甲仁為康熙三十三年（1694）歲貢生，第二年（1695）曾赴北京考取中書。從其著作看來，他一生未仕，多居家或遊歷講學。楊甲仁的兒子楊秉干（1702舉人），字樞然，曾授貴州永從令，因平苗亂等政績，累官至工部員外郎，後卒於官。從上述家族史可見，楊甲仁出身射洪縣仕宦之家，經歷明清鼎革，自己的政治生涯雖不顯赫，但其中書的身份與家學淵源，仍讓他常與地方官員和士人交接。他對儒家性命之學的熱衷追求、樂於宣講，也讓他結交不少學友，吸引年輕學者向他問學。

以下我根據《愧庵遺集》，整理出他生平的重要經歷與交友情形（見表1）。《愧庵遺集》主要記載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間（1695—1707）的事件與對話，但偶爾也會追述往事，故我們可以知道部分楊甲仁早期的經歷及交友。下文言及的人物，若我能找到其名，將一律以名稱之，並在括號中注明字號，但由於許多人物均無法找到更多史料，故僅能沿用《愧庵遺集》所書之名字。

從以上片斷的記載，我們可以想見楊甲仁多遊歷、好交友、樂講學的一生。他講學的基本精神可從以下這段自述得知：

康熙三十四年，夏四月，至吏部，過堂會各省諸同人。於大堂上，甲仁曰：人生百年隻同一息，一息若不真，百年成醉夢。甲仁，蜀人也，今應中書之文，來遊京師，與諸君會，借此良晨，以通消息。諸君須大拓胸襟，高著眼界，吾人頂天立地，誰是我悠久無疆者，何處真見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若果見得，則隱不徒隱，顯不徒顯，堯舜君民，分內事耳。以此燮理一身，即以此燮理九有，參贊神猷，輔相皇極，功業皆德業也，中書豈異人任哉。否則，勿論不得；即得，亦負疚良多耳。

如此向他人宣講或提醒自己人生終極意義的發言，是楊甲仁遺集中非常重要的主題，此與其思想有密切關繫，故下文討論楊甲仁思想淵源及其仰慕的儒者。

（三）思想淵源與仰慕之儒

從《愧庵遺集》我們無法得知楊甲仁的確切師承，不過可以看出他對理學的濃厚興趣，且具有相當學術背景。他曾自言：“仁生也晚，早失父兄之訓，長罕師友之箴，為學如盲。”若有一些心得，是自己長期摸索所得。他一生景仰也常言及的當代學者是劉麗虛、楊洪纔、李颙三人，但事實上他與三人的實質往來很少。加上楊甲仁學派觀念淡泊，常以自己想法融會前儒觀點，故推論他可能自學的成分更大。《愧庵遺集》所言及的理學家包括周敦頤（1017—1073）、邵雍（1011—1077）、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2）、楊簡（1141—1225）、薛瑄（1389—1464）、陳獻章（1428—1500）、胡居仁（1434—1484）、羅欽順（1465—1547）、王陽明（1472—1528）、王艮（1483—1540）、錢德洪（1496—1574）、王畿（1498—1583）、羅洪先（1504—1564）、羅汝芳（1515—1588）、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李颙等，且談論內容主要是理學，由此可知楊甲仁是在宋明理學的傳統中，找尋人生的定位說他“平生學近白沙、陽明，而不悖於程朱”。筆者認為他的思想確實接近陳獻章與左派陽明學，但並不類於程朱學。以下將先簡要說明楊甲仁的思想淵源，再討論他心目中仰慕的三位儒者，及其與他們的關繫。

楊甲仁不是一位強調學派歸屬的儒者，相反地，他試圖超越學派門戶之見。他說自己的學問不是要宗朱或宗陸，而是要宗尼山；而讓他有自信能夠超越門戶直宗尼山的，是因他相信人人心中有尼山，即天賦眾人相同的性體（心體），是一切是非善惡的終極判準。盡管楊甲仁沒有門戶之見，也沒有批評朱子學，但是他的學問明顯接近陳獻章對心體的重視，尤其接近左派陽明學本體即工夫、良知的看法。他對朱子學的體會明顯有扭曲，不僅在工夫論上與朱子的“主敬涵養、格物窮理”不相契，以“在性體上做工夫”解釋“格物致知”也不同於朱學，他認為朱子晚年悟道而洞徹性源、盡改舊見，也可能源於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看法。

