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人類的進步事業，

注定要陷入“平等的狡計”？

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關注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演變；

在文明的近端，更多地關注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命運。

※以巨大的時空尺度，反省人類文明的歷史與命運

在文明開始的一端，先是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著探討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因，從物質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過程等。

在現代的一端，則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成敗，認識現代文明的性質和特點，思考它遇到的挑戰和危機，預測它可能的走向。

※融通中西，凝練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制

以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為代表的西方學者的文明史，對中華文明缺乏深刻的親身體驗；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

本書兼顧二者，通過分析以儒家文化和雅典民主奇跡為代表的“軸心時代”的成就，揭示出以物質為基礎、價值為主導、政治為關鍵這一人類文明發展的作用鏈條和絞合機制。

※兼具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的開創性思考

一般的文明史更多地強調敘事，反省和危機意識不足；而本書不僅是歷史學的，更帶有政治哲學的關懷。

※難道人類的進步事業，注定要陷入“平等的狡計”？

本書認為，未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類控物能力與自控能力的不平衡。

在科技和資本的加持下，樂觀宿命論的進步事業陷入了“平等的狡計”，物質基礎要求僭越為上層建築，導致政治的扭曲和精神的遺忘。人類文明變得越來越非人性化，以至威脅到人類本身的延續。

※人性，規定了人類的有限性；文明，必須在人性的範圍內

人類或社會的持續進步其實是一種妄念。道德與精神的能力，是落實於個人的，必須在每一個人那裡重新開始；從社會的角度衡量，則必須從每一代人那裡重新努力。

本書核心要探討的是文明的“前”、“後”兩端：前端是指人類將要進入文明和進入之後一直到物質基礎、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形態基本確立，即幾大文明的根本價值觀開始分流的一段時間；後端是指人類進入思想啟蒙和工業文明以來的時代，尤其是進入高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代。

在文明開始的一端，先是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著探討人類和它們的關繫，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因，從物質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過程，信仰和價值觀在和政治的互動中所起的作用，等等。

在現代的一端，則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成敗，認識現代文明的性質和特點，注意價值的轉換和趨同，觀察它的推進者和抵制者，思考它遇到的挑戰和危機，預測它可能的走向。

同時，本書也會注意兩端之間的聯繫和對照，尤其是物質層面對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礎性影響，以及不同價值觀對各種文明的引導及其在全球的彙合與撞擊。

揆諸西方學者的文明史著作，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文明史研究，雖然都是觀察與思考並重，但對中華文明卻不易有深刻的親身體驗；而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且反省和危機意識不足。

因此，本書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關注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和演變；在文明的近端，則更多地關注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命運。

引 言 文明誕生，文明萬歲

上編 文明的開端

章 宇宙、地球與人類

一 宇宙的開端

二 地球、人類與我們的祖先

三 對開端的再反省

第二章 物質文明的基礎

一 文明的演進、構成與因果

二 中華文明的發端

三 長期影響中國歷史的“物”的因素

第三章 聖賢政治與道德人文

一 五帝

二 夏商

三 周文的興起

四 戰國到秦漢

第四章 民主政治與卓越中道

一 在卓越中演進民主

二 在民主中保持卓越

下編 現代文明的反省

第五章 現代科技奇跡

一 古代的科技狀況

二 科技飛速發展的五百年

三 走向“機事”和“機心”

第六章 初的反省與解決方案

一 道德與文明

二 平等與文明

三 通過公意建立完全自由平等的共同體

第七章 價值的轉變

一 獨立之前：基本價值觀念的形成

二 《獨立宣言》：美國價值觀及其兩重性

三 獨立之後：平等自由的擴展與幸福的物化

四 美國當前的價值衝突與未來趨勢

五 大眾時代的來臨

第八章 價值的趨同

一 中國經濟崛起的文化價值動因

二 從“東西殊途”到“無問西東”

第九章 促進者

一 體欲的解放 

二 分配的正義

三 身份政治

第十章 抵制者

一 個人的疏離與反抗

二 保守主義的源流

三 常識、事實與願景

餘 論 文明，在人性的範圍內

後記

注釋

人類不等同於文明，文明隻是人類的很小的一段歷史，隻占人類歷史的數百分之一。然而， 這文明卻是人類無比璀璨的一小段歷史。人類文明在“地球時間” 中隻是一剎那，在“人類時間”中也是短暫的，在“宇宙時間”中則更是微乎其微。但這文明的“一剎那”對人類極其重要。人類的命運就決定於此。甚至，地球的命運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其影響。

我們是不是弄清了“文明”的全部含義？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文明？

難道隻是物質的文明？難道隻是技術和經濟的不斷正增長？人類脫離動物界難道隻是為了把對動物和外物的控制能力提高到極致？人類是不是想當然地認為，技術的發展一定會促進整個文明的繁榮？技術會不會給文明帶來危機，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危機？

如果是，我們是不是要優先考慮：人類的文明要怎樣纔能延續？處在文明歷史後端的人類的前景和出路何在？我們如何走出馬克思·韋伯所說的由物欲和控物能力共同打制的“鐵籠” ？

若干年前，我曾感嘆當代精神文化的衰落，後來則是擔心整個文明的衰落，現在，這兩個問題似乎還和人類本身是否也要衰落甚至被替代聯繫在一起了。有什麼解救的辦法？或許應該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尋找，包括在文明的發端中尋找?

