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自序

初版弁言

第一章湘陰郭家的麟兒

第二章親身體驗鴉片戰爭

第三章與太平軍作戰

第四章咸豐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巡訪津沽魯東

第七章黯然南歸驚聞國變

第八章應李鴻章之請赴滬任職

第九章到廣東去當巡撫

第十章粵東攻防與左郭交惡

第十一章荔灣話別前後

第十二章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傷逝

第十四章城南書院

第十五章海疆多事奉詔入京

第十六章重遊京師與新任命

第十七章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首任駐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置身西歐文明

第二十一章激賞嚴又陵

第二十二章堅決請辭的底蘊

第二十三章辭行觀光歸程

第二十四章初返春申追訴《申報》

第二十五章自滬返湘不願北上

第二十六章定居省城長沙

第二十七章不忍不談洋務

第二十八章晚年心境

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參考書目

遙念湘陰介士魂，深尋舊夢素心存。

驚濤岸拍千堆雪，定海謀開百道門。

欲挽狂瀾徒有志，洗磨折戟已無痕。

當年遠見人間變，隔世方知郭叟尊。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 新版自序

二十世紀我久居北美，學界同仁常言：一本學術著作能有五年的生命力，已經可稱幸運。這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於1993年在臺北初版，三十年後，享有盛名的湖南嶽麓書社，認為拙著所述湘賢郭嵩燾，仍有可取之處，購得東大版權，在大陸再版，使更多的讀者能夠看到此書。作為作者，自然十分高興，欣然應嶽麓鄭龍先生之囑，撰一新序，略作回顧與再思。

此書緣起，始自1981年，那年我於流寓海外三十五年後，初訪祖國大陸，該年秋天到訪武漢大學，得以拜識久仰的唐長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長者，和藹可親，我與其相談甚歡。他言及正在研究吐魯番文書，忽然提起近年發現大量的郭嵩燾日記，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難得的上好史料。我聽後印像深刻，很快購得四大厚冊的《郭嵩燾日記》。披覽之下，內容之豐富，令我大感興奮。記得曾在清華大學教外交史的蔣廷黻，後來參與外交事務，對其鄉賢郭嵩燾的外交長纔，敬佩有加，特於1950年代，希望臺灣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寫郭氏傳記。多年後由尹仲容創稿，由郭廷以編定，再由陸寶千補輯，於1971年完成《郭嵩燾先生年譜》。因當時不知有郭日記，年譜缺漏甚多。後來寶千兄利用日記再補輯年譜，出版續編一厚冊，足見這部日記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重要。

名人日記多矣，但價值參差不齊，罕見如郭日記之翔實完備，他一直記到生命的最後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記未於生前或身後披露，百餘年後無意中被發現，可見他原無意公諸於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間，實話實說，真情流露，少見隱晦，自是可貴而難得的史料。所以我擱下其他工作，於課餘之暇，全力撰寫此書。郭嵩燾留下的文獻不少，詩作也多，但豐富的日記提供了難得的生活面向與感情世界。我不是偶爾引用日記，而是做地毯式的掃描，以鋪陳郭氏生平的脈絡，其中有不少驚喜的發現，例如從日記得知，他是如何從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顧，有書可讀，猶如“水上旅館”（boatel），與現代的“汽車旅館”（motel）,相映成趣。我也從日記驚喜地看到郭與陳寶箴、三立父子的真摯友誼，以及賞識留英的後輩學子嚴復，正如嚴復後來悼郭挽聯所說：“平生蒙國士之知。”可見他知人之明。我在書中有專章論述郭大人如何“激賞嚴又陵”。亡友李國祁教授曾說，拙著頗能“深入郭嵩燾的內心世界”，這多半要歸功於精彩的郭嵩燾日記。郭海行四萬八千裡，深入西歐，提到許多人名、地名、府名、學名，無不用他的湘音來拼，難以辨認，如將理雅各（James Legge）譯作裡格；將牛津魯道夫旅館（Randolph）譯作蘭多甫；將牛津大學的萬靈書院（All Souls College)譯作阿勒蘇爾士；將懷特島（the Island of Wight）譯作歪得島，諸如此類。我追尋郭氏行蹤，參照地圖，將郭譯一一復原，以便讀者。最近嶽麓書社出版卷帙龐大的《郭嵩燾全集》，日記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冊。

日記之外，詩作也是絕佳的史料。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幾無不能詩，故而留下的作品難以數計。郭嵩燾的詩作也極為豐富，且是高手。詩言志言情，從詩中也能深入作者的內心世界。鴉片戰爭那年，郭正在浙海，森嚴門戶已被摧壞的感受，見諸於詩。郭於咸豐年的魯東之行，在詩中透露“浩劫干戈滿，馳驅益自傷”的心情。同治收復天京，太平天國覆滅，郭以“撐起東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開日月新”的功勛，且在含蓄的詩意中，表達功高不賞的弓藏之懼：“誰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夢醒時。”郭不諱言，曾國藩一生謹慎，對至親好友如劉蓉與郭自己，從不薦引。他也於詩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復進取。詩也最能觸及靈魂的深處，長子郭剛基，也是曾國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燾在詩中透露了哀傷的真情：“晨昏已斷門閭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毀謗中辭去駐英法公使，即將回國，道出“去住兩隨松竹健”的孤懷。他回到湖南老家，鄉友朱克敬字香蓀，勸郭“肯容疑謗道纔尊”；不過，郭仍難以釋懷，還是要“提防醉語更傳訛”，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間憂患長”！

