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史學篇
談 20 世紀前半紀史學的幾個問題
20 世紀前期兩次關於“國學”與“國粹”“國故”的論辯
關於古史“層累說”的幾點認識
學術史視野下的社會史論戰
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民國年間的幾種“歷史哲學”與歷史觀

第二編 史家篇
梁啟超的學術史與歷史研究法
王國維的傑出貢獻與學術影響
援庵先生學術三題
陳垣、陳寅恪學術比較
從“神交”到“握手言歡”：郭沫若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年
附：署名“鼎堂”的遺聞趣事
郭沫若與胡適：由認識東西文化的差異，到走那條道路的敵對

郭沫若與陳寅恪：“龍虎鬥”與“馬牛風”
郭沫若與容庚：從“未知友”到“文字交”
郭沫若與田中慶太郎：“親若一家人”
尹達學術評傳
附：從尹達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說起

第三編 論辯篇
“李杜並稱”與“揚杜抑李”——兼論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苦心孤詣”
《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文中的資料並非從馮家昇那裡得來
對“蘭亭論辯”的認識與思考

附錄 另一個版本的郭沫若（饒淑榮）
後記

20世紀前半紀史學發展線索

20 世紀前半紀的史學發展，基本走勢是由古及近、由內向外，以如何認識歷代史學為發端，逐漸邁向如何認識中國歷史。先是如何認識中國傳統史學與古代社會，進而為如何認識新史學與近代社會，再進一步則開始認識中國與世界。
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呼喚“史界革命”，主要圍繞如何認識中國史學提出，一面揭露傳統史學的“弊”“病”，一面對史學重新定義，包括史學對像與任務、自身特質、價值與功用、與相關學科的關繫等基本內容，初步確立起新史學體繫，涉及歷史進化、地理環境、英雄與時勢、英雄與群眾、歷史研究法以及編寫民史、編寫新史等諸多方面。
與此同步，一股強勁的新潮湧入中華大地，對認識中國歷史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就是近代考古學的傳入與本土文化遺存的被發見。

英、法、德、日、俄等在中國新疆、甘肅的挖寶式“考古”，使得古“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文化遺存，特別是敦煌文化藝術品遭到多次劫掠，迫使中國學者開始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學思想，把考古學作為“新史學”必不可少的內容。梁啟超《中國史敘論》“有史以前之時代”一節，介紹歐洲考古學，以“石刀期”“銅刀期”“鐵刀期”為“史前三期”，來對照中國的史前社會。1907 年《國粹學報》第 2 號刊出劉師培《中國古用石器考》，從歷史進化角度介紹歐洲考古學成就，引證《尚書》《禮記》《越絕書》《述異記》《說文解字》等，論說中國古代曾經經歷過石器時代、銅器時代。

至 20 年代末，史前遺址的主要發見有直立人化石、舊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舊石器時代文化為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無定河與水洞溝河套文化、海拉爾達賴文化，新石器時代文化為昂昂溪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30 年代，舊石器時代文化又發見周口店山頂洞人文化。裴文中以仰韶彩陶文化、河套舊石器文化、中國猿人以及山頂洞人的發見為“四個大發見”：

有了以上四個發見，中國史前人類之歷史，已大體可以完成 —即由舊石器時代初期起，至新石器時代末期止，我們可以劃分為四個大時期，每時期皆有代表者；中間雖有一部分尚未能聯結，但中國史前學的基礎算是已經奠定了。

同時指明，“研究中國上古史者，亦可追溯上古文化之來源” 。

史前遺址之外的新發見，則如王國維所說：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明以來書籍檔冊。……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甲骨卜辭、漢晉簡牘、敦煌文物、明清檔案，再加“中國境內外之古外族遺文”（突厥、回鶻、梵文、西夏文等），此五項發見成為推動 20 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史研究的路向。
    王國維“不以學術為手段，而視學術為目的”，所作甲骨文字、殷周金文、漢晉簡牘研究的“劃時代的工作”，關於西北地理、蒙古史研究的“驚人的成績”，深受信仰完全不同的學界代表人物的極高推崇。陳寅恪謂之“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以《王國維遺書》“為吾國近代學術界重要之產物”，“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郭沫若將王國維與魯迅相提並論，王國維為“新史學的開山”、魯迅為“新文藝的開山”，以《王國維遺書全集》和《魯迅全集》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一對現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
    與此同時，孔德、李凱爾特、柏格森、杜裡舒、杜威、朗普勒西特、魯濱遜等的思想觀點被引進，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思想學說開始傳播。這些引進和傳入的思想觀念，對於國人學術思想都程度不同地起到過一定的影響。整個 20 年代，差不多年年都有這方面的譯著和論著推出。對此，何炳松有過一段形像的概括：