人類文明的歷史和命運是我近十年來思考和寫作的一個主題，本書的核心是集中於文明兩端的探討，當然我以為也是有意義的兩端，即文明的開端和現代一端。

揆諸西方學者的文明史著作，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文明史研究，雖然都是觀察與思考並重，但對中華文明卻不易有深刻的親身體驗；而中國學者的中華文明史著作，則往往局限於自身，且反省和危機意識不足。因此，本書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關注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和演變，在文明的近端，則更多地關注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命運。

我曾嘗試用“三種傳統”來描述影響、塑造和制約當代中國的三種主要力量，其中，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的、變化迅速的“十年傳統”（Decades Tradition），主要是以全球化和市場化為標志的，關鍵詞是“全球市場”；從近代開始的“百年傳統”（Century Tradition），主要是以前期啟蒙和後期革命為標志的，關鍵詞是“啟蒙革命”；而對“千年傳統”（Millennium Tradition）, 即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的主要文化和制度特征，我認為可以用“周文漢制”這一對關鍵詞來概括。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治上要做到“好”或“成功”，往往要通過面向大眾、吸引大眾纔能做到。這樣，要突出於大眾恰恰要通過融合於大眾，服務於大眾，哪怕這對有的個人隻是一種表面的姿態。對真正的民主政治精英而言，他們不能夠脫離大眾，更不能敵對大眾。脫離和敵對大眾就是他們的失敗甚至死亡。這樣，民主制度下的卓越就必須是“在眾”，而卓越卻意味著“出眾”，這兩者之間肯定會有一種緊張，甚至很難兼容。但為什麼雅典人卻在民主政治和卓越個人兩方面都創造出了“奇跡”？

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卻能達成非常徹底的民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許要歸因於有可能反對民主的力量——貴族中的一些秀的人——站到了民主一邊，並且是由他們來領導和節制民眾。另外，這一比較和平的過程也和雅典民主進程的另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繫，即在這一民主進程中，對雅典人而言，無論上層還是下層，並沒有一個預先的民主理想藍圖，甚至沒有專門的民主理論，就像湯因比說的，重要的是解決和回應社會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和環境危機。在這裡，沒有高調理論的先行，有的隻是經驗的長期累積和謹慎的反省。

希臘一直重視口頭語言，甚至到 20 世紀還有不識文字者能口頭背誦荷馬史詩。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說很重要，戲劇也是要大量地借助口語，如果沒有近百年的對演說的重視，雅典的哲學大概不會從談話開始，並采取對話體的形式。它是奇跡，但又是自然的。蘇格拉底並不完全是“橫空出世”，他隻是將言說和推理從講壇和舞臺帶到了集市與街道，從公共場所帶到了私宅，並在談話中注入了繫統推理的哲學，即帶入了一種深的智慧。換句話說，蘇格拉底的出現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是他把口頭語言從政治帶向哲學，從體制轉向民間，從公共場所的演說轉為朋友之間的對話，從主要追求城邦的利益轉向追求哲學的真理。由此，真正的哲學的繫統推理出現了，真正的持久的沉思出現了，後來，具有一定體制性的哲學的學園也出現了。

人類也因此取得了前人難以想像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物質和科技方面。但也有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未來將給人類帶來巨大挑戰和危機的問題：物質文明本來隻是基礎，也的確是必須優先滿足、不可或缺的，但到了現代，這基礎卻還要變成上層建築，變成的價值目標，似乎所有的成就都需要通過物質的收益來衡量，所有的聰明纔智都需要投到促進物質成就的事業上去。如果不斷地提升人的控物能力和物質生活水平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乃至全部，那麼，人何以為人，何以區別於文明狀態之前的原始人，乃至區別於動物？亦即，文明何以為文明？

20世紀下半葉，高科技的發展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術競爭，而更像商業和產業的搏殺了。線的耀眼英雄和風流人物已不再是科技專家和發明家，而是懂一些技術，或者說是洞悉技術的發展趨勢及其與商機的關繫，能夠籌集大量資金，發現和雇用從技術到管理的各種人纔的人了。技術從機械時代發展到電氣時代，再到太空、核能、網絡和基因時代，連技術發明家的地位似乎也下降了：他們作為大眾英雄的地位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將市場與技術緊密結合的商業巨子和實業巨頭，諸如福特、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馬斯克等，他們是今天的“時代英雄”。他們懂技術，尤其懂技術的發展趨勢，但他們本人並不是好的技術專家。

隨著技術同商業和實業結合，不斷從滿足人們的自然需求走向創造人們的物質需求，越來越多的奢侈品變成了必需品。有些物品是對過去自然需求的提升，出於對溫暖、光明乃至美觀的欲望，比如，從火把、蠟燭、油燈到電燈，從獸皮、粗布到各種各樣的衣服和裝飾品。還有些物品，如電視、電腦和手機，則是此前的人們完全不知為何物的，幾乎是全新的需求。但隻要這些新物品用慣了，也就會變得離不開了。少數人即便想抵制，也抵制不了——不僅不可能動員社會抵制，自己也很難在抵制中過一種“正常”的生活。

20世紀是一個行動的世紀，尤其是一個大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雖然尊崇群眾和多數，希望從中獲得一種改造世界的實踐力量的思想理論在以前的兩個世紀就已經產生，但直到這個世紀，群眾纔真正在實踐中顯示自己的巨大力量。當然，我們也要關注諸如大眾與精英、多數與少數、首、階級與領袖之間的關繫。如果說過去在多數與少數之間保持著明確的界限和較大的距離，少數統治主要是一種“通過距離實行的統治”，那麼，多數和少數的某種結合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多數群眾是有力的，但它又是被少數精英喚起、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以致我們有理由將 20世紀稱為一個“動員的時代”。幾乎所有欲在政治上有為的思想和政黨，不管在目標上如何分歧和對立，在實踐和組織上都訴諸群眾。國家政治生活不再是少數人所為之事，而是與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原本沉默的多數不僅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伸出自己的拳頭或者拇指。政府或政黨則必須要從群眾、多數、人民那裡獲得一種物的力量和觀念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