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19世紀西力東侵，歐美人挾其堅船利炮以及商業資本，打開亞洲的門戶，其勢如驚濤駭浪，莫之能御。亞洲國家倉猝應變，無論在武備與心理上均不足以應對此一史無前例的巨變。今日回顧歷史，東亞二國——中國與日本——雖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應變，日本的應變能力顯然大大超過中國。咸同中興尚在明治維新之前，然而明治維新三四十年後日本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而同光自強運動三四十年後卻是甲午慘敗以及庚子國變。中、日同被西方勢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強，日本的成功，更襯現中國挫敗之甚。

無論成敗，各有原因可說。德川日本雖然鎖國二百餘年，但蘭學一線從未中斷，故明治之前西學已有基礎。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於應變，如德川幕府應變不利，而長州、薩摩諸藩應變較順，卒於美國兵艦示威江戶灣，受辱之餘，發動尊皇攘夷的倒幕運動，明治天皇收還版籍，中央一統，開創了明治維新，走向世界的新局。中國情況則正好相反，西洋教士雖早於明末來華，然自雍正禁教之後，中西文化實已隔絕，至鴉片戰爭，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甚浮淺，而滿清中央集權顢頇無能，既難應變，又無可資應變的地方勢力。太平天國之起，固無助於應變，內亂更助長外患。所謂中興，實在有名無實，無論宗旨與規模，全不能與明治維新相提並論。中、日之間一敗一成，誠非無故。

郭嵩燾一再感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不明洋情，不知如何應付洋人，以致屢次延誤，使洋務愈來愈難辦，國家也愈來愈艱危。這也就是說，中國應變愈早，自強的勝算愈大：不僅僅是因中國的國勢日絀，而且是因列強的侵略性日增。這個“時機”問題，頗值得一究。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鴉片戰後五六年），歐洲革命導致三十三年西方舊秩序的解體；革命雖不成功，但列強必須重組均勢。洪秀全金田起義時，英國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業國，法國的工業力限於歐陸，俄國尚落後，美國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閉關，而中國正遭遇到空前的內亂，坐失應變自強的良機。同治中興尚未為晚，但已力不從心，見識亦不夠。及光緒初年以後，德國崛起，危及均勢，引發列強爭霸，英、法、德、俄諸國分向海外擴張，爭奪殖民地，以充實一己的資源與聲威。日本約同此時維新，效法列強，不僅免於受害，反而有餘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國正首當其衝。

郭嵩燾出使英、法時，頗注意俄、土戰爭，知道西方列強中，英、法為友邦，德、俄為友邦；回國途中更憂慮日本之起，類此都可見他對世界形勢有基本的認識。他還注意到柏林會議，此一會議的結果又暫時恢復了列強的均勢與國際和平。但郭氏回國後竟投閑置散，對世界的看法亦不被決策者重視，清廷的應變仍然無方，妄想與霸權力拼，以致藩邦與利權大量喪失，而又無可奈何。於郭嵩燾逝世前後，中國即將面臨列強瓜分的危機，康有為正極力奔走呼號變法。變法之緊急，正可見國家之危急，已到崩潰的邊緣。

然中國之所以如此，論者每歸咎於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場，以及文化大一統概念下的拒外觀點，而又以此政治與文化觀點，來自兩千餘年的儒家傳統。傳統阻礙現代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不能並存之說，遂甚囂塵上，認為非徹底打倒傳統，全盤西化，中國不足以言現代化。此種議論自“五四”以來，餘波蕩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餘年來，世界各地學者研究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發現傳統與現代化並不一定是對立的，有時傳統因素頗有助於現代化的發展。就以日本而論，如德川時代儒學中的倫理價值，對於日本近現代的經濟發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傳統何以有助於日本，而有礙於中國？兩國政治社會環境不同，自有錯綜復雜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國走向世界的挫折僅以傳統與文化為說，已顯得空泛不實。

郭嵩燾生長於此一挫折時代，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對國家與人民的遭遇特為敏感，而且慧眼獨具。我們不妨從他的眼光來探看此一問題。無論他的出身與教育，都屬當時的主流。他亦以儒學自任，並對禮學有深入的研究。盡管許多保守派將他視為離經叛道之人，但他從未自認為儒家叛徒，事實上亦從未向儒學挑戰。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並未阻礙他認識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來，向西方學習的主要障礙是南宋以來虛驕的士風。南宋以來的士大夫階層，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虛驕之氣顯然是一種社會風氣，未必扎根於儒家經典。風氣之形成，有其時代背景。自兩宋以後，中原與草原之間的關繫日益、清兩朝，即由邊疆民族入主中原而興建。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發情緒性的反應，一反漢唐時講究理（接之以禮）、勢（備而守之）的政策，而“務為誇誕”，竟侈言用兵於靖康、紹興積弱之後。

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說，文人多主和親，武人則多主征伐；但宋、明以來，言戰者卻大都出於文人，議論繁多而不切實際，甚至輕易開啟釁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寫《綏邊征實》一書，以檢討從秦漢到明代的“邊防戰守之宜”，突現其得失成敗，以明“興衰治亂之大原”，“砭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

郭寫此書，顯然有借古諷今的意思。楊聯陞指出，郭嵩燾從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將夷狄視若牲畜，因夷狄野蠻而無文明，而郭氏認為洋人的文明實已出中國之上。楊氏又說郭氏主張傳統的羈縻政策，其實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絕非傳統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國之主要目的在於通商，不似舊時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之說。情勢既然大異，古代的政策無論攻伐與羈縻，都不足有為。他之所以要征實過去的綏邊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來的虛驕士風。那種虛驕在宋、明時代，已足招禍，何況與堅船利炮的洋人對抗？勢必每況愈下。