對於西洋史學原理的接受，正與一般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新文學家同，一時頓呈饑不擇食、活剝生吞之現像。

這種取其皮毛的生搬硬套，由於缺乏融會貫通，使人頗有“學說紛纭，莫衷一是”之感。在“生吞活剝”的盲目過後，留下了作為時代標志的論著 — 李守常《史學要論》、何炳松《通史新義》《歷史研究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
    新思想、新史料的大量湧現，引起舊思想、舊史學的激烈反對，出 現“國 學” 與“國 粹”“國 故” 之 爭。 辛 亥 革 命 前，“國 粹” 和“國學”兩個從日本舶來的詞彙並行，反映社會變革當中學術與政治的某種復雜關繫：“用國粹激動種性”，稱“國學”進行學術研究。民國年間，“國故”與“國學”兩種說法並行，出現“賽先生之‘國學’”“鼕烘先生之‘國學’”和“神怪先生之‘國學’”，造成“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 的“致命傷”。
    然而，不論章太炎提倡的“國粹”，還是胡適主張的“整理國故”，也不論是“愛惜漢種的歷史”，抑或“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所謂“國粹”“國故”都與歷史、歷史學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新觀念與新材料一經結合，便遇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源頭的問題。先是對已有歷史文獻表現為“疑古”態度，出現“古史辨”，胡適、顧頡剛、錢玄同、丁文江、柳詒徵、魏建功、容庚、王國維、傅斯年、張蔭麟、馬衡、繆鳳林、姚名達、周予同、梅思平、馮友蘭、郭紹虞、王伯祥、陸懋德、曹養吾、錢穆、李鏡池、容肇祖、鄭振鐸、俞平伯、周作人、劉大白、董作賓、鐘敬文、朱自清、羅根澤、梁啟超、劉盼遂、遊國恩、餘嘉錫、張西堂、張爾田、朱希祖、唐蘭、高亨、馬敘培、劉汝霖、呂思勉、劉節、範文瀾、童書業、譚戒甫、金德建、方國瑜、郭沫若、楊寬、楊向奎、翁獨健、蒙文通、齊思和、陳夢家、吳其昌等一大批名家參與討論，成為 20世紀影響廣泛、久遠的一場學術論辯。繼而以新發見的地下遺存考證中國古史，使古史得以新證。王國華總結王國維的“治學之方”，謂“其疑古也，不僅抉其理之所難符，而必尋其偽之所自出。其創新也，不僅羅其證之所應有，而必通其類例之所在” 。胡適以“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顧頡剛“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 陳寅恪發現《蒙古源流》是在《蒙古秘史》“所追加之史層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築”，是“糅合數民族之神話，以為一民族之歷史”，強調“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職責，在逐層剝除此種後加之虛偽材料”。歷史考據從理論到方法得到一次提升，成為辨識後人“層累”古史或“逐層向上增建”古史的一種觀念和方法。

新舊體史書編著並駕齊驅，反映直至 20 年代末史學依然新舊雜陳的實際。舊體史書編纂，主要是延續紀傳繫列、典志繫列，有列入“正史”史》、接續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以及史《蒙兀兒史記》和列入“十通”的《清朝續文獻通考》，這都是迄今史、清史的基本史籍。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王桐齡《中國史》、蕭一山《清代通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分別為新體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的代表，預示著史書編著的某種新趨勢。

1927 年、1929 年，王國維、梁啟超先後謝世，標志著 20 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告一段落。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學”兩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長足發展，深深地影響著其後的史學。