綜觀楊甲仁論學，突出也常強調的重點是：無論中下根器者，聖學入門均應在本體上下手；離了本體，別無工夫。以下摘錄幾段楊甲仁自己的話，呈現他與左派陽明學間的密切關繫。

甲仁直認性體，以本體為工夫之說，此非不肖鑿空之言也，蓋實有見於古今學脈，惟此可尋入手，可尋究竟耳。故三十年來，層層披剝，反觀密照，殊有以自信。

 直認本體已握驪珠，更復何言。認本體千真萬真，誠非易易，但一真則無所不真，非節次等待做出。隻要一眼覷見，了了徹徹，識得是自家本面，死不放手，則萬紫千紅盡皆春矣。

學利困勉，雖在著緊用力，而本體上底工夫，卻是一團天然機括，著不得半點人為。弗能弗措，己百己千，勉然處都出自然。聖人心性之學，都是一齊下手。……聖人凡夫，都是一齊下手，不分層次。

良知在人倫日用眼前事物上認取，致良知即在人倫日用眼前事物上下手，如何怕入於空寂而為禪。

夫婦愚不肖，盡同聖人不知不能底本體。聖人隻是由夫婦之知能，以做到不知不能。

另外，楊甲仁雖強調在性體做工夫，但不走歸寂一派，對此他有親身實踐的體驗，曾說：

良知本寂，無用歸寂，歸寂是病。

龍溪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則稿矣。吾嘗驗之，歸寂便不能寂，不能寂，便有千般病痛，亂起亂滅，不止於枯稿。歸寂則稿，是存心斷滅之弊。

楊甲仁的學問重視向內直認本體，強調不思不勉、自然無為的本體工夫，亦即不循故轍軌跡、不涉私意安排、不分層次的當下工夫，故其工夫論具有明顯頓悟的色彩。又認為得了心體便能掌握道統、學統、治統之樞紐，這樣的學問態度接近陳獻章以心體悟天道生化的自然之學，而其高度自信良知、認為學絕不能循塗守轍、照依成法的看法，又頗似王畿與泰州學者。由此我們可說，即使楊甲仁師承並不清楚，但他的學問接近明代心學的傳統，尤其與王畿與泰州學派的精神風貌相近。這一點我們從他自己對於宋明理學家的評論，也可以清楚看出。楊甲仁說：

麗虛劉子，後世化神一人。濂溪、明道，顏子後二人。像山，孟子後一人。白沙，明道後一人。陽明，像山後一人。心齋、龍溪，陽明後二人。近溪，心齋後一人。恥庵，白沙後一人。中孚，近溪後一人。

楊甲仁在這段發言中，提及三位他生平推崇的當代之儒，他們是：劉麗虛、楊洪纔（恥庵）、李颙（中孚）。其中楊甲仁推崇劉麗虛，認為他纔是真正達到化神的人物：“甲仁四十年前丁酉，得見一化神至人麗虛劉子焉。狂狷而進於中行，則得恥庵楊子，中孚李子焉。”也說：

公平生師事劉麗虛，以為當代之神化者，惟劉夫子一人。其次則惟恥庵楊子，中孚李子。

所謂“化神”意指“在境不著境”而言。對楊甲仁而言，劉麗虛即是這種不絕於境又不著於境的活見證，其地位遠在宋明諸儒之上。但這一位在其心目中為“化神至人”的劉麗虛，我們幾乎找不到其他任何史料，隻能透過楊甲仁的文字得知其人。然而，楊甲仁的文字與其說能引領我們真實認識劉麗虛，毋寧說讓我們更多看見他自我理想投射出的劉子形像。