王國維側重史學與史料的關繫，以史料新發見帶動史學發展。梁啟超側重史學與社會的關繫，以社會新需求推動史學發展。史料新發見與社會新需求，都是史學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由於每位學人有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歷、學術淵源、思維方式，因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向和研究特點，不應厚此非彼或厚彼非此，而應當“見其異同”，既要指出其觀念、方法、取材等的差異，更應見其相互吸收、彼此趨同。任何學術研究，都是在彼此吸收、取長補短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發展的。因種種原因隻見其“異”而忽視其“同”及相互間的交流與吸
收，必然造成偏頗，不利於學術發展，甚或造成對於學術發展的危害。
    王國維去世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梁啟超去世一年，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闢草徑”之作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非常巧合地成為中國史學出現重大轉折的標志。自此而後，形成民國年間史學的兩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為宗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團隊，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群體。
    王國維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新史料相結合，從世紀初的盜掘和零星研究發展為 30 年代的科學發掘、整理與繫統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中體現了這一路向的實際，推動著中國史的基礎研究向縱深發展。面對西洋史學原理“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幾無一足當義例”以及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毀壞亡失”的實際，為避免“烏煙瘴氣”充斥而遭“妄自生事之譏誚”，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的總原則之下，利用自然科學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把“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作為“此雖舊域，其命維新”的旨趣。在“歧路彷徨，莫知所止”的情況下，“不以空論為學問，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保存下一塊避免“烏煙瘴氣”的學術“淨土”，經過 20 年的努力，使得有關新石器時代、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西夏學、清史的眾多史料不再“坐失毀亡”，取得諸多重大學術成果，證明“科學的東方學”之仰韶文化、甲骨學之“正統”已在中國，敦煌學之“正統”正在回歸中國。“以甲骨文金文為研究上古史的對像；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亞細亞近年出現之材料，為研究中古史的對像；以明清檔案為研究近代史的對像” ，這一以材料定研究的原則，迄今仍然為研究中國史的學人們遵循著。
    梁啟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現實緊密結合，從世紀初的史界革命進而為 30 年代的社會革命，社會史論戰體現著這一路向的實際，推動著中國史學觀念的轉變、部分分支學科的形成。社會史論戰對史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大基本方面：一是唯物史觀被廣泛接受，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形成兩支骨干力量：以陶希聖和圍繞《食貨》的學人為“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成果有多種經濟通史和近代經濟史，斷代經濟史有西漢、三國、南北朝、唐等，專題經濟史包括土地制度、田賦、農業經濟、民食、糧政、救荒、蠶業、漁業、水利、新工業、礦業、商業、交通、財政、貨幣、鹽政、鹽業等；另一支力量以湯像龍、梁方仲、谷霽光等為代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骨干。二是經過社會史論戰，在“草徑”已經開闢後的 10 年間，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範文瀾等，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思想，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建築”通往未來的“鐵路”鋪下堅實的路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骨干隊伍形成。
    由於論戰者黨派不同、意識形態不同、認識不同，引用理論依據、引用國外論著不同，必然造成國外有什麼時髦的“名詞，中國便就有”的盲目性，這幾乎成為 20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帶“普遍性”的一種弊病，值得跟風者和談思潮者深思。同時，暴露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骨干隊伍的重大缺失：一是對社會經濟的關注基本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研究上，而對現代經濟、古代經濟則很少問津，社會史論戰在他們的研究成果裡差不多成了社會發展史或社會發展形態的論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骨干隊伍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出現空
缺；二是以摩爾根、恩格斯為“向導”的關於文明起源的研究，繼郭沫若之後，僅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從理論與史實結合上探討過“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方式”，隨後這一問題即被長期擱置。僅此兩大缺失，就直接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科學體繫的建立，嚴重影響 20 世紀後半紀中國主流史學的深入發展。
    與兩大史學主干同時並存，偏重史學與史料關繫者，陳寅恪之外，顧頡剛、陳垣為代表人物。他們在古史、古代文獻、歷史地理、民俗學、宗教史、校勘學、年歷學、避諱學、史源學、目錄學、多種語言文字翻譯與研究、唐史、敦煌學、西夏研史、佛教史，以詩證史和以治史方法研治詩詞等諸多方面，限度地“擴張研究材料”、“擴張研究範圍”，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學學科的領域，而且成就卓著，影響久遠，在海內外享有極高的聲譽，被視為“現在中國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偏重歷史哲學者，以“文化”或“生命”觀念發揮其主體意識，“創造過去”、服務現實，朱謙之、常乃惪、林同濟與雷海宗是其代表，基本特點是既反對歷史語言研究所旨趣，又反對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試圖“另謀開闢一條新途徑”。
    1930—1949 年的 20 年間，史書撰著層出，既有作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不屬於某“潮”某“派”的眾多撰著。通史撰述，以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錢穆《國史大綱》為兩大代表。斷代史研究，形成各具影響的代表人物。先秦史，有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童書業《春秋史》等。秦漢史，勞榦、楊樹達、孫毓棠等為代表。魏晉南北朝史，陳寅恪、周一良影響著。隋唐五代史，陳寅恪、岑仲勉成就與貢獻尤為突出。宋史，鄧廣銘有“篳路藍縷之功”，張孟倫、張家駒、陳樂素各展所長。陳述的遼金史，馮家昇、陳漢章的遼史、王靜如的西夏研究，王國維、陳垣、陳寅史，均有重要影響。吳璋研究奠定在明史領域的學術地位，王崇武、李晉華關於《明史》的研究，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均為無可企及的成果。清史研究，繼蕭一山之後，孟森貢獻，為民國年間清史學的“裡程碑”式人物。近代史研究，出現兩家代表作，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以“近代化”觀念貫穿全書，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分冊）以唯物史觀貫穿全書。近百年政治史研究、太平天國研究均已形成名家，尤以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受中外學界推崇。專門史著述門類繁多，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社會、民族、中外關繫等方方面面，被納入廣義的“文化史”，如商務印書館自 1936 年開始印行《中國文化史叢書》，其中多屬拓荒之作，在開拓視野、擴展研究方法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
    在中外不斷踫撞下，國人視野逐漸從周邊拓展到中亞、東南亞、西亞、東非乃至整個世界。中外關繫史、世界史研究的興起，從一個側面反映國人認識世界所邁出的步履。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是中外關繫史領域無可替代的撰著。國人編寫世界史，以 1908 年晏彪、廖宇春《世界歷史》為早，但以西洋史數量為多。國人所寫世界斷代史、近代史、各洲史、各國史以及專門史、國際關繫史，數量不等，以東洋史、東亞史數量為多。國際關繫方面，以近代歐洲外交關繫史數量為多。周谷城三卷本《世界通史》，為 20 世紀前半紀世界通史的一項帶總結性的成果。
    史學史學科，古代史學以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為代表，近百年史學以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為代表。歷史文獻整理，三大叢書繫列——《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提供了諸多足以補《四庫全書》之闕、糾《四庫全書》之謬的更好版本。歷史文獻工具書編纂，以洪煨蓮和哈佛燕京學社所編引得成績為卓著。
    20 世紀前半紀的史學是在新史料、新方法、新觀念、新理論以及國外某些導向等諸多因素綜合推動下全面發展起來並取得巨大成就的，絕非某單一因素或某幾種因素所能促成。