劉麗虛是河南洧川縣人，十八歲的楊甲仁首次與之會面，便留下一種神秘莫名、沒世難忘的經驗。楊甲仁回憶道：

予年十八，見麗虛劉子，登樓望見，囟門若開，神為震動，是以所感之深，沒世不忘。

這是楊甲仁一生重要的經歷，往後他不斷詮釋這個特別的經歷，將自己的學思心得投射到劉麗虛身上，劉麗虛也逐漸成為他心目中崇高、神化，渾然與道同體的人物，成為他與人講學的核心內容。

事實上，楊甲仁並沒有正式拜劉麗虛為師，他與劉麗虛也不能算是親近的師友，兩人隻見過十數次面。而且，十幾歲的楊甲仁顯然對劉麗虛之學沒有太深的了解；不過對他而言，劉麗虛始終具有某種特殊的魅力。何以如此？連他自己都無法解釋。他說：

予時年少，夣夣不知此事為何事，但每見夫子後，覺得身心輕安，有手舞足蹈不能言之妙。

又說：

時夫子已五十二矣，彼時不知不覺，歷十七年始信夫子之入化。

可見楊甲仁開始比較深刻感受到劉麗虛之學是在首次會面的十七年之後，且主要與自己在學問上的突破有關。康熙十二年（1673），楊甲仁寓居河南南陽鎮平，當時他從事攝靜工夫已近三年，一日忽然有所突破：

一日渙然無疑，默自證曰：劉夫子十八年前已理，徹首徹尾如斯也。於是每遇雜念妄想發作時，直一提起，便就正念炯炯，群邪銷亡。

透過日後自己工夫修持的心得，楊甲仁追憶當年初見劉麗虛的經驗，認為當時所經歷的境界正是“性之本體一現”。後來甚至說，自己四十年所見亦不過是當年一息之見。又說：“知四十年，隻是當年一息之見，即知百年千萬年，亦是那一息之見，又何今古生死之可分哉。” 可見他認為當年初見劉麗虛的一刻，已然接遇其一生所致力追求、那超越時空的永恆道體與境界，全然入化的劉麗虛即渾淪道體之化身，也代表著楊甲仁終極追求的目標與生命回歸的核心。

隨著自己性命工夫的深化與體悟，楊甲仁不斷地把他心中學道者的理想境界加諸劉麗虛身上，形塑出《愧庵遺集》中神妙自然、入於化境的劉子。楊甲仁像泰州學者一樣強調自然天真無機、在日用平凡中見道、於當下行本體工夫而不循軌跡，視外在事功、著述與言論為次要，而他筆下的劉麗虛就是這種“直悟本體、與道消息”的理想投射。劉麗虛沒有留下任何著作，楊甲仁說他在臨終前把著作都燒了；劉麗虛不愛講學，不是理學大家，沒有特殊成就，甲仁視此為“神隱”。事實上，劉麗虛也可能是一位平凡無奇之人，他像平常人一樣喫煙、喝酒、出遊、看戲，但看在楊甲仁眼中，這一切平凡的舉動都體現了一種與道消息、隨感隨應的神秘境界。讓我們看兩段楊甲仁對劉麗虛的描述：

予一日見劉子乘馬而過，著絳桃緞衣，戴綴結舊帽，渾渾噩密運，萬化平滿，收斂處就鋪舒，鋪舒處即收斂。又一日，甲仁與朱茜庵、徐季方、程天衣侍飲，劉子醉矣。揖讓俯仰，轉折周旋，愈舒暢，愈欽翼，愈欽翼，愈舒暢，愈渾穆。

然劉子神隱，非有心也，亦不自知。古今抱道神隱者，未免自家猶知得，劉子不絕境以神隱，亦不自知為神隱。甲仁每見，留飲達旦，酒隻顧喫，話隻顧說，也猜枚，也喫煙。喫煙便到不可為處，真令人學不來，微吸一兩口，若吞非吞，若吐非吐，若有若無，不留不拒，從容中節，萬化平滿，真是寂然不動，陶情即是盡性。歲暮春初，出王遊行，也看打拳者，也看做耍法者，也聽說唱書者，也登眺山川，也瀏覽寺觀。一日甲仁入護國寺，劉子在東楹正坐，看甲仁來，命從者安椅，甲仁侍坐少頃，鄭鎮一內親來，氣焰矜張，劉子與之語，平平常常，其人敬應，不敢仰視，如是頓飯間鞠恭辭去，甲仁窺劉子氣像始終不添減一毫。