後 記

這本論集收錄的 20 個篇章和 2 個附篇，大都是在撰寫《民國史學述論稿》過程中繫統讀書的一些心得之作，有充足的理由將這些個篇章獨立為一書。一是這些篇章較為集中地反映 20 世紀前半紀史學的一大走勢，二是不少篇章都提供有一些不為人知，或未注意，甚至回避的材料，足以澄清某些人雲亦雲的不確說法，三則可以反映個人承學的足跡和治學的特點。
王國維、梁啟超先後去世，標志著 20 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謝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學”兩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長足發展。王國維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新史料相結合，在其去世一年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集中體現了這一路向的實際，推動著中國史的基礎研究向縱深發展。梁啟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學與現實相結合，在其去世一年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闢草徑”之作——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一路向的實際，推動著中國史學觀念的轉變、部分分支學科的形成。自此而後，形成 20 世紀前半紀史學的兩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為宗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團隊，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群體。

新石器時代、甲骨學、敦煌學，作為 20 世紀的“顯學”，與歷史語言研究所“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旨趣緊緊相連，而且證明了王國維的預見：“此等發見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闡發尚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考古組，發掘河南、山東、甘肅等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殷墟遺址，證明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甲骨學之“正統在中國”。“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亞細亞近年出現之材料為研究中古史的對像，以明清檔案為研究近代史的對像”的歷史組，整理敦煌文物、整理明清檔案，使敦煌學之“正統”逐漸回歸中國。語言組也有開“風氣之先”的西夏研究。
    20 個篇章分作三編，編 6 篇，以“史學”為主，屬綜合性論述。《談 20 世紀前半紀史學的幾個問題》一篇，是《民國史學述論稿》一書的敘論，略述 20 世紀前半紀史學基本線索、“糾紛”的古史問題、“歷史哲學”問題以及應注意的問題。《20 世紀前期兩次關於“國學”與“國粹”“國故”的論辯》一篇，針對談“國學”者有“三不知”的盲目，將清末、民國年間的兩次論辯作一清理，間接反映我本人對這一流風的認識。《學術史視野下的社會史論戰》《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兩篇，分別考述兩大史學主干，前者著重弄清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闢草徑”時的實際情況，後者著重述說歷史語言研究所“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具體成就，都是此前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說歷史語言研究所旨趣，未曾深涉或規避的內容。新增《關於古史“層累說”的幾點認識》《民國年間的幾種“歷史哲學”與歷史觀》二篇，前者提出個人獨特見解，後者幾乎是在填補研究空白。
   第二編 10 篇 2 附篇，以“史家”為主，關注史家交往，而且與我的承學經歷有太多的“淵緣”。這裡用“淵緣”不是用錯字，而是想強調這個“緣”字，並稍作贅述。
引我入史學之門的兩位先師 — 汪篯、尹達，不僅與陳寅恪、郭沫若有著不解之緣，而且尹達、陳寅恪、郭沫若都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關繫密切，恰恰是他們在新石器時代、甲骨學、敦煌學三大“顯學”領域證明了“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我 1961 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繫，分專業時自報現代史卻被分在古代史，分專門化被分在汪篯先生名下學隋唐史，並在海澱書店買了陳寅恪的兩本書，一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白詩箋證稿》（目錄後一頁“附記”開頭一句是“此稿得以寫成實賴汪篯王永興程曦三君之助”）。其間，聽到流傳的一則陳寅恪與郭沫若的對聯——“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1978 年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初，隻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招收歷史學研究生，我報考的是隋唐史專業，尹達先生從初試合格者中挑選我學史學史專業。就這樣，我便因“緣”承學於隋唐史、史學史兩個專業。

汪篯先生領我到隋唐史大門前便離去了，使我在隋唐史“門檻邊緣”，一腳檻裡一腳檻外。但自大學確定這一專業方向以來，隋唐史始終是我從事史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攻讀史學史學位期間，購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一、二、三冊，即《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與先前購買的陳寅恪的兩本書作為案頭書。1982—1983 年尹達先生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我執筆的章節主要在唐代。1995 年我的本代表作《隋唐五代史學》出版，成為我研治隋唐史、史學史“兩結合”的一項成果。
    讀陳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七德舞”關於《貞觀政要》版本的論述，尤其“縱得日本傳寫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復吳氏原書之舊觀”，使我對日本所謂的《貞觀政要定本》產生了興趣，經 20 年搜求海內外鈔本、刊本進行集校，證明日本現存各本均不可能是“定本”，《貞觀政要集校》（2003 年初版、2021 年修訂）成為我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代表作。
    讀陳寅恪為陳垣所寫三篇序而讀陳垣《敦煌劫餘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三部著述，逐漸認識敦煌寫本的重要價值以及“二陳”成為“敦煌學之預流”的成就。“二陳”的佛教史研究使我對佛教史籍產生了興趣，又知《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書名是陳垣登門請郭沫若題寫，便作為讀佛教史籍的入門書。由此，我在 1998 年提出“佛教史學”的概念，並在《隋唐五代史學》《中國史學史》中寫有佛教史籍或佛教史學的章節。《援庵先生學術三題》《陳垣、陳寅恪學術比較》即是在這一承學、讀書過程中產生出來的。

尹達先生自謂郭沫若的“私淑弟子”，1982 年 11 月郭沫若 90 周年誕辰之際代尹達先生起草兩篇關於郭沫若的文稿，使我對郭沫若其人、郭沫若著述漸生興趣。1999 年出版的《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和即將出版的《郭沫若學術述論》，既是我研究郭沫若的代表作，也算是繼承尹達先生的一項未竟之業。
    郭沫若視王國維為“新史學的開山”，視 1940 年版《王靜安先生遺書》為現代文化史上“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金字塔”，1983年上海古籍書店據 1940 年版影印的《王國維遺書》16 冊也成為我案頭書。《王國維的傑出貢獻與學術影響》一篇，即是讀《王國維遺書》（主要是《觀堂集林》）的心得，在認識其卓著成就、傑出貢獻的同時，指出其學術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精髓以及對歷史語言研究所、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骨干成員的重要影響。
   兩大史學主干形成之初，郭沫若構築的唯物史觀歷史學體繫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社會史論戰中他遭攻擊，中央研究院評選屆院士他名列其中。郭沫若在社會史論戰中是什麼角色，他的甲骨文、金文成就如何取得，評選院士怎樣被認可？《從“神交”到“握手言歡”：郭沫若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年》《郭沫若與容庚：從“未知友”到“文字交”》《郭沫若與田中慶太郎：“親若一家人”》，從不同側面追尋出這一蹤跡：郭沫若基本無心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在與容庚從“未知友”發展為“文字交”當中，同董作賓有了“十載神交，握手言歡”的交往，並與傅斯年、李濟有過“好像遇見了親人的一樣”的面晤，隨後傅斯年以其甲骨、金文研究的三部成果力推其為中央研究院屆院士。
    作為兩大史學代表人物的再傳弟子，自然會關注兩位師祖的學術異同、人事糾葛。《郭沫若與陳寅恪：“龍虎鬥”與“馬牛風”》一篇寫成於 1997 年 10 月，對兩位師祖的交往進行了繫統考察，弄清“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那副對聯的原委，澄清某些人雲亦雲的說法，被多家刊物全文轉載或部分轉載。
    尹達先生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成員，時名劉燿，在梁思永“找到了小屯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體的層位關繫”的基礎上，經與夏鼐等共同努力，使安特生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體繫的錯誤得以糾正，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話語權奪回到國人手中。以《尹達學術評傳》替換《尹達先生的治學道路 ——“從考古到史學研究”》，完整反映對尹達先生兼具兩大史學主干特點，走“從考古到史學研究”之路的總體認識。
    新增《梁啟超的學術史與歷史研究法》《郭沫若與胡適：由認識東西文化的差異，到走那條道路的敵對》，是談 20 世紀史學和史家交往不可缺少的內容。這一編，既反映我的承學“淵緣”，又展示我以郭沫若為“聯絡站”考察 20 世紀學術文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特點。
    第三編 4 篇，是對爭議論著的考辨。《李白與杜甫》議論頗多，收文 3 篇，《“李杜並稱”與“揚杜抑李”》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審視自中唐以來形成的兩種文化思潮考論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苦心孤詣”》以陳寅恪“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的方法分析郭沫若的寫作心理，《〈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文中的資料並非從馮家昇那裡得來》是一篇辨誣文字。增《對“蘭亭論辯”的認識與思考》1 篇，為寫定的文章。撤去2011 年初版中關於郭沫若歷史劇和美學的 2 篇。

三編之外，附入本書初版責任編輯饒淑榮所寫書評。饒是初版稿本的位讀者，見面三四次、往返郵件 10 餘通，不僅議定書名、調整篇目、訂正文字，而且寫了書評《另一個版本的郭沫若》，2012年 10 月 31 日《中華讀書報》以頭版通欄推介。值此改版之際，收入這篇書評，以表真誠的致意和恆久的紀念。

此次增訂，訂正初版錯字、更換少數引書版本的同時，少數篇章新加［補注］［追記］說明某些新的情況。

2011年8月12日初版

2021年10月21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