這樣的文字是楊甲仁對劉麗虛的典型描寫，其他尚有如“吾見劉子之神，毫無所繫”；“劉子無一毫精光外露，無名可名”；“惟麗虛夫子，從晨至夜達旦，性體渾淪，機緘綿密，沕穆即舒安，舒安即沕穆，始終莫測，越看越看不盡，越看越難名”；“然隻見夫子渾渾淪淪氣像，便人人神遊於邃古淳龐之界，相忘於沕穆函蓋之中”等。這些描述盡都是楊甲仁個人的觀感，充滿縹緲崇高的氣蘊，但也令人有不切實際、難以信服之感，當時也有人表達了類似的懷疑。

總之，楊甲仁的文字絕非平實地描述歷史上的劉麗虛，而是更多反映他自己從劉麗虛身上感受到的魅力，及其心目中學道之理想境界。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何以他對劉麗虛的評價總在歷史眾名儒之上。另外，在楊甲仁的文字中，“劉子”也具有指涉人之心性本體之義。例如，當李颙表示楊甲仁的描述讓他如見麗虛劉夫子時，他立刻說：“非先生見劉子之劉子，實見先生之劉子矣。” 又如他指點楊璇說：“君心本是劉夫子”；告訴曾濟滄《中庸》首章言本體工夫，又說：“蓋吾之本體，還是《中庸》、劉子之根宗，得了根宗，我便是《中庸》、劉子也。不然，《中庸》隻是中庸，劉子隻是劉子。”

另外兩位楊甲仁所佩服的學者是楊洪纔和李颙。楊洪纔是湖北孝感縣人，我們從縣志可知其在當地享有名聲，嗜讀五經四書，愛好程朱之學，並與同郡學者丁之鴻（字漸齋，號素石）、程怡孔（字孟願，號鈍庵）、彭大壽（字松友，號魯岡）等人成立貞通學社，四仲會講，並著有《五經四書諸說》《誠書》《弋獲錄》《正史法誡》諸書。與劉麗虛相較，楊洪纔無論在著作、講學上都較有聲望，也留下較多歷史記錄。然而，楊甲仁並未曾與之謀面，隻能透過閱讀其著作、與其門人交接而得聞其學。楊甲仁大約在1660年代就知道楊洪纔其人，但一直沒有見面，直到楊洪纔去世後，楊甲仁於康熙十八年（1679）訪問孝感時，纔見到楊洪纔之孫。楊甲仁也結交楊洪纔的友人與門生，又在傅良辰等人的幫忙下，獲得楊洪纔的遺書。我們從《愧庵遺集》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楊甲仁閱讀楊洪纔《誠書》的心得與回應。

至於李颙，楊甲仁雖早已仰慕，但直到1695年纔與之見面，即從北京返回四川途中，特地前往關中拜訪李颙，停留八日，共同講學。李颙是當時著名的儒者，是一位在亂世之際自學有成、有為有守、極受尊重的大儒，其學重視悔過自新的身體力行，也心儀陽明學，此時已年近七十。此次會面講學的經過詳細記載於《北遊日錄》，兩人論學頗相契，而投合的主因在於兩人都重視身體力行的實踐，李颙也能理解楊甲仁一再強調的無層次、不著半點人為之“本體上底工夫”，而且十分欣賞楊甲仁對自己學問取徑的自信。此次會面對楊甲仁極具重要意義，他說：

夫予生平以未拜劉子門為大缺陷，又未見恥庵楊子，今皆已矣。仰止無從，每遇朋輩，竊話其生平之憾，欲以欽宗劉子，印正楊子者，轉而親炙中孚李子，以畢我向上之願。不謂中孚亦神契於我矣。自此以往，深慮德業無成，歲月虛度，有負大賢相期之重。

事實上，楊甲仁並不是來向李颙問學取經，而是希望能將自己二十年來獨自摸索的心得，與李颙這位大儒的相印證。能夠與李颙相談甚歡、獲其肯定，則給予長期獨修的甲仁莫大激勵，這也是此次會面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